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过渡期后，富士康是否可以利用合理转换的标签，从主打外资牌转向主打科技牌，从而顺应新税法下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扶持？“现在没有明确的条款能够回答这些问题。”深圳市主管科技的官员说。



深圳报道本报记者丘慧慧

“像‘富士康科技集团’这样的大型外商独资、加工贸易型企业，在新税法下，五年过渡期后，算是被取消‘特权’的企业，还是‘新特权’阶层？”

1月2日，“国务院关于实施企业所得税过渡优惠政策的通知”发布后，深圳市主管产业的官员、以及深圳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以下简称外商协)副秘长王川流等人士，皆在记者的追问下陷入了一时难解的困惑之中。

富士康个案在新税法下的走向，也许恰恰是驻扎在中国大多数外商企业、乃至本土企业、地方经济转型的巨大缩影：

一方面，这个连续多年蝉联“中国出口冠军”的台湾企业在刚刚过去的2007年中，创造了超过450亿美元的出口产值，仅深圳市而言，富士康的出口产值超过深圳市出口总量的20%；

另一方面，这个正在力图打造“科技”形象的电子产品“代工王”，在过去几年中，已事实上在深圳市中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中，在2000[屏蔽]后，已被深圳市自行评定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中，被贴上“科技企业”的标签。

五年过渡期后，富士康是否可以利用合理转换的标签，从主打外资牌转向主打科技牌，从而顺应新税法下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扶持？

“现在没有明确的条款能够回答这些问题。”深圳市主管科技的官员说。

特区消失的隐喻

“从国际上来看，的确没有哪个国家是两个税法，企业的要求只是不要一下调得太猛。”深圳外商协王川流说，对于“五年过渡”的缓刑处理，符合了外商企业“不要一下子调”的预期，但是在这个预期背后，依旧隐含着深圳整体对日渐“弱化”的经济特区地位的种种担忧。

“其实新税法对深圳来说，远远不只是外商的问题，这几年本土企业的经济分量已经上升到很高的比例。”王川流说。

按照原有的企业所得税规定，不仅经济特区的外商企业可以享受15%的低税率，另外在特区内从事“技术密集、知识密集型的项目；外商投资在3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以及能源、交通、港口等建设项目”等等，也都与外商企业一道享有同样的“特权”。

过去的这一条款，对于以电信信息产业、医疗等高技术产业作为主导型产品的深圳而言，意味着大多数深圳市企业都获得了该特权的关照。尤其是经过近年深圳的主张的产业升级转型之后，深圳市的经济结构正在发生微妙的转变。

在深圳贸工局公布的2007年1-9月份数据中，可以看到，累计1199.59亿美元的总产值中，有86.74亿美元来自于机电产品，其中有288.51亿元来自民营、集体企业，增速高达54%；同时，在所有出口产品中，低附加值的“三来一补”贸易的出口占总出口的比例正在降低，只有112.50亿美元，同比去年的增速在10.6%，而一般贸易出口则达到336.11亿美元，增速达到54.8%。

显而易见的是，深圳的转型趋势与国家政策主张产业转型，扶持高技术企业发展的方向有异曲同工之妙。

深圳在观望，新税法针对“高技术企业”认定办法，以及更多实施细则的披露。业界认为，未来相关细则的颁布不仅关乎深圳命运，也关乎中国高技术产业的未来走向。

谁来认定“新特权”？

新旧税法对“特权”的界定，实际上暗含着过去，以及未来中国的产业思路。

深圳，曾经多次拥有过“界定”特权的权力。

1998年，已经开始在全国率先进入产业转型期的深圳市G0vern.ment，当年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俗称“22条”)，该规定除了明确深圳市G0vern.ment每年从当年财政收入中拿出固定比例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外，首开先河地规定“对新认定的生产性高新技术企业实行两年免征所得税，八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优惠(即两免八减半)”，而深圳市科技局作为主管部gate，可直接对“高新技术企业”进行认定——这涉及财税条款曾经一度被视为深圳市的[屏蔽]锏。

事实上，过去全国各地市的“高新技术企业”，均是由地方G0vern.ment具体操作，所不同的是，深圳市最早为获得“高技术”标识的企业赋予了更为“实惠”的利益。但是，这一特权在新税法后将彻底被中央“回收”。

深圳市G0vern.ment人士透露说，新税法对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规定“在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的高新技术企业经严格认定后，自获利年度起两年内免征所得税”。

但是微妙的是，“新税法后，涉及到财税问题的资质认定，肯定今后都要从地方回归到中央。”深圳市官员透露说，“目前国家科技部‘火炬中心’已经出台了相关认定标准，已经报国务院审批，总的思路是向上收紧了。”

该人士同时透露说，与过去由各地方自行认定“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对“软”标准相比，国家新的标准肯定是在收紧许多，他举例说，最为重要标准中，“肯定包括这两条：研发投入占总销售收入的比例，以及研发人员占总员工的比例”——这是一个硬标准。

以富士康为例，尽管富士康近年力主向“科技型企业”转型，同时，富士康生产的产品，大都集中在电脑、手机、MP4等电子信息产品上，但其代工特性决定了，其员工人数中，超过90%依旧为劳动密集型的流水线工人，同时，以其一年450亿美元的销售计算，研发成本占比也是微乎其微。

不独富士康式的加工贸易型企业受此困惑，前述高新技术行业协会负责人士亦提出“不同的产业，不同规模的企业，它研发占销售比都是不同的”。他举例说，“按全球标杆企业的数据测算，医药类企业较高，超过10%，其次是通讯等大型设备类，为10%左右；但是普通电子产品只有4%-5%，某些高端设计行业，如建筑也只有不到1%。”

他同时指出，高技术企业认定，未来由科技部等部委直管带来的后续行政效率大大降低等问题：除了每年由地方向中央层层上报的大量审批流程外，以深圳过往经验来看，每年由审批导致的聘请审计机构的审计费用也将大幅上升。

该人士透露说，仅深圳市过去对本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每年的审计费用就高达数亿元，由此可以推算，一旦审计流程增加，审计成本也会随之增加，“它最终会转嫁到企业成本中”。

“阵痛肯定是有的。”深圳市官员说。同时，深圳仍旧在观望具体细则出台，看是否能获得相对“灵活”的政策。

富士康不要我，这是我今年最大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