美国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在他那本写于一九七六年的《俄国人》一书中，向读者讲述了在勃烈日涅夫时代弥漫于苏联社会的犬儒[屏蔽]。我们知道，自苏共[屏蔽]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后，苏联社会出现了所谓“解冻”即有限的自由化时期。随着自由化运动的深入推进，苏共[屏蔽]重新加强控制。其后，赫鲁晓夫被黜，勃烈日涅夫上台，进一步压制自由化运动，致使该运动渐趋沉寂。正是在这种情势下，犬儒[屏蔽]蔓延，构成当时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
　　许多俄国人既然抱着看破红尘的态度，因此，当他们发现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人真的坚持某种理念，某种理想[屏蔽]，简直觉得惊奇。在一次国际和平大会上，一位苏联代表团的成员就对美国代表的较真深感意外。他私下问史密斯：难道这些美国人真的认为他们能够发挥作用，能够影响现实[屏蔽]吗？
　　史密斯认识一个苏共少壮派官员。看上去此人是充满矛盾的复合体。他一方面在和朋友谈话中批评时政，攻击[屏蔽]，俨然是个[屏蔽]家；另一方面，他又对本国的[屏蔽]感到自豪，为自己能身处权势集团而踌躇满志。他清楚地知道斯大林时代的恐怖，也不愿意再回到那个时代，但与此同时，他又对斯大林靠强权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红色帝国而十分骄傲。一方面，他很乐意向别人显示他的思想解放，根本不相信官方的教条。另一方面，他又对自己善于掩盖个人观点，对自己在档内会议上以善于发言著称而得意。其实，这正是苏共新一代官员的一种典型——无信仰的、犬儒式的机会[屏蔽]者。 “可见，”史密斯总结道，“个人只要服从听话，不公开向意识形态挑战，不管信也好不信也好，都不是关键问题。”
　　伴随着看穿一切的[屏蔽]的流行，物质[屏蔽]也开始泛滥。这后一点倒也情有可原。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折腾，俄国人已经付出了太大的代价，**档许下的诺言又在哪里？无怪乎人们会这样想：“人只活一世，而这一世是短促的。所以，请给我一点东西吧。别老是许给未来呀！”物质[屏蔽]的泛滥进一步冲掉了残存的理想[屏蔽]。许多人为了一点点物质利益——为了一次出国机会，为了分得一套房子或搞到一部新汽车——甘愿放弃自己的[屏蔽]政见。这样，[屏蔽]无须乎再采取大规模的恐怖措施，就足以控制住它治下的广土众民。
　　少数勇敢的[屏蔽]者依然在发出他们的声音。在起初一段时期，他们赢得了广泛的尊敬，虽然敢于公开表示这种尊敬的人不多。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到后来，[屏蔽]对[屏蔽]泼污水，在一部分人中间竟然也得到某种响应。史密斯对此大惑不解。一位名叫瓦连京·图尔钦的[屏蔽]对他解释说：“人群中有一种难以相信的犬儒[屏蔽]。诚实的人使得那些沉默的人由于没有大胆说话而有负罪感。他们无法了解别人怎么会有勇气去[屏蔽]们本人所不能干的事。因而他们感到不得不攻击别人以安慰自己的良心。第二，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他们觉得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都在欺骗自身之外的每一个人。苏联人好像[屏蔽]一样，因为自己是[屏蔽]，便认为所有的女人都是[屏蔽]。苏联人认为整个世界是分为档派的，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档或那个档的成员，根本没有真正的诚实，根本没有人支持真理。如果有人说他是公正的，是只讲真理的，那么，他就是在说谎骗人。这种犬儒[屏蔽]给[屏蔽]帮了大忙：使知识分子就范，把不听话的[屏蔽]排斥于社会之外。虽然人们可以到西方去旅行和收听西方的电台。但只要普遍存在着这种犬儒[屏蔽]，他们就会认为那不过是另一派在说话，所以也就值不得当真了。这种犬儒[屏蔽]提供了极权国家今天的稳定，以代替斯大林时期的大规模恐怖。”
　　在新形势下，正象一位数学家讲的那样：“提倡玩世不恭是控制的基本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