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还是不救，已成为中国股市最大的议题。在这个[屏蔽]角斗场里，不救论的代表，是《财经》[屏蔽]主编胡舒立。在其最新的“财经观察”中，她以“何必讳言‘不救市'？”为题，慷慨陈词：“股市自有沉浮，G0vern.ment不应救，不能救，亦不必救。这本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常识，也是市场监管者理当践行的基本准则。”

    如此简单而直率的表态，代表了“市场派”大无畏的态度和真理在手的洋洋自得。中文字词向来就容易引发岐义和联想，如果胡舒立的“救”是指左右大盘指数，那么其[屏蔽]尚可接受。如果把“救”理解为G0vern.ment的管治（regulate），那么“不救市论”则只能说是无知者无畏。因为不论是西方还是中国，自发调节的市场从来就没有真正存在过。不论是作为事实描述，还是价值判断，放任自由的经济一直就是一种空想。

关于市场与G0vern.ment关系的著述，早已汗牛充栋。而去年出版的《大转型：我们时代的[屏蔽]与经济起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则让卡尔·波兰尼适时地来到中国。此书写于1944年，描述了欧洲文明从前工业世界到工业化时代的大转变，以经济社会史的宏大背景，全面清算了“市场自发调节论”的天真和幼稚。正如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前言中所说的，波兰尼让人们感觉到，他是直接针对当下问题发言的。他的观点，他的关切，是与1999年和2000年在西雅图和布拉格大街上那些反对国际金融组织的[屏蔽]者和[屏蔽]者们提出来的问题是一致的。

斯蒂格利茨对此书中心议题的概括是：自发调节的市场(self－regulated market)从来就没有真正存在过；它们的缺陷——不仅仅就它们的内在运转而言，也包括它们的后果（如对穷人造成的影响）——是如此重大，以致于G0vern.ment干预成为必需；以及，所产生的这些后果是否严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变迁的速度……他还廓清了各种意识形态与特殊利益之间的相互关联：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是如何成为新工业利益的婢女的，而这些利益又如何对这种意识形态加以选择利用的——当他们的利益有要求时，他们照样会要去G0vern.ment干预。

后面一句尤其切中今日中国[屏蔽]的要害，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似乎成为一种不可亵渎的教条，而实际上，操起这个尚方宝剑的人，却有意或无意地促成了政策的偏向以及各利益群体的得失。在中国[屏蔽]历程中，如果说“反对G0vern.ment干预”的简单信念，曾经有过促进民营化、让国有资本退出市场的功绩，那么在今天，它也有可能成为[屏蔽]前进的绊脚石。

因此，撇开种种模糊而情绪化的词藻，我们需要思考的真问题是：G0vern.ment应该如何插手市场，而不是该不该插手（插手一词有贬义，但从市场乃无形之手的比喻引申，插手是个好词。此处的确切含义即英文的regulate）市场。这一议题，也正是今日中国政策最大的症结：市场和G0vern.ment的边界。

但凡讨论重大议题，汉语的模糊性，或者说语词的误读，常常让我深感愤怒，或者悲哀。以目前最热的词“救市”、“托市”、“政策市”等来说，没有一个不带感[屏蔽]彩，一出口就有言外之意。围绕这些词而展开的争论，往往让真问题消失，既无助于学理辩论，也无法进行细致入微的考量。如果我们用regulate来代替，也许很多误解和争议都消失无踪。其实，即便译成“监管”，也有某种[屏蔽]感，稍微中性的翻译，或许是调控，或介入。

在各类著作中，regulate一词有各种译法，如管治、规制、管制或监管。《比较》[屏蔽]13期曾有一个监管的专题。按理查德·吉尔伯特(Richard Gilbert)的总结，regulate的主要方式包括公有化、专营权竞标、以成本为基础的价格监管、反垄断、分拆等等。

当我们具体讨论某个市场时，会发现regulate无处不在。中国许多产业的价格和市场准入已放开监管。而在成品油价格、电力等能源和资源市场，价格并未放开。在出租车运营、公共服务方面，市场准入和价格监管，也基本没有放松。而教育和卫生领域，更是市场最为失灵之所在。在这些信息不对称的地方，我们讨论的议题自然不是要不要监管，而是该如何监管。

在《大转型》中，波兰尼重点分析了三个市场，劳动力、土地和货币。在他看来，与此前的社会形态相比，市场经济源自这样一种预期：人类以获取最大的货币所得为目标而行动。由此，生产、货物分配都被价格所控制。以此来看，劳动力、土地和货币，没有一个是为了出售而生产出来的。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商品形象完全是虚构的，他称之为虚构商品。具体来讲，这是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所虚构出来的。

恰恰在这三个市场，自发调节的市场的软肋暴露了出来。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些价格——以及更广泛而言的投资者预期——表现出来的过度变动性可能会对经济造成严重灾难。斯蒂格利茨说，自发调节的市场并不总是像它鼓吹者希望我们相信的那样起作用。甚至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自由市场体系信仰的堡垒，都不认为G0vern.ment不应该干预汇率，尽管它们从来没有给出一个内在一致的、有说服力的解释。

回到中国，年初修改的《劳动合同法》已引起诸多意见，[屏蔽]先生甚至发表九篇反对新法的文章。且不论此法的最终效果，G0vern.ment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已是不容辩驳的事实。而说到房地产市场，最迟钝的相关者都明白，这里最大的受益人，恐怕不是开发商，而是G0vern.ment土地部gate。而说到货币，不论利率、汇率，还是存款准备金（其实是对银行商业行为的干预），G0vern.ment的手早已无所不在。

不论经济学理论，还是中国的现实，都说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市场不是要不要干预，而是如何干预？回到“救市”不“救市”，议题则应为：G0vern.ment该如何regulate，而不是置身事外。装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只会让局势更为恶化。

在今日中国，认为G0vern.ment应该干预的人，不会倒退到认为“计划经济优于市场经济”的地步，而信奉“市场自发调节”的人，恐怕也不会激进到认为“G0vern.ment全面退出教育和医疗”的程度。所以，有意义的论辩，应该是具体到某个行业、某一领域，G0vern.ment应该与市场达成什么样的关系。

在波兰尼那里，市场经济在欧洲逐步推广的过程，也伴随着所谓的社会转型，即社会针对经济的市场化而自发产生了旨在自我保护的“反向运动”。他不是把市场经济看作目的本身，而是把它看作通向更为基本的目的的手段。私有化、自由化甚至宏观稳定都太多地被当作[屏蔽]的目标本身来对待，而波兰尼强调的是一些更基本的价值，比如免于饥饿、[屏蔽]和恐惧的权利。这些基本价值与自发调节的市场的意识形态之间有时无法两全。

马克思曾经以《哲学的贫困》回应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而卡尔·波普则以《历史[屏蔽]的贫困》（又译《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回应马克思。今天，谨以“市场决定论的贫困”向思想导师们致敬。说实话，市场决定论是我在此生造的一个词，指代那些“市场无须干预”的天真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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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可以这样思考，站在前工业社会，市场具有某种进步意义。而站在今日欧美国家或未来社会来看，市场有其局限和弊端，比如过度频繁的价格波动和金融动荡。中国的尴尬之处在于，还没充分享受到市场经济的甜头，就要开始面对其恶果。

私有比公有好，竞争比垄断好，放任自由比调控好，已经成为许多人的下意识反应。它们或许在一般行业适用，但在货币和金融领域，有些理论预设必须重新反思。在无数割肉不见血的交易中，财富历经了惨酷的重新分配，在强国与弱国之间、在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

下面我用自己有限的阅读和思考，斗胆分析一下当前错综复杂的金融局势。

与当年由郎咸平搅起的国资流失论类似，《货币战争》卷起的旋风，更多展现了社会和民众对某种局势的担忧和警觉，但在学理上存在诸多错漏。《货币战争》的意义，不在于那些缺乏佐证的阴谋论，而是让不少信奉“自我调控的市场”的人们猛然警醒：和实体经济不同，金融市场在危机关头，不是多赢的游戏，而是弱肉强食的角斗场。在这个意义上，和平年代的民族[屏蔽]，更多是狂妄和无知，但在国难当头（军事或金融战争中）时期，民族[屏蔽]是基本的求生策略。在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持有不同货币的人，站在不同的阵营里。

关于今日国际金融格局和中国宏观政策，有太多似是而非的观点。如果我们仍然在加息、人民币升值、提高准备金率等简单政策工具上打转，那终究免不了动辄得咎、投鼠忌器、捉襟见肘的困局。抛开水土不服的经济学教科书，我们需要更富战略洞见的[屏蔽]。在我有限的阅读视野中，郎咸平的“二元经济”、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分析师滕泰的“新财富论”，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的“人民币国际化”以及民间学者刘军洛的分析，大致击中了要害。

凯恩斯早已说过，通过连续的通货膨胀，G0vern.ment可以秘密地、不为人知的剥夺人民的财富，在使多数人贫穷的过程中，使少数人暴富。这句话不仅在某一国家内部适用，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也是如此。

在地球村里，美国就相当于中央银行，而硬通货就是美元，失去货币权的国家，手里攥了一大把绿油油的“废”票——一旦美联储的印钞机开足马力，弱国手里的钱就不断缩水。以今日来看，遍及全球的通货膨胀，从韩国到阿根廷，从中国俄罗斯，无一不是美元贬值的牺牲品。因为半个世纪以来，美元一直是世界主要的储备资产、国际支付手段，甚至一些国家的结算手段。美元的贬值，和石油、粮食价格的暴涨，是一回事。中国人民多年积累的财富，通过强制性结售汇体制变成了外汇储备，而美元贬值和能源、原材料、粮食价格的疯长，则让这些储备一天天缩水。

“中国流动性泛滥的根源，是美元的流动性过剩以及中国的人民币汇率缺乏足够的弹性。巨额外汇储备占款导致人民币发行过多。”滕泰在一两[屏蔽]就如此分析。以此观之，贸易顺差不断上升、外汇储备疯狂增加、国内流动性泛滥，几乎是三位一体的现象。

要终结流动性泛滥，抑制物价指数，只有两条道路，要么改变强制结汇，要么就扭转过度的贸易顺差。后者涉及产业结构调整，而前者则早该着手改变。滕泰说，二战后形成的欧洲美元市场、中东的石油美元市场、日本和东南亚的亚洲美元市场，都让多余的财富转成外汇，由居民、企业持有，还可以去海外买东西。而中国的外汇，则通过强制结汇，几乎完全在央行手里。目前虽有松动，但恐已生不逢时。

货币[屏蔽][屏蔽]的下一步，是让“人民币走出去”，让人民币成为储备资产和国际支付手段。李稻葵为此提出过一个“人民币国际化”路线图。大致分为三个步骤：一，针对海外投资者，在海外发人民币的[屏蔽]债务，让他们逐步学习和买卖人民币的债务；二，推动在一些国际贸易和国际交往中，以人民币来结算。第三，在时机成熟的时候，逐步考虑资本账户的完全开放。

针对美元贬值的大势，民间人士刘军洛曾提出“次级金本位”的观点。在2000年左右，他便呼吁国家建立由黄金、石油、农田、铜等重要基本商品及资源组合的货币储备支付体系，对抗一场残酷的美元贬值和世界性通货膨胀。

中国目前的困境，不仅在金融和货币领域，更让人担心的是实体经济。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今年1-2月全国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6.5%，比去年1-11月的增速大幅下挫20.2个百分点。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认为，外需放缓和输入型通胀推高原材料成本，导致上中下游企业利润分化严重。

郎咸平近来多次提出的“二元经济”论或可解释其中的深层原因。他说，“今天的中国经济非常特殊，而且和宏观经济学教科书讲的是不一样的情况。哪些部gate过热？在这么多年地方G0vern.ment推动以GDP为主的理念之下，比如说房地产、钢铁、水泥和政绩工程形象等等，包括高速公路大桥以及替他们融资的银行，大型国企和股票市场都是过热的。其他以民营经济为主的制造业基本上是过热的。在这种二元经济的环境之下，你推行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里面的金融调控，那效果就非常明显了。”随着制造业环境的恶化（劳动力成本升高、出口不畅），越来越多的实业资本跑去炒楼，炒股。

从这个视角来看，以加息和提高准备金率为主的宏观调控，可以说是南辕北辙。宏观调控（加息和紧缩银根）会使得过冷部gate以及区域之间的部gate再度产生资金逆流转的现象，流向过热部gate。过热部gate过热，而过冷部gate过冷。更深入的思考，则是中国在国际产业链上的定位存在战略失误。劳动型密集的制造业在国际贸易中没有议价权。

2008年2月，刘军洛在自己的博客中提出12条对策，其中既有“救市”对策，如建立3000亿美元股市托盘基金，暂停股指期货；也包括对弱势群体的财政补贴。如由公共投资大力转向购买公共福利；向中低收入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建立“社会共住房”；国家资源公有化；垄断行业私有化；取消出口退税，向资源类产品出口增收高额出口关税；大幅再大幅提高个人收入，大幅再大幅降低个人所得税……

不论是郎咸平的“以微观经济学为主的宏观经济政策”、李稻葵的“人民币国际化路线图”，还是刘军洛的对策，都不是一两道政策可以简单推行的。这涉及到整个中国经济体格的大调养。

写作此文时，股市仍在莫名恐慌中。从日本、中国台湾到东南亚，大部分新兴经济体都没能逃脱美元操纵、国际热钱和炒家的袭击。以我们现有的决策机制和[屏蔽]状况而言，中国的前景难以乐观。

股市的暴涨暴跌背后，有多少国际热钱和内部庄家在操纵和盘剥，那是我们无法深知的黑暗领域。至少从目前看来，股市的非理性暴跌，让缺乏理财手段和投资选择的老百姓，只得忍受痛苦和绝望。在物价飞涨中，无法让资产保值增值的人们，一天天看着自己过去积累的财富缩水。而不为人知的势力，正在黑暗中饕餮和狞笑。

股市的长期低迷，不但会削弱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也会对消费信心造成打击，甚至会造成经济体其他环节金链的断裂。不救市者“天真”的不干预论，正是为政者应当“不足恤”的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