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是原教旨[屏蔽]者
http://weizhoushiwang.blogbus.com/logs/37349262.html我这么说是基于这样一个现实：任何人类思维都具有原教旨倾向。所有理论都倾向于造成一种自我完善的体系，可以运用它来解释和把握整个世界，最终它成为一个人看待和衡量世界的眼镜和尺子。在辩论中最容易看出这一点：大部分人参与对话、辩论之后的收获只是进一步证实和强化自己所持的观点是正确的；不知他们是否意识到，这实际上也意味着他们一无所获，因为他们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激烈辩驳只是得知了一个他早已确认的信息：我是正确的。这是一个观点和话语的巴别塔——虽然名义上我们使用的是同样的语言，但却彼此听不见、听不懂。
有时我甚至想：说服一个人是可能的吗？即使有时他主观上都误以为自己是被说服了，实际上他在接纳观点的时候仍然按照自己的方式对它进行了改造。“说服”必然有赖于被说服者自己主动的认同。人类实在是一种极为顽强和保守的动物，虽然在地心说被哥白尼否定之后，人们已知道自己并非处于宇宙的中心，但仍以人类自身为尺度来衡量世界，到现代这一点也被粉碎，然而在所有交流（这是对“对抗”的委婉说法）中自我中心[屏蔽]仍是隐约可见的，因为那才是我们的本能。毕竟，要将自己的思想当作一个客体来对待和思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时甚至是一件令人发疯的事。
我不能确定自己是正确的。但许多人都比我确信得多。十[屏蔽]曾有人写邮件来和我讨论，此君认为汉族一直是、现在也是一个纯种血液的民族，并以这种观念来解释所有中国历史，对我给出的反例他也自有否认、驳斥、再解释。来回写了十几次邮件后，我终于放弃——现在想想也不可思议，我居然坚持和他争论了那么久，也许那时我还比较好胜。虽然我至今仍认为他的观点是荒谬的，但这次争论使我将自己的思维作为分析对象来反思：即我为何那么确信自己所持的立场呢？答案也许是：质疑自己的立场并不愉快。
费尔巴哈曾说：人由他所吃的东西所决定（der Mensch ist was er isst）。这句话中的“吃”也可以视为一个隐喻：我们所吸纳的任何观念，而且这一过程更可能是双向的——人所吸收的东西塑造了他，但他也自行决定着吸取什么东西。在Google发明出来之后，这一点已很明显，因为人们总是只搜索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如果他持有一个观点，往往只想搜到那些对这一观点有利的论据。人们像鸟类建筑鸟巢一样，只选取自己喜欢的材料来进行建构，而对其他的材料予以抛弃或忽视。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人们一贯如此：只要他们愿意证实一个观点，通常他们总是有办法的。中世纪欧洲人相信二元论，不仅仅是抽象的思考，他们的确相信世界日常生活中，撒旦始终在发挥作用，而且能找到极多“证据”。不管现在看来多么荒谬，在相当长时期内，有不少一流学者曾坚持认为印第安人、中国人等都属于犹太人传说中失踪的十族后裔。清代学者桂馥《说文解字义证》是一代名著，但他也有一个致命缺陷：他预先认定许慎《说文解字》所讲都是对的，必须为它找出一些例证来，即使许慎讲错了，他也还是会设法找例证来附会。
Thomas Kuhn在研究科学史时曾想不通为何亚里士多德一些荒谬的断言竟支配人心二千年之久，他的结论是：经典理论培养了一套特定的思考方法和观念系统、信仰、语言、和基本概念。离开了这些典范，这些科学家们甚至不知道如何去进行思考或研究。通过这些语言和概念来观看世界，成为一件理所当然的事；除非他碰到生活在另一个不同典范中的人，否则他很难觉察到这个“观念的箱子”。需要补充的是：现实中许多人即使碰到了另外的人，仍然不会自我反思和觉察到这个“箱子”，相反他们会把它抱得更紧。人们可以意识到一些他人理论的荒谬性，但要意识到自己观念的荒谬（它同样强烈的支配着人心，只不过那是自我），那就太难了，在心理上就会被我们自己所拒斥。
人文学科存在一种结构性的多样性，在学术围墙内的每一个理论都以为自己把握了全景，“主张他的标准可以单独支配和解释一切。……简言之，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每一gate社会科学都很霸道，无论它们会如何否认这一点。它们都倾向于把自己的结论表达为人类的总体图像。”（布罗代尔《人文科学的统一性和多样性》）这种科学之不统一（disunity of science）的现象本身导源于人类思维的歧异和原教旨倾向：它们都依靠否定对立面、排斥异端来获得自己的正确性。西谚云：“人们常常只是因为一贯正确而得到顽固不化的恶名。”但确切地说，人们一贯持有某个观点，以及它被判定为正确与否，事实上是两回事，因为正确首先意味着在某一标准下是正确的，而这一标准本身，也不可能不是某种观念的建构。
歧异是纷争之源，也是丰富之源。罗素说，参差多态是幸福之本。多年后我才意识到，他这句话也许正是对这样一种现象的提醒：即所有人都常常希望将这种参差多态化约为一种生活方式，他们的争论只在于究竟是哪一种：“‘只要人人像我们这样生活，世界本来可以何等美妙。’每一种生活方式的热爱者都会这样哀叹。在这个经常听到的哀叹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谬误：人们只有在一个完全由不同于自己的人组成的世界中，才能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M. Thompson, R. Ellis, and A. Wildavsky, Cultural Theory, 1990）
网络的两种特征：协同过滤（人们只与自己观点相似的人链接）和群体极化（小群体只听到自己的回声而变得更激进），都不是技术特点，而产生于人性本身。在这种孤岛状的小团体中，人们仿佛是在和另一个自己对话：他们喜欢听到和自己观点一致的声音，这种态度的强化使得他们对不同的观点愈加难以容忍。的确，对于原教旨[屏蔽]者来说，对他人不同观点的谅解只不过是意味着对自己信仰的不坚定：因为假如自己是正确的，那么与自己不同的观点就不能也是正确的。与此同时，则有许多人倡导宽容，以至于这种“宽容”本身也成了一种原教旨[屏蔽]。
Alfred N. Whitehead曾说：“天知道什么看上去胡说八道的东西明天会不会被证明为真理。”他在此坦率地承认了我们理性的限度，因此相对开放的态度也许是必要的：参与辩论并不是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当然也不是为了颠覆自己的观点，但应当使参与者都有所触动并受到激发。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即使你是正确的，相反的情形也可能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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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新部落时代的来临 / 梁文道
互联网刚刚开始进入我们日常生活的时候,很多人幻想它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公共领域”了:没有限制出入的gate槛,没有权威的中央管理,没有身份背景的差异,所有资讯自由交换,所有人理性对话。于是差异容许存在,共识也会渐渐形成,一个摆脱任何权力扭曲的开放平台将会带领人类迈进空前的dem0cratic 时代。
可是正如铸造这个概念的哈贝马斯被人认为太过粗疏,他的欧洲沙龙和早期报纸并不像他想象中的那么“公共”一样；互联网上的“公共领域”原来也只是个过分乐观的期望。
先举一个好几[屏蔽]我就说过的例子。我是美国NBA湖人队的球迷,从前要在中文媒体上寻找湖人的消息,我必须很有耐心地看完整节新闻才偶尔听到一两则它的赛况,又或者买一份报纸翻过国际版财经版才找得到它球员的动向。但是现在,我可以直接进入湖人的官方网页或者它的球迷园地,甚至完全略过其他NBA球队的讯息。假如我是个心系篮球不理世事的球迷,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也许不会知道谁是奥巴马,也不知道楼市暴涨的影响,说不定还不晓得原来我家附近昨晚发生了杀人案；但是我却十分清楚一名湖人球员的状态,乃至于他所穿内裤的牌子。
互联网是无尽的资讯宝藏,让我们各自发掘自己的需要,发展自己的兴趣；它却不一定会使大家更加了解彼此。相反地,有时它会阻断我们彼此沟通的可能,因为再也没有什么所有人都一定要知道的常识,也没有什么保证能够打开陌生人话匣子的话题了。要是互联网取代了由一点发放讯息至多点的大众传媒,我们或许会很自由,也会变成某个领域的专家；可是我们也很有可能丧失掉所谓的 “公共”。
再看“网友”这种群体,它和“网民”最大的不同就在这个“友”字。一个本质上开放的网络论坛是很理想的,任何人只要上网登入,或许浏览或许发言,他们就变成了网民,表达不同的关注,展示不同的思路。可是和任何团体一样,一个论坛也有它的“团体动力”,不必然仰赖[屏蔽],却会依循一定的组织社会学法则,渐渐自发形成一群“网友”的俱乐部。
在这个俱乐部的各次讨论里面,理论上的异质和多元将透过相互影响与寻求认同的过程,慢慢形成自己的主流。一开始,大家只是不赞成某个观点,然后有人开始宣称“鄙视”持有某种观点的个人,再来就有人用上了粗话,最后则出现了追杀通缉令。匿名的条件一方面保障了大家,同时也加剧了这种话越说越极端,你激进我比你还激进的倾向。多年以来,我们目睹无数这样的历程,看见一个论坛怎样从国事讨论变成了征服世界的幻想乐园,另一个论坛又怎样从标榜理性变成了要把所有愤青都丢到海里喂鱼的小圈子。和任何封闭的团体一样,所有极端的声音都会牵制整体的走向,逐渐把温和变成必须排除的异端。
终于,原来开放的世界变成了一个个自我封闭的小教派,每一个教派的成员都在自己的团队里找到了归属,天天反刍同类人的意见,日日巩固原有的主张。最后,我们都成了不同俱乐部的“网友”,看不见“公共”的存在,却肯定各自真理的终极,和部落没什么两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