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介绍给诸位看官的也是一位高手的作品：《剑桥版倚天屠龙史》，当当当当！上场



倚天屠龙史年表
　　
　　　　　　1244 郭襄出生
　　　　　　
　　　　　　1247 张君宝（三丰）出生
　　　　　　
　　　　　　1259 杨过打死蒙哥 觉远、张君宝于华山邂逅杨过、郭靖等
　　　　　　　　　　
　　　　　　1262 郭襄上少林，觉远、张君宝逃出少林，张君宝上武当山[屏蔽]
　　　　　　
　　　　　　约1272 郭靖、黄蓉铸成倚天剑、屠龙刀
　　　　　　
　　　　　　1273 襄阳沦陷，郭靖，黄蓉殉国
　　　　　　
　　　　　　1276 元军横扫南宋，临安沦陷
　　　　　　
　　　　　　1279 崖山海战，宋亡
　　　　　　
　　　　　　1283 文天祥就义；郭襄四十岁，上峨嵋山创立峨嵋派
　　　　　　
　　　　　　约1285 张三丰神功大成，下武当山，自此名震江湖
　　　　　　
　　　　　　1294 元世祖忽必烈驾崩，成宗铁穆耳继位
　　　　　　
　　　　　　约1305 张三丰陆续收七弟子，创立武当派
　　　　　　
　　　　　　1307 元成宗驾崩，元朝进入中衰与动荡时期
　　　　　　
　　　　　　约1310 郭襄死，风陵师太继任峨嵋掌gate
　　　　　　　　　
　　　　　　约1311 阳顶天任明教教主，明教蒸蒸日上
　　　　　　
　　　　　　约1315 阳顶天成婚，成昆誓灭明教
　　　　　　
　　　　　　1321 谢逊投入明教，后封金毛狮王
　　　　　　
　　　　　　约1324 阳顶天大败三渡
　　　　　　
　　　　　　约1325 风陵死，灭绝师太继任峨嵋掌gate
　　　　　　
　　　　　　约1326 杨逍与孤鸿子之战，孤鸿子气死
　　　　　　
　　　　　　约1326 黛绮斯到光明顶，后封紫衫龙王
　　　　　　
　　　　　　1327 阳顶天暴死，成昆计激谢逊，明教大乱
　　　　　　
　　　　　　1328 朱元璋出生
　　　　　　
　　　　 约1332 谢逊杀空见
　　　　
　　　　　　1333 元顺帝即位
　　　　　　
　　　　　　约1334 范遥扮成苦头陀，投入汝阳王府
　　　　　　　　　　
　　　　　　1336 俞岱岩被害；张翠山邂逅殷素素；王盘山大会
　　　　　　
　　　　　　1337 张无忌出世
　　　　　　
　　　　 约1341 纪晓芙[屏蔽]，杨不悔出生
　　　　
　　　　　　1343 范遥毒杀韩千叶
　　　　　　
　　　　　　1346 张翠山一家回归中原，张翠山殷素素[屏蔽]
　　　　　　
　　　　　　1348 周子旺起事败死，张三丰再上少林，张无忌结识常遇春、周芷若
　　　　　　
　　　　　　1350 金花婆婆杀胡青牛，张无忌、杨不悔离开蝴蝶谷，前往昆仑山
　　　　　　
　　　　　　1351 张翠山入世外桃源，发现九阳真经
　　　　　　　　　　
　　　　　　1357 六大派[屏蔽]明教，张无忌成为明教教主，入大都救六大派
　　　　　　
　　　　　　1358 屠狮英雄会，朱元璋杀韩林儿，张无忌辞去教主，杨逍接任。
　　　　　　　　　　
　　　　　　1363 鄱阳湖之战，朱元璋灭陈友谅
　　　　　　
　　　　　　1368 朱元璋建立明朝，北伐，元亡，朱元璋禁止明教
　


Heaven Sword and Dragon Saber：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Kongfu in Yuan Dynasty
　　
　　 By Dr. Jean-Pierre Sean
　　 译者：新垣平
　　
　　Chapter I Introduction
　　第一章.。绪论

十三世纪初期，蒙古人在亚洲腹地的兴起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几十年内，成吉思汗的儿孙们已经将他们的统治拓展到整个欧亚大陆，从JP海延伸到地中海，从北冰洋到扬子江，都臣服于“黄金家族”的斡尔朵（译者注：蒙古贵族的帐篷）之下。1279年，蒙古帝国的海军在南中国海上摧毁了南宋王朝最后残存的抵抗力量，完成了对中国本部的征服。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被异族完全征服，并且这一异族几乎毫不掩饰地蔑视中国人所珍视的文化、思想、和制度。在征服者震慑整个世界的[屏蔽]面前，这些古老的圣贤之道显得格外软弱。
　　然而对于征服者来说，弱小的中国人手中仍然有他们所忌惮的力量，即被称为“武功”的高深格斗术（martial arts），我们西方人习称之为“功夫”（Kongfu）。这种格斗技术尽管在战场上远不如蒙古人的骑射之术有效。但单打独斗却可以发挥惊人的威力，并且曾经不止一次地改变了历史进程。人们不会忘记，正是在武术大师郭靖的主持下，襄阳要塞的防守才维持了十多年；而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蒙哥汗，据说亦在攻城作战中被郭靖的学生杨过（译者按：原文如此，实际上杨过并非郭靖的弟子）所击杀；二十年后，元朝的丞相阿合马也被武术家王著和高和尚刺杀。出于对汉人武术界的忌惮，忽必烈汗甚至不敢追究此事。历史学家们逐渐达成了这样的共识，蒙元帝国在中[屏蔽]治的崩溃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咎于中国武术界的集体反叛。要勾勒出一幅元帝国的兴衰史而缺乏对武术界的了解，正如要研究中世纪欧洲的历史而不知道骑士阶层一样荒谬。
　　尽管形态和结构上有很大变化，但元代武林既然是从其在宋金时代的前身演变而来，因此，有必要在此对后者略加概述。
　　自从宋代的平民从隋唐时期的贵族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之后，中[屏蔽]的武术家阶层就成为了被称为“江湖”（river and lake）的独特社会领域的主宰。江湖世界包括一切不臣服于帝国的ZZ秩序而自由流动的因素：商贾、歌伎、镖局、流民、乞丐、僧人、盗贼、以及侠客。对于这个复杂微妙而又时时变动的社会关系领域，中[屏蔽]的[屏蔽]机器无疑显得过于庞大和笨拙。由于技术水平的限制，帝国[屏蔽]不可能像现代国家那样对这个领域实行全面控制，甚至单纯的监控都力不从心。行走江湖的商贾和脚贩们不能指望得到[屏蔽]的保护，而窥伺宝座的反叛者们却往往如鱼得水，得以在此躲避政++_府的通缉。在这个类似自然状态的环境中，被称为武功的格斗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谁有更高的武术造诣，就能在江湖交往中占尽上风，无往而不利。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而非锄强扶弱的骑士精神构成了这个世界的基本原则。毫不奇怪，这个领域的特殊机制使得按照武术的高低形成了自发的等级秩序。武术家阶层所组成的“武林”备受尊崇，成为江湖秩序中最主要的主导力量，而最强大的大师们总是在食物链的顶端作为最高的捕食者，他们有能力杀戮任何藐视他们权威的江湖人物。出于对武术大师的爱戴、畏惧和谄媚，许多并不畏惧政++_府军的武术师也拜倒在他们的脚下，服从他们的号令。这使得一个武术名家能够通过特殊的权力组织形式——gate派、帮会和教宗——指挥远比他自身的超人力量强大百倍的势力。这些特殊形式中就蕴含着足以和帝国抗争的潜能。在帝国强盛的时代，武林只能满足于对江湖的统治，而对皇帝的权威保持表面上的服从；当风起云涌、帝国走向衰落之际，武林就会趁机而动，投身夺取最高政权的军事冒险活动。

Heaven Sword and Dragon Saber：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Kongfu in Yuan Dynasty
　　　　
　　　　 By Dr. Jean-Pierre Sean
　　　　 译者：新垣平
　　
　　Chapter II The Order of Kongfu World during the Late Period of Southern Song (1195-1259)
　　第二章．南宋后期的武林秩序（1195-1259）

自从十二世纪末直到蒙元征服之前的大半个世纪之中，武林中出现了被称为“华山论剑”的武术比赛。与现代的各种体育比赛不同，这种武术比赛并非人人可以参加，参与者仅限于公认的最优秀的武术家（据相关记载，在1259年的第三次华山论剑中，有一些不知名的武师试图参与，被与会者们粗暴地赶走）。这种专横是有原因的。如果我们用体育比赛的模式去理解华山论剑，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例如，第三次华山论剑没有进行任何武术比试就排定了五大高手的名号座次。事实上，每一次华山论剑都反映出武林中的权力分配关系。以“五绝”为名号的高手名单实际上映射出武林中权力秩序的现实逻辑。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称之为江湖世界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正是这次论剑确定了此后大半个世纪的武林秩序。
　　 据《射雕编年史》记载，第一次华山论剑在1195年举行。发动这次比赛的缘由是为了争夺一部被称为“九阴真经”的武术典籍，作者据传为著名的道家学者黄裳。《九阴真经》含有能大幅度提高武术能力的秘诀，因而几乎为每一个习武者所觊觎。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参与论剑的武术家都醉心于《九阴真经》优美深奥的武术理论，但实际上争夺这部典籍却有更为现实的原因。正如现代世界的核技术一样，一部精湛的武术著作将会大大提高研读者的格斗能力，从而对现存的武林秩序构成威胁。为此，必须对这一危险倾向予以限制。争夺《九阴真经》本质可以视为武林现存秩序防止这一危险技术扩散的措施，事实证明这一措施是卓有成效的。这一实质意义也可以从如下事实中看出：华山论剑的胜利者王喆就几乎没有读过该书，更没有练习其中的武术。实际上，对《九阴真经》的争夺可以视为对武林秩序的确定和维护。
　　第一次华山论剑的主要成果，在于缔造了第一个有秩序的武林体系。与会的五方面代表分别被冠以“东西南北”的称号，昭示了他们按照不同方位，瓜分江湖世界的势力范围：“东方的异[屏蔽]”黄药师，是东海的岛屿和中国东南地区的主宰；“西方的毒蛇”欧阳锋则是东[屏蔽]（译者按：此为西方史学家对我国新-僵地区的[屏蔽]称呼，请读者注意甄别）到河西走廊的霸主；“南方的皇帝”段智兴是大理国的皇帝，他的家族自从十世纪以来就世代统治着今天的云南省地区，其势力范围亦扩张到了南宋境内的贵州、湖南；“北方的乞丐”洪七则是北方“乞丐黑手档”（Beggars’ Mafia）的领袖，势力范围涵盖了整个金国境内；最后是华山论剑的胜利者——“中央的先知”王喆，道教的[屏蔽]家。王喆的根据地是陕西南部的终南山，他的教派全真教（All Truth Religion）主要在中国腹地活动，但作为至高无上的武术大师，王喆对于其他各个区域都有号召和约束力，虽然有时只是形式上的。在华山论剑后，王喆曾率领他的代表团对大理国进行过一次访问，在访问期间他的副手周伯通[屏蔽]污了段智兴的一位妾室，显然由于王喆的特权地位，大理国方面敢怒而不敢言，只能掩盖这一丑闻。


这一武林体系的特殊性可以从如下事实中得到辨认：构成这一体系的基础，乃是武术家的个人力量，而非如后来的武林体系那样，奠基于个别武术家所隶属的武术gate派。诸如少林、武当、峨嵋争锋的gate派ZZ，要到一个半世纪后才会出现。这一时代虽然已经有武术gate派的出现和繁荣，但大多数情况下都只是作为武术家个人的附庸，而非[屏蔽]的ZZ运作单位。黄药师——这位天才武术大师因为信奉个人[屏蔽]而提出对儒家价值观的质疑而闻名——的悲剧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一次盛怒中打断了自己所有学生的腿并把他们赶走，从而自己扼杀了自己刚刚缔造的gate派。同样的事情，几乎不可能发生在那些历史悠久的gate派中。在那些地方，制度的约束总是大于[屏蔽]人个人的意志。以明朝时期的雪山派为例，当掌gate人白自在陷入颠狂而残酷地对待自己的学生时，他们毫不犹豫地禁锢并废黜了这位大师。
　　在“五绝”中，唯一建立了正式gate派力量的是王喆，这位道教中的马丁•路德建立了被称为“全真派”的道教派别。他的七个gate徒也都是著名的武术家，在两代人的时间里保持了全真派的威望不褪。但是下几代的继承人们逐渐混淆了宗教派别和武术gate派之间的区别，将主要兴趣转移到宗教方面，导致了这一gate派的急剧衰落（参见史景迁教授的论文《全真派衰落原因及其与蒙元帝国宗教政策之关系》，《耶鲁汉学评论》第78期）。使得全真派能在长时间内持续保持其威望的，是王喆的朋友周伯通，他是一个具有武术天才的先天愚痴，智力约相当于十岁的儿童。为了利用他的天才，王喆设法令周伯通皈依自己的宗教并保护自己的gate徒，尽管他对此很不情愿。在第三次华山论剑中他正式继承了王喆的位置，被称为“中央的孩童”。然而显而易见，促使其当选的主要是他的智力鲁钝，成为各方面都能够接受的形式首领。周伯通死后，全真派也迅速衰落。
　　洪七是著名的“乞丐黑手档”的领袖，在中国北方，这一地下组织从十二世纪中期起，就成为反抗满洲和蒙古侵略者统治的最大地下抵抗组织。这一组织本身并非武术gate派，但却吸收了很多优秀的武术家。虽然内部有保守派和[屏蔽]派的激烈斗争，但从十二世纪中叶到十三世纪中叶的一百年中，这一组织始终是武术界的最大势力之一。另一方面，段智兴虽然是外国的皇帝，但是段氏皇族传统上仍然被视为中国武术界的一部分。在南宋时期，由于贸易的发达，云贵高原同中原汉地之间形成了统一市场，无疑更增进了这一趋势。在蒙古[屏蔽]占领大理后，段智兴的[屏蔽]政++_府不得不迁移到了宋国境内，和南宋的爱国者联合起来，继续从事希望渺茫的抵抗运动。


从1220年的第二次华山论剑开始，东西南北的地域划分已经明显与江湖世界的现状相脱节。在第二次华山论剑中夺冠的欧阳锋，当时已经成为间歇性精神[屏蔽]症患者，不再代表任何势力，此后长期在中国本部流浪。而段智兴也早已出家为僧，并未真正参与这次峰会。很明显，这一次华山论剑的意义，在于确认和巩固旧秩序的合理性，为此即使割裂称号与实际的关系也在所不惜。
　　此后，武术界的老人ZZ维持了近半个世纪。在1259年的第三次华山论剑中，由于洪七和欧阳锋的逝世，他们名义上的传人郭靖和杨过替代了他们的位置。但是已经和地域无关。事实上，此时西北两个地区已经完全被蒙古帝国所占领，五绝的影响力日渐衰退。甚至全真派也开始向汗八里的蒙古朝廷靠拢。被称为“北方的骑士”的郭靖一直在防守中部地区的襄阳，而“西方的狂人”杨过很快退隐山林。更不用说上文提到的周伯通不过是一个天真的傀儡。新五绝的名号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对昔日光环的[屏蔽]，并不能掩盖旧秩序日薄西山的悲惨状况。
　　随着七十年代蒙古[屏蔽]的南下，蒙古人对南宋的最后征服开始了。在攻打襄阳的战役中，南宋最优秀的武术大师郭靖被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监制的“回回炮”轰击而死——这一悲惨的事件也预示了武术将在几百年后被火器压倒的不幸宿命。丐帮和大理[屏蔽]政++_府也各有许多武术家被杀。而在此之前很久，衰落的全真派已经[屏蔽]向蒙古朝廷效忠。在随后几年的军事行动中，武术界残余的抵抗力量跟随文天祥、张世杰等南宋将领坚持战斗，直到崖山海战——据说百岁高龄的黄药师即死于这场战役——才被消灭。到此为止，中国武术界的各派势力基本被肃清，劫后逃生的少数武术家也隐匿不出。因此，在八十年代初期的中原武林，出现了同一个半世纪之前相似的巨大权力真空。在蒙元帝国还没有学会如何控制这个全新领域之前，已经有其他的势力崛起，试图填补这一政权更迭带来的空白。



Chapter III The Formation of Kongfu-School-Politics in Yuan Period（1279-1326）
　　第三章 元代gate派ZZ的形成（1279-1326）

　　正如在其他许多文化领域中一样，蒙古人对中国的占领也带来了武术界水平的大幅下降，许多大有希望的中青年武术家在残酷的战争中阵亡，导致了武术界的代际断层，而随着老一辈武术大师的逝去，许多威力强大的绝技也湮没无闻。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绝少再出现“五绝”层次的绝顶人物。这一悲惨境况不仅标志着武术界的长期衰落，也推动了武林结构的深刻变革：个人的力量下降后，gate派的重要性就日渐凸现出来。gate派不仅仅是武术本身的标志或武术传承的形式，它本身就成为武术家联合的最重要组织。在具体讨论元代gate派的形成之前，让我们在此先对这一组织的一般发生学原理略加考察。
　　gate派首先具有武术传承的意义：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武术必须通过教学活动才能传授给他人。学生从教师那里学习到精湛的格斗技术，作为自卫及谋生的手段，特别在[屏蔽]的时代，其带来的利益远远大于对其他文化知识的学习，因此自然为许多人所趋之若鹜。但是从教师的角度来看，教授学生武术是一项危险的工作。天资聪颖的学生经过认真修习，武术不难凌驾于较平庸的老师之上，当与老师发生争执，或者觊觎老师的秘籍、珍宝时，不难利用学到的武术击败甚至[屏蔽]自己的师尊。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弑师会被武术界视为最大的禁忌和罪恶。而教师也被默认拥有对学生的人身支配权，在儒家文化的支持下，教师被称为“[屏蔽]”（teacher-father），亦即具有与父亲相等的地位——在中国，正如在西方中世纪一样，父亲拥有随意处置自己子女的特权。但是在这种束缚关系下，天平又会向另一头倾斜，学生在教师的至高权威下丧失了基本的人身自由和安全。例如黄药师的弟子就可以随意为他所[屏蔽]或致残。这种黑格尔式的正反辩证运动最后导致作为“合题”的“gate派”的出现：学生和教师都是gate派的一部分，也都必须受gate规家法的制约。学生不允许反叛老师，但是老师也不允许随意杀戮欺凌学生。双方都必须忠于更高的gate派。而gate派进行内部管理的执行人员就是掌gate人，掌gate人虽然拥有极高的权威，但是同样受gate规的制约。
　　gate派的出现，导致个人对gate派形成了单一的人身依附关系，最终使得本来单纯的武术传授的形式变成了一个拥有共同利益的武术家集团。每一个武术家都有在ZZ上效忠，从经济上供奉，在危急时支援自己gate派的义务。也有享受gate派的[屏蔽]保护和武术教授的权利。因此，一个人理论上能够学习多种武术，但只能效忠于一个gate派。当然，如果不加入某个gate派，能够获得该gate派武术传授的机会微乎其微。这一制度事实上的结果，就是武术教学上的严格限制。这是元代以后武术衰落的重要原因。我们可以用囚徒悖论来解释这一趋势：每一个gate派都有各自的利益，因此虽然不介意去学习其他gate派的武术，但是却绝不希望自己的武术被其他gate派得知。这样必然会积极窥伺其他gate派的武术而防范自己的武术被偷学，这会导致恶性循环，使得各gate派相互提防，防范进一步严密。而各gate派之间的对立，又会导致武术家技能的单一化，格斗水平日益下滑，这样一来，个人的力量日渐下降，使得对gate派的依赖性更为增强，令个人与其gate派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而这无疑会进一步加剧gate派之间对立的趋势。从以武术家个人为本位，到以gate派为本位，这一历史趋势经过了长期的演变，但是关键性转折就发生在宋元之际。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由此被区分开来了。



最早出现在武林世界中的新势力是1283年成立的峨嵋派，这一gate派的创始人是郭靖的女儿郭襄，此人的父母和姐姐、兄弟在1273年以来的一系列军事冲突中陆续丧生，唯独她本人幸免于难。为亲人复仇的成为郭襄投身抵抗运动的最大动力，而她在六十年代的游历则为她提供了江湖世界中广泛的人际关系网络，加上作为郭靖和黄蓉女儿的、极具号召力的独特身份，使得她足以组织起一支令人生畏的地下抵抗力量。1282年底，她策划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试图对汗八里发动奇袭，救出被俘虏的宋朝末代皇帝和丞相文天祥。但是由于内[屏蔽]的出卖，这一计划被元朝政++_府及时发现。文天祥被处死，而宋朝皇帝被送往酉-臧，成为一名正式的[屏蔽]教僧侣。这一事件以及不久前发生的阿合马被刺杀事件令忽必烈汗下决心对武林势力开始了新一轮的清剿。郭襄及其支持者[屏蔽]退向四川盆地。第二年，郭襄不得不出家成为一名比丘尼，这当然只是对其[屏蔽]的地下抵抗运动的掩饰，郭襄及其弟子们的民族[屏蔽]热情同佛教的虚无[屏蔽]注定南辕北辙。由于郭襄本身为女性，她的gate派大多数由妇女组成，这些妇女大都在蒙宋战争中失去了亲人或丈夫，因此和她们的师尊一样充满了复仇的[屏蔽]。
　　终其一生，郭襄都致力于[屏蔽]蒙古征服者的统治，并不懈地寻找“西方狂人”杨过——此人是唯一在八十年代之后仍然幸存的“五绝”人物，并由于其曾打死蒙哥汗的骄人战绩被抵抗的汉人奉为精神领袖。但“狂人”似乎对抵抗运动已经绝望，在襄阳沦陷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只有零星的小道消息表明他仍然活着并隐居在边境的深山之中，然而郭襄从未能找到他。八十年后，他的后代又重新出现在江湖世界。无论如何，杨过的行踪已经成为永远的历史之谜。
　　昆仑派是另一个在十三世纪末崛起的武术gate派，这一gate派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北宋西夏时期。但由于长期僻处西域的昆仑山脉，与中原往来较少。长期以来，昆仑派一直缺乏发展的空间。蒙元对欧亚大陆的空前征服带来了中西方商路的畅通，也使得本来位于中[屏蔽]边陲的昆仑山一跃而占据了中西方交通的枢纽。与此同时，许多西北地区的汉人为了逃避战祸和征服者的[屏蔽]逃到昆仑山中，为昆仑派带来了可贵的人力资源。从七十年[屏蔽]始，被称为“昆仑山的三位一体”（Trinity in Kunlun）的著名武术家何足道成为昆仑派的掌gate人，他充分利用了蒙元入侵带来的机遇，使得昆仑派开始了空前的发展。在短时间内，这一gate派不但填补了白驼山衰落以来西北地区武林的空白，而且积极向中原进军，参与中原地区汉人的抵抗事业。据称这和何足道对郭襄的恋慕之情有关。关于何足道和郭襄之间的罗曼史有很多美丽的传说，但唯一可信的记载是他们曾经于1262年在少林寺有过一次短暂的邂逅。有传闻声称昆仑派掌gate人何太冲就是他们的孙子，但均不足信。
　　这一时期还见证了华山与崆峒两派的崛起。与峨嵋、昆仑相似，这两派也都是吸收汉人抵抗力量的精华而成。“华山派”的命名显然是为了缅怀“华山论剑”时代的光荣。几百年后的一系列著名武术家如风清扬、令狐冲、穆人清、袁承志等皆是华山派的继承人。而刺杀阿合马的王著和高和尚乃是崆峒派的成员。这些gate派的起源已经埋没在时间的长河中，但其崛起的迅速不得不归功于南宋覆灭带来的江湖势力大洗牌。
　　在元朝前期的多次汉人[屏蔽]反抗中，背后都有着各大gate派的推动。在原来南宋统治地区，几乎每年都有两百次以上的xx。这些事件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同武林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1282年海沙派掌gate人陈良臣在广东发动的盐贩xx，1284年巨鲸帮在舟山群岛发动的王仙人起义，1285年峨嵋和昆仑派在四川发动的赵和尚起义等等。而与此同时，明教也在浙江和福建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屏蔽]起义（详见下章）。


本章最后要叙述的是元代武林中最具影响力的两大集团：少林和武当。这两个主要势力的矛盾与冲突将对十四世纪的武林走向产生决定性的作用。
　　少林派是中国历史上最悠久的gate派，在许多世纪中都是江湖世界的最高[屏蔽]者。但由于南宋初年的内乱和[屏蔽]而于此后中衰一百余年，以致未能参与华山论剑活动。在全真教崛起后，少林寺无论从意识形态上还是从武林势力上都受到沉重的打击。在少林寺和全真教的械斗中，少林僧侣常常败北，并且在中原地区，大量托庇于少林派的佛寺被全真教霸占为道观。但恰恰是这一极度衰落的状况使得中国历史上的最大gate派在十二世纪以来的若干次政权交替过程中得以置身事外，保存了大部分的实力。在北方被蒙古人征服后，蒙古朝廷对佛教的日渐尊崇保护了少林寺免受[屏蔽]的洗劫，甚至还一度得到蒙古王公的宠幸，1258年，少林寺心禅堂的高僧福裕曾在蒙哥汗的御前比武大会上挫败全真教的掌教张志敬，依靠蒙古人的支持收回了被全真教霸占的大部分权益，让全真教从此一蹶不振。正是由于少林与蒙古朝廷的暗中勾结，当郭襄在1262年访问少林寺时，受到了少林方面极其粗鲁的对待。虽然身为汉人武林的一部分，少林寺不愿意和南宋武术界断绝往来，但明哲保身的少林僧侣们无疑在设法和宋朝的势力拉开距离，以免引起蒙古宫廷的不快。
　　但不久后，汉传佛教在蒙古人中的优势地位就被崇信密宗[屏蔽]的藏传佛教所压倒。八思巴法王受到的尊崇令少林高僧望尘莫及。在朝廷中争竞无望的少林寺开始回过头来，重新经营百废待兴的中原武林。持中立态度的方丈天鸣和主张倒向汗八里的无相禅师先后倒台，支持汉人抵抗运动的无色和尚得以掌握大权。此人曾参与杨过[屏蔽]下的汉人游击战争，对蒙古军团进行过大胆的军事突袭。


　在五十年代，一部埋没多年的高级武术教程《九阳真经》被意外地发现了。这部书的来源十分奇特：与我们西方人对[屏蔽]著作的推崇不同，中国人习惯于在注释中表达自己的思想见解。譬如，朱熹公爵的儒学著作《四书章句集注》就是其中的代表，通篇都是对古老的儒家典籍的注释。可能在在十一世纪末，一个无名的少林寺僧侣在佛教经典《楞伽经》的一部梵文抄本——该抄本据说是达摩从印度带来的原版——中以注解的形式记下了自己的武术理论——此人据说就是曾经调停过北宋时代最大江湖纷争的神秘人物：“无名老僧”（参看本书的姊妹篇：《剑桥天龙八部史》）。《九阳真经》也伪托达摩的大名而著。正如中世纪欧洲修道院的僧侣早已忘记了希腊文一样，少林僧侣也早已失去了阅读梵文的能力。这部伪托的巨著在少林寺的图书馆中收藏多年，而从未被发现。直到十三世纪五十年代，一位图书馆管理员觉远才在整理图书时发现了这部著作，并学到了其中高深的武术理论。
　　几年后，蒙古宫廷的御用武师潇湘子和尹克西在访问少林寺的时候将其盗走，但是其中部分内容流传了下来。觉远在临终前曾经讲授过这部经典，峨嵋派创始人郭襄和武当派创始人张君宝，以及少林派的无色禅师均获悉了部分[屏蔽]内容。不久后，无色在吸收《九阳真经》的基础上，创造了“少林九阳功”的高超武术——少林派得以复兴也部分仰仗于此。八十年代，无色禅师成为少林的新一任方丈，并[屏蔽]少林走向了武林中的领袖地位——在这个时代的江湖地图中，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与之竞争这一地位。到了十四世纪初，少林寺的名声再度在武术界中受到昔日的尊敬，如同从未有过衰落一般。但是很快，少林就会为自己找到一个足以并驾齐驱的强敌。


众所周知，武当的创始人张君宝，本来是少林寺的见习生，作为觉远的唯一追随者，他秘密地获得了《九阳真经》的传授——他从这部经典中获益的程度有多深，始终是一个谜团（参看本章附录）——从而使自己的格斗能力远远跃居同辈人之上。1262年，他在一次武术交流活动中，意外地令昆仑派武术大师何足道铩羽而归，而后者就连少林派中最杰出的武术家也感到畏惧。正如在中国的陈旧官僚体制中常见的那样，张君宝过分优异的表现引起了少林派尸位素餐的[屏蔽]层的不安，他们要求审核张君宝学习武术的资格。而当他们发现张君宝事实上并未参加正式的武术学习之后，立即愤怒地要求惩治这个等级制度的破坏者。张君宝不得不逃出少林，隐藏在神农架的荒山中，以躲避试图铲除他的少林僧侣。张三丰在神农架中蓬头垢面的形象成为后世关于神农架野人传说的来源之一。
　　为了隐瞒自己的身份，张君宝不久就成为一名正式的道[屏蔽]，并改名为张三丰。他一度托庇于早已衰落的全真派gate下，并从中学到了一些道家武术理论，以伪装自己的武术。尽管张三丰宣称自己发明的武术属于道教体系，但仍然有无数人怀疑他实际上剽窃了少林寺的许多格斗技巧。但张三丰精明的头脑首先表现在商业经营方面，他宣称自己所居住的荒山“武当山”是道教所信奉的大神“真武大帝”的居所，能够庇护虔诚的信徒，以此在附近乡村中聚敛了大量的金钱，为自己修建了寺庙和修院，这些乡村正在元军的[屏蔽]痛苦呻吟。张三丰的庇护为他们提供了安全和希望，成为他们所信奉的神明，这是后世关于他一系列神奇传说的来源。尽管张三丰的武术造诣进步神速，但在四十岁以前，他仅满足于在神农架附近的势力范围，并未参与更广泛区域的ZZ活动和军事斗争。没有迹象表明他曾经参与过襄阳战役，尽管这一要塞离他的山头并不远。在文天祥被处决前夕，他曾被邀请参加救援活动，但他以“武功未成”为名拒绝了，虽然他在二十[屏蔽]就击退过何足道这样的名家。他的精明与谨慎不仅使得他熬过了蒙元血洗武林的艰难时刻，也为中国武术界保留了一个硕果仅存的武术大师。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元朝统治的巩固，社会局势也[屏蔽]下来。在这一时期，张三丰开始了他漫长而丰富的社会活动。由于年轻一代的武术家几乎在改朝换代的大乱中被摧残殆尽。张三丰这样的天才人物更加显得鹤立鸡群。在几十年内，张三丰就树立了他在武术界至高无上的声望，这是当年王喆和郭靖这样的大师也望尘莫及的。然而我们不应当忘记，这一崇高的荣誉却是建立在武术界精英尽丧的空白之上。



与他的前辈，另一位卓越的道教武术家王喆不同，张三丰既不关心对异族政权的反抗，对道教理论的[屏蔽]也缺乏兴趣。长期以来，张三丰虽然在武术界建立了无可挑战的权威，但是一直避免引起元政++_府的猜忌，其反抗活动仅限于对小股元兵的[屏蔽]扰，如果有的话。而其对于道教的兴趣也主要在于内丹理论对武术的影响上。事实表明，作为武术大师，张三丰更关心的是自己的武术传承。或许是预见到了gate派ZZ即将形成的大趋势，张三丰在六十岁的时候决心缔造他自己的gate派。经过长期准备，张三丰在十四世纪初开始招收少量的gate徒，事实上，在他漫长的一生中，招收的gate徒也不过只有七人而已。但这些gate徒都具有惊人的武术天赋，二三十年后，他们将陆续成为武术界的顶梁柱。
　　武当派崛起的速度是惊人的。在十四世纪二十年代，已经成为和少林齐名的大派——这一并驾齐驱将延续剩下的六百年。但在事实上，在整个元代，武当尚不具有和少林相当的实力。武当派的名望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张三丰个人的声名，这一形势在明初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我们将在第五章讨论武当派在元末内战中是如何一步步赢得对少林的优势的。
　　在三十年代，六大派的格局已经初步形成。位于第一梯队的是武当和少林，而峨嵋和昆仑紧随其后，华山和崆峒属于第三等级。中衰的丐帮仍然人多势众，但是已经无法主导武林大势。而其他许多帮会、镖局等江湖势力实际上也直接间接在各派的控制之下，例如，鄱阳帮的帮主就是崆峒派的gate徒；而龙gate镖局的都大锦则效忠于少林派。这样一来，在五绝体系崩溃后半个世纪，经过翻天覆地的重新洗牌，另一个与之迥异的武林秩序形成了。这个新体系虽然只维持了大约三十年，但是从中产生出来的少林-武当权力平衡体系却主宰了剩下的整整六个世纪。



附录一：张三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剽窃者？
　　
　　在西方世界，最伟大的作家莎士比亚同时也是最有争议的作家，常常被指控为无耻的剽窃者：这个没有受过任何正规教育，据说是半文盲的小演员能够写出如此文采斐然的剧作，令许多人产生了严重的怀疑：或许这些著作都是培根、马洛或者其他才子的作品，而莎士比亚只是肆无忌惮地剽窃了它们。在中国历史上我们也可以找到对应的争议人物，这就是常常被指控为剽窃了《九阳真经》的张三丰。
　　这一事件的官方版本是：张三丰从[屏蔽]那里学到了一小部分《九阳真经》的武功，并且“以自悟的拳理、道家冲虚圆通之道和九阳真经中所载的内功相发明”，创造了极具特色的武当派武术。但长期以来，也有许多学者宣称，张三丰实际上学到了完整的《九阳真经》，并且将其拆分为武当派的各种具体武术，只是秘而不宣，将这些武术的发明权篡为己有。虽然因为《九阳真经》的原本已经失传，无法给出确凿的证据，但在史书中仍然有不少蛛丝马迹可寻。剑桥大学的史密斯教授是这一剽窃说的力主者，在三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发展出了一套完整、有力的剽窃理论；与之相对立的，是牛津大学的约翰生教授，他以力证张三丰的原创性而闻名。这两位著名学者分别是中国武术史研究中牛津学派和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在2005年在北京举行的第三次国际张三丰研讨会上，他们进行了一次激烈的正面交锋。下文即根据他们的问答整理而成，收入《国际张三丰研讨会论文集》（第三辑）（中华书局出版社，2006）。从这一对话录中，读者可以了解到这一争论的概况，如果需要进一步的阅读，请参阅笔者的著作：《张三丰与〈九阳真经〉：一项批判性研究》（剑桥大学出版社，2006年）。
　　史密斯：（上略）是的，难道这还不明显么？张跟随了觉远整整十年！十年！觉远每天都在教他。而郭襄和无色不过听了一晚上，你认为他们学到的内容是同等的？
　　约翰生：或许张学到的多一点，但是……
　　史密斯：多一点？我的天哪，十年的时间你足以从1+1=2学到相对论了，或者能把一本《牛津英语辞典》从头背到尾，如果你足够聪明的话。那么《九阳真经》究竟有多大篇幅，有《圣经》那么多么？张无忌也不过学了五年而已。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张离开觉远的那一年，他已经记住了全部的《九阳真经》。
　　约翰生：但是张离开觉远的时候只有十六岁，而张无忌开始学习的时候也是十六岁。那时候他还是一个孩子！你能教一个孩子学会相对论么？
　　史密斯：亲爱的先生，十六岁可不是孩子。你要知道，高斯在十六岁的时候已经解决好几个著名的世界数学难题了，而莫扎特……
　　约翰生：这不是一回事。如果张已经从觉远那里学到了整部《九阳真经》，那么就不能解释他被何足道轻易推倒，他应该在十六岁的时候，就具有和张无忌二十岁时同样的格斗水平。
　　史密斯：亲爱的先生，您显然混淆了理论知识和实际水平。张可能在十六岁之前已经熟读了《九阳真经》的原文，但是并没有练习到相应的层次。虽然他可能还没有突破最后几道关卡，但是显然他手中已经有了指路明灯。
　　约翰生：啊哈，那他为什么会宣称自己掌握部分的《九阳真经》？他应该装作对此一无所知，然后再把那些武术悄悄地，改头换面地搬上来。
　　史密斯：不，那他就走得太远了。没有人会相信他对《九阳真经》一无所知，特别是在他意外地抵挡住了何足道的进攻之后。在觉远死后，郭襄和无色一定知道，张就是《九阳真经》唯一的传人，他害怕[屏蔽]迫交出全本的《九阳真经》，因此在武当山上躲藏了十几年，直到他有充分的保护自己的信心之后才重新露面。
　　约翰生：荒谬的推论。郭襄和无色从未表现出对《九阳真经》的觊觎……
　　史密斯：是么？那么是谁躲在树后听了整整一个晚上呢？
　　约翰生：但是郭襄……
　　史密斯：你要知道，三[屏蔽]在华山上，郭襄就知道《九阳真经》失落的事情，她一定急于得到这部武术的宝藏。但是，她当时并没有战胜张的把握，她不能暴露自己的意图。所以她要求张去见郭靖，说郭靖会收他为弟子，这让你想起了什么？岳不群让林平之成为自己追随者，以得到《葵花宝典》的故事？如果张成为郭靖的学生，那么郭家就有充分的理由要求他献出《九阳真经》。但是张并没有上当，而是逃走了。
　　约翰生：无可救药的阴谋论者！那么无色为什么没有采取行动？按照你的理论，他也应该觊觎这部经书才对。
　　史密斯：这更容易解释。当时的无色根本不知道《九阳真经》的存在，他只是从觉远神志错乱的念诵中敏感地感到了其中的武学价值，所以偷听了很长时间，但是当他发现这一切都是来自于一部被称为《九阳真经》的武术教程，并了解其真正价值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张已经逃得不知去向。因此，当张在多年后重新出现的时候，少林和峨嵋必然重新燃起对《九阳真经》的[屏蔽]，并可能和张有过交涉。但是张已经不是过去的张君宝了，他成了真正的武术大师张三丰。他们拿他无可奈何。张无法否认自己曾经学过《九阳真经》的事实，但是为了欺世盗名，却隐瞒了自己学过全本的《九阳真经》，反而说他所学到得并不比郭襄和无色多。但谁会相信呢？他的武术成就远远超过后二者。


约翰生：很精彩的故事，但是可惜。这一切都是您的想象。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觉远曾经传授给张全部的《九阳真经》。
　　史密斯：那么您认为武当的一切武术都是张三丰原创的了？您大概没有读过我的《武当派武术的历史源流》，我在其中已经成功地从武当派的武术系统中复原《九阳真经》的原貌。这就是张所作的一切，一切！把《九阳真经》拆分成一片片，然后东一套拳法，西一种内功，全部是从《九阳真经》变化出来，然后伪装成自己的原创。您能相信么？张居然（约翰生插话：“事实是，我根本不相信！”哄笑）——剽窃了这一切，出于他贫贱的出身，想要改变自己命运的强烈愿望……
　　约翰生：别提您的著作了。我早已经在《国际汉学年鉴》第120期中指出了其中的方[屏蔽]问题。您已经预设了张剽窃了《九阳真经》的前提，然后从中寻找结论，这完全违反了正当的史学原则。这是彻底的无效推理。您必须注意到武当派武术和《九阳真经》武术的根本区别……
　　史密斯：这一点我们可以具体分析：在中国传统中，内家拳的宗旨是“后发制人”，“以静制动”，“贯穿一气”，而这一切在《九阳真经》的残本中早已有记载了：“彼不动，己不动，彼微动，己已动。劲似宽而非松，将展未展，劲断意不断……”（汉语原文）请注意张三丰对俞岱岩讲授的太极拳：“这拳劲首要在似松非松，将展未展，劲断意不断……”（汉语原文）张三丰最后发明的武术竟然与他最早听到的武术口诀一模一样！这难道是巧合么？不，这是张三丰剽窃《九阳真经》的最大文本证据。
　　约翰生：您的想象力非常充沛，但是事实恰恰相反。我认为，所谓《九阳真经》的残本本来就是后人根据太极拳经等武当派武术著作伪造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出现文本上的重合也就无足为怪了。
　　史密斯：您的看法毫无证据，《九阳真经》的残本是从少林、峨嵋、武当分别流传下来的，要伪造的难度非常高。我们有什么理由采纳这样一个牵强的假设？
　　约翰生：那好吧，我再提供给您一个证据：根据《倚天屠龙记》的描述，张无忌是从张三丰那里学到太极拳的，这难道不足以说明太极拳和《九阳真经》毫无关系么？
　　史密斯（嘲笑地）：那么请问教授先生，根据《倚天屠龙记》，张无忌从哪里学到《九阳真经》的？
　　约翰生：众所周知是从一只白猿的肚子里取出了一部经书，那就是一百[屏蔽]潇湘子和尹克酉-臧匿的那部经书。
　　史密斯：一只白猿的肚子里！一只白猿的肚子里！（哄笑）先生们，我们在讲神话故事么？一只猿猴，肚子里被放进去了一个大油布包，在一个神秘的山谷活了整整一百年！直到一个年轻人从全世界唯一一个入口进入这个山谷——顺便说说，他还是从悬崖上跳下来才发现了这个入口——才发现了这只长寿的猿猴！（哄笑）然后怎么说，哦，这只猿猴主动来找他：“哦，亲爱的大夫，请给我做手术好么，我相信我肚子里有一个肿瘤！”（哄堂大笑）



约翰生（有些支吾）：您认为这不可能发生？我看不出您有什么资格嘲笑东方人的历史，在我们的福音书中也记载了处女怀孕，记载了死后三天复活！
　　史密斯（划了一下十字）：是的，我相信我们神圣的宗教，但是我不相信东方人的这些故事。是的，这是可能的。正如一股[屏蔽]把我从这里卷起，再刮到牛津三一学院gate口落下一样是可能的——省了我的机票。让我们祈祷吧！（哄笑）
　　约翰生（气得发抖）：您，您这是诡辩！是对历史的无视！史书中明明记载的故事，难道您觉得不可信就不存在么？
　　史密斯：史书？您为什么不去读明朝的历史呢？里面根本没有记载张无忌！一切功绩都是朱元璋皇帝的。不，任何历史书都是人写的，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篡改。您要懂得分辨真与假，找到其中有效的信息。
　　约翰生：按照这种说法，凡是您认为不可信的就都不可信了？事实再明显不过，您是在按自己的想法剪裁历史。
　　史密斯：我再重申一遍，这不是我的想法！是历史和常识本身的逻辑！您要知道，张懂得《九阳真经》的全貌是当时人人都知道的事实，只是没有人当着他的面揭穿！啊不，有人，您如果熟悉《倚天屠龙记》的文本，应该记得空智和尚当面说的话：‘张真人自幼服侍觉远，他岂有不暗中传你之理？今日武当派名扬天下，那便是觉远之功了。’（汉语原文）
　　约翰生（冷笑）：真是太荒谬了，您难道忘记了为了治张无忌的病，张三丰在92岁的时候还去少林寺，抛弃王者的尊严和体面，恳求他们和自己交换少林九阳功的奥秘么？如果他已经通晓了《九阳真经》的全文，他有什么理由要这么做？
　　史密斯：这正是我要说的。让我们来重新建构一下历史进程。让我们回到张翠山死后，张无忌性命垂危的时期。当时，只有学习了全部《九阳真经》的武术，才能够治愈张无忌的伤势，不是么？（约翰生点头）那么张面临的实际上是一个二难选择：如果他不吐露《九阳真经》的全文，他的gate徒们一定会抱怨自己的老师见死不救，而如果他吐露全文，又等于承认了他已经懂得全文的事实，承认了他的剽窃（约翰生插口：“不是，是你已经预设了他知道全部的《九阳真经》……”），让我说完。并且他的gate徒们也会知道老师掌握九阳真经的全文，会觊觎这部经书，引起不必要的纷争。张在这里进退维谷（between a rock and a hard place）。然后张选择了他唯一能够做的，他纡尊降贵，去少林要求交换少林九阳功，这一做法唯一的目的，是让张无忌有一个借口学到九阳功：既能够痊愈又不暴露自己懂得全部《九阳真经》的事实。可惜，少林寺看透了张的阴谋，他们拒绝了（约翰生插口：“你的理论有一个致命的缺陷！”）。不，等一下。然后发生了什么？张无忌躲了起来，几年以后，当他重新出现时，已经学会了全部的九阳真经，然后出现了一系列神奇的传说，什么白猿的肚子之类。那么[屏蔽]到底是什么，还不明显么？张把无忌藏了起来，秘密传授给他《九阳真经》中的武术，然后再让他出面，表演一场戏给全世界看。比如从张三丰那里学到了太极拳：他当着所有人的面，花了一个小时就学会了人类历史上最深奥的武术。而旁观者看了半天，却什么也没看懂。如果你不认为张无忌是爱因斯坦的话，那么只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他事先已经学过这套武术。



约翰生：很遗憾，你的理论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如果是这样，少林就不应该拒绝交换，因为他们并没有任何损失——张三丰实际上已经懂得了全部的九阳真经，相反，他们可以从张那里学到自己所缺乏的武术。
　　史密斯：是的，但是你忘记了，少林不缺乏武术。一千年来没有人有时间学完他们那七十二项全能的武术课程。（笑）相反，如果同意交换会使得少林的道德优势荡然无存。这会让整个世界认为，张三丰的武功并非来自觉远传授的九阳真经，而这是少林花了至少半个世纪想说服人们相信的：张三丰剽窃了少林的秘传武术！他是个无耻的剽窃者。少林必须维持自己的尊严，张显然低估了少林方面的决心。为此他不得不另辟蹊径：他首先把无忌送到一位全中国最有名的医生那里——为的就是让大家相信无忌能够自己痊愈——可惜这位医生不久就被人谋杀。然后张无奈之下，把孩子送到了昆仑山——传说中《九阳真经》失落的地方。张无忌随意就可以说从哪里挖出了真经。几年后，张无忌果然学会了《九阳真经》，实际上这是他在进入蝴蝶谷之前已经背下来的，教导他的人正是张三丰！
　　约翰生（思考片刻）：您的这套理论仍然有问题。为什么？为什么张三丰要教给无忌《九阳真经》，为什么他不能干脆牺牲无忌？
　　史密斯：您知道，我有一个最新的理论，我将在明年出版的一部新著中阐述：张无忌的父亲张翠山是张三丰和风陵师太的私生子——啊，教授先生，您怎么了？您醒醒！您醒醒！Help!Help！（约翰生教授当场吐血晕倒，这次讨论到此结束，两天后约翰生教授不治身亡）


Heaven Sword and Dragon Saber：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Kongfu in Yuan Dynasty
　　剑桥倚天屠龙史
　　　　　　
　　　　　　 By Dr. Jean-Pierre Sean
　　　　　　 译者：新垣平
　　
　　Chapter IV Manichaeism in China during Song and Early Yuan Period (1120-1291)
　　第四章．宋代和元代初期的明教（1120-1291）

　　 与欧洲和西亚所发生的不同，在中[屏蔽]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真正的宗教战争。在此意义上，历史学家们常常为我们描绘出一副各大宗教共存的HX画面。这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是却忽视了若干宗教及其变种常常被用于ZZ反叛的事实。作为三大宗教之一的道教在最初即是二世纪末的内战中，农民起义者们所发明的意识形态。在这片东方的土地上，天国的秩序与人间的秩序也注定要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
　　三世纪诞生在巴比伦的摩尼教，因为曾影响了圣奥古斯丁而为西方的读者所知晓。但与之在东亚的影响相比，这一信仰在西方世界的流传不免相形见绌。在七世纪末传入中国后，摩尼教很快就成为了起义者手中的工具。由于信仰光明与黑暗两大势力的斗争，摩尼[屏蔽]往往将现实的ZZ秩序视为黑暗力量的代表，而奋起反抗。而“光明之王”即将出世的弥赛亚[屏蔽]，也给了摩尼[屏蔽]前赴后继的动力。但是如果把中国的摩尼[屏蔽]视为单纯的宗教狂热，恐怕过分高估了中国人的宗教热情。事实上，许多摩尼[屏蔽]无法区分自己的宗教和祆教或佛教间有何本质区别，宗教教义不过给世俗的ZZ诉求披上了一层信仰的外衣。
　　在蒙元征服之前，摩尼教是中国历代王朝所严令禁止的对象，但只有局部的影响。在汉语中，摩尼教的称呼近似“[屏蔽]（the Cult of Devil）”，在中国人心目中造成了恐怖和邪恶的印象。摩尼教试图改称“明教（字面的意思是：光明的宗教）”以改变自身的形象，但是并没有明显的效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明教是世界摩尼教运动的一部分，必须接受波斯的总教会的命令，在后者的指导下发动[屏蔽]以迎接“光明之王”的到来。1120年，在教主方腊（译者按：原文称Fang Xi，疑误）的率领下，明[屏蔽]曾经在浙江地区发动过一次影响较大的xx，被称为方腊起义。郭靖的祖先、武术家郭盛参加了[屏蔽]起义的政++_府[屏蔽]，在战斗中被明[屏蔽]所[屏蔽]。《九阴真经》的作者、武术大师黄裳也参与了对明教的[屏蔽]，并在格斗中单枪匹马地重创了明教的[屏蔽]层，方腊在与黄裳的格斗中身负重伤，在逃跑过程中被少林派弟子鲁智深所擒获。不久，这位教主被送到首都处死。这一点显示出，12世纪初期的明教也只是中国南方的一个小教派，和蒙元时期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不可同日而语，后者已经经历了彻底的新生。


整个南宋时期，明教的信奉者们在东南地区发动过若干次xx，但均因未得到国内各阶层的同情而很快失败。原因很明显：在抵抗外族入侵成为举国共识的时代，明教的原教旨[屏蔽]者仍然坚持对汉族政权的不妥协方针，不能不说是一种不合时宜的错误。这一路线和波斯总教对世界形势的教条看法有关。在阿拉伯人和十字军在中东陷入反复鏖战，金国和南宋都奄奄一息，而蒙古人趁机兴起的时代，波斯总教的[屏蔽]人认为古老的旧世界已经彻底腐朽，发动世界范围的[屏蔽]，迎接明王到来的时机已然成熟。在波斯总教的强制命令下，一代代的中华明教教主开始了形如飞蛾扑火的xx，最后除了憎恨和蔑视外一无所获。播种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
　　蒙元帝国的征服给了这个奄奄一息的小宗教以意外的生机。由于信奉宗教自由政策，在元朝初期，对明教的禁令被解除了，这一宗教被允许自由传播。元朝统治者不会想到，这个不起眼的教派将成为自己的掘墓人。反抗异族统治的中国人很快就从这一藐视世俗统治的教派中发现了反抗的思想武器和从事地下活动的宗教掩饰，很快便大批投身其中，明[屏蔽]开始以几何级数增长。在南[屏蔽]定后，忽必烈开始开展对JP、越南和缅甸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赋税和劳役的大幅增加令民众的负担加重，而多数负担都落到刚刚征服的南宋地区，江南的局势更为岌岌可危。
　　1280年，在南宋沦陷后四年，明教教主杜可用在江西发动了一次浩大的起义，杜可用号称“天差变现火轮明王皇帝”。由于帝国[屏蔽]迅速果断的围剿，这次起义遭到了惨败。此后，一系列小规模xx持续威胁着中国南部的帝[屏蔽]治。明[屏蔽]积极参与了1283年的黄华起义，这次起义是以恢复宋朝的统治为号召的，但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越来越少的人相信赵氏王朝还有复兴的可能。
　　1287冬天开始的钟明亮起义是这一时期最为声势浩大的反抗运动，明教教主钟明亮招集了十万人的[屏蔽]，在广东、江西和福建的交界处建立了根据地，以汀州为中心，在周边方圆数百里的地区展开了活跃的游击作战。这一起义的时间显然是经过精心选择的：此时的帝国政++_府正在全力扑灭满洲和东[屏蔽]番王的联合叛乱。


当钟明亮开始他的军事冒险后，广东董贤举、江西石元、谢主簿、刘六十、卢大老、福建泉州陈七师、兴化朱三十五等明教骨干分子也纷纷发动xx，相互呼应。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蒙元帝国[屏蔽]对这个狂妄的挑战者进行了四次围剿，但都以失败告终。忽必烈对明教的力量过于轻视，也不能理解他的臣民恭顺外表下的民族仇恨。他企图利用收编的南宋[屏蔽]去对付明[屏蔽]，在消耗战中达到一石二鸟的效果。结果却适得其反，汉人的地方军阀都不愿意为中央政权卖命，而钟明亮则利用游击战左右逢源。一位将军的官方报告中称：“[明军]出没叵测，东击则西走，西击则东至，[屏蔽]则兵力不敷，岂可以寻常草寇视之栽？”帝国在中国南部的统治已呈土崩瓦解之势。
　　在这一关键时刻，钟明亮于1290年的离奇暴毙成为历史上的一大悬案。据明教官方档案记载，钟明亮是在练习波斯瑜伽“天地转换法”的时候，因练习方法错误导致内分泌紊乱而引发猝死；但也有学者怀疑，钟明亮之死是明教内部大清洗的结果：在钟明亮死前不久，曾在波斯总教学习系统神学的二十八个特派使者，以“真正的明尊弟子”自居，取代了钟明亮的权力，并将其架空后排挤出权力中枢。因为精神压抑和神情恍惚，钟明亮才在练习瑜伽时出了问题。在钟明亮死后，忠于他的许多骨干分子被肃清。以王鸣为首的二十八个“真正的明尊弟子”掌握了实权。
　　钟明亮的死成全了他的名声。不久，因为黑龙江地区哈丹叛乱的平定，腾出手来的元军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以堡垒战术将匪区层层围住，并缓慢推进。历经将近一年的围剿，1291年，似乎大局已经注定，明教势力被团团围住。忽必烈调兵遣将，要在自己死前将这个心腹之患一劳永逸地清除。然而，中国武术再一次展现了它的威力。明教的三万精锐[屏蔽]浴血奋战，终于成功实现了从三十万大军中的突围，并展开了一次惊心动魄的大逃亡。


这次史诗般的逃亡历时一年多，行程为两万五千华里（约合6000英里），渡过了几十条湍急的大江，翻越了寒冷严酷的大雪山，经过荒凉的草原和沼泽地区。行动的规模、路程的遥远、环境的艰苦和意志的坚强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元朝的[屏蔽]一再追击拦截，然而在内部的[屏蔽]的制约下，始终不能达成协调一致的军事合围，因而总能让明军及时逃脱。一年后，长途跋涉的明军——此时已经只剩下三千多人——到达中国西北部的昆仑山地区，将携带的“圣火”点燃在海拔6880米的布格达板峰上，并将其命名为“光明顶（the Summit of Light）”。教主石元有一首著名的诗歌描述这次伟大的战略转移：“ 明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昆仑千里雪，熊熊圣火尽开颜。”
　　从此以后，光明顶熊熊燃烧的圣火成为每一个明[屏蔽]心中信仰的最高支撑。圣火不会熄灭，明教不可战胜的神话迅速传播开去。在这次远征中受到磨练的一批青年战士，如阳顶天、殷天正等人，将成为明教在下一个世纪中兴的[屏蔽]人物。
　　但是这次远征也产生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后果，我将在下几章中逐一分析。目前要指出的只是其中一项：在艰难的跋涉中，明教发生了[屏蔽]，圣物“圣火令”遗失了。




“圣火令”是六块合金制成的金属牌，上面有一些古波斯武术的铭文，起源已不可考。它们在明教中的地位相当于基督教中的“圣杯”，而远比圣杯更为现实。其对于教主合法性地位的意义可以说类似于中国的“传国玉玺”或者JP的“三神器”。从理论上来说，谁掌握它就会被宣称了“正统”。明教在逃亡的过程中，在遵义府召开了会议，王鸣由于[屏蔽]作战不力[屏蔽]下台，原光明左使者石元成为第三十一代教主。
　　王鸣对新权力中枢充满了怨恨，拖延着不肯交出圣火令。不久，在四川境内，一场蓄谋已久的[屏蔽]运动开始了。王鸣及二十八个“真正的明尊弟子”脱离了大[屏蔽]，建立了西路军，并以圣火令为号召，宣称自己才是明教教主。然而在王鸣能够挑战石元的教主地位之前，这一支[屏蔽]的队伍已经被趁机偷袭的蒙古骑兵所击败，[屏蔽]退向西康和青海地区。王鸣丢失了军事底牌之后，短暂的[屏蔽]运动走向了彻底破产，圣火令也无助于改变他的劣势。不久，西路军大部和明军主力会师，王鸣及其亲信逃回波斯，圣火令回到了波斯总教的手中。后来历届中国教主都曾派人去波斯总教交涉，希望能够迎回圣火令。但是总教方面仍然以“历史问题未曾查清”为借口不肯交还圣火令，作为对中国明教的要挟。
　　圣火令的失落给明教教主的合法性和继承问题带来了严重的困难。的确，一个强势教主——如阳顶天——的权力并不会因圣火令的失落而受到影响，但当他死后，由于缺乏圣火令的绝对权威，在继承问题上就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分歧而引起纷争。我们将在第六章叙述这一隐患所带来的种种严重后果。
　　无论如何，自此以后，明教就将总部设在人迹罕至的昆仑山光明顶上，那里他们不用再担心元军的[屏蔽]：一般的士兵想要活着到达这个高度都很困难。但是很快，他们就会为自己找到更加棘手的敌人。


Heaven Sword and Dragon Saber：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Kongfu in Yuan Dynasty
　　　　剑桥倚天屠龙史
　　　　　　　　
　　　　　　　　 By Dr. Jean-Pierre Sean
　　　　　　　　 译者：新垣平
　　　　
　　
　　
　　Chapter V. The Revival of Chinese Manichaeism and the Scission of Kongfu World（1292-1326）
　　第五章．明教的复兴与武林世界的[屏蔽]（1292-1326）
　　
　　虽然日后明教的官方说法将长征描述为一次伟大的浪漫远征，但在1292年的光明顶上，一切更像一场可耻的失败。在中国南部这一明教几百年以来的根据地，这一信仰已经被全面肃清。明教的残兵败将们被赶到了中国边境最偏僻的角落，而到达那里的三千多名战士几乎无不伤痕累累，意志消沉。他们面对的，不仅是恶劣的自然环境，也是充满敌意的当地势力：例如根基牢固的地头蛇昆仑派。当然，更直接的威胁仍然来自元廷，此时忽必烈已经派遣玉昔帖木儿取代了作战不力的伯颜，玉昔帖木儿率大军进剿昆仑山，虽然元军攻上光明顶的可能不大，但仅仅是围困已经足以给明教造成断绝补给的困境。这一小小宗教势力的灭亡似乎只是时间问题。
　　但是此时，海都和都哇在中亚再次举起叛逆的旗帜给明教以喘息的机会。由于西北叛王在东[屏蔽]的进攻，元军不得不临时将[屏蔽]光明顶的[屏蔽]调到千里之外的塔里木河流域，去抵抗反叛者的入侵。这一临时的抽调竟成为了一去不复返。直到1304年双方签订停火协议为止，元军与西北叛军在中亚进行了十二年的拉锯战，无暇再顾及龟缩在昆仑山中的明[屏蔽]们。明教趁机坐收渔人之利，迅速恢复和巩固了自己的力量。一劳永逸地摧毁明教的最佳时机一去不复返了。
　　忽必烈死后，成宗铁穆耳维持了十一年相对平静的统治。1307年，铁穆耳驾崩后，帝国因帝位继承问题陷入了长期的中衰和不时的内战，二十五年中先后换了八个皇帝。汉文化对帝国中枢的渗透相当缓慢，但是各种高级的奢侈享乐却已经侵蚀了本来质朴的草原儿女们。帝国的统治机构日益[屏蔽]，对其治下人民压榨的程度日益增长，但实际控制能力却不断减退，此消彼长之下，各民族的起义也此起彼伏。被列为最下等的南方汉人的抵抗运动在经过二十年的低迷时期后，再次逐步走向高涨。这对武术界权力格局的结构性演变，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


　在绝大多数时代，江湖世界和帝国权力之间有着深刻而尖锐的矛盾。我们在第一章中，曾经简要指出过这一矛盾的根源所在。在这里，我们只需要补充：这一矛盾并非必然爆发为激烈的冲突，当双方势力平衡的时候，就会出现均势的局面：江湖世界的主导势力会在表面上承认皇帝的无上权威，而实则维持自己对江湖真正的统治，而官方也会满足于江湖人士对不再“犯上作乱”的承诺。对中[屏蔽]的统治者来说，达到这一均势的底线是江湖势力必须放弃对ZZ权力的追求；而对后者来说，底线是官方必须保证自己的合法存在及势力范围不受侵犯——二者是一回事。当然，零星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仍然可以保持在一定的限度内而维持大局的和平。
　　但是，如果说政++_府从上到下基本上可以被视为一个整体，江湖却并非如此，这就是江湖之为江湖的特性所在：它是一个开放的空间。由于江湖世界的流动性太大，充满了各种不可操纵的因素，任何个人、gate派、帮会和教宗都无法实现对整个江湖世界的控制。在这个世界中，必然也有对现存ZZ势力存有极度仇恨的反叛者。他们不会理会主导势力同政++_府间的默契，而以[屏蔽]政++_府，建立新的ZZ秩序为奋斗的目标。因此，他们所带来的威胁实际上是双重的：即是对世俗ZZ权威的威胁，也是对武林主导势力的威胁。首先，他们的行动会导致同官方之间心照不宣的不成文协定被破坏，会导致政++_府的压力甚至报复，给整个江湖世界带来浩劫；其次，如果这些大胆的冒险家能够获得成功，结果将会是翻天覆地的ZZ大洗牌，对已经掌握大权的、不希望发生变动的既得利益集团来说，这可能使他们失去现有的一切。可想而知，在保守的既得利益集团和激进的[屏蔽]者之间的关系将会是相当紧张的。
　　对于既得利益集团来说，应付这种挑战的方式可以有两种：当仅仅是农民起义者揭竿而起，或者是民族[屏蔽]者反抗异族统治时，他们可以将这些人赞美为武林领袖或真正的民族英雄，在口头上给予他们廉价的支持和赞美，却不进行任何实际的声援，将他们推到前台去任由政++_府军剿灭。北宋时期的梁山起义是一个典型例子，当时，有一百多名三流武术家因为不满宋朝的[屏蔽]而[屏蔽]起来发动叛乱。少林、丐帮、逍遥派、大理段氏、天师道等武林的真正主宰将他们吹捧为“梁山好汉”，让世人把他们视为真正的武术名家，让他们去和政++_府军发生正面冲突，而掩护自己的真正实力。最后，梁山的起义者向政++_府军投降并为之效力，而既得利益集团主宰的武林秩序却毫发无损。
　　另一个例子是清代的天地会。由于打出了“驱除鞑虏”的旗号，获得了汉人的同情，天地会[屏蔽]了一批真正的高手，野心勃勃地从事[屏蔽]清政++_府的地下活动。天地会虽然在江湖世界中享有崇高的声誉，但是在清末之前却并没有得到多少实际的援助。十七世纪后期的一份会议记录表明：当天地会筹划刺杀一位手握大权的将军吴三桂时，武当、少林等名gate正派都不愿意提供支援。甚至贩盐的三流帮会青帮也不服从他们的号令。天地会在得到光环的同时，也在无形中被孤立了。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当乾隆的元帅福康安代表清政++_府召开“全国武术流派掌gate人代表会议”时，武术界主要gate派的一百多名掌gate人全部出席，向异族皇帝表示他们的顺服。


另一种应对方式是这样的：当[屏蔽]者举起异端宗教的旗帜时，保守势力就可以利用儒家意识形态的崇高旗号，要求消灭无视伦理纲常的“[屏蔽]”。事实上，真正的问题从来不在纯粹信仰的层面，而在于这种信仰可能带来的、颠覆现存秩序的危险后果。明代的日月神教和清代的白莲教、拜上帝教都是典型的例子。元代的明教之乱也属于这一范畴。无疑，明教的古怪信仰、戒条和仪式——如食菜、裸葬、拜火、崇拜圣女等——加剧了武林人士和一般平民的厌恶，但是很难说这些内容比佛教或者回教的种种要求更为古怪。这种根深蒂固的厌恶感本质上是一种ZZ性的态度。正如卡尔马克思所嘲讽的那样，布尔乔亚一边从事着诱[屏蔽]彼此妻子的勾当，一边义正词严地声讨c0m.mu-nism者的“共妻制”，真正的理由不言而喻。
　　如我们在上文所分析的，到了十四世纪前期，中国武术界已经确立了以“六大派”和丐帮为首的新秩序，尽管六大派和丐帮都曾以反元的民族[屏蔽]口号为号召，但随着郭襄、耶律齐等老一代宋朝遗民的先后去世，各gate派新的[屏蔽]人对汉族政权曾经的光荣已经记忆模糊，而随着元朝统治的巩固，[屏蔽]蒙元统治的希望日益渺茫，使他们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在维护自己武林地位的问题上。虽然绝大多数汉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但是名gate正派的武术精英集团仍然同以前一样生活优裕、名声显赫，不受影响。[屏蔽]外族[屏蔽]是名义上的最终目标，但只是遥远的前景，目前需要考虑的是如何为自己的gate派增添荣耀和权势，至多是有限的“行侠仗义”。于是，在种种响亮口号的掩盖下，一个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形成了。这个集团必然与另一批不妥协的激进分子发生激烈的冲突，这些[屏蔽]多数成为了明[屏蔽]，因为只有明教此时仍然在坚持进行实际的反元xx。而由于蒙元帝[屏蔽]治的残暴和严苛，投入明教的武术家也越来越多，使得明教的组织急剧膨胀。这是明教与江湖 主流势力矛盾激化的根源所在。在此，整个江湖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屏蔽]。
　　在迁移到光明顶之后不久，明教就和当地的主宰昆仑派发生了几次[屏蔽]械斗。尽管明教的势力已经大大削弱，但仍然和次级的昆仑派势均力敌，昆仑方面并没有占到多少优势。而中原各大势力仍然认为明教微不足道，将此视为地方性的冲突而不屑参与。最后，精疲力竭的双方不得不妥协，划定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将昆仑山一分两半。几年后，明教教主石元去世，光明左使者衣琇继任教主（在位1298-1311）。衣琇在位期间，明教在西北地区修养生息，并同波斯总教之间恢复了联系。十四世纪初叶，随着明教实力的恢复，是否回到江南的明教故地去联系当地的残余势力的问题被提上议程。
　　此时的江南地区仍然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下，当地坚持游击战的明教残部已经寥寥无几。大多数明教高层都主张放弃这一地区，更没有人愿意回去冒险。但一个年轻人殷天正（1280-1358）主动请缨，要求由他一试，获得了衣琇的首肯。殷天正的选择是正确的，其时帝国的控制已经逐渐松弛，他回到江南后，很快整合了当地的明教势力。为了麻痹元廷，殷天正发明了“天鹰”的标志，以稍加变化的形式伪装其明教信仰的实质。在遮遮掩掩下，江南明教又开始了暗中的活动。但一个隐患是，由于昆仑山和江南地区的距离遥远，在此长驻的殷天正实际上成为了这一地区明教势力的实际主宰，这为二十多年后明教的[屏蔽]埋下了隐患。


衣琇在1311年的病逝，让众望所归的阳顶天（1270-1327）登上了教主之位。在十四世纪初期，阳顶天被普遍认为是仅次于张三丰的武术大师，虽然二者从未有过较量的机会。与衣琇的平庸统治不同，阳顶天很快就野心勃勃地大规模扩充明教的组织。他创建了锐金、巨木、洪水、烈火、厚土五旗作为新的军事编制，并且策划发动了园明和尚起义、赵丑厮、郭菩萨谋反等几次大规模的xx。
　　出于对殷天正的猜疑，他即位不久，就将后者召回光明顶。殷天正及时表示了对他的忠心，令阳顶天感到满意。他赐给殷天正以“白眉毛的老鹰王”的头衔，命其继续统摄江南明教势力。这是阳顶天亲封的第一个“护教法王”。进入二十年代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才加入明教。谢逊、韦一笑等武术家先后来奔，并建立了许多功勋。阳顶天也分别封他们为“金毛的狮子王”、“绿翅膀的蝙蝠王”，与殷天正一起成为了著名的“三[屏蔽]王”。
　　阳顶天尤其重视投入明教的高级知识分子。正如一切外来的殖民统治一样，蒙古统治者对汉族知识分子充满了种族歧视，将其地位视同[屏蔽]和乞丐。帝国的大部分官员都并非通过科举考试而被任命，经由科举选拔的官员在比例上只有明朝的10%左右。而在科举考试时，汉人和蒙古人、色目人分开考试和录取，而后者的题目要容易得多。即使通过了考试，汉族官员也难以获得升迁。这些举措导致越来越多的儒生对仕途绝望，投入了反抗者的行列。
　　杨逍（1301-1367）就是其中的代表。他出生于一个破落知识分子的家庭，因科举受歧视而投身明教。阳顶天对这个年轻人表示出非同寻常的喜爱，亲自传授给他过人的武术，并很快擢升其为光明左使者，地位甚至在三[屏蔽]王之上，因此甚至有杨逍是阳顶天私生子的讹传。杨逍不仅是阳顶天的主要智囊，更成为了明教最杰出的宗教学者，撰写了《明教流传中土记》等重要著作。与此同时，周颠、说不得、彭莹玉、冷谦、张中等人也先后投入明教，除周颠外，其他人都有明显的知识分子背景。说不得是一个诙谐的僧侣，善于写禅诗；彭莹玉是宗教宣传家，缺乏理论成就，但善于演讲和煽动群众；冷谦是音乐家和画家，后来担任过明朝的宫廷乐师；张中（1294-？）号称“铁冠道人”，是一个深藏不露的谋略家，后来的著名传奇人物刘伯温就是他的学生；在二十年代，这些人被封为“五散人”，成为阳顶天的高级顾问。同时，为了平衡各个系统的势力，阳顶天将另一名本拟封为法王的武术家范遥提拔为光明右使者。范遥出自明教嫡系，武术高超，功勋显著且没有ZZ野心，同各方面的关系都很良好，是担任这一职务的最佳人选。


阳顶天尤其重视投入明教的高级知识分子。正如一切外来的殖民统治一样，蒙古统治者对汉族知识分子充满了种族歧视，将其地位视同[屏蔽]和乞丐。帝国的大部分官员都并非通过科举考试而被任命，经由科举选拔的官员在比例上只有明朝的10%左右。而在科举考试时，汉人和蒙古人、色目人分开考试和录取，而后者的题目要容易得多。即使通过了考试，汉族官员也难以获得升迁。这些举措导致越来越多的儒生对仕途绝望，投入了反抗者的行列。
　　杨逍（1301-1367）就是其中的代表。他出生于一个破落知识分子的家庭，因科举受歧视而投身明教。阳顶天对这个年轻人表示出非同寻常的喜爱，亲自传授给他过人的武术，并很快擢升其为光明左使者，地位甚至在三[屏蔽]王之上，因此甚至有杨逍是阳顶天私生子的讹传。杨逍不仅是阳顶天的主要智囊，更成为了明教最杰出的宗教学者，撰写了《明教流传中土记》等重要著作。与此同时，周颠、说不得、彭莹玉、冷谦、张中等人也先后投入明教，除周颠外，其他人都有明显的知识分子背景。说不得是一个诙谐的僧侣，善于写禅诗；彭莹玉是宗教宣传家，缺乏理论成就，但善于演讲和煽动群众；冷谦是音乐家和画家，后来担任过明朝的宫廷乐师；张中（1294-？）号称“铁冠道人”，是一个深藏不露的谋略家，后来的著名传奇人物刘伯温就是他的学生；在二十年代，这些人被封为“五散人”，成为阳顶天的高级顾问。同时，为了平衡各个系统的势力，阳顶天将另一名本拟封为法王的武术家范遥提拔为光明右使者。范遥出自明教嫡系，武术高超，功勋显著且没有ZZ野心，同各方面的关系都很良好，是担任这一职务的最佳人选。


1326年，发生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事件：首先是一名汉人和波斯人的混血少女黛绮丝（Diana Keynes）从波斯总教来到光明顶。这是自1291-1292年的长征之后，波斯总教首次恢复和中国明教的正式联系。黛绮丝是一位波斯华侨的女儿，据说是遵从父命回归原籍。但人们所不知道的是，她真实的身份是波斯总教三圣女之一，也是总教派来监控中国明教活动的间谍。
　　在十三世纪末到十四世纪初的三十多年中，西亚的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经过多年的生死斗争，波斯总教的新[屏蔽]人已经放弃了世界[屏蔽]的口号，而与伊利汗国握手言和，作为交换条件之一，波斯总教被要求向中国明教施压，命其向蒙元统治者俯首称臣。由于长期中断联系，波斯总教并没有把握能让光明顶服从命令。因此借护送黛绮丝来华，总教也派出了三名特使，向中国明教方面阐述其意图。当夜，阳顶天与三名特使进行了秘密会谈，并轻蔑地拒绝了臣服元朝的命令。翌日，三名特使在失望中离去，但将黛绮丝留在光明顶执行下一步的秘密计划。
　　黛绮丝的美貌很快在光明顶的青年[屏蔽]家中产生了轰动。阳顶天虽然并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但也对总教的意图产生了怀疑。他设法撮合黛绮丝和亲信范遥，试图通过婚姻的纽带让黛绮丝向自己靠拢。黛绮丝拒绝了范遥的追求，然而不久后，一名叫韩千叶的青年——他的父亲曾被阳顶天所击败——从南中国海的岛屿上来到光明顶，要求和阳顶天进行水下决斗。由于阳顶天不会游泳，在波斯湾长大的黛绮丝冒充他的女儿和韩千叶在光明顶的深潭中进行了搏斗，并取得了胜利。为了表彰她的功劳，阳顶天册封她为“紫衣服的龙女王（Dragon’s Queen in Purple Clothes）”，居于四[屏蔽]王之首。黛绮丝是一名优秀的武术家，但不能和其他的法王相比，除了她的特殊功勋外，这个高贵的头衔也可能是为了向总教示好。
　　不久，在黛绮丝与明教的仇敌韩千叶之间发生了一段意外的罗曼史。这对明教的未婚男性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众人的强烈反对下，黛绮丝与韩千叶闪电般地结婚。这事实上形成了对波斯和中国明教的双重背叛。黛绮丝的选择令她进入权力中枢的希望完全破灭，在光明顶，她很快被孤立和边缘化，除了“龙女王”的虚衔外一无所有。波斯总教的计划落空了。


以上提及的这些明教骨干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分合将深刻影响十四世纪中期的武林史，我们将在下一章加以论述。目前需要指出的是，在20年代中期的光明顶教廷，明教拥有比其他任何一个大gate派都要多的一流武术家，唯有少林能在某种程度上与之抗衡。而对其他任何gate派，明教都占有绝对的压倒优势。譬如，武当虽然拥有公认为全国第一的武术大师张三丰，但他的年轻学生们当时还都不堪一击。
　　明教实力的急剧膨胀破坏了原来的武林权力平衡，使得它与正教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在这一时期，二者之间爆发了一系列的冲突：1324年，阳顶天以一人之力击败了少林派最强的三名高手，并将其中一人的眼睛打瞎；1326年，杨逍轻松击败了峨嵋派最负盛名的武术家孤鸿子，后者不久就在羞辱中抑郁而终；大约在同一时期，杨逍也在一次狭路相逢的格斗中[屏蔽]了昆仑派掌gate人白鹿子。每一战明教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也都把一大gate派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双方矛盾的本质就在于：明教要实现[屏蔽]元帝国的梦想，就必须在江湖世界中大为扩张，而这一扩张必然会与现存秩序发生激烈冲突。对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六大派及丐帮来说，维护自己在武林中的优势地位，比起[屏蔽]元政++_府的远大目标，是更为紧迫的任务。借用后来的表述，可以说六大派的心目中，“攘外必先安内”，正如一位丐帮中人所坦言的：“鞑子是要打的，却万万不能让[屏蔽]教主坐了龙廷！”明教的壮大已经引起了主导势力的极度不安，如果不是阳顶天的突然猝死，以六大派和丐帮为首的主导集团[屏蔽]明教的战役可能就会提前三十年爆发了。
　　
　　附录二：明教历代教主表

　　        第二十九代杜可用（？-1283）
　　　　空位期（1283-1287）
　　　　第三十代钟明亮（1287-1291）
　　　　第三十一代石元（1291-1298）
　　　　第三十二代衣琇（1298-1311）
　　　　第三十三代阳顶天（1311-1327）
　　　　空位期（1327-1357）
　　　　第三十四代张无忌（1357-1358）
　　　　第三十五代杨逍（1358-1367）


Heaven Sword and Dragon Saber：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Kongfu in Yuan Dynasty
　　剑桥倚天屠龙史
　　　　　　　　　　
　　By Dr. Jean-Pierre Sean
　　译者：新垣平
　　　　　　
　　
　　Chapter VI Thirty Years’ SEDE VACANTE of Chinese Manichaeism
　　第六章．明教的三十年宗座空位期(上)



明教瘫痪的第一个信号是黛绮丝的叛教。阳顶天的神秘失踪首先给这位波斯妇女带来了灾难。由于她的新婚丈夫曾是阳顶天的敌人，而她也因为不受欢迎的婚姻被排挤出了权力中枢，黛绮丝很自然地被列为第一位的嫌疑对象。不久之后，在因为求爱被拒绝而对黛绮丝夫妇充满仇恨的范遥的秘密调查下，黛绮丝试图窃取明教内部机密的行径被发现了。明[屏蔽]对她郁积的怒火终于找到了发泄口，要求对她严加惩罚，至少要囚禁十年。但是黛绮丝并不服从对她的处罚，她扬言：“如果阳教主不在这里，我就不需要服从任何人的命令。”（《明教秘档》，第245卷）明[屏蔽]很快发现了他们的两难处境：尽管绝大多数人都希望严惩黛绮丝，但除了教主外，没有人具有惩治一个法王的权力。如果杨逍、殷天正或者韦一笑能够获得这一权力，那么显而易见，他也会利用这样的权力去对付其他政敌，而这是其他人都不愿意看到的。并且，谢逊——作为黛绮丝唯一的朋友——及时地维护了黛绮丝，保证她与阳顶天的失踪无关。这给黛绮丝提供了口实，让她和丈夫能够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光明顶出走，为明教的[屏蔽]开了先河。
　　黛绮丝毫无实权，本身没有竞争教主之位的资格。但她的出走却也导致了一位实力雄厚的竞争者退出角逐。如果回到1327年的光明顶，范遥可能是最适合继承教主之位的人选。他与杨逍同样居于教内的最高职位，有继位的资格，而与杨逍不同的是，他出身明教嫡系，虽然本身势力平平，但是与其他各派的关系都相当良好，是各方面都能接受的人选。但范遥对阳顶天的忠实使他拒绝相信阳顶天已经死亡的猜测，黛绮丝的离去也让他心灰意冷，无意继续留在教廷。或许是为了找到失踪的阳顶天，或许是为了制造和黛绮丝再见面的机会，范遥不久后也离开了光明顶。他的离去导致杨逍、殷天正、韦一笑等派系之间缺乏了缓冲和调和的纽带，他们之间早已潜伏的矛盾迅速导向了难以挽回的公开冲突。


另一个教主的候选人，“金绒毛的狮子王”谢逊在不久后也离开了光明顶。根据三十年后发现的阳顶天的ZZ遗嘱，谢逊本来是阳顶天内定的继位者。据中国学者罗日道（音译）考证，虽然资历尚浅，但谢逊得到了五行旗等地方[屏蔽]人的支持，下层教众的支持率很高（罗日道：《明教各大ZZ势力执掌图》，收入《深度分析：武侠史中的隐匿ZZ斗争研究》，天涯出版社，2006年）。他在1327年年底离开光明顶，因为阳顶天的失踪和高层斗争的日益明朗化已经在明教基层中引起了[屏蔽]动和不安，需要一位重量级的[屏蔽]人去加以安抚；也有学者推测，他可能是去争取五行旗使等地方[屏蔽]人对自己继位的支持；而此时谢逊在老家的妻子已经怀孕临产，他也想顺路回家去探望家人。无论如何，这次离开光明顶一劳永逸地结束了他继位的可能，并导致了他下半生的悲惨命运。
　　谢逊的老师成昆，在目睹了阳顶天之死和爱人的[屏蔽]后，一度陷入了精神崩溃之中。第二年，当他大病初愈后，去探望自己唯一的亲人，他钟爱的学生谢逊，希望能从后者那里获得安慰。此时谢逊恰好已经回到家中：他的妻子刚刚为他生了一个儿子。谢逊不合时宜地向老师吐露了自己的身份，并且鼓动他加入明教，投身抵抗运动。这些狂热地宣传勾起了成昆痛苦的回忆，令他再度陷入了仇恨的情绪。在犹豫了几天后，成昆终于决定从背叛他的学生身上开始摧毁明教的事业。在一次家宴上，他[屏蔽]污了谢逊的妻子，并[屏蔽]了他的父母和儿子，只把谢逊留在了丧失一切亲人的痛苦中。成昆的目的是让谢逊陷入非理性的疯狂，最终他成功了：从此之后，不惜一切代价向老师复仇成为了谢逊唯一的目标，而一切仁爱、宽容和ZZ抱负都已离他而去。


附录三：
　　
　　谢逊思想传记（引自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元代卷）
　　谢逊（1300-1372），字退思，号“金毛狮王”，元末[屏蔽]家，武术家，杰出的唯物[屏蔽]思想家。他出生于一个猎户家庭，童年时被武术家、理学家成昆收养，在成昆的指导下系统学习过武术以及儒学，特别是朱熹的理学思想。理学认为世界有一个最高的、不变的“天理”，它高于物质世界并且指导物质世界的运行，这是一种典型的唯心[屏蔽][屏蔽]理论。谢逊在少年时就对理学产生了怀疑，遭到了成昆的压制。谢逊成年后，到西方昆仑山地区留学，思想上受到了西方[屏蔽]的冲击，对儒学产生了怀疑，后来加入了地下[屏蔽]组织明教，明教认为所谓“天理”或现实世界的伦理法则，实际上是一种黑暗的力量，蒙蔽人的心灵，真正的光明在黑暗之外，将会在不久后降临。这虽然也是一种唯心[屏蔽]思想，但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和黑暗向光明转化的辩证法，在当时具有进步的意义。
　　1328年，成昆到谢逊家里做客，发现谢逊抛弃了儒家思想，转而信奉明教后，在思想上和谢逊发生了激烈的交锋。最后，理屈词穷的成昆撕下了道德君子的虚伪面目，[屏蔽]了谢逊的妻子，并[屏蔽]了他的家人。成昆的[屏蔽]让谢逊对封建儒学扼杀人性的[屏蔽]本质有了深刻的认识，抛弃了成昆的[屏蔽]影响，也对超自然的所谓的光明力量进行了扬弃，走上了独自思想探索的道路。谢逊认为，宇宙是一个没有意识的物质实体，不存在道德属性，道德是人类发明的概念，具有阶级性。而阶级社会的道德观念是阶级[屏蔽]产生的意识形态，只是为统治阶级服务，掩盖其弱肉强食，剥削[屏蔽]人民的实质，不具有神圣性。只有被[屏蔽]人民具有了现实的改造世界的力量，才能够实现真正的光明世界。
　　谢逊在武术思想上也做出了重大的革新，他扬弃了“混元霹雳手”等以儒家、道家思想为基础的传统武术，对于“习武养生”等封建地主阶级麻痹广大劳动人民的宣传进行了深入批判，将其中的合理成分和新兴武术“七伤拳”相结合，发展出了以不妥协的斗争为目的，以对敌人的打击为本位，即使伤害自身也在所不惜的武术思想。这反映出劳动人民坚决同[屏蔽]斗争到底，不怕牺牲，不怕困难的[屏蔽]思想，是武术思想史上的重大[屏蔽]，和他的斗争哲学也是一脉相承的。
　　这些光辉的思想，上承南宋陈亮的功利[屏蔽]，下启明代李贽的童心说，鼓舞了人民反抗封建[屏蔽]的斗志，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谢逊在反元起义的[屏蔽]斗争中，也先后击毙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许多爪牙。少林寺的封建僧侣集团头子空见试图用佛教唯心[屏蔽]的说教来迷惑谢逊，最后被谢逊在坚定的[屏蔽]斗争中所消灭。谢逊的养子张无忌从小在他的教导下，成为一名坚定的[屏蔽]战士。后来张无忌也成为了明教[屏蔽]人，在元末人民大起义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谢逊不懂得历史唯物[屏蔽]的原理，没有认清历史发展的规律，不知道阶级斗争推动社会进步的实质，因此并未摆脱思想的局限性。他的思想仍然是机械唯物论和形而上学的，从而在晚年又陷入了佛教唯心[屏蔽]的泥淖，放弃了明教的[屏蔽][屏蔽]精神，改而鼓吹佛教的禅宗思想，认为一切都没有差别，要求人民放弃[屏蔽]，用佛教的“顿悟”、“慈悲”来改变世界，最后在少林寺出家。这不能不说是他思想的严重倒退，但是这些历史局限无损于谢逊思想的伟大和超前。
　　谢逊的著作已经散佚，仅在《元史》、《倚天屠龙史》等历史记载中保存了他的一部分思想，后人辑有《谢退思集》一卷，有四部丛刊刻本


从1328年开始，光明顶的教廷就处于杨逍、殷天正和韦一笑“三巨头”的长期内讧之中，史称“前三头”时期。我们在下面分别论述这三个方面：
　　1．杨逍
　　作为光明左使者，杨逍本来是教主之座的第一位继承人。在惯例上，如果没有教主的遗命，就由光明左使者自动继位。但问题在于，明教上下最初并没有人知道阳顶天已经死去，而只是认为他暂时失踪，并盼望他尽快归来。然而，时间不断流逝，阳顶天始终没有再出现。人们意识到阳顶天很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但是并没有相关的规定来启动法理上的教主继承程序。
　　另外，杨逍继位的希望因为如下的事实而显得更加渺茫：作为一个拜伦式的风流才子，他虽然令不少女人神魂颠倒，却缺乏能慑服群雄的ZZ魅力，他的文人习气同尚武的各法王、旗使都格格不入，即使是“五散人”等知识分子也看不惯他——他们并不具备阳顶天的ZZ远见。可以说，杨逍的才干足以胜任一个基辛格式的智囊，然而并不适合成为ZZ上的最高领袖。但是历史却把他放在了这样一个尴尬处境之中。在阳顶天失踪后，杨逍成为光明顶日常工作的主持者，这是作为光明左使者无可争议的权限。但是由杨逍直接发号施令，无疑更令他的ZZ对手们感到愤愤不平，而或明或暗加以抵触，这使得他所能控制的实际范围十分有限。
　　2．殷天正
　　除杨逍之外，距离教主宝座最近的就是“白眉毛的老鹰王”殷天正。作为当时明教[屏蔽]层中资历最老的宿将，殷天正在衣琇时期就成为江南原明教势力的最高主管，将钟明亮时代的明教残部变成了自己的私家军团，拥有庞大的地方势力的支持。然而也因为如此，殷天正并非阳顶天的嫡系，和阳顶天一手提拔的其他派系貌合神离，阳顶天不得不以“法王”的头衔笼络他，并设法将他留在光明顶。但通过驻扎在临安的亲信李天垣，殷天正仍然牢牢把握着江南明教的控制权。在阳顶天死后，已经无人可以制约殷天正，但他想登上教主之位，也难以得到其他派系的支持。


3．韦一笑
　　在许多历史记载中，第四位法王韦一笑（1303-1388）常常给人恐怖的印象，“绿翅膀的蝙蝠王”这个古怪的称号更令人感到恐怖。但他本人却是个诙谐可爱的人物。他不但是一个杰出的武术家，也是一个全能的田径运动员，擅长短跑、跳高、跳远等多个项目（中国人称之为“轻功（Light Kongfu）”），如果我们相信中国人的记载的话，那么他可能是世界上跑得最快和跳得最高最远的人。事实上他的真名叫做韦福娃，字一笑，以形容自己的开朗。为了展示自己的“轻功”，他经常带着一顶奇特的帽子，帽子的形状像一只展开绿色翅膀的飞鸟，因此也被人称为“绿帽福娃”。韦一笑很晚才发现这个称号具有“妻子婚外情”的污蔑性含义，不得不尴尬地将其改成“绿翅膀的福娃”。 他一直在中亚地区从事情报和特勤工作而很少进入中国本部，由于体能方面的过人禀赋，令他在二十一岁的时候，就因其功勋卓著被阳顶天封为“[蝙]蝠王”（Fu-Wang, Bat-King），采用这一称号的理由是因为其发音和他的名字“福娃”（Fu-Wa, Bon-Kid）十分相似。此外，与西方不同，在东方文化中，蝙蝠这种动物乃是幸福的象征——但韦一笑的一生注定无法得到幸福。
　　虽然在青年时期就拥有了法王地位，但在诸法王之中，他仍然是除了黛绮丝外资历最浅、势力最单薄的一个，也鲜有表现出任何ZZ才能。虽然如此，但在阳顶天失踪后，韦一笑却意外地获得了“五散人”的支持而萌发了ZZ野心。五散人曾是阳顶天的智囊团，并没有固定的职权，除了担任阳顶天的高级顾问外，只是不定期地执行一些临时任务。在明教中枢，他们是较弱的一派，任何人都没有继承教主之位的可能，而面临着失去现有地位的危险，因此结成了紧密的ZZ同盟。为了在权力博弈中获得最大利益，他们选择了支持最弱小也最容易控制的韦一笑继位的策略。双方一拍即合。这一集团实力不能和杨逍、殷天正的系统比肩，但由于五散人广泛的关系网络，无论在中枢还是在地方都有一定的影响力。
　　事实上，正是这一第三派系的形成事实上导致了明教的瘫痪，这是基于如下博弈学原理：如果只有两个竞争者，总有一方会是胜利者，即使通过最激烈的火并也足以决定胜负；但在三强并存、彼此互不联盟的局面下，任何一方面的实力都不占优势，主动进攻都会遭到另外两方面的共同反击，胜利希望几乎为零，因而也不会轻易发动挑战，最终导致三足鼎立的权力平衡。而在光明顶教廷中，这一僵局维持了近三年之久。
　　


　　1327年，阳顶天的离奇失踪为明教的十多年来的中兴划上了句号。这次突发事件源于一桩三十年后才被揭露的丑闻。阳顶天的第一任妻子在长征中牺牲，当他继任为教主后，就迎娶了一个出身武术家庭的年轻女孩作为新的妻子。而他所不知道的是，这个女孩同她的同学成昆当时正在秘密的恋爱中。出于虚荣心，她接受了阳顶天的追求，但是在婚后，她又恢复了和成昆的秘密往来。他们的通[屏蔽]地点是在光明顶的地下宫殿中，这里比终年积雪的山巅要暖和得多，并且有一个出口通往山下。阳顶天有时也到那里[屏蔽]高深的武术。1327年，当阳顶天在地宫中练习波斯瑜伽术时，发现了妻子和成昆正在外面寻欢作乐。愤怒与兴奋的双重刺激导致他的练习发生了严重错误，在几分钟内便因植物神经紊乱而死：同三十六[屏蔽]的钟明亮一样。当背叛他的妻子发现这一点后，因为感到羞愧而[屏蔽]。成昆在痛苦和自责仓皇逃走。不久，过分的精神压力导致成昆变成了一个偏执狂：他在潜意识中将一切悲剧归咎于明教的存在，以摆脱自己的道德责任，从此便处心积虑地策划着摧毁明教的计谋。这为后来的明教带来了致命的威胁。
　　但即使没有成昆的存在，失去了阳顶天的明教处境也岌岌可危：很显然，他们缺乏一个众望所归的教主继承人。由此出现了长达三十年的宗座空位期（sede vacante）。事实上，阳顶天之死导致明教中的结构性隐患突然爆发，使得此时的任何人都难以得到教主之位。
　　这一隐患在于，明教的急剧扩张并未伴随着ZZ体制上的[屏蔽]，导致了指挥中枢的权力关系紊乱。明教的指挥系统本来是很简洁的：教主在理论上拥有几乎不受制约的[屏蔽]权力，在教主之下设有两个光明使者作为副手，以及若干低级的附属职位（如天地风雷四gate），然后是五行旗等地方负责人及其副手。但随着武术高手们纷纷加盟，明教的组织日益扩大，如何安排他们的职位就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阳顶天接纳这些来奔者的方式往往是加封法王、散人等头衔。所谓“护教法王”并非“光明使者”这样的固定职位，而仅仅是一个品阶，并非常设，人数也不确定。诸如“白眉毛的老鹰王”这样的称谓仅仅是个人性的称号，没有可继承性，与波斯总部的“十二宝树王”完全不同。在阳顶天统治初期，只有殷天正一个法王，后来随着谢逊、韦一笑、黛绮丝等武术家的加入，才不断有新的法王被册封。既然并非固定的职位，那么法王们的权限，实际上相当模糊。既可以是殷天正这样独当一面，总揽大权的要人，也可以是黛绮丝这样毫无实权的虚衔。在职权上，他们无疑不能和光明使者相比，但在地位方面，却又隐然与之相等。至于“五散人”的功能和地位，就更加含糊不清了，他们既可以只是教主的私人秘书，也可以参与实际的ZZ决策，并没有明确的规定。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明教中枢在阳顶天统治时期的急剧扩张，结果就是权责划分的紊乱和内部矛盾的增加。当然，只要阳顶天作为最高决策者的事实不改变，这一点也不会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如果阳顶天的统治期能够再延长十年，这一系列问题也许都可以完满解决。但当阳顶天失踪后，这一隐患就成为突出的现实困境。各大势力并存，彼此互不相让，在一切问题都上争权夺利，无法取得一致意见，明教由此走向了漫长的瘫痪和[屏蔽]。这不禁令我们想起几十[屏蔽]神圣罗马帝国的帝位空缺时期（译者按：1254年康拉德四世去世后，德意志和意大利陷入了混乱。荷兰伯爵威廉二世，西班牙卡斯蒂亚国王阿方索三世，英国康沃尔伯爵理查都曾被一部分诸侯推举为国王，但整个德意志没有一个统一的君主。而意大利则陷于法国安茹家族和西西里霍亨斯陶芬家族的混战之中。后来，德意志形成了七大选侯制度，德意志国王从此由七大选侯选举）。

最喜欢看这种外国人视角的武侠评论，虽然有些部分明显像是中国人杜撰的


[ 此帖被洛子商在2008-03-12 15:08重新编辑 ]

很不一般了

史学家吗？他们不知道武学是杜撰的？

有创意

Quote:

引用第1楼洛子商于2008-03-12 14:40发表的  :
最喜欢看这种外国人视角的武侠评论，虽然有些部分明显像是中国人杜撰的

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是中国人写得，原帖见天涯的仗剑天涯版

1273 襄阳沦陷，郭靖，黄蓉殉国
可看到这两个人的结局了

这本书早一向才看，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