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載國家歷史月刊)「生不离川，死不离湾」，这句话被用来形容与[屏蔽]半生渊源最密切的两个地方，一是四川、一是台湾。而四川尤其和蒋先生荣辱与共，命运相系。除了故里浙江之外，四川也是[屏蔽]最依恋、最钟情的一个省份。

    一九二０年九月二十二日，斯时在上海的[屏蔽]，接到了[屏蔽]先生的电话。四川护[屏蔽]获得胜利，[屏蔽]有意于日后把广东[屏蔽]G0vern.ment搬迁到四川，他一度属意[屏蔽]去四川发展，也有意命[屏蔽]去考察赤色[屏蔽]后的苏联。[屏蔽]提供三个机会让[屏蔽]选择：一是留在广东、二是到四川发展、三是去俄国考察。[屏蔽]明白，[屏蔽]私底下比较倾向他留在广东。他答复[屏蔽]，如果去广东，对公有利，但与我个人之意愿相违；如果要我去俄国游历考察，一块同行的人不是我契合的人，我有所保留，要我个人挑选，我宁愿选择去四川。但是，无奈廖仲恺兄拉着我，强力要我留在广东。

    一九二０年，原本有意去四川的[屏蔽]，欲去蜀地而没有去成，然而，蒋先生始终对四川念念不忘。一九二一年，他在给[屏蔽]的信里提及，非要把四川导入[屏蔽]的势力范围不可，他并将蜀、粤并称，在给粤军将领陈炯明的信上也说：「四川为西北与西南之重心，更不可不急图之。」

    一九二八年七月完成北伐，十月十日[屏蔽]担任国民G0vern.ment主席，十一月，[屏蔽]下令改组四川省G0vern.ment，整顿四川地方[屏蔽]，[屏蔽]主张，在军事方面，应该裁减四川的地方[屏蔽]，原定之[屏蔽]编制，不得再任意扩张，蜀省境内原来设立的兵工厂，一律停办。其它关于民政、地方行政制度、财政、币制、教育、民团、司法等各方面，都有新的规范，[屏蔽]宣称，这是整理川政最低限度的计划。

    诚如古语有谓：「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虽然北伐军事告一段落，但是，[屏蔽]迄未将其主力转移到内陆地方。国府在四川成立了「省G0vern.ment」，也发布了整理川政命令，下令组织「川康裁编[屏蔽]委员会」，但四川仍处于军阀割据，各自为政的状态，国府对四川仍然鞭长莫及，力量进不了四川省。四川军人形式上响应[屏蔽]，二十军[屏蔽]杨森、二十一军[屏蔽]刘湘、二十二军[屏蔽]赖心辉、二十三军[屏蔽]刘成勋、二十四军[屏蔽]刘文辉、二十八军[屏蔽]邓锡侯、二十九军[屏蔽]田颂尧、[屏蔽]第十三师师长曾述孔等人，他们虽然先后下令改挂[屏蔽]帜，但是，他们独霸一方的心态仍未转变。

从一九二八年易帜，到一九三四年国府力量正式介入之前，四川军人仍然固守所谓「防区制」，美其名为「防区」，实际上就是省内大小军阀，各自划定势力和利益范围。军阀在各自的地盘内，不但有自己的[屏蔽]，发行区域通行的货币，还有自己的兵工厂，更可以随心所欲任意征税，刮地皮。军阀势力在区内完全是[屏蔽]王国，关着gate当土皇帝。四川军人当中，数刘文辉与刘湘实力最强，一九三二年，二刘发生激烈争夺战，刘湘取得胜利。

    一九三四年冬天，[屏蔽]红军进入四川边界，[屏蔽]任命刘湘为四川省「剿匪总司令」，刘湘的[屏蔽]曾在川北，与红军发生战斗冲突。刘湘奉召，至南京面见[屏蔽]，国民档[屏蔽]改组四川省G0vern.ment，并于一九三五年二月，于重庆成立四川省G0vern.ment，任命刘湘为省主席。

    [屏蔽]第一次到四川，是在一九三五年三月二日。他此行最大的目的，是至前线督军，视察剿共前线的战况。[屏蔽]第一次在重庆发表的公开演讲中说：「此次入川，除督剿残匪以外，首以解除四川同胞之痛苦为唯一目的。」[屏蔽]声称，他要尽全力协助四川省G0vern.ment建设四川，解除四川同胞的痛苦，一方面也要使全川的[屏蔽]，本着亲爱精诚的精神，促进团结，共同一致，「为国家民族尽到军人保国卫民的天职」。

在一九三五年内，[屏蔽]在四川停留时间达半年之久，他到四川有两大中心目标，第一要务是剿共，其次，是要借着剿共之便，招安境内的军阀势力，使得四川归顺南京G0vern.ment。他企图打破过去四川军阀之间樊篱分明的防区，在川康区域内大肆整顿[屏蔽]。[屏蔽]花了半年时光，基本完成了所谓「川政统一化、川[屏蔽]家化」的目标。

为了整顿川军，[屏蔽]在四川办理「峨嵋军官训练团」，调训包括四川、云南、贵州等省的地方军事干部，还有行政人员和团警干部，先后办了两期训练团。一九三七年，四川与西康的地方军事[屏蔽]，基本整理完成。在完成整军工作后，适值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屏蔽]在一次讲演中指出，辛亥[屏蔽]虽然是起于武昌，可是肇其端的实际上是四川，因为，四川的[屏蔽]档人，就是借着川汉铁路官办或商办的争议，来宣传[屏蔽]，唤醒民众，起来[屏蔽]满清。四川保路风潮，成为辛亥[屏蔽]的导火线。所以，[屏蔽]告诉「峨嵋军官训练团」的成员，[屏蔽]起自四川，也会由四川来收获成果。

抗战爆发后，四川省组成了六个集团军：第二十二、第二十三、第二十七、第二十九、第三十、第三十六等六个集团军，出川[屏蔽]。据张群日后表示，八年抗战期间，四川省一共征集了三百万壮丁，投入[屏蔽]战争。

一九三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国民G0vern.ment发表宣言，并电告前线战士，中国G0vern.ment将[屏蔽]重庆，宣言说：「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在此同时，四川省省主席刘湘，已率师出征，刘湘本人于[屏蔽]二十七年一月二十日病逝汉口，[屏蔽]以张群继任，但武汉战局紧急，张群不克返川，国府命令王缵绪代理四川省主席职务，三个月后真除。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沦陷，四川档政军要员联名电请[屏蔽]到四川主持大计，十二月八日，[屏蔽]由桂林搭飞机到重庆，不但开启了[屏蔽]的四川时代，也使四川成为我国[屏蔽]的精神堡垒。一般人恐怕忽视了一项历史纪录。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屏蔽]抵达四川主持大政后，一九三九年十月，[屏蔽]还曾经兼任过四川省主席的职务，因为军政事务繁忙，才于一九四０年十一月，交卸给张群接任。综计[屏蔽]兼任四川省主席，历时一年一个月又十天。

一九三九年十月三日，[屏蔽]由重庆飞抵成都，十月七日，就任四川省主席，那年[屏蔽]，[屏蔽]在成都主持阅兵典礼。十月十五日，[屏蔽]发表他到任之后，第一次的告四川同胞书。[屏蔽]在那次的讲话当中，揭示了三个主要施政重点：「第一，愿全省贤达与知识人士，[屏蔽]社会，转移风气。…其二，今日川政要务，厥在休养生息，然休养之道，决非姑息苟安，而生息之本，乃在勤劳严肃。…其三，为拯救川民，誓必厉行禁政，肃清烟毒；此为中正所欲特别申言，而愿我全省军民切实遵行之一事。…」[屏蔽]告诉四川省民：「烟毒为我民族最大之祸患，尤为我川省同胞刻骨切肤之大毒。盖川民之勤劳优秀，实甲于他者，而至于今日，乃形容憔悴，体格羸弱，精神颓丧，驯至百事废弛者，实以烟毒之普遍蔓延，为斲丧元气之主因。此患不除，任何设施，均无裨益。」

[屏蔽]非常清楚，四川的烟毒的泛滥，实与地方军阀、地方官僚之幕后操纵，有密切关联。[屏蔽]因而警告四川军人及地方官僚：「中正更声言，无论中央地方，决不以禁烟收入之分文，为财政之抵补，所有征存对禁政执行不力者，必依法严办，不稍宽贷。至于军人职责，首在保国卫民，更须知烟毒流传，足使种族绝灭，如有[屏蔽]官兵，包运烟土，私行贩卖，皆当认为首恶，惩其上官。并已授权各清剿[屏蔽]，执行区内肃清烟毒之职责。务期军政社会，一体协作，绝此戕贼川民之大患，雪我民族国家之奇耻。…」

[屏蔽]兼任四川省主席，有诸多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王缵绪担任省主席期间，四川军人想抢省主席的位子，彼此倾轧，因而发生了川军七个师长联名逼王缵绪辞职的事件。斯时，川军留驻在四川后方的[屏蔽]一共有九个师，其中谢德堪、杨晒轩、彭焕章、周虎臣、刘树成、刘元塘、刘元琮等七人联合发电报，攻讦王缵绪各种军政措施不当。其实，这七位联名的师长，是受到所属[屏蔽]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的指使。[屏蔽]眼看王缵绪和大部份川军干部，闹得不可开交，只好调王缵绪回到湖北前线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原职，[屏蔽]自己亲自披挂上阵，兼理川政。

武汉沦陷以后，战争烟硝很快扩散到四川大后方。一九三九年五月三日及四日，一连两天，日寇空军对重庆市连番滥炸，包括重庆市商业中心，人口最密集的住宅区，乃至中立国的领事馆及外国人开设的教堂及医院，都受到日军无情的轰炸，这次空袭，死伤人数超过一万人。这次轰炸结束后，[屏蔽]偕同[屏蔽]随即亲赴重庆市街视察，慰问瓦砾堆中的灾民。

基于这次大轰炸惨痛经验，国民G0vern.ment[屏蔽]军民强化防空设施，机关工厂一律迁入地下掩体之中，或疏散至附近乡间。日寇空军曾于一九四０年春季，再度掩至，企图对重庆陪都施以沉重打击，但这次日寇空袭行动中，数以百吨的bomb，只对地面建筑造成严重破坏，在地下掩体中的工厂仍未造成直接影响。

日寇动辄出动军机滥炸，每次均在三小时以上，最严重的一次空袭行动发生于一九四一年八月底，日本鬼子发动数以千架次军机，轰炸历时一百五十小时，连[屏蔽]居住的黄山官邸亦遭重创。空袭发动时间为八月三十日下午一时前后，侍卫官向[屏蔽]通报有敌机来袭，[屏蔽]、[屏蔽]正准备进入防空洞，已听闻沉重的飞机引擎声临空，[屏蔽]判断这次来袭的敌机数目显然多于以往，两夫妇走进防空洞，已经地动山摇。
敌机轮番炸射，历时数小时，敌机离去的空档，[屏蔽]等人走出防空洞，远眺重庆市区，但见一片浓烟烈焰，[屏蔽]忧形于色，不胜凄怆。二小时后，敌机再次临空，二度猛炸。

    黄山官邸当天检查伤亡情况，知悉三名侍卫人员不幸于轰炸中殉职，另有数人受伤，[屏蔽]为之伤恸不已。
   
九月一日清晨七时，[屏蔽]前往市区重庆国民G0vern.ment视察，并在被炸毁的礼堂原址，搭设临时帐蓬，照旧举行总理纪念周，[屏蔽]当天在致词时指出：「因住室被震，夜雨方知其漏，几不成寐，以此推想，重庆全市之同胞，其精神与体力之苦痛艰难，更不堪设想矣，国民遭受此种艰危，不止一次，而且四年有余，如此牺牲殉难者，已不计其数，然其为御侮而死，固心安理得，瞑目以逝，而未死者，尤其老幼孤寡，颠沛流离，其将何堪。言念及此，悲伤莫知所止。」

[屏蔽]这段与重庆市民同生共死，一块躲警报，面对敌人无情炮火洗礼的恐怖经历，培养了[屏蔽]与四川人民刻骨铭心，永志不灭的感情。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屏蔽]从重庆国民G0vern.ment前往胜利大厦发表胜利广播，并接受民众欢呼致敬，沿途挤满了欢庆胜利的人潮，当大家看见[屏蔽]，更是欢声雷动，争相挤近[屏蔽]面前与他握手。此际人民心目中对[屏蔽]的拥戴程度，可谓空前高张。

[屏蔽]与四川的感性纪录，更在若干文献中屡见不鲜。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屏蔽]在行将离别重庆，还都南京的前夕，发表了一篇「告别四川同胞」演说，[屏蔽]在演说中表示：「中央G0vern.ment[屏蔽]到重庆已经八年了。现在抗战胜利，还都在即，中正在离川以前，此次特来四川的省会成都，和各位父老同胞辞别，要将四川在国民[屏蔽]历史上的地位，四川在此次抗战期间对国家的功绩，以及四川在今后建国时期的重要性与四川同胞对于建国所负责任的重大，加以说明，作为本人对于各位和川省全体同胞的临别赠言……。在这次抗战期中，我们四川的[屏蔽]同志，自李总司令家钰、王[屏蔽]铭章、许师长国璋以下，各级官长和士兵，为守土卫国而牺牲的更是不胜枚举。所以，本人以为这次抗战的胜利，我们四川同胞的输财输粮，征工征兵的数量和成绩，都在各省之上。」 

    战后各种复杂的因素，以及[屏蔽]、国府[屏蔽]诸多政略的错误，导致了国共内战，人民离乱，生灵涂炭。国族[屏蔽]之悲剧终不可免，国民档军兵败如山倒，政权不保的命运，亦不可挽回，[屏蔽]与四川的关系，就被残酷的现实硬生生割裂开来。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四日，[屏蔽]、[屏蔽]父子，搭「中美号总统座机」到重庆，殊不知，这是[屏蔽]有生以来最后一次重庆之行。下了飞机之后，[屏蔽]即乘座车直抵位于白市驿机场和市区之间的林园官邸。在重庆盘桓了两个礼拜，[屏蔽]知道重庆大势不可为，打算从林园官邸坐车至白市驿机场离开重庆。谁晓得车行半途之中，通往机场的公路上，挤满了败兵和难民，好多部抛锚军车横在马路当中，阻挡了[屏蔽]座车的去路。[屏蔽]迫不得已，只好下车步行，走过好长一段泥泞不堪的公路，抛锚汽车终于清除，[屏蔽]父子一行才重新上车，直奔机场。

    抵达白市驿机场，[屏蔽]万千愁绪涌上心头，一时之间竟又不舍得离开重庆了。据[屏蔽]座机驾驶衣复恩回忆，当[屏蔽]、[屏蔽]、顾祝同、俞济时、陈良、吴嵩庆等一行，赶到白市驿机场时，已是十一月二十九日午夜时分。[屏蔽]一言不发登上飞机，进了舱房，即行就寝。原本随从们以为等蒋氏父子抵达，就准备起飞离开重庆，哪晓得蒋先生心情坏到极点，未作任何交代，也没人敢去询问老先生。

    这时，随从人员得到情报，距离机场不远的江津地方，已有[屏蔽]先头[屏蔽]活动的迹象。白市驿机场那时仅剩一个警卫营留守，特地派了一个警卫连，到江津附近搜索。警卫连到江津时，曾经打电话回白市驿机场，但隔不久即失去音讯，显示机场周围已暴露在危机之中。

    情况不允许再稽延，参谋总长顾祝同示意座机驾驶衣复恩，去向[屏蔽]请示行止，这节骨眼上，连[屏蔽]都不敢去惊动他父亲，以免讨挨骂。衣复恩悄悄步上座机，正要轻敲[屏蔽]的舱gate，发觉蒋刚起床，正在洗脸，衣复恩赶紧请示，现在情况危急，要赶快起飞，以免影响安全。[屏蔽]面无表情地低声回答：「好吧！」。

    衣复恩赶紧启动飞机引擎，停在跑道上的好几架飞机，全部尾随开启引擎。破晓时分，[屏蔽]离开了重庆，这个与他荣辱与共的战时陪都。

    失去了重庆，[屏蔽]依依不舍四川，他多年以来口诵心维「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他犹存一线希望地来到成都，座机在成都城北的凤凰山机场降落，机场有条小路，可以直通[屏蔽]计划前往的成都军校，临时撤退很方便。

    焉知等[屏蔽]到了成都军校，更多的坏消息纷至沓来，稍早还手握四十万大军的胡宗南，从西安撤到了西昌，宋希濂守不住鄂西与川东，云南的卢汉，也在十二月九日起义投共。

    万念俱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屏蔽]、[屏蔽]在十多名侍卫人员扈从之下，沿着军校通往凤凰山的小路，直奔机场。当座机起飞后，地面留守的宪兵[屏蔽]相继撤退。衣复恩形容，「我们从此离开大陆，飞向台北，千山万水，不胜依依，这一飞，竟成蒋总统与这块土地的最后一别！」

原来蒋哥在大陆的最后一站是成都！

蒋总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