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读城记》——武汉三镇
xiea 发表于 2006-4-19 16: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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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是镇。
　　武汉有三镇。
　　武汉三镇很难评说。
　　这当然并非说武汉是一个“最说不清的城市”。没有什么城市是“说不清”的，武汉就更是“说得清”，只不过有些“不好说”，有点“小曲好唱口难开”而已。因为武汉这座城市确实有些特别。现在几乎可以肯定，当年上帝创造武汉三镇时，如果不是头脑发昏，便一定是别有用心。因为他为武汉选择或者说设计了中国最好同时也是最坏的地形和地理位置。这种“最好同时也最坏”可以概括为这样几句话：左右逢源，腹背受敌，亦南亦北，不三不四。这样一种“最好同时也最坏”的地形和地理位置，也就暗示了武汉将会有中国最好但也可能最环的前途。武汉现在便正在这两种前途之间徘徊，害得研究武汉文化的人左右为难。
　　的确，无论从哪方面说，武汉都是一个矛盾体。它甚至无法说是“一个”城市或“一座”城市，因为它实际上是“三座”城市，——武昌、汉口、汉阳。三城合而为一，这在世界范围内，恐怕也属罕见。而特快列车在一市之中要停两次（直快则停三次），恐怕也只有武汉一例。这曾经是武汉人引以为自豪的一件事（另一件让武汉人引以为自豪的事则是在武汉架起了长江第一桥），并认为据此便足以和其他城市“比阔”。事实上武汉也是中国少有的特大城市之一，它是上海以外又一个曾经被冠以“大”字的城市。“保卫大武汉”，就是抗战时期一个极为响亮的口号。事实上那时如果守住了武汉，战争的形势是会发生一些变化的。不过，当时的国民G0vern.ment连自己的首都南京都守不住，又哪里守得住武汉？
　　但不管怎么说，武汉的“大”，是毋庸置疑的。它是国内不多的几个可以和北京、上海较劲比大的城市。可惜，“大武汉”似乎并未干出很多无愧于这一称号的“大事业”。它的成就和影响，不要说远远比不上北京、上海，便是较之那个比它边远比它小的广州，也差得很远。甚至在省会城市中，也不算十分出色。在过去某些时期，武汉一直没有什么特别“拿得出手”的东西。既没有[屏蔽]消费潮流的物质产品，也罕见开拓文化视野的精神产品。除街道脏乱、市民粗俗和服务态度恶劣外，在全国各类“排行榜”上，武汉似乎都难列榜首（不过近几年来武汉的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已大为改观，尤其市内交通的改善已今非昔比，市民的文明程度也有所提高）。这就使得武汉在中国城市序列中总是处于一种十分委屈的地位，也使武汉人极为恼火，甚至怨天怨地、骂爹骂娘，把一肚子气，都出在他们的市长或外地来的顾客头上。
　　无疑，武汉不该是这样。它原本是要成为“首善之区”的。

　　　　　　　　　　　　　 一　差一点成为首都

　　武汉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
　　武汉的地理特征可以概括为这样几句话：一线贯通，两江交汇，三镇雄峙，四海呼应，五方杂处，六路齐观，七星高照，八面玲珑，九省通衢，十指连心。其中，“一线”即京广线，“两江”即长江、汉水，“三镇”即汉口、汉阳、武昌，“五方杂处”则指“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汉口竹枝词》）的武汉市民构成。其余几句，大体上是说武汉地处国中，交通便捷，人文荟萃，具有文化上的特殊优势云云。
　　具有这样地理文化优势的城市，原本是该当首都的。
　　《吕氏春秋》说：“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如果不是用纯地理的、而是用文化的或地理加文化的观点来看问题，那么，这个“天下之中”，就该是武汉（从纯地理的角度看则是兰州，所以也有主张[屏蔽]兰州者），而不是北京。无论从地理上看，还是从文化上看，北京都很难说是中国的中心。它偏在所谓“十八行省”的东北一隅，远离富庶的南方经济区，对于需要严加防守的东海、南海、西北、西南又鞭长莫及。无论从政治（统领控制）、经济（赋税贸易）、文化（传播交流）哪方面看，定都北京，都不怎么方便。惟一的好处似乎是相对安全，但也未必。一旦“拱卫京畿”的天津卫失守，皇上和老佛爷也只好赶忙到西边去打猎（当时把光绪和慈禧的仓皇出逃称为“两宫西狩”）。看来，元、明、清三朝的定都北京，都多少有点“欠妥”。然而元主清帝系从关外而入主中原者，北京更接近他们民族的发祥地，而明成祖朱棣的封地原本就是北京。他们的定都北京，可以说是理所当然。何况北京也有北京的优势。它“北枕居庸，西恃太行，东连山海，南俯中原”，在这里可以遥控东北，兼顾大漠，独开南面，以朝万国，从某种意义上讲，也确实是理想的帝都。
　　新中国的定都北京当然经过了周密的考虑，而武汉也曾经是北京、南京之外的首选。南京的落选自不难理解，而北京的当选也在情理之中。——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只有北京才“最像首都”。定都北京，至少是顺应民心的。至于定都北京后的种种不便，则为当时人们始料所不及。现在，这种种不便随着国家的建设和社会的发展，已越来越明显。于是，[屏蔽]的问题，也就开始不断地被人提起。
　　武汉就没有那么多麻烦。
　　除了“不像首都”外，武汉的条件确实要好得多。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是真正的“国之中”。中国最主要的省份和城市，全都在它周围。南有湖南、江西，北有河南、陕西，东有安徽，西有四川，此为接壤之省份，而山西、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贵州甚至甘肃，距离亦都不远，则“十八行省”得其大半矣。从武汉北上京津，南下广州，西去成都，东至上海，大体上距离相等。到长沙、南昌、合肥、南京、杭州、郑州则更近。何况，武汉的交通又是何等便利！扬子江和京广线这两条中国交通的主动脉在这里交汇，“九省通衢”的武汉占尽了地利。东去江浙，南下广州，不难走向世界；北上太原，西人川滇，亦可躲避国难。正所谓“进可攻，退可守”，无论制内御外，都长袖善舞，游刃有余。
　　其实，从地理地形上看，武汉也未必“不像首都”。“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毛泽东这两句词，写尽了大武汉吞吐山河的气势。有此气势的城市在中国并不太多。郑州太开阔，成都太封闭，而杭州又太秀气。南昌、长沙、合肥也气象平平，深入腹地或偏于一隅的贵阳、昆明、兰州、太原、济南、福州更难有提纲挈领、睥睨天下的气势。然而武汉却有。大江东去，两山雄踞，虽不及北京的山川拱卫，南京的虎踞龙蟠，却也龟盘蛇息，得“玄武之象”。“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这种雄浑气象，不也天下少有、他处罕见 总之，由于武汉地处华中，也许无法成为“坐北朝南”的帝都，却未必不能做新中国的首都。不要说它那“九省通矿的交通便利更有利于国家的管理（包括政令通达和调兵遣将），至少也不会像北京那样发生水资源危机，要兴修“引滦入京”的大工程。

　　所谓武汉“不像首都”，一个重要的原因，大约就是它那三镇鼎立的格局。
　　在传统的观念看来，首都应该是中心，应该像北京那样，呈中心向外辐射状。如果像武汉那样三镇鼎立，岂非暗示着“[屏蔽]”？此为大不吉利。再说，三镇一起来当首都，怎么安排 似乎也不好摆平。
　　其实，按照现代科学的观点，这种格局，才是首都的理想状态。综观世界各国，首都作为一种特殊的城市，无非两大类型。一种是单纯型的，即政治中心与经济、文化中心疏离。首都就是首都，不承担别的任务，不具备别的功能，如美国首都华盛顿、加拿大首都渥太华、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另一种则是复合型或综合型的，即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或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相重叠，或者既是政治中心，同时又是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如日本首都东京、法国首都巴黎、俄国首都莫斯科、意大利首都罗马、埃及首都开罗。如果选择前一种类型，自不妨另选区位适中、气候宜人、风景秀丽而又易于重新规划建设的小城。如果选择后一种类型，则武汉实为首选之地。以武汉为首都，可以将工商业基础较好的汉口发展为经济中心，将文教业基础较好的武昌发展为文化中心，而在原先基础较为薄弱、易于重新规划的汉阳建设政治中心。三个中心同在一市而分居三镇，能进能退，可分可合，既可以相互支持、补充，又不会相互干扰、牵制，岂非“多样统一”，合乎“中和之美”？
　　何况武汉还有那么多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决非那些干巴巴光秃秃的工商业城市可比。东湖秀色，珞珈青峦，琴台遗韵，红楼倩影，既有历史遗产，又有[屏蔽]传统。登黄鹤楼远眺，江城景色一览无遗。晴川阁下，新枝历历；鹦鹉洲上，芳草萋萋。一桥飞架南北，三镇通达东西。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紫气南来，云集了四海英雄豪杰。登此楼，观此景，你会感叹：江流浩荡，大地葱宠，湖山俊秀，人文斐然，天下之美，尽在于此矣！这样地灵人杰的地方，不是正好做首都
　　武汉的文化地位也不一般。从历史和地域两个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大略可以分为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两大系统。北方文化又称中原文化，细说则有齐鲁文化、燕赵文化、[屏蔽]文化等。再往远说，还应该包括西域文化、蒙古文化。南方文化则包括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以及后来发展起来的岭南文化、滇黔文化和闽台文化等。其中，影响最大者，也就是中原、荆楚、吴越、巴蜀。这四大文化，气质不同，风格各异，精神有别，既对峙冲突，叉渗透交融。武汉恰恰是东西南北四大文化风云际会的交锋点。一方面，它是由长江连接贯通的荆楚、吴越、巴蜀三大文化的中间地段；另方面，它又是南方文化“北伐”的先头[屏蔽]和北方文化“南下”的先开之gate。不难想象，武汉一旦获得了北京那样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广纳精英延揽人才的文化特权，也一定能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气势恢弘的崭新文化。
　　事实上，武汉文化早就不是纯粹的荆楚文化。它已经具有某种综合、融合的性质。有一个笑话也许能说明这一点。这笑话是武汉人说的。他们说，就像武汉本来要定为首都一样，武汉话本来也是要定为普通话的。道理也很简单：中国人是“汉人”。“汉人”不说“汉话”，说什么？这话的可笑之处，在于把“武汉话”简化为“汉话”，又把“汉话”等同于“汉语”。不过武汉人并不把它当笑话讲，我们也不把它当笑话听。因为武汉话确实有点“普通话”的意味。它是北方语系，南方口音，兼有南北方言的某些共同特征，而且很容易向北方方言过渡（汉剧极其接近京剧就是证明）。北方人听得懂，南方人也听得懂；北方人容易学，南方人也容易学。除不太好听外，并无明显缺陷，定为普通话，也就没有什么不妥。
　　这就是武汉 它是“七星高照”的地理中心，“九省通矿的交通枢纽，文化上“四海呼应”，军事上“六路齐观”，经济上“八面玲珑”，和全国各地都“十指连心”。
　　看来，武汉还真有资格当首都。

　　可惜，历史好像不太喜欢武汉。
　　事实上，武汉曾经好几次差一点就当成了首都，至少曾短时间地当过首都。按照多少可以给武汉人一点面子的说法，第一次大概是三国时期。当时东吴的孙权打算[屏蔽]武昌，却遭到臣民们的反对，道是“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结果，弄得武汉在人们的印象中，好像就只有一样“武昌鱼”可以称道，而且还不如人家的“建业水”。更何况，那“武昌”还不是这“武昌”，——孙权拟[屏蔽]者，其实是湖北鄂城，而不是现在武汉三镇中的那个武昌。1926年，北伐军攻克江夏，改江夏县为汉口市，随后中央G0vern.ment即由广州[屏蔽]武汉，武汉成为首善之区。1927年，宁汉[屏蔽]，汪精卫在武汉和[屏蔽]唱对台戏，可惜并未弄成气候，南京独占鳌头，而武汉仅仅只弄到了一个“特别市”的头衔。抗战期间，武汉又曾当了几天战时首都。然而武汉很快就失守，重庆成了陪都。南京、重庆和武汉同饮一江水，结果人家一个当了首都，一个当了陪都，只有武汉夹在当中，两头不沾边，实在够窝囊的
　　武汉，可以说是“得天独厚，运气不佳”。
　　甚至直到现在，武汉的“运气”仍不能说是很好。历史没有给它很好的机遇，它自己似乎也没有很好的作为。据方方说，曾经一度有人将武汉（主要指汉口）称作“东方芝加哥”，（图四十五）谓其繁华其现代和美国那“哥们”差不多。可惜“叫了几次没什么人反应，也就没有叫开来”（《武汉这个地方》）。方方热爱武汉，很想为武汉人争面子，就说没叫成也不坏，因为叫成了也只是个“二哥”。但她仍坚持说武汉的知名度“恐怕仅次于北京、南京、西安、上海、天津、广州六城”，而且还很为武汉排在第七不平。然而在我看来，只怕连“老七”的排名似乎都乐观了一点。武汉的知名度确实曾经是很高的。只不过那多半是老皇历。比如湖南搞农[屏蔽]动时，便有地主逃难“一等的跑上海，二等的跑汉口，三等的跑长沙”之说。可惜现如今“人心不古” 人们提起武汉，已不再肃然起敬，不怎么把它当了不起的大城市看。当然，知道武汉的人还是很多。但他们的“有关知识”却少得可怜：一是武汉热，是“三大火炉”之一；二是武汉人惹不起，是“九头鸟”。——都不是什么好词儿。
　　 

　　说起来，武汉是有点委屈有点窝囊。它在中国历史上可是作过大贡献有过大功劳的。可现在 它似乎不那么风光。当广州和珠江三角洲迅速崛起，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进行“文化北伐”时，它瞻前顾后（看北京，看广州）；当上海以浦东开发为契机，成为长江流域经济建设的“龙头老大”，而重庆也在一夜之间成为中国第四个直辖市时，它东张西望（看上海，看重庆）。它看到了什么 它看到东（上海）南（广州）西（重庆）北（北京）都在发展，而自己夹在当中，却大大落伍。有着辛亥首义之功的武汉，有着能当首都条件的大武汉，现在却只有一个“大而无当”的大城市框架，而且“高不成，低不就”，既大不起来，又小不下去。
　　也许，事情到了这个份上，武汉人就不该抱怨运气，埋怨别人，而该好好想想自己 长年在外工作、对各大城市市民习气领受颇多的武汉市[屏蔽]代表王新国就曾很有感慨地说：“武汉人爱到处晃，干事也晃晃，‘荷花’晃掉，‘莺歌’晃哑。我几次看到在街头喝汽水的小青年，喝完了把瓶子砸在马路上。这连小市民都算不上。至于过完早乱扔碗，随便过马路、吵架、抖狠，都不是现代化大都市应有的现象。”（1999年2月2日《新闻信息报》）无疑，武汉没当上首都也好，不那么风光景气也好，都不该由武汉市民来负责。——这里面有极其复杂的多种原因，不是哪个人负得了责的。但武汉人的性格没帮上什么忙，甚至帮了倒忙，却也是事实。比如，在武汉生活，随时都要准备吵架；而在武汉的国营大商场购物，也很少有心情愉快的时候。“售货员们永远恶劣的态度和永远懒散的作风，使你觉得他们站在那些柜台里所要做的事情基本上就是让你满心不快地走出他们的店gate”（方方《在武汉购物》）。久而久之，人们就习惯了这种恶劣，对那些态度好得出奇的商店反倒起疑，怀疑他们要推销假冒伪劣的产品。很多人都说，武汉人的性格就是这样的，其实他们人很好。我也认为武汉人很好，甚至很可爱，然而却让外地人受不 于是，我们就想问一句：武汉人的性格究竟是怎么搞的？

　　　　　　　　　　　　　　二　武汉人的性格

　　“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武汉人的名声似乎不好。
　　这有点像上海人。不过，上海人名声不好，是因为他们自视太高，看不起人；武汉人名声不好，则是因为他们火气太大，喜欢骂人。
　　说起来，武汉人骂人的“水平一，大概算得上全国第一。本书前面引用过的民谣里，就有“武汉人什么娘都敢骂”这一句。武汉市的“市骂”很多，最常用和最通用的主要是“xxxx养的”（次为“个板马”），使用频率比咱们的“国骂”（tmd）还高。武汉并非中国[屏蔽]集中的地方，不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xxxx养的”？真是怪事！
　　其实，这句话，有时也不一定是、甚至多半不是骂人，只不过表示一种语气，甚或只是一种习惯用语，什么意思也没有。比方说，武汉人称赞一本书或一场球赛好看、一场游戏或一件事情好玩，就会兴高采烈地说：“个xxxx养的，好过瘾呀！”夸奖别人长得漂亮或事情做得漂亮，也会说：“个xxxx养的，好清爽呀！”甚至当妈妈的有时也会对子女说：“你个xxxx养的”；或者说到自己的兄弟姐妹，也会说“他个xxxx养的”。池莉小说《不谈爱情》中吉玲的姐姐们就是这样相互称呼的。每到这时，吉玲妈就会不紧不慢满不在乎地提醒一句：“你妈我没当过xxxx。”想想也是，武汉人这样说话，如果认真算来，岂非自己骂自己？不过武汉人既然“什么娘都敢骂”，当然也就敢骂自己的娘。一个连自己的娘都敢骂的人，当然也就所向无敌，没人敢惹。
　　这就和上海人很有些不一样。上海人是“派头大，胆子小”。平常没事的时候，一副“高等华人”的派头，不把外地人放在眼里，一旦外地人凶起来，“乖乖隆地洞”，立刻就“退兵三舍”，声明“君子动口，不好动手的喏”。武汉人可没有这么“温良恭俭让”。他们不但敢“动口”，而且也敢“动手”。武汉人到上海，看上海人吵架，常常会不耐烦：“个xxxx养的，吵半天了，还不动手！”他们觉得很不过瘾。
　　的确，武汉人的敢动手，也是全国有名（但仍逊于辽宁人）。“[屏蔽]”中，他们可是连[屏蔽]的特使都打 因此，正如全国都有点讨厌上海人（但不害怕），全国也都有点害怕武汉人（但不讨厌）。讨厌而不害怕，所以讽刺上海人的笑话小品不少；害怕而不讨厌，所以讽刺武汉人的笑话小品不多，尽管背地里也不少嘀咕。
　　其实，武汉人不但火气大，而且“礼性”也大。武汉人说话，一般都会尊称对方为“您家”（吵架时例外），相当于北京人的“您”，实际上也是“您”字的音变，读作nia，和nin非常接近（武汉话之属于北方语系，此即证明）。不同的是，武汉话的“您家”还可以用于第三人称，比如“他您家”，相当于“他老人家”。同样，一句话说完，也总要带一个“您家”，作为结尾的语气并表示尊敬，也相当于北京人的“您哪”。北京人讲究礼数，开口闭口，每句话后面都得跟个“您哪”：“多谢您哪！回见您哪！多穿点衣裳别着了凉您哪！”武汉人也一样：“劳为（有劳、偏劳、多谢）您家！好走您家！明儿再来您家！”你说礼性大不大。
　　不过，在北京人那里，“您”是“您”，“您哪”是“您哪”，一用于称呼，一用于后缀，不会混乱。而武汉人则不论是“您”还是“您哪”，通通都是”您家”。结果就闹出这样的笑话来。一个武汉人问：“您家屋里的猪养得好肥呀，么时候杀您家？”对方答：“明儿杀您家。”两个人都很客气、讲礼，但结果却好像两个人都挨了骂。
　　只要使用“您家”，不管是用于称呼，还是用于后缀，都是“敬语体”。这一点和北京话大体上一样。但如果长辈对晚辈说话也用起“您家”来了，则可能会有挖苦讽刺之意。当然，北京人在“损人”时也会使用“您”这个字。比如买东西嫌贵，卖主白眼一翻：“您哪，自个儿留着慢慢花吧！”这种用法武汉也有：“不买就算了响！您家们味儿几大响！”但不难听出，北京人的话里透着股子蔑视，武汉人的话里则是气哼哼的
　　所以，武汉人虽然也会“损人”（准确地说是“挖苦”），却更喜欢痛痛快快地骂人。骂人多过瘾呀！不用“您家”长“您家”短的，一句“娘子养的”，就什么意思都清楚

　　武汉人虽然十分讲礼（只限于熟人），却并不虚伪。相反，他们还极为憎恶虚情假意、装模作样的做派，称之为“鬼做”，有时也叫“(口者)”（音ze）。“(口者)”这个字，字典上没有，是武汉独有的方言。它和上海话中的“嗲”有相近之处又大不相同。上海话中的“嗲”，至少并不都是贬义，比方说“老嗲咯”就是“非常好”的意思。武汉人之所谓“(口者)”却绝无“好”意，最多只有“娇嗲”的意思。比如一个有资格撒娇的儿童（一般限于女孩）十分娇嗲可爱，武汉人也会赞赏地说：“这伢好(口者)呀！”而极尽撒娇之能事，则叫“(口者)得滂醒”。但更多的用法，却是对“撒娇”、“发嗲”的一种轻蔑、讽刺和批判，尤其是指那些根本没有资格撒娇、发嗲或摆谱，却又要装模作样、忸怩作态者之让人“恶心”、“犯酸”处。遇到这样的情况，武汉人就会十分鄙夷地说：“你(口者)个么事？”或“闯到鬼了，屁大一点的办事处，他个xxxx养的还(口者)不过！”看来，武汉人之所谓“(口者)”，大概略似于台湾人所谓“作秀”。所以武汉人也把“(口者)”和很“(口者)”的人叫做“庄秀梅”，也是有“作秀”的意思。不过，“作秀”作的都是“秀”，“(口者)”作的却不一定是“秀”，甚至根本“不是东西”；“作秀”虽然假，却或者有观赏性，或者能糊弄人，“(口者)”却既无观赏性，也不能糊弄人，只能让人恶心。所以，说一个人“(口者)里(口者)气”，绝非好评。（图四十六）
　　 


　　武汉还有一句骂人的话，叫“差火”。所谓“差火”，也就是不上路、不道德、不像话、不够意思、不懂规矩、不好说话、爱挑毛病、做事不到位等意思的一种总体表示。因为做饭如果差一把火，就会煮成夹生饭，所以差火又叫“夹生一，也叫“半调子”。在武汉话里，“他个‘板马’蛮夹生”、“他个‘板马’蛮差火”，或“莫差火”、“你个xxxx养的夹生么事”等等，意思都差不多。夹生饭不能吃，半调子不好听。一个人，如果不好说话，不好相处，不够意思，就会被认为是差火、夹生，他在武汉人中间也就很难做人。
　　那么，什么人或者说要怎样做才不“夹生”或不“差火”
　　第一要“仗义”，第二要“大方”，第三要“到位”。武汉人很看重朋友之间的友谊，真能为朋友两肋插刀。一个人，一旦有难，找武汉的朋友帮忙，多半能够得到有力的帮助。如果你是他们的“梗朋友”，则能得到他们的拚死相助。武汉人所谓“梗朋友”，相当于北京人的“铁哥们”。“梗”这个字，有人认为应该写作“耿”，即忠心耿耿的意思。我却认为应该写作“梗”。因为武汉话中的“geng”，首先有“完整”之意。比方说一个东西要保持完整，不能掰开、折断、切碎，武汉人就会说：“莫掰，要geng的”。查遍同音字，也只有表示植物之根、枝、茎的“梗”字约略近之。植物的根、枝、茎在被折断掰断之前，当然是“梗的”。所以，梗，在武汉话中，又有“地道”之意。比如某个人不折不扣地是个糊涂虫，武汉人就会说：“这个老几‘活梗地’是个‘糊溏’（关于“糊溏”，以后再解释）。”所谓“活梗地”，也就是地地道道地、不折不扣地。“铁哥们”当然是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朋友，也是没有半点含糊、一点也不夹生的朋友，同时还是可以把自己完整地、全身心地交付出去的朋友，因此是“梗朋友”。
　　和武汉人交“梗朋友”，说易不易，说难不难。说不难，是因为武汉人对朋友的要求并不高。他们一不图名，二不图利，只图对脾气、够意思。说不易，则因为人家是“梗的”，你也得是“便的”。在武汉人看来，交朋友就得“一根灯草点灯——没（读如“冒”）得二心”，不能“码倒搞”（做假）、“诈倒裹”（吹牛），更不能“抽跳板”。“抽跳板”也叫“抽跳”。它有“过河拆桥”的意思，但比“过河拆桥”内容更丰富。“抽跳”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朋友搭好了跳板，因为讲义气，让你先上，然而你上去后却把跳板抽走了，害得朋友上不来；二是你答应给朋友搭跳板，甚至已经搭了，但临到朋友准备上时，你却把跳板抽走，害得朋友希望落空，而且想补救也来不及。显然，无论哪一种，都是差火、夹生、半调子，简直不是东西。严格说来，巴抽跳”已是背叛。如果竟然出卖朋友，则叫“反水”，那就会成为一切朋友的公敌，最为武汉人所不耻，连“xxxx养的”都不如

　　照理说，武汉人这个要求并不高。
　　不错，不吹牛、不扯谎、不抽跳、不反水，这些要求是不高，只能算作是交朋友的起码道德要求。而且，不但武汉人会这样要求，其他地方人也会这样要求。所以，能做到这些，还不能算是“梗”。所谓“梗”，就是完整地、全部地、无保留地把自己交给朋友，包括隐私。这就不容易 但武汉所谓“梗朋友”是有这个要求的。至少，当你的“梗朋友”有事来找你帮忙时，你必须毫不犹豫和毫无保留地全力以赴，连“哽”都不打一个。
　　打不打“哽”，是看一个朋友“梗不梗”的试金石。所谓“打哽”，原本指说话卡壳。一个人，如果有所犹豫，说话就不会流畅。所以，打不打“硬一，也就是犹豫不犹豫。不犹豫就不打硬，也就不(口者)。反之，则是(口者)。一个小女孩(口者)一下没有什么关系，如果一个大男人也(口者)，就会遭人耻笑，因为那往往也就是“不够意思”的意思。如果朋友来找你帮忙，你居然还“(口者)不过”，那就不但是“不够意思”，而且是“差火”到了极点，简直就是“xxxx养的”。
　　不“打哽”，也就是“爽朗”，武汉话叫“唰喇”。对于一个武汉人来说，“唰喇”与否是极为重要的。它不但意味着一个人够不够意思和有没有意思，而且甚至决定着一个人会不会被人看得起。比如你对一个武汉人介绍另一个人说“那个人一点都不‘唰喇’”，这个武汉人的眼里马上就会露出鄙夷蔑视的目光。
　　“唰喇”的本义是“快”。比如要求动作快一点，武汉人就会说“搞‘唰喇’点”。要求决定快一点，也会说“搞‘唰喇’点”。如果如此催促还不“唰喇”，那就是“(口者)” 显然，这里说的“快”，还不是或不完全是“快捷”，而是不要拖泥带水、犹犹豫豫，是心理上的快而非物理上的快。所以“唰喇”就是“爽朗”、“爽快”。武汉人读作“唰喇”，不知是爽朗、爽快一词的音变，还是一个象声词，——书翻得很快，唰喇；箭射得很快，唰喇；衣襟带风，出手很快，也唰喇。不过，从武汉人“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性格看，我怀疑那是拔刀子的声音。
　　快则爽，叫“爽快”；爽则朗，叫“爽朗”。爽朗是武汉人性格的核心。也就是说，如果要用一两个字概括武汉人的性格，那就是“爽朗”。爽朗之于武汉人，犹如精明之于上海人。精明是上海人的族徽，爽朗则是武汉人的旗帜。上海人崇拜精明，因此有一系列鄙夷不精明者的词汇，如戆大、洋盘、阿木林、猪头三、脱藤落攀、搞七廿三等。武汉人崇尚爽朗，也有一系列批判不爽朗者的词汇，如夹生、差火、半调子、(口者)不过等都是。此外还有“扳俏”。所谓“扳俏”，也就是北方人说的“拿把”，亦即没来头和没道理地摆谱拿架子。别人给他四两颜色，他就当真开个染房。朋友有事来找他，也要打官腔，或者扭捏拿把不肯痛痛快快答应。这时，武汉人就会既愤怒又轻蔑地说：“老子把他当个人，他倒跟老子扳起悄来 ”
　　扳俏不可取，嘀哆也要不得。所谓“嘀哆”，也就是唠叨、啰咦、粘乎、婆婆妈妈、拉拉扯扯，有时也包括瞻前顾后、想法太多等等，总之是不爽快。比如你做一件事情半天拿不定主意，武汉人就会说：“莫‘嘀哆’，搞‘唰喇’点。”又比如到有关部gate去办事，办事人员又看材料又看证明还要盘问半天，武汉人也会评论说：“这个人蛮‘嘀哆’。”显然，这里的“嘀哆”，已不是“唠叨” 不过，就批判谴责的程度而言，“嘀哆”要较“差火”为轻。嘀哆是性格问题，差火是道德问题；嘀哆让人不耐烦，差火则简直不是人。
　　属于不爽朗的还有尖、沤气、憔气等。沤气和偿气都是生气，但不是一般的生气，而是憋在心里生闷气。因此会沤出病来，使人憔悴；而“憔气古怪”则指心胸狭窄、想不开、小心眼儿、爱耍小脾气等毛病。这也都是不够爽朗的意思。“尖”则是小气。武汉人要嘲笑一个人小气，就会说：“这个人尖死！”外地人往往弄不清武汉话里的这个“尖”宇，以为是“[屏蔽]”，其实不然。武汉人把“[屏蔽]滑”叫做“拐”，“尖”则是小气、吝啬。因为爽朗者都大方，不爽朗则小气。小而至于“尖”，可见小气到什么程度。

　　除为人“唰喇”外，做事到位也很重要。因为差火的本义就是“不到位”；而做事“不到位”，也很容易把事情弄“夹生”。这样一来，弄不好就会把人得罪到家，后果也就可想而知的严重。要知道，武汉人可是连骂人都十分到位的。不信你去听武汉的泼妇骂街，那可真是淋漓尽致，狗血喷头，什么话都骂得出来。所以，你如果做人做事不到位，夹生半调子，那就一定会挨骂，而且会被骂得十分“到旷。
　　于是武汉人做事就会“铆起搞”。比如“铆起写”、“铆起讲”、“铆起吃”等等。有人把“铆起”写成“卯起”，是不确的。方方说“铆起”的意思是“使劲”、“不停”、“没完”《有趣的武汉话》），也没说全。“铆起”最重要的意思，是死死咬住、不依不饶，就像被铆钉铆住一样，因此是“铆起”而不是“卯起”。如果仅仅只是“不停”，则叫“紧”。比如，“你紧搞么事(口沙)！”“紧搞”只是不停地搞，“铆起搞”则还有一股韧劲，其程度较“紧搞”为重。
　　武汉人的“铆起”也不同于成都人的“雄起”。“雄起”即勃起、坚挺，“铆起”则有坚持不懈、坚韧不拔之意。“雄起”乃勃然奋起，“铆起”乃力求到位。这也是两地人性格不同所致：成都人(火巴)，故须“雄起”；武汉人燥，故须“铆起”。比方说：“醒倒媒。”
　　从某种意义上讲，“醒倒媒”也是“铆起搞”之一种，是一种特殊的“铆起搞”。醒，也许应该写作“擤”。方方说，“醒”有“痞”的意思。其实，“醒”这个字在武汉话中意思非常复杂微妙。比如“滂醒”是“厉害”（如“(口者)得滂醒”就是“(口者)得厉害”），“醒黄”则是“扯淡”（如“闹醒黄”就是“胡日鬼”）。“醒里醒气”虽然就是“痞里痞气”，却不是一般的“痞”，而是那种涎着脸、赖着皮、纠缠不休又嬉皮笑脸的“痞”，有点擤鼻涕的味道。
　　倒，在武汉话中是一个常用的助词。说的时候，要读轻声。它的意思，相当于“什么什么样地”，如“诈倒裹”、“码倒搞”等等。码，有做假、装gate面等意思。比如一个人其实货色不多，便只好把全部货色都码起来充大。所以，“码倒搞”就是假模假式、虚张声势地搞。“诈倒裹”，则是自吹自擂、狐假虎威地“裹”。裹，在武汉话里有纠缠、理论、撕掳、掺和等多种意思。比如纠缠不清就叫“裹不清白”。诈倒裹，也就是冒充什么什么的来掺和。由此可知，“醒倒媒”就是厚着脸皮没完没了地来纠缠。媒，应写作“迷”。武汉人读“迷”如“媒”。比如舞迷就叫“舞媒子”，戏迷就叫“戏媒子”。迷，可以是迷恋，也可以是迷惑。“醒倒迷”中的“迷”，当然是迷惑。因其最终是要达到某种目的，也可以谐其音写作“媒”。方方写作“醒倒霉”，似可商榷。因为“媚”非目的而是手段，其意已含在“醒”字之中；目的是拉扯、纠缠，故应写作“迷”或“媒”。
　　崇尚“唰喇”的武汉人最受不了“醒倒媒”。不理他吧，纠缠不休；发脾气吧，拳头又不打笑脸。最后只好依了他拉倒。当然也有先打招呼的：“莫在这里‘醒倒媒’，（东西）不得把（给）你的。”但如果坚持“醒倒媒”下去洲仍有可能达到目的。所以方方说“醒倒媒”是武汉人的一种公关方式，这是不错的。武汉人脾气硬，不怕狠，却对牛皮糖似的“醒倒媒”无可奈何。其实，“醒倒媒”恰恰是武汉人性格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武汉人的性格不但包括为人爽朗，仗义、大方，还包括做事到位。要到位，就得“铆起搞”，包括“铆起醒倒媒”。所以，武汉人还不能不吃这一套。
　　总之，武汉人的性格中有韧性、有蛮劲，也有一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精神。（图四十七）这种精神和爽朗相结合，就形成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武汉人的这种性格甚至表现于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是在三伏天也要吃油炸食品的。在酷热的夏天，武汉人依然排队去买油饼油条。厨师们汗流浃背地站在油锅前炸，食客们则汗流侠背地站在油锅前等，大家都不在乎。有个笑话说，一个人下了地狱，阎王把他扔进油锅里炸，谁知他却泰然自若。阎王问其所以，则答曰“我是武汉人”。武汉人连下油锅都不怕，还怕什么？
　　 

　　他们当然“什么娘都敢骂”

　　　　　　　　　　　　　　 三　生命的劲歌

　　武汉人敢骂，也敢哭。
　　我常常怀疑，武汉人的心理深层，是不是有一种“悲剧情结”。因为他们特别喜欢看悲剧。楚剧《哭祖庙》是他们钟爱的剧目，而他们喜欢听的湖北大鼓，我怎么听怎么像哭腔。认真说来，楚剧不是武汉的“市剧”，武汉的“市剧”应该是汉剧。然而武汉人似乎更爱听楚剧。除嫌汉剧有点正儿八经（汉剧近于京剧）外，大约就是楚剧哭腔较多之故。——
　　武汉人的这种“悲剧情结”是从哪里来的 也许是直接继承了屈[屏蔽]“长太息以掩涕兮”的传统吧！然而同为楚人的湖南人，却不好哭。有一次，我们为一位朋友送行，几个武汉人喝得酩酊大醉，然后抱头痛哭，而几个湖南人却很安静和坦然。湖南人同样极重友情，却不大形于颜色。他们似乎更多地是继承了楚文化中的玄思传统、达观态度和理性精神，把人生际遇、悲欢离合都看得很“开”。要之，湖南人（以长沙人为代表）更达观也更务实，湖北人（以武汉人为代表）则更重情也更爽朗。所以，武汉人办丧事，往往哭得昏天黑地，而长沙人却会请了管弦乐队来奏轻音乐，好像开“舞会”。“舞会”开完，回家去，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因此，务实的长沙人不像武汉人那样讲究“玩味儿”。“玩味儿”是个说不清的概念，但肯定包括摆谱、露脸、爱面子、讲排场等内容在内。说到底，这也是咱们中国人的“国癖”。但凡中国人，都多多少少有些爱面子、讲排场的。但似乎只有武汉人，才把它们称之曰“味”而视之为“玩”。武汉人喜欢说“玩”这个字。比如谈恋爱，北方人“搞对象”，武汉人则叫“玩朋友”。这话叫外地人听了肯定不自在，武汉人却很坦然，谁也不会认为是“玩弄异性”。
　　这就多少有些“艺术性” 实际上，武汉人的“玩味儿”是很讲究可观赏性的。比方说，大操大办婚礼就是。婚礼的大操大办，同样也是咱们的“国癖”，不过武汉人却别出心裁。他们的办法，是雇请“麻木的士”游街。所谓“麻木的士”，其实也就是三轮车。因为驾车者多为喝酒七斤八斤不醉的“酒麻木”，故美其名曰“麻木的士”。举行婚礼时，就由这些“麻木的士”满载从冰箱彩电到澡盆马桶之类的嫁妆，跨长江，过汉水，浩浩荡荡游遍武汉三镇，成为武汉市一大“民俗景观”。之所以要用“麻木的士”而不用汽车，是因为“麻木的士”有三大优点：第一，载物较少，用车较多，可以显得浩浩荡荡；第二，车身较低，便于观看，可以尽情摆阔；第三，车速较慢，便于游览，既可延长游街时间，又便于路上闲人一饱眼福。总之是极尽表演之能事。在武汉人看来，只有这样，“味儿”才玩得过瘾，玩得足。
　　不过，虽然是“玩”，武汉人却玩得认真。因为谁也不会觉得那“味儿”是可要可不要的东西。所以，当一个武汉人在“玩味儿”的时候，你最好去捧场。即便不能捧场，至少也不要拆台。否则，武汉人就会祝你为“不懂味”。而一个“不懂味”的人，在武汉人眼里，就是“夹生半调子”，甚至“差火”到极点，不和你翻脸，就算对得起你
　　事实上，武汉人的讨厌“(口者)”，也多半因于此。在武汉人看来，一个人要想“玩味儿”或“要味儿”，就不能“(口者)”；而一个人（尤其是男人），如果居然“(口者)不过”，就肯定“不懂味”。什么是“玩味儿”？“玩味儿”就是“派”，就是“唰喇”，怎么能“(口者)”？(口者)、尖、瘫腔（贪生怕死），都是“掉底子”（丢脸）的事。所以，为了面子，或者说，为了“玩味儿”，武汉人就往往不惜打肿了脸来充胖子，甚至不惜吵架打架。比方说，一个人在另一个人面前“抖狠”（逞凶、找碴、耀武扬威或盛气凌人，也是“要味儿”的方式之一），这个人就会跳将起来说：“么事呀！要味要到老子头上来了！”后面的事情，也就可想而知。
　　武汉人的“玩味儿”，还有许多难以尽说的内容。甚至他们的骂人，没准也是“玩味儿”或“要味儿”，正如旧北京天桥“八大怪”之一的“大兵黄”，坐在酒缸沿上“开骂”和“听骂”也是“一乐子”一样。事实上，骂人也不易。一要敢骂，二要会骂。如果有本事骂得淋漓尽致，声情并茂，谁说不是“味儿”，不是“派儿”？
　　武汉人这种文化性格的形成，有着历史、地理、文化甚至气候诸方面的原因。
　　武汉的气候条件极差。上帝给了它最坏的地形，——北面是水，南面是山。夏天南风吹不进来，冬天北风却顺着汉水往里灌。结果夏天往往持续高温，冬天却又冷到零下。武汉人就在这大冷大热、奇冷奇热、忽冷忽热中过日子，其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其心情之恶劣可想而知，其脾气之坏当然也可想而知。
　　所以，武汉人有句口头禅，叫“烦死人了”。当一个武汉人要诉说一件不太开心的事，或要表示自己的不满时，往往会用这句口头禅来开头。比如等人等不来，就会说：“烦死人了的，等半天了，这个鬼人还不来！”要表示讨厌某人，也会说：“这个人蛮烦人。”不过这些话也可以反用。比如一个妻子也可以这样夸奖她的丈夫：“他这个鬼人，晓得有几（多么）烦人 ”或：“你说他嘀哆不嘀哆，非要我把那件呢子衣服买回来穿，烦死人了！”这里说的“烦”，其实就是乐 嘴巴上说“烦死人了”，只怕心里倒是“不厌其烦”呢！
　　看来，武汉人是和烦恼结下不解之缘了：好也烦，环也烦，乐也烦，烦也烦，反正是烦。说起来也是不能不烦。1999年“[屏蔽]”期间，武汉市[屏蔽]代表团《新周刊》说武汉是“最市民化的城市”而引发了一场讨论。江岸区[屏蔽]代表[屏蔽]萍说：“天热太阳大，外面脏乱差，怎么会有好心情？人说女人一白遮百丑，武汉女人难有这福分，动不动就灰头灰脸，跟进城的农民似的。”的确，气候的恶劣，条件的艰苦，生存的困难，都很难让人心情舒畅。难怪武汉街头有那么多人吵架了，烦嘛！
　　事实上武汉人也确实活得不容易。武汉的自然环境极其恶劣，武汉的生活条件也相当糟糕。冬天，北方有暖气，南方有艳阳；夏天，北方有凉风，南方有海风。武汉夹在中间，不南不北，不上不下，什么好处都没有。别的地方，再冷再热，好歹还有个躲处。武汉倒好：夏天屋里比外面还热，冬天屋里比外面还冷。冬天滴水成冰，夏天所有的家具都发烫，三台电风扇对着吹，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那么，就不活了么？当然要活下去！冬天在被窝里放个热水袋，夏天搬张竹床到街上睡。于是，一到盛夏之夜，武汉的街头巷尾，便摆满了竹床，男赤膊女短裤，睡满一街，成为武汉一大景观。（图四十八）
　　 


　　在如此恶劣条件下挺熬过来的武汉人，便有着其他地方人寻常没有的“大气”和“勇气”。你想想，武汉人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罪都受过，什么洋相都见过（包括在大街上睡觉），差一点就死了，还怕什么？当然连“丑”也不怕。因为他们赤膊短裤地睡在街上时，实在是只剩下最后一块遮羞布了，那么，又还有什么好遮掩的
　　所以，武汉人最坦诚、最直爽、最不矫情、最讨厌“鬼做”。“鬼做”这个词是十分有趣的。它表达的似乎是这样一种人生观：是“人”，就不必“做”，只有“鬼”才“做”。既然不必“做”，那就有什么说什么，想什么干什么，而不必顾忌别人怎么想、怎么看。即便有人不以为然，他们也不会在乎，而只会大骂一句：“闯（撞）到鬼了！要(口者)，到你自己屋里(口者)去！”
　　同样，最坦诚、最直爽、最不矫情、最讨厌“鬼做”的武汉人，也有着不同于北京人的“大气”。如果说北京人的“大气”主要表现为霸气与和气，那么，武汉人的“大气”便主要表现为勇气与火气。北京人的“大气”中更多理性内容，武汉人的“大气”则更多情感色彩。他们易暴易怒，也易和易解；能憎能爱，也敢憎敢爱。他们的情感世界是风云变幻大气磅礴的：大喜大悲、大哭大笑，甚至大喊大叫（武汉人称之为“(口昂)”）。而且，爱也好，恨也好，哭也好，笑也好，都很唰喇，都很到位：哭起来铆起哭，笑起来铆起笑，吵起来铆起吵，骂起来铆起骂，真能“爱你爱到骨头里”，恨你也“恨到骨头里”，一点也不“差火”。这实在因于他们生存的大起大落，九死一生。武汉人生命中“垫底的酒”太多，生活中“难行的路”也太多，他们还有什么样的酒不能对付，还有什么样的沟沟坎坎过不去

　　武汉人确实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因为武汉是“镇”。
　　镇，重兵驻守且兵家必争之天险也。武汉之所以叫“镇”，就因为它地处北上南下、西进东征的咽喉要道。由于这个原因，武汉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战争的阴云总是笼罩在武汉人的头顶上。所以武汉人“战备意识”特别强。他们好像总有一种好战心理，又同时有一种戒备心理。在与他人（尤其是生人和外地人）交往时，总是担心对方占了上风而自己吃了亏。公共汽车上磕磕绊绊，买东西出了点小问题，双方往往都立即会拉开架式，准备吵架，而且往往是理亏的一方以攻为守先发制人，摆出一副好斗姿势。结果 往往还是自己吃亏，或两败俱伤。不信你到公共汽车上去看，挤撞了别人或踩了别人的脚，武汉人很少有主动道歉的。不但不道歉，还要反过来攻击别人：“你么样不站好(口沙)！”或：“怕挤就莫来搭公共汽车！”这种蛮不讲理的态度当然很难为对方所接受，而对方如果也是“九头鸟”，则一场好戏当然也就开锣。武汉街头上吵架的事特别多，商店里服务态度特别坏，原因大约就在这里。外地人视武汉人为“九头鸟”，认为他们“厉害”、“惹不起”，原因多半也就在这里。
　　上海人就不会这样。上海的公共汽车也挤。但上海人挤车靠“智”，占据有利地形，保持良好体势，则拥挤之中亦可得一方乐土，也不会发生“两伊战争”（盖“伊拉”与“伊拉”都能好自为之也）。武汉人挤车则靠“勇”，有力便是草头王，老人、妇女和儿童的权益往往难以得到保障，而双边磨擦也就时有发生（这种现象因近年来武汉大力发展公交事业而已逐渐成为历史）。细想起来，大概就因为上海主要是“市场”，而武汉长期是“战场”。“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屏蔽]的这句话，道出了“九头鸟”的野性与蛮劲。敢斗者自然也敢哭。“老子死都不怕，还怕哭么！”难怪武汉人爱看悲剧和爱听哭腔
　　所以，武汉人特别看不起胆小怕事（北京人叫“松货”）、逆来顺受（北京人叫“软蛋”）和优柔寡断（北京人叫“面瓜”）。所有这些“德行”，武汉人统称之为“瘫腔”。不过，“瘫腔”与“松货”、“软蛋”、“面瓜”有一点不同，就是可以拆开来讲。比如：“别个（别人）还冒（没）吼，他就先瘫了腔。”这样的人当然没人看得起。正如方方所说：“一个人遇事连‘腔’都‘瘫’了的话，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有趣的武汉话》）。因此，不但不能凸瘫腔”，而且还得梗着脖子死硬到底：“不服周（服输）！就是不服周！老子死都不得服周！”
　　吃软不吃硬，宁死不服周，这大概就是“九头鸟性格” 这种性格的内核，与其说是“匹夫之勇”，毋宁说是“生命的顽强”。因为所谓“九头鸟”，也就是生命力特别顽强的意思。你想，一鸟而九头，砍掉八个，也还死不了，等你砍第九个时，没准那八个又活了过来。事实上武汉也是“大难不死”。日本鬼子飞机炸过，特大洪水淹过，“十年[屏蔽]”差点把它整得瘫痪，但大武汉还是大武汉。的确，“不冷不热，五谷不结”。过分的舒适温馨可能使人脆弱绵软，恶劣的生存条件也许反倒能生成顽强的生命力。
　　生活在恶劣环境中的武汉人不但有顽强的生命力，也有自己独特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用武汉作家池莉的话说，就是：“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这是池莉一篇小说的标题）。这无妨说也是一种达观，但这种达观和北京人不同。北京人的达观主要来自社会历史，武汉人的达观则主要来自自然地理。北京人是看惯了王朝更迭、官宦升迁、帮派起落，从而把功名富贵看得谈了；武汉人则是受够了大灾人祸、严寒酷暑、战乱兵燹，从而把生存活法看得开 所以北京人的达观有一种儒雅恬淡的风度，而武汉人的达观却往往表现为一种略带野性的生命活力。武汉的小伙子不像北方汉子那样人高马大、魁伟粗壮，却也相当地“野”：敢打架，敢骂娘，各种冲动都很强烈。他们酷爱一种能够显示生命活力的、紧绷在身上的红布三角游泳裤。他们也往往会在炎热的夏夜赤膊短裤，成群结队地在街上走，大声吼唱各种歌谣，从“一个讶的爹，拉包车”直到种种流行歌曲，以宣泄他们过剩的生命活力。
　　事实上，武汉人不达观也不行。
　　从某种意义上讲，恶劣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已经把武汉人逼到墙角了：躲没处躲，藏没处藏，就是想装孙子也装不了，再不达观一点，怎么活？所以，凡事都最好搞唰喇点，凡事也都最好能要点味。生活已经不易，再不搞唰喇点，不是自己烦自己 生活已经缺油少盐，再不要点味，还能过下去
　　什么是味？“味”这个字，在武汉话里有极为丰富的含义。除前面说的面子、排场、风光、体面等等外，还有“规矩”的意思。比如“不懂味”，有时也指“不懂规矩”。不过，当一个武汉人指责别人“不懂味”时，他说的可不是一般的规矩，而是特指“捧场”的规矩，即在一个人“要味”时让他觉得“有味”的规矩。懂这个规矩并能这样做的，就叫“就味”；不懂这个规矩和不能这样做的，则叫“不就味”。就味不就味，也是衡量一个武汉人会不会做人的重要标准。因不懂而“不就味”，尚可原谅（但也不招人喜欢）；如果“懂味”而“不就味”，那就是“差火” 这时，“要味”者就会视对方为故意冒犯或有意挑衅，因而反目翻脸，甚至大打出手，因为那个“xxxx养的”实在“太不够意思”。
　　所以，味，又有“意思”的意思。要味，也叫“要意矿；就味，也叫“就意思”。如此，则“有味”就是“有意思”，“冒得味”就是“没意思” 人活在世界上，如果一点“意思”都没有，那还能活下去 当然不能。因此不能不要“味”。显然，武汉人之所谓“味”，说到底，就是让人觉得活著有意思的那个“意思”。
　　武汉人是很看重这个“意思”的。虽然说“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但如果活得有意思，岂不更好？于是，武汉人就往往会把没意思的事变得有意思。我就曾在医院里遇到过一个典型的武汉人。这个武汉小伙子大概初为人父，看什么事都新鲜。看到[屏蔽]给婴儿洗澡、打包，也觉得好玩，兴高采烈地对我说：“好过瘾呀！洗毛毛（婴儿）像洗萝卜，包毛毛像叠‘撇撇’。”“撇撇”是每个武汉小男孩都玩过的一种自制玩具，由每个人自己用香烟盒叠成，技巧纯熟者可以叠得很快。把包婴儿说成是叠撇撇，既有赞其“技巧纯熟”的意思，也有言其“不当回事”的意思。妇产科的[屏蔽]一天不知要包洗多少婴儿，自然见惯不怪，不怎么当回事，但让这个小伙子这么一说，一件本来没什么意思的事情，也就颇有点意思
　　武汉人是很能把没意思的事变得有意思的。比如武汉的夏夜是很难熬的，因为一到下午六点，老天爷就会准时停风。曝晒了一天的街道余热经久不散，没有一丝穿堂风的室内更是酷热难当。要熬过这样一个长夜，是一件很没有意思的事情。然而武汉人却能把它变得有意思。太阳一下山，他们就开始往地上泼水，然后搬出自家的竹床，摆出清爽的小菜和绿豆稀饭，一家人吃得“欢喜流了的”。吃完饭，收拾了碗筷，洗个澡，街坊邻居都到露天地里来乘凉。打牌的打牌，下棋的下棋，看电视的看电视，更多的人则是“(口夸)天”。(口夸)，音kua，读平声，是个象声字，即“几里呱拉”的意思。武汉人说话节奏快，频率高，因此不能叫“聊天”，只能叫“(口夸)天”。武汉人(口夸)呀(口夸)呀，(口夸)得星星都“笑眯了眼”，一个难熬的长夜也就意趣盎然
　　武汉人确实很爱说话，也很会说话。一件稀松平常的事，到了武汉人嘴里，往往就会变得有声有色。比如一件东西或一个地方被弄脏了，武汉人不说“太脏’，也不说“脏死了”，而说：“哟，么样搞的(口沙)，搞得灰流了！”灰而至于“流”，可见有多脏。夸奖一个人漂亮，也可以这样说：“哟，好清爽呀，清爽流了！”清爽，也就是漂亮、派头、美。一个人的漂亮都“流溢”出来了，可见漂亮之至。又比如“抖狠”，是耀武扬威的意思，却比说“耀武扬威”生动得多。你想，一个人把“狠”都“抖”出来，是个什么样子？有点像全身的毛都乍了起来的好外公[屏蔽]？再说，一个人的“狠”（厉害）要“抖”出来后别人才知道，则其“狠”也有限。所以“抖狠”这个词是略带贬义的，情感色彩很浓，形象也很生动。其余如把孩子长个叫做“抽条”，把东张西望叫做“打野”，把趁机下台叫做“转弯”，把死不认错还要倒打一耙叫做“翻翘”，都十分形象、生动，富有动感。
　　这也不奇怪。武汉人是“要味”的人，武汉话也就必然是“有味的话”。

　　的确，武汉话和北京话一样，都具有艺术性和戏剧性。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听北京话像听相声，怎么听怎么可乐；听武汉话则像听戏，有板有眼，铿锵有力。事实上武汉人的人生观中也确实有一种“戏剧性情结”。在他们看来，人生就是一场戏，就是一场自编自演又可供观赏的戏。演戏就是“玩味”，看戏就是“要味”，会看戏就是“懂味”，不会看戏就是“不懂味”，而不会演戏则是“冒得味”。因此，他们主张人生在世，应该活得有板有眼。有没有板眼是很重要的。在武汉人那里，一个人有本事、有能耐、有办法，就叫“有板眼”；而不知搞什么名堂就叫“搞么板眼”。’所谓“搞么板眼”，也就是“演什么戏”的意思。显然，武汉人之所谓“板眼”，也就是戏曲中的节拍，就像“瘫腔一的“腔”是戏曲中的唱腔，“醒黄”的“黄”是戏曲中的皮黄（声腔）一样。醒，有一假”的意思。比如“醒倒迷（媒）”就不是真迷（真喜欢对方），只不过“醒倒迷”罢 “醒黄”也一样。一个人，一本正经地上台了，大家都以为有什么好段子听。听了半天，却发现原来不是皮黄，而是“醒黄”。所以，武汉人便把“胡日鬼”、“瞎胡闹”之类称作“闹醒黄”。
　　一闹醒黄”也好，“有板眼一也好，都是演戏。戏演砸了，就叫“瘫了腔”；演假了，叫“闹醒黄”；不按角色行当台词剧本演，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则叫“开黄腔”。“闹醒黄”是“诈倒裹”，“开黄腔”是“码倒搞”，都是“不懂味”（不懂规矩）。这是不会有人捧场的。不但没人捧场，没准自己还会“掉底子”。
　　“掉底子”之于武汉人，是一件极为严重的事情。所谓“掉底子”，也就是“穿梆”、“露馅”。这当然是一件丢脸的事，所以“掉底子”即等于“丢面子”。不过，说“掉底子”可比说“丢面子”生动，也比说“丢面子”严重。因为“面子”是要安装在“底子”上的。如果连“底子”都掉了，那还有“面子” 我在《闲话中国人》一书中说过，面子即面具，而面具是用来演戏的。既然是“演戏”，就得把“面子”装严实了，不能“露馅”。一旦露了马脚，那就不是“丢面子”，而是“掉底子” 所以，一个人，在粉墨登场表演人生时，如果把“戏”演“砸”了，武汉人就会哄堂大笑：“好掉底子呀！”
　　由是之故，心直口快的武汉人并不喜欢“岔把子”。所谓“岔把子”，就是说话不知轻重不看场合的人。遇到这样的人，武汉人就会说：“他是个‘岔把子’。”或“这个人‘岔’得很。”一个人如果被认为是“岔得很”，他在武汉人中间同样是吃不开的。因为“岔把子”最不“懂味”，常常在别人“要味”的时候扫别人的兴：或者是半路“岔”了进来，害得“要味”的程序不能顺利进行；或者是把老底也端了出来，害得别[屏蔽]掉其底子。但因为“岔把子”都是有口无心的，你心里有气还发作不得，所以很有些讨人嫌。
　　比“岔把子”更讨厌的是“夹生苕”。所谓“夹生苕”，也就是又“夹生”又“愚蠢”的人。武汉人把傻叫做“苕”。苕，也就是红薯、地瓜。红薯烤熟蒸熟了，就是“糊”（武汉人读如“户”）的，也就是“糊涂”。所以，武汉人说一个人稀里糊涂，就会说：“他‘糊’得很”，或“这讶么样是个‘糊’的？”又因为熟红薯不但“糊”，而且“溏”，因此又把糊涂虫叫做“糊溏”。“岔把子”虽然“岔”，却不“糊”；“夹生苕”则不但“夹生”，而且“苕”。“苕”则“蠢”，“夹生”则“岔”，简直不可理喻。如果和他理论，非把你的底子掉光不可。
　　“岔把子”和“夹生苕”的共同特点，是“不够意思”。甚至也不是“不够意思”，而是根本就“没意思”。然而武汉人是不能“没有意思”的。他们不会像北京人那样“找乐子”，也不会像上海人那样给自己来点“小乐惠”。他们的括法，是向生活“要意思”，把单调枯燥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把艰难困苦的人生变得其乐无穷。（图四十九）
　　 

　　于是，武汉人便把生活变成了艺术。或者说，把他们九死一生的艰难人生和不太顺心的烦恼人生，变成了有板有眼、有腔有调、值得“铆起唱”的生命劲歌。

　　　　　　　　　　　　　　四　可爱的武汉人

　　如此说来，武汉人还真可爱。
　　其实，武汉人是非常可爱的。外地人害怕武汉人，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武汉人。
　　武汉人有武汉人的优点。
　　武汉人最大的优点是直爽。爱骂人，就是他们直爽的一种表现。尽管表现得不大文明，但却至少也说明他们喜怒哀乐胆敢形之于色，骨子里有一种率真的天性。这种天性使他们极其厌恶“(口者)”，厌恶“鬼做”，同时也就使他们不太注意修养，给人一种“少有教养”的感觉。武汉人说话直统统的，很少拐弯，也不太注意口气和方式。比方说，到武汉的机关单位去办事，gate房会问：“搞么事的？”而不会问：“您是哪个单位，有什么事 ”甚至做生意，他们也不会说：“你看我们怎么合作？”而会说：“你说么样搞(口沙)！”这种说话方式，就很让外地人受不
　　更让人受不了的，则是他们表示不同意见的时候。一般地说，中国人说话比较委婉。即便要发表不同意见，也要先作铺垫，比如“阁下所言极是，只不过”云云。武汉人可没有那一套。如果他不同意你所说的，那么，对不起，你的话还没说完，他就会一声断喝：“瞎款！”所谓“瞎款”，也就是“胡说”、“乱讲”、“扯淡”的意思。但如果你亲耳听过武汉人说这两个字，就会觉得它要比其他说法生硬得多。
　　这其实也是直爽的一种表现，即因直而爽，因爽而快，其结果便是快人快语 武汉人肚子里没有那么多“弯弯绕”，喜欢当面锣当面鼓，最痛恨“阴倒搞”（背地里搞小动作）。“阴倒搞”也叫“戳拐”，一般指背后告刁状，也指说坏话、散布闲言碎语等。与之相配套的另一个词是“找歪”，也就是找岔子、找麻烦、找不自在的意思。所以，一个武汉人如果发现有人“戳拐”，就会找上gate去，毫不客气地说：“么样，想找老子的歪？”这个“戳拐一的人也就只好躲起来。因为一个喜欢“戳拐”的人，在武汉是不会有容身之地的。
　　武汉人痛恨“阴倒搞”，所以他们有什么不同意见，也要痛痛快快地当面说出来，包括说你“瞎款”。这好像有点奇怪。武汉人不是挺讲究“就不就味”的 怎么能这样不给人面子 也许，武汉人并不认为这是“不就味”吧！至少，我在武汉生活多年，还没见过因说“瞎款”而翻脸的。相反，如果一个武汉人会当面说你“瞎款”，则多半是把你当作了自己人。因为这说明他和你之间没有芥蒂，没有隔阂，可以随便说话，包括说你“瞎款”。
　　同样，说话“带渣滓”，也不会引起太多的麻烦。所谓“带渣滓”，也就是说话时带出骂人的话，又叫“带把子”。把，要读去声。方方说“带把子”就是“话中有话夹枪带棍的意思”（《有趣的武汉话》），其实不然。所谓“把子”，就是男性生殖器。因此“带把子”便有“见谁操谁”的意思。骂人的话，常常与“性”有关，这也是天下之通则。比如“tmd”，就略去了后面“儿童不宜”的一个字。“个板马”，后面也省掉了两个字，也是“儿童不宜”的。所以，说话“带渣滓”、“带把子”，不太文明。
　　一般地说，和长辈说话，或者和重要人物（比如[屏蔽]）说话，是不能“带渣滓”的。不但不能“带渣滓”，还得“您家”长“您家”短。吵架时最好也不要“带渣滓”，因为那会扩大事态。如果是平辈朋友熟人间说话，那就满口是“渣滓” 而且，越是关系亲密，“渣滓”就越多。比方说两个好朋友见面，一个说：“你个xxxx养的，这几时跑哪里去 ”另一个就会说：“找你老娘去 ”这实在很不像话，却没有武汉人会计较。
　　另一件常常让外地人受不了的事是喝酒。武汉人极重友情，而且把喝酒看作是衡量友情深浅的试金石，谓之“感情浅，尝一点；感情深，打吊针；感情铁，胃出血。”武汉人酒量并不是最大的，难对付的是他们劝酒的方式。比方说，如果你不肯和他们一起大碗喝酒，他们就会不以为然地说：“又不是姑娘伢，(口者)个么事！”丝毫也不考虑对方听了以后，脸上是否“挂得住”。这就颇有些北方汉子的味道，大大咧咧，“缺心少肺”。

　　的确，一般地说，武汉人心眼不多，至少不像上海人那样精于算计，事事精明，或像福州人那样深于城府，处处周到。他们甚至常常会做蠢事，而且不讲道理。比方说，你到武汉的商店去买东西，问价的时候，如果碰巧那售货员心里不太痛快，便会白眼一翻：“你自己不晓得看！”这是一种很没有道理的回答，也是一种很不合算的回答。因为假设这件商品价值十元，回答“十块”，才说两个字；回答“你自己不晓得看”却是七个字。多说了五个字，还不落好。可武汉人不会去算这笔账。他们宁肯不落好，也要毫不掩饰地表现自己的不耐烦。
　　所以，如果你了解武汉人，又不太计较他们“恶劣”的态度，那么，你就会发现他们其实是极好相处的。因为他们骨子里有一种率真的天性，有时甚至会有点像孩子（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像小伢”）。或者更准确一点说，像那种被惯坏了的骄横无礼的孩子。孩子总是比大人好相处一些。要紧的是以心换心，打成一片。如果你真的和他们成了“梗朋友”，那么，不也可以拍着他的肩膀揪着他的耳朵叫他“xxxx养的”
　　武汉人也像孩子一样爱玩。不过，武汉人的爱玩，又不同于成都人的爱耍。成都人的爱耍，是真的去玩，武汉人则往往把不是玩也说成是玩，比如“玩味”、“玩朋友”、“玩水”。玩水其实就是游泳。全国各地都有爱游泳的，但把游泳称之为“玩水”，好像只有武汉。武汉夏天时间长、气温高，江河湖泊又多，玩水遂成为武汉人的共同爱好。武汉人“玩水”的[屏蔽]或者说壮举是横渡长江。这件事是毛泽东带的头。毛泽东不但开横渡长江之先河，还写下了“[屏蔽]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的名句，使武汉[屏蔽]得面子，也大受鼓舞。于是横渡长江便成了武汉市每年一度的大事。不过这事可真不是好玩的，非水性极好不可。但武汉人却乐此不疲。因此我常想，幸亏武汉人只是爱“玩水”。要是爱“玩火”，那还得 （图五十）
　　 

　　武汉人像孩子的另一表现是不太注意吃相。他们吃起东西来，往往“直呵直呵”地。尤其是吃热干面。热干面是武汉特有的一种小吃，一般做早点，也有中午晚上吃的。做热干面工序很多。先要在头天晚上把面条煮熟，捞起来摊开晾凉，拌以麻油。第二天吃时，烧一大锅滚水，将面放在笊篱里烫热，再拌以芝麻酱、小麻油、榨菜丁、虾皮、酱油、味精、胡椒、葱花、姜米、蒜泥、辣椒（此为最正宗之做法，现在则多半偷工减料），香喷喷，热乎乎，极其刺激味觉。武汉人接过来，稀稀唆唆，吧答吧答，三下五去二，眨眼工夫就下了肚。第二天，又来吃，永远不会细嚼慢咽地品味，也永远吃不腻。所以有人说，爱不爱吃热干面，是区分正宗武汉人和非正宗武汉人的试金石。[屏蔽]中，许多地方的知识青年都有自己的“知青之歌”，其中以南京的最为有名，词曲都有些伤感，作者也因此而遭通缉和批判。武汉的“知青之歌”却不伤感，也没有遭批判。因为武汉的“知青之歌”竟是：“我爱武汉的热干面。”爱热干面，是不好算作“修正主义”的，也扯不到“路线斗争”上去。
　　爱吃热干面，我以为正是武汉人性格所使然：爽快而味重，干脆而利落。他们处理人际关系，也喜欢像吃热干面一样，三下五去二，不(口者)，不嘀哆，也不装模作样。的确，正如方方所说：“武汉人特别的真。”心直口快的性格使他们即便要说假话，也不那么顺当。尤其是，“当他认定你这个人可以一交时，他对你是绝对掏心掏肺地真诚。他为你帮忙不辞辛苦也不思回报，当然他可能在办事过程中大大咧咧、马马虎虎，但真诚之心却是随处可见的。”（《武汉人特别的真》）当然，武汉人并不“苕”（愚蠢），他们也欣赏“贼”（聪明）。比方说，他们要夸奖一个孩子，就会说：“呀，这伢好‘贼’呀！”当然要“贼”的，如果不“贼”，何以叫“九头鸟”？不过，一般地说，武汉人的“贼”，大多“贼”在明面上，一眼就能看穿。他们也会耍点小心眼，做点小动作，玩点小花招，在掏心掏肺的时候打点小埋伏，但往往一不小心就露出马脚来。因为他们的天性是率真的。所以，尽管他们也想学点狡滑，玩点深沉，无奈多半学不像玩不好，反倒被人骂作“差火”鄙作“(口者)”。

　　武汉人的好相处，还在于他们没有太多的“穷讲究”，——既不像北京人那样讲“礼”，又不像上海人那样讲“貌”。如果说要讲究什么的话，那就是讲“味”。武汉人的“味”确实是一种讲究：既不能没有或不懂，也不能太多或太大。“冒得味”是遭人痞的，“不懂味”是讨人嫌的，而“味太大”则又是会得罪人的。“你这个人还味大得很呀”，也就无异于指责对方端架子摆谱，不够意思。
　　由此可见，武汉人的处世哲学比较朴素，而且大体上基于一种“江湖之道”。武汉人的确是比较“江湖”的。他们远不是什么“最市民化”的一族。尽管武汉建市已经很久，武汉人也都多少有些市民气，但他们在骨子里却更向往江湖，无妨说是“身处闹市，心在江湖”，与北京人“身居帝都，心存田野”颇有些相似。这大约因为北京周边是田园，而武汉历来是水陆码头之故。码头往往是江湖人的集散地，江湖上那一套总是在码头上大行其道。久而久之，江湖之道在武汉人这里就很吃得开，武汉人也就变得有点像江湖中人。比如“拐子”这个词，原本是江湖上帮会中用来称呼“老大”的，武汉人却用来称呼自己的哥哥：大哥叫“大拐子”，二哥叫“二拐子”，小哥就叫“小拐子”。又比如“叶子”，也是江湖上的语言，指衣服。衣服穿在身上，一如叶子长在树上，关乎形象，也有装饰作用。由是之故，武汉人又把手表叫做“叫叶子”。因为手表也是有装饰作用的，但又有声音，因此是“叫叶子”。对于这些带有江湖气的话，武汉人都很喜欢，流传起来也很快。
　　武汉人也像江湖中人一样有一种“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观念。比如他们把所有结过婚的女人统统叫做“[屏蔽]子”，这就无异于把她们的丈夫统统看作哥哥 他们当然也像江湖中人一样爱“抱团儿”。这一点也和北京人相似。不过北京人的圈子和武汉人的圈子不大一样。北京人更看重身份和品类，武汉人则更看重恩怨。“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是武汉人的信念。在他们看来，一个分不清恩怨的人，也一定是分不清是非的人。
　　所以武汉人极重友情。重友情的人都记恩怨、讲义气、重然诺。这些特点武汉人都有。为了哥们义气，他们是不惮于说些出格的话，做些出格的事，甚至以身试法的。比如先前武汉街头常有的打群架就是。至于商店里服务态度恶劣，则因你不是他的朋友。如果你是他的朋友，那就不一样 店里来了价廉物美的东西，他一定会告诉你。如果你一时没法来买，他会给你留着，并以恶劣的态度拒不卖给别人。反正，武汉人一旦认定你是朋友，就特别帮忙，特别仗义，不像某些地方的人，没事时和你套近乎，一旦有事，就不见踪影。他们也不像某些地方的人，看起来“温良恭俭让”，一团和气，满面笑容，心里面却深不可测。武汉人是爱憎分明的。他们的喜怒哀乐、臧否恩怨都写在脸上。这就好打交道。所以，不少外地人初到武汉时，多对武汉人的性格不以为然，难以忍受，但相处久了，却会喜欢武汉人，甚至自己也变成武汉人。
　　总之，武汉人是很可爱的。他们为人直爽，天性率真，极重友情。要说毛病，除爱骂人外，也就是特别爱面子，要味。所以，和武汉人打交道，一定要面子给足，顺着他的毛摸。苟能如此，你就会在他们粗鲁粗暴的背后体会到温柔。
　　武汉人也基本上不排外。除不大看得起河南人外，武汉人很少以“大武汉”自居。对于外地文化和外来文化，武汉人的态度大体上比较开明。不排外，也不媚外，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海货、港货和汉货一样平等地摆在柜台上卖，京剧、豫剧、越剧和汉剧、楚剧一样拥有大批的观众，不像河南、陕西那样是豫剧、秦腔的一统天下。甚至武汉的作家们也不像湖南、四川、陕西那样高举“湘军”、“川军”、“西北军”的旗号在文坛上张扬。武汉，总体上说是开放的，而且历来是开放的。这种开放使得武汉人“既有北方人之豪爽，亦有南方人之聪慧一。或者说，“既有北人之蛮，亦有南人之狡一（方方《武汉人的性格是怎么搞的》）。这就无疑是一种文化优势 有此文化优势，岂能不大展鸿图？

　　　　　　　　　　　　　　 五　优势与难题

　　武汉的确应该大有前途。因为武汉虽然自然气候极差，历史气候不佳，文化气候却不坏。
　　这无疑得益于武汉的地理位置。它的北边，是作为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南边，是屡次成为[屏蔽]策源地、如今又是经济活力最强的广州和珠江三角洲；东边，是标志着中国近代化历程的上海；西边，则有得天独厚、深藏不露的成都。东西南北的“城市季风”，都会吹进武汉。哪怕只是吹过武汉，也“水过地皮湿”，多少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更何况，武汉不但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商家必经之水陆码头。各路货物固然要从这里出进，各种文化也会在这里驻足，从而使武汉人的文化性格变得复杂起来。
　　事实上，武汉人的文化性格中，确有周边四邻的影响。比方说，西边巴人好斗，南边湘人倔犟，武汉人就有点又冲又犟。所以，维新和[屏蔽]的[屏蔽]者虽然是广东人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屏蔽]，首义第一枪却打响在武昌城。不过，武汉人虽然又好斗又倔犟，却不是“冲头”和“傻冒”，林语堂谓之“信誓旦旦却又喜欢搞点阴谋诡计”。武汉人很会做生意，生意场上公认“九头鸟”不好对付，这似乎有点像广州人和上海人；而武汉人之会做官、会做学问，则接近于北京人。至于“白云黄鹤”的仙风道骨，又颇似“多出神仙”的四川人。
　　的确，武汉文化东西结合、南北杂糅的特征十分明显。即以饮食为例。武汉人嗜辣似川湘，嗜甜似江浙，清淡似闽粤，厚重似徽鲁，其代表作“豆皮”即有“包容”、“兼济”的文化特点。武汉人在体格、性格上也兼东西南北之长。他们比南方人高大，比北方人小巧，比成都人剽悍，比上海人朴直，比广东人会做官，比山东人会经商，比河北人会作文，比江浙人会打架。总之是能文能武，能官能商。
　　武汉三镇的城市格局，也是官商并存，文武兼备。
　　三镇中市区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汉口，是长江流域最重要的通商口岸之一，而且也和上海一样，曾经有过租界。它是我国中部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和接受外来文化的主要gate户。作为一度[屏蔽]的城市，它也是以上海为代表的一类新型城市中重要的一员，在中国城市的近代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得风气之先。相对逊色的汉阳，则有着中国最早的军事工业，汉阳兵工厂生产的“汉阳造”，也曾名驰一时。至于“文昌武不昌”的武昌，历来就是湖北甚至中南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湖广总督府曾设立于此，湖北省G0vern.ment也至今设立于此。在武昌，还集中了众多的高等学府，无论数量还是水平都居于全国前列，而且名牌大学就有好几所。珞珈山上的武汉大学，是中国最早的几所国立大学之一，其朴素学风，素为学术界所看重。其他几所理工科大学，在各自的领域内，也都卓有盛名。武汉的学术事业，尤其是人文学科，曾号称与北京、上海成“鼎足之势”。一个老资格的开放口岸，一个高水平的文化重镇，再加上一个前途无量的后起之秀，武汉三镇，难道不是一种最佳的城市组合？这样美妙的组合，国内又有几个？
　　更何况，武汉的“运气”也并不那么坏。内陆开埠、辛亥[屏蔽]北伐战争、国共合作、[屏蔽]救国、解放中原，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许多关键时刻，武汉都扮演过重要角色。1949年后，它成为我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屏蔽]开放时期，它又理所当然地成为内陆开放城市。此之谓“得天时”。地处国中，九省通衙，此之谓“得地利”。集三镇优势，合四海人文，此之谓“得人和”。天时地利人和尽占，武汉应该成为文化上的“集大成”者。
　　然而事实却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
　　正如武汉原本可以成为首都却终于没有当上一样，武汉的学术文化事业也未能领袖群伦。岂但未能领袖群伦，连十分出色也谈不上。它的学术研究成就一般，文艺创作也成绩平平。人们像朝圣一样涌进北京，像观风一样看着上海，对南京也另眼相看，却似乎不大把武汉放在眼里。武汉的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从来没有成为过全国的中心，甚至哪怕是“热点”。
　　武汉的学术文化事业只不过是武汉城市文化建设和城市人格塑造的一面镜子。它映照出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武汉的城市文化和城市人格缺少自己的特色。北京有“京派文化”，上海有“海派文化”，南京、成都的文化特色也都十分明显，广州便更是特色鲜明，就连一些不怎么样的小城镇也不乏独到之处。请问武汉文化有什么特色 似乎谁也说不出。它“雅”不够，“俗”也不够，既不新潮，也不古朴，似乎什么味道都有一点，却又什么味道都没有。武汉人自嘲兼自慰的说法，叫“以无特色为特色”。然而如果表现不出特色来，岂非“不出色”？
　　事实上，武汉文化原本是应该“出色”而且也不难“出色”的。这个特色，就是前面说的“集大成”。这无疑需要大眼界、大气魄、大手笔，然而武汉人似乎胸襟不大，魄力不够，底气不足，手脚放不开。结果，东西南北的“城市季风”吹进武汉，只不过“吹皱一池春水”，却不能形成“扶摇羊角”，让武汉如鲲鹏般“直上九[屏蔽]”。
　　最不喜欢“差火”的武汉人，在建设自己的城市文化和塑造自己的城市人格时，似乎恰恰“差”了一把“火”。
　　这是武汉文化之谜，也是武汉城市文化建设和城市人格塑造的难题。
　　这个谜得靠武汉人自己去解。
　　这个难题也得靠武汉人自己去解决。
　　而且，一旦解决，武汉便会让北京、上海、广州都刮目相看。

易中天《读城记》——深圳特区
xiea 发表于 2006-4-19 1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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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是特区。
　　深圳特区很年轻。
　　年轻的深圳充满青春气息。
　　深圳无疑是中国最年轻的城市。它只有二十来岁的“市龄”，它的市民平均年龄也不过二十五六岁。漫步在深圳的街头和社区，你不可能像在其他城市那样，看到古老的城gate，陈旧的店铺，逼窄的小巷，颓圮的墙垣，爬满青藤的老屋，松柏森森的庙宇，无所事事的闲汉和步履悠闲的老人，而只有崭新的大道，高耸的楼房，川流不息的车辆和一张张年轻的脸。在这些年轻的脸上，你能读到自信和果敢，憧憬和向往，坚毅和执着，刚健和机灵，也可能读到疲惫和茫然，苦恼和艰辛，灰心和愤懑，但不会有老态龙钟。
　　这样一种年轻，在中国众多的城市中显然是独一无二的。这种独一无二使深圳有一种特殊的魅力，也使得我们对深圳的解读颇为困难。深圳毕竟曾经是“一张白纸”，而那“最新最美的画图”也才刚刚画出来。刚刚画出来的画图当然会有新鲜感，然而是否耐读却也是一个问题。如果说，历史文化名城就像陈年老酒，那么，新兴城市就有可能像易拉罐饮料。太年轻的城市就像太年幼的孩子、太薄的书和太短的故事，能多少有耐人寻味的内容
　　深圳不像北京、上海那样耐读，也不像它们那样易读。北京有城gate，上海有外滩；北京有胡同，上海有里弄。望城gate，串胡同，一路吃着冰糖葫芦或萝卜赛梨，一路听着嫩黄瓜般清脆的北京话，你会发现自己很快就进入了北京城。逛外滩，走里弄，一面辨认着旧租界和老公寓，一面听上海人用直截了当的上海话飞快地讨价还价，你很快就会感觉自己已置身于上海滩。北京和上海，在你心目中是感性具体的，也是生动鲜活的，还是形象鲜明的。当然，当你站在深南中路蔡屋围人行天桥上，一面是高耸的地王大厦，一面是大幅的[屏蔽]画像，你也会真切地感到自己是在深圳。但是，一说到深圳的文化特征，我们就会感到很茫然，或者感到那不过是一个抽象的符号。因为深圳现在还找不到像故宫外滩或胡同里弄那样的城市象征，也没有自己的方言和风味小吃，而它们又恰恰是一个城市文化特征最鲜明也最容易被人把握的外部标识，就像一个人的脸一样。
　　解读深圳也是有学术风险的，因为它毕竟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城市”。“发展中”有两个意思。一是与“发达一相对应，意思是说现在还不怎么样，但可以寄希望于未来，而且现在也一天比一天好；二是与“定型”相对应，意思是说它正处于发展变化之中，谁也说不清将来会是什么样子。我们说深圳是“发展中的城市”，显然是后一种意思。深圳在短短二十年间就有了如此突飞猛进举世瞩目的发展，则它的将来，也更会有长足的进步，正所谓”前途未可量也”。既然“前途无量”，其发展速度又“迅猛异常”，那么，我们对它的解读和评说，便很可能在三五年内就成了“明日黄花”，这显然是不上算的。
　　然而我们又不能不解读深圳。这不仅因为它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还因为它是中国最具当代意义的城市，代表着一种既不同于西安北京又不同于上海广州的全新的城市类型。只有解读了深圳，我们对中国城市的把握，才可能是全面的。何况，在这短短二十年中，中国乃至世界，又有多少双眼睛一直在关注着深圳
　　那么，这个年轻的城市，这本薄得没有几个页码的书，又有什么值得关注的
　　也许，我们还得从它那极短的“历史”说起。

　　　　　　　　　　　　　　 一　春天的故事

　　深圳的故事，是春天的故事。
　　尽管事情才仅仅过去二十年，然而不少人已很难体验到1979年那个春天，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下这个圈的艰难和分量。那时，寒冷的北方，冰河还没有完全解冻，太平洋季风吹拂的南方也依然春寒料峭。渴望播种的土地焦急地等待着春雨和暖风，担心又一次失去丰收的机遇；而肆虐惯了的寒流却伺机卷土重来，妄图再一次[屏蔽]大地。刚刚走出浩劫的共和国，究竟何去何从？以当时之形势，确实需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杀出一条血路并不容易。除了必须有一位高屋建瓴的英明统帅来运筹帷幄，还要有一个最容易见到实效而万一失误又不至于影响全局的突破口，才能出奇制胜，一举成功。
　　历史选择了邓[屏蔽]。
　　邓[屏蔽]选择了深圳。
　　深圳似乎命中注定就该担此重任。深圳的前身是宝安，宝安的前身是新安。1575年，大明朝廷决定在这里正式设置县治，取“革故鼎新，去危为安”之意，名之曰“新安”。这实在是一个吉利的名字，也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名字。不过，明王朝时代的新安，在革新和[屏蔽]两方面都并没有什么作为。清王朝更是每况愈下，居然将一河一海之隔的土地拱手相让。于是，本应“革故鼎新，去危为安”之城，反倒成了丧权屏国唇亡齿寒之地。因此，直到1979年以前，作为宝安县城的深圳，还只是一个毫不起眼的边陲小镇。许多中国人还念不准它的名字，管它叫“深川”或“深趁”。如果说多少还有人知道它的话，也仅仅因为它毗邻香港。从内地到香港，要经过它那里的罗湖桥。深圳，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只不过是一个口岸罢
　　然而这其实已经很够 对于封闭已久的国度来说，要的就是一个“口子”。
　　历史有时是有些戏剧性的。最早撕开口子的地方，是深圳西南角半岛上2.14平方公里的一块弹丸之地，它的名字就叫“蛇口”。“蛇口”这个地名颇有些耐人寻味和意味深长，而蛇口人的身手和胆识也确乎不凡。早在“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建立之初，他们就喊出了一个不同凡响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一时间，抗声群起，舆论哗然。蛇口人却反唇相讥：有没有搞错！这是老祖宗的传统：“一寸光阴一寸金”嘛！的确，正如科学技术没有阶级性一样，时间和金钱也没有阶级性。它们可以用来发展ca.pi-tal.ism，也可以用来建设so.cia-lism。但如果没有时间和金钱，就什么主义也搞不成；而如果没有效率，就什么主义也搞不好。
　　二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现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依然屹立在蛇口工业区的大道旁，始于蛇口继于深圳的各项[屏蔽]：人事制度[屏蔽]、住房制度[屏蔽]、医疗保险[屏蔽]、土地使用制度[屏蔽]等等，也早已在全国遍地开花。（图五十一）人们不再把招标、投标、招聘、择业、股票、期货、债券、产权等等
　　 
看作异端，也开始习惯了拍卖和投资、供楼和按揭、跳槽和打工、炒鱿鱼和卖楼花。深圳的[屏蔽]已成了全国的[屏蔽]，深圳的观念已成了全国的观念。世界舆[屏蔽]认，深圳的试验是成功的。邓[屏蔽][屏蔽]的[屏蔽]开放，确实为中国人民找到了一条强国之路。而民间说法则更绝：“要[屏蔽]的二十年。请到深圳！”
　　我们现在已无法确知当时为什么“碰巧”选定了蛇口这个地方，只知道短短半年以后，口子就越开越大。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确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gate试办经济特区。一年以后，1980年8月，全国[屏蔽][屏蔽]会完成了兴办特区的立法程序。一场伟大的试验开始了，一种新型的城市也随之崛起。它的名字，就叫“经济特区”。

　　特区总是有些特别的地方。
　　首先是深圳的建设发展速度比国内任何城市都快。80年代，160米高的国贸大厦曾以“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震惊全国，十年以后，383米高的地王大厦又以“九天四层楼”的“新深圳速度”在全国乃至亚洲独领风[屏蔽]。而且，在建造地王大厦的两年多时间里，人们没有听到过喧嚣和噪音，没有看见过肮脏和杂乱。它四周的马路在凌晨时分总是被冲洗得洁净如初，它的工地围墙也多次被粉刷一新。地王大厦是安安静静又干干净净长高的。人们说，这就是深圳。只有深圳才有这样的速度，只有深圳才有这样的效率，也只有深圳才有这种文明。
　　飞速发展的经济给深圳人带来了可以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好处。
　　深圳的农民“先富起来” 他们的人均年收人在短短十几年间成倍、成十倍甚至成百倍地增长，富裕得连自己都不敢相信。他们当中不少人成了董事长、总经理或大股东，拥有了自己的产业。深圳的市民也“先富起来” 所有那些当年闯深圳的人，现在毫无疑问地都成了他们同行同学中的“先富”一族。当老板的固然腰缠万贯财大气粗。做文员的也不寒酸。有的买了房子，有的买了汽车，不少人则兼而有之。但他们如果不是来到了深圳，则所有这些都不过是无法充饥的画饼罢了，甚至可能连想也不敢想。他们也许还会像那些未能一并南下的弟兄们一样，在办公室里收收发发抄抄写写，当一名月薪数百元的小科员，或者在一座发不出工资的小县城里等米下锅，甚至在一家不景气的国有企业里等着下岗。所以，当他们和旧日同富同僚再度相逢时，很容易地就能体验到成就感。
　　受惠的不仅是深圳的市民和农民。[屏蔽]开放的深圳，日新月异的深圳，差不多是全国最大也最活跃的劳动力市场。它的大gate，一开始就是向全中国敞开的。成千上万的外省市青年农民，离开他们亲切但又贫脊的故土，潮水般地涌向深圳。这些离乡背井的打工仔、打工妹们，在为深圳的发展建设贡献青春和血汗的同时，也获得了有形和无形的两种效益。无形的是全新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有形的则是实实在在的货币。据说，江西某县打工仔打工妹们每年从深圳寄回家去的钱，就相当于该县全年财政收入的总和。难怪那些当年家家户户“送郎当红军”的[屏蔽]老区，今天要家家户户“送女闯深圳” 毕竟，“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富裕和先进总是有吸引力的，而“穷则思变”也早已被证明是一个真理。更何况，打工仔打工妹们在深圳“赚”到的，并不只是钞票，还有商品意识、市场观念、管理方法、营销策略、公关手段甚至客户关系等“软件”。事实上，这些在深圳这个现代都市和国际窗口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青年，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因此，他们一旦“退役”回家，便有可能成为家乡脱贫致富的带头人。由此而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更是无法估算的。
　　难怪深圳人对邓[屏蔽]怀有发自内心而且无比深厚的感情。在深南中路上步路段，深圳人当年创业的地方，竖起了邓[屏蔽]的巨幅画像，上面写着邓的名言：“坚持档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1997年春，邓[屏蔽]溘然长逝。成千上万的深圳人自发地走上街头，来到画像前，用种种方式表达他们的哀思。其中，既有董事长、总经理，也有打工仔、打工妹。一个只身到深圳打工、现在已经开了一家小公司的青年，献上了一个价值四千元的花圈。他说，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都不足以表达我们对邓[屏蔽]的感激和怀念。直到现在，[屏蔽]画像也仍是人们常去的地方。每天都有人在画像前合影留念。这里常年鲜花怒放、阳光灿烂、春意盎然。一代伟人的名字，已经永远和春天连在一起。（图五十二）
　　 

　　深圳的成就并不仅仅只是经济上的，深圳人得到的好处也不仅仅是经济上的。
　　深圳是一个特殊的城市。在这个大约400万人口的城市中，土生土长的“原住民”只占极小的比例，大约四分之三的人则是仅仅持有暂住证的外来人口。户籍意义上的“深圳人”，只占四分之一。他们主要是从全国各地招聘来的各方面的专gate人才，大多有着较高的学历和较强的能力，故而在这个生机勃勃的城市如鱼得水长袖善舞。他们活跃在深》’！的[屏蔽]层、决策层、管理层和技术层，活跃在深圳的机关、团体、企业、传媒，担任着G0vern.ment官员、银行职员、公司文员、学校教员等职务，或者开办和打理着一家家大大小小的公司。正是他们，构成了深圳[屏蔽]开放和特区建设的主导力量，同时也是[屏蔽]开放和特区建设最主要的受惠者。
　　这些人几乎无可怀疑地是“精英一族”，也大致无可怀疑的是“成功一族”。问题不在于这些人到底赚了多少钱，以及这些钱是怎么赚的。不可否认，有的是靠能力，有的是靠运气，还有极少数靠的是投机取巧和歪gate邪道，赚的是“黑钱”。问题在于，为什么同样的人，在别的地方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或者有能力也发挥不出来？为什么同样有能力而且也同样很努力的人，在别的地方就赚不到这么多钱，也没有成就感？显然，这里有一个体制和机制的问题。正是体制和机制方面的原因，使许多英才长期被埋没，甚至变成庸才。道理也很简单，一个人，如果很有能力也很努力，得到的报酬却和那些平庸之辈没什么两样，那么，久而久之，他们就有可能也变得平庸起来。
　　深圳却基本上没有庸才的一席之地。当然，凡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庸才，深圳也不例外。而且某些庸才可能还身居高位，某些单位也可能庸才成群。但即便是他们，和在内地混日子时的精神面貌也不一样，也不认为自己是庸才。因为深圳已经营造了一种“庸才无容身之地”的氛围。人们都相信，在深圳，是不该有庸才的。相反，一个人的才华和勤奋，则多半总能得到相应的、表现为实实在在货币形式的报酬。至少是，在理论上，一个人才如果得不到用武之地和应有的报酬，你还可以“跳槽”，直到找到你自己认为是最合适的岗位为止。尽管不少人还在找，还在跳，但前途却总归是看得见的，或者是有可能的。因此，他们在深圳获得的最大的实惠，与其说是房子、汽车、钞票，不如说是机会，是最大限度地发挥才能并有所作为、从而实现自身价值的可能性。
　　的确，深圳优于其他城市的地方，就在于它为各种人才和各色人等都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和自我实现的广阔天地和选择余地，至少是提供了这样一种观念。这当然是[屏蔽]开放的结果，其意义是极为深远的，因为它实际上牵涉到一个经济学中的伦理学问题，即公平与效率。事实上，长期以来，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家们都一直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我们当然不能说深圳就已经解决了这个世界性和历史性的难题，但它毕竟在探索，而且初见成效。
　　如今，当我们站在国贸大厦顶层旋转餐厅往下看时，我们已无法想见深圳创业之初“高楼万丈平地起”的辉煌。面对那些也曾显赫一时的楼房，我们只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然而即便如此，这些高楼大厦也仍能引起我们的沉思：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深圳获得了如此之高的发展速度 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人的解放，人的思想的解放和潜能的释放，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毕竟，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只有当人自己从种种禁铜和束缚中解放出来以后，社会生产力才有可能真正得到解放。
　　人的解放，是深圳故事的主题。

　　　　　　　　　　　　　　　二　人的解放

　　人的解放，原本就是[屏蔽]的重要课题。
　　早在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成立之初，深圳人就小心翼翼同时也坚定不移地开始进行人事制度的[屏蔽]。在请示中央同意以后，特区派出的招聘工作组飞往全国各地，公开亮出旗号，招兵买马，成为[屏蔽]初期一件备受关注的事情。
　　更多的人则干脆不管什么招聘不招聘，拎起行李就直奔深圳。他们不相信一个以[屏蔽]开放为己任的城市会拒绝“敢为天下先”的人。在他们看来，深圳即便并非“遍地是黄金”，至少也应该“遍地是机会”。如果深圳尚且不能接纳自己这样充满[屏蔽][屏蔽]和[屏蔽]念头的人，那么我们这个国家可就真是没希望 于是一拨又一拨的人才大雁南飞，带着自己简单的行李和不简单的想法、不多的钞票和很多的愿望，到这个年轻而又令人向往的城市闯荡江湖。这支南下大军的主体，是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毕业的大学生、硕士生和博士生。他们年轻、热情，充满活力，新观念多而旧包袱少，和这个城市的文化性格一拍即合。事实上深圳也一直向他们敞开着大gate。1986年，深圳人才智力市场成立。1997年初，新的现代化综合型人才大市场开始投人运行，仅1月3日到5日为期3天的大学应届毕业生就业洽谈会，就有9万多人进场；2月至6月，进场单位8190家，进场人数39.8万人次。面向全国招聘人才，已不再是当年的新鲜事，而是深圳人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人事部gate的常规性工作。（图五十三）
　　 

　　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好运气，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在深圳D站稳脚跟。
　　深圳人才大市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到他们那里求职的，平均每天4000人次，最多时可达万人。这么多的人，当然不可能都如愿以偿，顺顺当当地找到理想的工作。不少人恐怕会趁兴而来败兴而去，有的可能还不得不打道回府。显然，进深圳不是逛商场，没有那么轻松，那么潇洒，也没有那么随意。如果说，能不能进北京，要看你是否优秀；能不能进上海，要看你是否精明；那么，能不能进深圳，就要看你是否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不要忘记深圳的口号，是“[屏蔽]者到深圳来”。这句话的另一层意思则是：不想[屏蔽]就别来。[屏蔽]是要付出代价的，其中就包括要自己去找工作，在求职时不断碰钉子，在找到工作后又被炒稣鱼，一时半会没有着落等等。如果你不能承受这一切，那么，对不起，趁早别来。
　　事实上，不少人闯深圳的经历，听起来就像是“北京人在纽约”的故事。如果你有兴趣听他们诉说，那么，差不多每个人都能讲出“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来。这些少年气盛的天之骄子，血气方刚的初生牛犊，满怀青春梦想和[屏蔽][屏蔽]，兴致勃勃地来到深圳，却惊异地发现他们面前并没有鲜花和红地毯。于是，他们不得不收拾起简单的行囊（那里面装着薄薄的几件衣裳和厚厚的一叠证书），从一个单位跑到另一个单位，从一家公司跑到另一家公司，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就这样风雨兼程。渴了，喝口自来水；饿了，啃块方便面；累了，在街头歇歇脚，看着日新月异的深圳市，意气风发的深圳人，心里顿生无限感慨，也难免一丝惆怅。华灯初上之时，深圳的酒楼饭店灯红酒绿低筹交错，自己却饥肠糟糟气若游丝，即便“男儿有泪不轻弹”，也保不住伤心的泪水涌上心头。亲戚家的客厅或朋友公司的地板是不好意思再睡了，就到公园的草坪上去数星星。那滋味，可比“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数星星”差多 因为并没有什么温暖的怀抱，也没有妈妈的安慰，你得自己去考虑“明天的早餐在哪里”。
　　这就是深圳。这里没有包办代替，没有坐享其成，没有省心事可做，没有现成饭可吃。一切都得靠你自己去操办，去打理，去投石问路，去东奔西走。在这里一切犹豫、抱怨和窃窃私语都无济于事，只能勇往直前，哪怕是硬着头皮往前走。

　　但，没有人后悔。
　　成功者当然不后悔。不但不后悔，反倒会有几分庆幸和得意。毕竟，今日的成功，是当年的奋斗换来的。现成饭吃着没有味道，自己打下的粮食才是香喷喷的，而当年所受的磨难，如今咀嚼起来，更“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一。的确，一个人年纪轻轻的，靠着某种势力或机遇，就一帆风顺青云直上，那只能叫少年得志。只有那些在风口浪尖滚打跌爬，靠着自己的努力创下一番事业的人，才会有成就感。而且，创业越是艰难，道路越是曲折，就越能体验到成就感，也就是所谓“无限风光在险峰”吧！
　　这就值得骄傲，也值得庆幸。你想吧，如果当年不是“看看头上天外天，想想脚下一马平川”，一咬牙坚持了下来。怎么会有今天？所以，尽管他们当中差不多每个人都有初涉江湖的辛酸经历和闯荡特区的传奇故事，但当他们倾诉当年的孤立无援、流离失所、走投无路、四处碰壁时，你不会有“大倒苦水”的感觉。相反，你会觉得，如果他们当年竟然没有这些“不幸遭遇”和“苦难经历”，那才是大大的不幸。
　　尚未成功者也不后悔。事实上，许多人放弃了内地悠闲的工作，不错的职位，稳定的收入来到深圳，由于学历不高或专业不好，也许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甚至居无定所，频繁换岗，干过上十种工作，却依然不肯离开这个并不属于自己的城市。在他们看来，这个城市虽然暂时还没有给自己机会，但至少给予了希望。如果连这个城市都没有希望，别的地方只怕就更没有什么希望 更何况，安居乐业固然不错，跳来跳去也未必不好。工种换得多，见的世面也多，学的本事也多。至于居无定所嘛，也不赖，正好广交朋友么！
　　甚至“落荒而逃”者也不后悔。因为没有人真正会“空着手”离开深圳。深圳先行一步的[屏蔽]，毕竟要在全国范围内全面铺开。招聘应聘、竞争上岗、择业跳槽，在内地也将变成家常便饭。有深圳这碗酒垫底，就什么样的酒都能对付。事实上，凡是在深圳有过求职打工经历的人，身上都会发生神奇的变化，因此即便重返故土，也与前大不相同。也许，他们自己不一定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变化，但明眼人马上就能看出：他们拖沓的脚步变轻快了，迟钝的脑袋变灵活 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明显地变强
　　的确，深圳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一般都比较强。这种能力是在股市的起落、房价的涨跌、职位的升降中形成的，也是在求职的路上形成的。在深圳，差不多每天都有老公司破产、新公司开张，也差不多每天都有人丢掉旧饭碗，找到新工作。进进出出、上上下下都是平常事。它很可能就发生在每个人自己身边，也很可能就发生在每个人自己身上。见得多了，也就看得谈了；经得多了，也就无所谓 深圳人会很平淡地告诉你他今天又在股市上赚了百十来万，或者他今天又被老板炒了，明天恐怕得到人才市场去重新登记。他在说这两件事时，口气是一样平淡的，而他朋友们的反应也会和他一样平淡。毕竟都是风口浪尖滚过来的，早就打熬出一副钢筋铁骨，没有人会大惊小怪。
　　获得这种心理能力当然有一个过程。1987年，深圳市开始酝酿房改时，主持这项工作的人差点成为“人民公敌”。然而，曾几何时，购买住房就和购买私家车一样，不但成了市民们踊跃的行为，而且成了一个人自信与成功的标志。是啊，拥有一套完全属于自己的住房，确实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尽管深圳人说起这件事来，脸上的表情仍是平淡的。
　　[屏蔽]，使深圳人的心理越来越成熟。

　　不过，[屏蔽]给深圳人带来的最大好处，还是让他们换了一种活法。
　　有句民谣说，我们中国人的活法，是“小时候父母管着，上学后老师管着，工作后单位管着，结婚后老婆管着”。但是，当他们千里迢迢跑到深圳来时，可就谁都管不了啦，因为他们把父母、老师、单位甚至老婆都留在了内地。一句话，他们“自由”
　　许多人之所以要到深圳来，要的就是这份自由。
　　这份自由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是基本上没有的。在那种体制下，产品也好，人才也好，都是统购统销、统分统包。一个人，什么时候该上学，什么时候该工作，什么时候男婚女嫁，什么时候生儿育女，什么时候退休养老，都是计划好了的，而且是由上级、由他人计划的，自己用不着操什么心，也没有资格操心，只能按部就班地例行公事。当然，职业的选择，工作的变动，也完全身不由己。想干的工作干不了，不想干的却不得不去干，正所谓“[屏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人变成了齿轮和螺丝钉，被随意和被动地拧在某个部件上。
　　这种体制也并非没有好处。对于个人而言，它的好处是省心，坏处则是不自由，而一个人只有在自由的状态下，才有可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和才能，最大限度地为社会创造财富，同时实现自我价值。所以，人才是必须流动的。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却没有“流动”这个概念，而只有“调动”。调动和流动是不同的。调动是上级调，叫“奉调”；流动是自己流，叫“自流”。自流还算是客气的说法，不客气的说法叫“盲流”。自流已有“放任”之意，盲流就更是一个贬义词。它差不多也是“无业游民”、“闲杂人等”、“来历不明”甚至“不法分子”的同义语。尽管不少“盲流”其实是人才，他们的流动也并不盲目；也尽管那些最早跑出来闯天下的，多半富有生命活力和创造精神，而且吃苦耐劳，聪明能干。
　　深圳的[屏蔽]为“盲流”平了反。事实上，深圳遍地是“盲流”。在深圳的400多万人口中，没有几个是“奉调”而来的。即便是那些正式办了调动手续的人，也是他们自己要来的。更多的人，则可能连调动手续都没有办，便自说自话地砸了铁饭碗到深圳打工。其中不少人要奋斗多年，才能拥有一张深圳户口，而且还可能是蓝印的。有的人，则可能今生今世与“绿卡”无缘。但深圳却一视同仁地接纳了他们。没有歧视，也没有刁难，只问你能干不能干，有没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
　　于是那些有能耐也经得起折腾的人便觉得在这个城市真是如鱼得水，而那些无此能力的人则只好回去继续吃他们的大锅饭。因此，深圳的人口流动性比哪一座城市都大。流动给城市带来的好处是增加了活力，给个人带来的好处则是获得了自由。人们不再被[屏蔽]在一个单位、一种职业上。因为单位对人才的选择和人才对单位的选择是双向的，也是对等的。单位可以选择员工，员工也可以选择单位；单位可以炒员工，员工也可以炒单位。只要合同解除，也就两清，谁也不欠谁的。当然，这也要有一个过程。不管是谁，初到深圳，首先要解决的，还是生存问题。你得先有个地方住，有口饭吃。一旦站住了脚，就可以跳槽了，直到觉得满意或不想再跳为止，用不着在一棵树上吊死。
　　择业的自由也就是生存的自由，而生存的自由则无疑会带来身心的自由。尽管事实上深圳并非某些人理想中的“自由天堂”，但几乎每个闯深圳的人都在心理上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会有那么多人涌进深圳吧！

　　　　　　　　　　　　　 三　没有方言的城市

　　大批移民的蜂拥而来，使深圳成为一座没有方言的城市。
　　走进深圳，我们最直观的感受有两点。一是这个城市的人都很年轻，二是他们都说普通话。这是深圳和广东其他城市大不相同的地方，也是深圳和国内其他城市大不相同的地方。全国各城市都有自己的方言，惟独深圳是个例外。北京有北京话，上海有上海话。北京话不是河北话，上海话也不是江苏话。深圳当然有人说“白话”（广州话），或说别的方言，却没有北京、上海那种只属于自己城市的“深圳话”。深圳不但现在没有方言，而且将来也不会有方言。
　　因为深圳不属于某个地域，而属于全中国。
　　事实上，深圳一开始就没打算成为省会的缩影、州县的翻版。它是特区，是[屏蔽]的试管和开放的窗口。因此，中国历史上有的，深圳不一定要有；中国现代化必须的，深圳就一定要有。同样，别的地方有的，深圳不一定会有；别的地方没有的，深圳反倒可能会有。所以，深圳没有大锅饭，倒有分红制；没有铁饭碗，倒有炒鱿鱼。当然，深圳还有种种和[屏蔽]开放合拍、和国际惯例接轨的东西，却不会有与国际性和现代化无关的方言。
　　何况深圳又是个移民城市。移民城市并不一定就没有方言，比如北京、上海就有。因为北京和上海的移民，是渐进的、掺沙子式的。在此之前，已有本上文化存焉。移民们零零碎碎细水长流般地进入这两个城市，不知不觉地就被同化 当然，沙子掺得多了，土质也会发生变化。本土原生文化和外来移民文化相互渗透交融，就形成了北京和上海独特的文化。这也正是北京文化和上海文化虽然分别接近燕赵文化和吴越文化，却又并不等同于燕赵文化和吴越文化的原因所在，但，北京文化和上海文化又毕竟是在燕赵文化和吴越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北京和上海的移民一开始也主要是北国和江南的就近移民。既然原本就大体上“同一方水土”，则新方言的形成，也就顺理成章。
　　深圳的情况却不同。深圳的移民，是突发式的、浪潮般的和全方位的。不过眨眼工夫，五湖四海的各方移民，便以排山倒海之势蜂拥而来。移民的人数，数十倍地多于本土居民，而且短时间内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族群。本土文化和移民文化不大成比例，也就谈不上同化移民的问题。当然，香港文化和广州文化的影响还是强有力的，尤其是事关经济的那些习俗，如相信风水和崇拜财神。但这并不能使深圳变成另一个香港或广州。因为财神这玩艺是认钱不认人的。财神也没有什么信仰、教义和原则，并不只接受说“白话”者的香火。你就是对他说英文，他也该干啥就干啥。事实上，深圳人的信风水、祭财神、说白话，并非心仪粤港文化，而是希望“先富起来”，或不过“入乡随俗”而已。
　　同样，移民们原有的文化也不可能在深圳形成气候。因为一个人既然打算移民，就必须作好思想准备，丢掉自己原有的某些旧东西或旧习惯，包括讲惯了的方言。大规模的自觉移民就更是如此。对于深圳人而言，这不但并不困难，反倒应该说是理所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因为在某种意义上，“闯深圳”和“告别传统”可以说是同一个意思。要闯深圳，就必须告别传统。甚至，闯深圳，原本就是为了告别传统。那么，方言什么的，又有什么不可舍弃的
　　更何况，在这个强手如林的城市，是没有什么地方文化可以成为优势，可以“一统天下”的。你不可能要求陕西人说江西话，不可能要求东北人说湖北话，也不可能要求江浙人说四川话。唯一可以为所有移民都共同接受的，只有普通话。也只有普通话，才最具有文化上的优势。于是，普通话便成了深圳的通用语言，深圳文化也就成了一种“普通话文化”。

　　普通话文化是一种优势文化。
　　的确，普通话是优于方言的。我们这样说，并不是歧视方言或反对方言，相反，我们这些研究文化的人，都喜欢方言。甚至可以说，一个没有方言的城市，是不容易解读的，也是没有趣味的。因为没有方言，也就没有特色，没有风味。细心的读者一定不难发现，本书写深圳的这一章，远不如前面写其他城市的章节那么有趣。原因之一，就在于深圳没有方言。中国的城市，现在正越来越一体化和模式化。到处都是大同小异的新建筑，千篇一律的立交桥，毫无个性的街道和店铺、楼房和住宅，连果皮箱都区别不大。如果某一天连方言也消失了，我不知道中国将来的城市，还会有什么可读的。
　　但，尽管如此，我们仍不得不承认，方言又是有封闭性和狭隘性的。实际上，正因为方言有狭隘性，才有特色；也正因为方言有封闭性，才能保住特色；而正因为方言有特色，才会有风味。相反，普通话不同于方言之处，则正在于它的兼容性和开放性。前面说过，最具有兼容性和开放性的文化，也就是最具有优势的文化。开放才会有活力，兼容才会有发展。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城市，如扬州、泉州、苏州、广州，都曾繁盛一时，就因为它们在当时是最具开放性和兼容性的。这种优势一旦丧失，随之而来的，便很可能是无法避免的衰落。比如扬州、泉州和苏州的繁华就已成明日黄花，而坚持粤语文化的广州，如不改弦更张，加强开放性和兼容性，则恐怕难免落伍之虞。
　　在这方面，深圳的优势极为明显。
　　事实上，开放和兼容，正是深圳这个没有方言、说普通话的新兴城市的性格。自建市之日起，深圳就没关过gate。或者说，它本来就是充满自信的中国人有意打开的gate。从这扇洞开之gate走进来的，不但有国外、境外的资金，也有他们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经济模式、营销理念、运作方法等等，比如企划、CI、广告、公关、信托投资、有偿转让、分级管理、经营预算、品牌战略、股票证券之类。只要是好东西，深圳都来者不拒，一概接收。一时半会拿不准的，也允许试。生活层面的东西，就更是少有禁忌。新潮服装、时髦发型、西式婚礼、境外旅游，在深圳都大行其道。桑拿浴、保龄球、高尔夫、[屏蔽]、BAR、PUB，这些现在已为国人逐渐熟悉、先前却闻所未闻，或只在电影里看过，在老上海的故事里听过，却不曾或不敢尝试的东西，在这个城市也最早登陆，并风行一时。
　　深圳也是兼容的。活跃在深圳这个大舞台上的，并不是一个成份单一品类单纯的族群。[屏蔽]者、投机商、文化人、阴谋家、暴发户、打工族、淘金者、江湖帮、皮条客、经纪人、创业者、流浪汉、科技精英、企业老总、白领雇员、街头摊贩、坐台小姐、江湖骗子，可谓无奇不有。各色人等，鱼龙混杂，阶层甚多，差别很大。但，无论是财大气粗的香港大富豪，还是克勤克俭的他乡打工妹，是老谋深算的外国金融家，还是初涉商海的内地大学生，都在这个城市有一席地位，有自己的生存空间，而且活得如鱼得水。
　　开放和兼容也是深圳人的共识。1995年9月，《深圳商报》的《文化广场》周刊创办之初，即表现出一种开放兼容的气度。他们的口号是“共同的园地，不同的声音”。学界精英、机关干部、公司文员、打工一族，都可以在这个园地畅所欲言，而无庸顾虑所言是否精当，所说是否准确。的确，一个开放兼容的城市是不会单调到只有一种声音的，就像气势恢宏的交响乐不会只有一个声部或只用一种乐器演奏一样。

　　开放和兼容构成了优势。
　　相书有云：北人南相，南人北相者贵。鲁迅先生以为“这并不是妄语”，而且解释说：“昔人之所谓‘贵’，不过是当时的成功，在现在，那就是做成有益的事业了一（《北人与南人》）。深圳地居南国而人多北方（广东人把外地人通称为“北方人”，事实上深圳的北方人也确实较多），无疑是“南人北相” 其实，深圳又岂止是“南人北相”，甚至也是“东人西相”。作为一个面向全国开放的移民城市，深圳兼东西南北各地文化优势而有之。南方的务实，北方的豪爽，西部的坚韧，东部的精明，在这里都有表现，而且相得益彰。
　　更重要的是，深圳为东西互补南北交融创造了一种条件，包括宽松的文化氛围，轻松的文化心理，开阔的文化视野，多样的文化生活等等。在深圳，很少有人会死守童年时代养成的生活方式和心理习惯，也很少有狭隘的地方观念。这也不奇怪。一个没有方言的城市是不会有狭隘的地方观念的，而在一个都讲普通话的地方讨论“惟我家乡独好”的问题则显然是可笑的。事实上，大家都讲普通话，也就意味着大家都放弃或部分地放弃原有的文化，同时共同接受某种公共原则，不管这种放弃和接受是主动的还是[屏蔽]的。反正，在文化的磨合与重组中，可以放弃的，多半是不值得坚持的，而真正优秀的东西，则总是会留存下来。当五湖四海的移民都在放弃同时也在坚持时，一种文化上的优势互补局面，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
　　无疑，这决不意味着要形成一种样式单一的新文化。相反，对于深圳这样一种移民城市而言，能为所有移民共同接受的公共原则只有一个，即开放与兼容；而在一个开放和兼容的城市，人们的生活也一定是多样的。只要到街上去走一走，看看深圳的餐饮业，你就会发现，几乎国内所有的吃法，深圳都有。甚至世界上有的，深圳也有。法国大菜、美国快餐、日本料理、南洋小吃，林林总总，五花八gate。至于中国传统的八大菜系，当然也不在话下。川粤两大菜系固然风光依旧，湖南菜和东北菜也十分盛行。就连近两年才在新-僵开始流行的大盘鸡，也迅速地出现在深圳街头。深圳毕竟是一个移民城市。移民们带来了自己的理想，也带来了自己的文化。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把对家乡的眷恋暂时埋在心底，但事实上不少人的家乡观念还是很重的。深圳毕竟是“异乡”，毕竟是“别人的地方”。因此，遇到新结识的人，他们会寻问“你是从哪里来的”。如果是“老乡”，便会格外亲切。总之，对于家乡的这份眷恋会不时地涌上心头。于是，每当夜幕降临，人们思乡之情最切时，家乡菜那浓郁的风味，就会和浓浓的乡情一起，如泣如诉地飘荡在这个城市的上空。它们和深圳电视台特别举办的《故乡传真》节目一起，寄托和抚慰着异乡人不可言说的乡愁。
　　然而钟情于各地风味的却并非只有家乡人。苟如此，则深圳人的活法，就不是多样，而是单一 事实上，深圳人是既听摇滚乐，又读菜根谭，既吃麦当劳，又去川菜馆的。因为敢闯深圳的人也都敢尝新，而这个城市的生活又如此地丰富多彩，那就应该尽情地享受天南地北五湖四海。因此，深圳人一般都有较宽的“食谱”。他们可能会比较钟爱某种食物、服饰、玩法，但不会拘泥于其中的一种。只要有可能，他们多半愿意都体验尝试一下。穿皮鞋的人也许比较多，但也有人喜欢北京的平底布鞋；有人喜欢小立领衬衫，也有人喜欢无领T恤，道是“无领无袖”，有一种“dem0cratic 精神”。难怪有人说，没有人能说清深圳最时髦的衣着是什么。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是最时髦的。深圳，只时髦多样。

　　深圳的生活是多样的，也是多层的。
　　这同样不奇怪，因为深圳原本就是一个贵贱贫富悬殊很大的社会，不可能没有层次。尽管深圳的人均收入要远远高于内地，大多数人都比较有钱，但毕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驾世界名车，也不是什么人都能住总统套房。省吃俭用寄钱回家的打工妹和在[屏蔽]或KTV包房里一掷千金的大老板固然不可同日而语，十八岁出gate远行的外省青年与在证券交易所里翻云覆雨的炒手也不会心态相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地位、不同的收入，也有不同的想法和活法。拥有上万美金一张金卡的阔佬和名流衣冠楚楚，潇洒而高傲地出入CLUB，享受着我们只能在好莱坞影片中观看的[屏蔽]生活；白领丽人仪态万方，在名店街和精品屋流连忘返，在咖啡馆和健身房里体验优雅或放松身心；年轻的工薪族下班以后去蹦迪、泡吧、看[屏蔽]，与朋友在红茶坊聊天，或者到有数码音响设备的影院去看一场进口[屏蔽]。双休日，大小公司的老总们会开著名车和老婆孩子一起去吃大排档。他们平时在酒楼里应酬累了，很需要和家人共享天伦，却又不忍心再偏劳太太。大排档的家常菜则最能满足这种需求。所以，每到这时，大酒楼的生意往往比较清淡，而大排档却相当火爆。深圳人生活的多样，由此又可见一斑。
　　不过这些大体上都与打工族无缘。身心疲惫又阮囊羞涩的他们，多半只能挤在狭小的房间里看录像，麻木地盯着荧屏，一任港台片的打打闹闹哭哭笑笑刺激神经。但是，深圳人并没有忘记他们。有良心的深圳人都明白，如果没有打工仔和打工妹们的血汗和辛劳，我们这个城市是不可能平地高楼日进外金的。于是，深圳人为打工族设计了一个休闲的好去处——“大家乐”。我到过红荔路上荔枝公园附近的“大家乐”。那里舞台宽大而场地开阔，设备优良而票价低廉，任何人只要花两三块钱就能买张gate票进去观看演出。如果有兴趣也有胆量，还可以登台献艺一展歌喉。不想花钱也不要紧，你可以站在外面看。大家乐舞台是开放的，也是兼容的。它没有高耸的围墙、森严的gate卫，只有一道低矮空疏的栅栏，象征性地立在座位后面，却留下许多空间，一任围观，不折不扣地是“大家乐”。这样的“大家乐”据说几乎每个居民区和工业区都有。它们其实体现了一种“深圳精神”。深圳是[屏蔽]开放的特区，而[屏蔽]开放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当然应该“大家都乐”
　　深圳人多样多层的生活给许多企业提供了商机，也提出了挑战。因为消费者的需求是如此五花八gate，那就谁也不可能独占市场。当然，也不能指望一个好点子就能吃一辈子。深圳人的生活是多样的，也是多变的。曾经红火一时的卡拉OK歌厅和保龄球馆忽然gate前冷落，茶餐厅、茶艺馆、网吧、布吧、陶吧之类则渐渐兴盛。吃什么、喝什么、玩什么开始变得不那么重要，在哪儿吃、在哪儿喝、在哪儿玩却慢慢讲究起来。深圳人生活越来越好，花样也就越来越多。新潮一族迷上了锐舞派对（Rave Party），在DJ（专业唱片师）播放的强劲电子音乐声中跳舞狂欢直至通宵达旦；（图五十四）一些最早闯深圳的“资深[屏蔽]者”们却会在黄昏或深夜打开尘
　　 
封的书箱，重温大学时的旧梦。没有什么共同的时髦，也不会有千篇一律。在这个无奇不有的城市里，人是形形[屏蔽]的，人的活法也会是形形[屏蔽]的。仍然会有人对[屏蔽]架步感兴趣，也会有人花20元小费在公园里找来历不明的女人“聊天”。
　　这就是深圳。的确，单纯是小城的特征，多元、多层、多样、多彩、多变才是特区。

　　　　　　　　　　　　　四　我的生活与你无关

　　多样的生活也必然是[屏蔽]的。
　　的确，多样的生活只能由相对[屏蔽]的人创造出来，而当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依附关系时，则多半只会有单一的生活。我在《闲话中国人》一书中说过，人身依附关系必然造就“从上”和“从众”心理，结果不是“一窝蜂”，便是“一刀切”，怎么还会有多 多样的前提，是承认人与人不一样。每个人都是[屏蔽]的人，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认定的活法。我怎么活，不用你操心；你怎么活，我也管不着。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干预他人，也没有资格对别人的活法说三道四品头论足。一句话，我的生活与你无关。
　　“我的生活与你无关”是一本小说的书名。这本“深圳人写，写深圳人一的小说，在深圳卖得十分火爆。1999年初，我在深圳走了好几家书店，才买到它。本书无意对它进行任何评价，也不会把它看作是解读深圳的依据。但我以为，该书既然在深圳如此畅销，至少说明了两点。第一，深圳人十分关心自己的活法；第二，这本书多少有些真实。
　　事实上，无论这本书的故事和细节是否真实，它的书名却真实地反映了深圳人的观念和心态。深圳人确实不太爱管别人的闲事。在深圳，可没有北京那样的“事儿妈”、“小脚侦缉队”，也没有上海那种喜欢窥人隐私、议论张家长李家短的小市民，尽管上海人的口头禅是“关侬啥事体”。前面说过，“关侬啥事体”是上海人对付他人议论的武器。这个武器既然要时不时地拿出来用用，说明并不是所有人都当真认为别人的生活与自己无关。上海的小市民其实是生活在现代与传统之间的。上海的现代化进程教会了他们说“关侬啥事体”，传统的生活方式又使他们并不完全认为“我的生活与你无关”。在他们看来，最好是自己的事[屏蔽]自主，别人的事了如指掌，既有隐私权，又有知情权。因此他们一方面怕管闲事，另方面又爱说闲话。结果，上海人的名声弄得很不好：既自私，又窥私。
　　深圳人却现代得多。他们在宣布“我的生活与你无关”时，也同时承认“你的生活与我无关”。所以，在深圳，朋友同事之间，可能会有交往、有应酬、有聚会，但不会有干预，也不大会有窥私。在内地，一个人如果突然一下子有了一大笔钱，或者结了婚又离婚，多半是会引起大惊小怪或窃窃私语的，在深圳却不会有什么风波。这当然因为深圳来钱的路子太多。炒股炒的，搏采搏的，朋友借的，老板给的，都有可能，管得着 但更重要的是，在深圳人看来，收人和婚恋纯属个人隐私，不该过问也不能过问。某某人发了就发了，换了老婆或情人就换了呗！反正我的生活与你无关，你的生活也与我无关。毕竟，深圳人的生活是多样的，而所谓“多样”，也就是互不相干，或自行其是。
　　这也不奇怪。深圳这个城市，原本就是自行其是的。在建市之初，这个城市做的，都是别的城市不做，或不能做，或不敢做的事情。这时，确实要有一点“我的生活与你无关”的意识，才能避免许多不必要的争论。所谓“不争论”，不但有“干了再说”的意思，也多少有“各干各的”的意思。事实上在相当一段时间，深圳和内地也确实是“各干各的”。深圳尝试着市场经济，内地则还在搞计划经济，当然毫不相干。同样，闯进深圳的，差不多也都是些自行其是的人，否则就不会来 因此，他们大多有较强的自我意识和竞争意识，不大容易为别人所左右。况且，他们不畏艰险地闯进深圳，是要寻求个人的发展，而不是来管别人的闲事。既不想管别人，同时别人也管不了，最后的结论，便是“我的生活与你无关”。

　　的确，这里有城市与人两方面的原因。
　　深圳是一个年轻的城市，而且是一个充满现代意识的特区。没有谁，是在这个城市土生土长的。大家都来自五湖四海四面八方，谁也不认识谁。没有恩怨，也没有瓜葛，只有陌生。这就造成了一种距离感，从而为保有自己的隐私创造了先决条件。这种条件却是其他城市没有的。前面说过，中国的城市大多是农业社会的产物，而且大多与农村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街坊邻里之间，也像氏族聚落或乡里乡亲一样，保持着守护相望的传统，就连最具现代性的上海也不例外。事实上，许多人都认为，上海最有人情味的地方，恰恰是那邻里间相互嘘寒问暖、亲近得几无隐私可言的里弄。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城里人，和一个村子里长大的乡下人并没有什么两样：没有隐私，没有秘密，谁有多少斤两，大家心里都有数。因此，即便日后远走高飞各奔东西，重逢之日，对方如果要打听自己的情况，多半也不好意思拒绝。因为面对一个知根知底的人，你根本就没有资格也没有勇气说出“隐私”这两个字。何况对方的打听，本身就透着一份关切，而且是那种曾经休戚相关的人才有的关切。面对这份情谊，你岂止不忍拒绝，没准自己就有倾诉的欲望。结果你不但会和盘托出，而且还会以同样的关切去询问对方。
　　深圳人却不会这样。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城市是陌生的，这个城市里的人也是陌生的。公司里，单位上，同事之间，素不相识，非亲非故。谁也没有关心他人的义务，也没有过问他人的权力。相反，由于竞争是那样的激烈甚至残酷，没准反倒有些提防。在这种情况下，泄露自己的隐私无疑是不智之举，打听别人的生活则难免居心不良的嫌疑，还是互不干涉或心照不宣为好。至少是，差不多每个人在决心闯深圳时，也都决心向过去告别，把历史埋在心底。这种想法是“人同此心”的。你既然不希望别人了解你的过去，那就最好也不要向别人打听现在，而一个人一旦坚守着某种纯属个人的秘密，也就意味着他有了一个私人空间。这个空间是有可能逐渐扩大的，直至说出“我的生活与你无关”。
　　当然，旧日同窗昔年老友相聚，也仍会有那份关心，尤其是过去共同的老师、同学、朋友从外地来深圳时，大家可能会讲起闯深圳的故事和现在的成就。但，老唱片放了又放，总有听腻了的时候，新生活又千差万别，没准贵贱贫富已很悬殊。老兄还在扑腾呛水，老弟则可能已有万贯家财。彼此之间，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久而久之，老朋友们的聚会也就成了纯粹的“聚一聚”。大家都不谈过去，也不谈现在，只说些笑话，在一起吃一吃，玩一玩。
　　老友尚且如此，况乎新交？深圳是一个人员流动性极大的城市。写字楼里，几乎每天都有新面孔，也几乎每天都有人不辞而别。今天还在共事的，明天可能就“拜拜” 不是被老板炒了鱿鱼，便是炒了老板的鱿鱼。熟悉都来不及，哪里还能知晓隐私？何况也没有知晓的必要。如果说深圳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那么，公司则只怕连“铁打的营盘”都不是，没准哪天就倒闭了，岂有“不散的筵席一？既然谁也不知道大家究竟能相处几时，也就没有必要知道那么多 只要相互之间工作上能配合，就是好同事，何必管人家下班以后怎么过
　　更重要的是，深圳是一个只有依靠自己不屈不挠的艰苦奋斗才能获得成功的地方。深圳是有很多机会，但这些机会却只能靠你自己去攫取。没有人能包办代替，也没有人能包打天下。朋友和同学会给你帮助，但成功与否却是你自己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形成“我的生活与你无关”的观念也就不奇怪了，因为每个人的生活原本与他人无关。

　　的确，闯深圳的人差不多都一样：不管你是怀着投机心理还是侥幸心理，是本着创业精神还是冒险精神，有一点是肯定的，也是共同的，即你必须自己求生存，求发展。
　　也许，这本来就是他们的初衷。也就是说，他们本来就是打算要在这个号称“特区”的地方，依靠自己的努力，开创一片天地，成就一番事业的。我们知道，创造深圳文化的主要群体，是80年代的大学生。读着朦胧诗和李泽厚、萨特和弗罗姆成长起来的这一代，原本就带有青春觉醒的色彩；而他们当中的闯深圳者，则更是具有较强的个体意识和自我意识。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公然胆敢在大多数同学还按部就班地等待毕业分配时，背起行囊，毅然南下，到这个年轻的城市来寻找别样的生活，成为新大陆上步履匆匆的求职者，四顾茫然的独行人。生活很快就让他们懂得了什么叫“不相信眼泪”，也很快就让他们明白了自由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一句话，他们很快就体验到了孤独。在公园，在路旁，在大排档和小餐馆，他们也会遇到“同志”。但除了相对叹息“同是天涯沦落人”以外，谁也帮不了谁。于是，他们很快就学会了依靠自己来开辟道路，寻求发展，也很快就意识到，一个人的活法如果是由自己选择的，那就也要由自己来负责。别人管不着，也管不 也就是说，“我的生活与你无关一。
　　他们也很快就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庞大的竞技场。前面说过，闯深圳的人虽然五湖四海三教九流，出身和背景也千差万别，但目标却是一致的，那就是要获得尽可能多的财富和自由发展的机会。还有一点也是共同的，即他们都不很安分，也都不是孬种，正所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强强相遇，高手如林，成者王侯败者寇。优胜者青云直上招财进宝，失败者则只好卷起铺盖滚蛋。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充满竞争也充满诱惑的市场。这个市场铁面无情，翻脸不认人。谁要是不能成为强者，谁就会被毫不客气地淘汰出局。
　　这就不能不使深圳人时时处于战备状态。正如一个深圳人所说，这座城市每天都在为人们创造无数的机会，但机遇却永远只属于有准备的人。因此，当天空睡着、大地睡着、城市睡着的时候，我们这些人却必须像星星一样醒着，像河流一样醒着，像街灯一样睁着眼睛。
　　这也不能不使深圳人不断地充实自己。在一个充满竞争的城市，没有足够的知识也就等于没有生命活力。许多公司的雇员下班以后还要再“充电”，不少人自己掏钱去考研，为了知识，也为了学位。在深圳书城，购书的人熙熙攘攘川流不息，他们希望这些书籍能帮助他们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公司的老板们也不敢怠慢。不少人每天都要到网上去看一看，一方面窥测方向以求一退，另方面步步为营惟恐落伍。显然，谁也没有闲心去多管闲事。
　　许多人都羡慕深圳人的生活，其实，在深圳生活也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容易。除“体制内”的某些单位外，基本上没有大锅饭，也没有工资以外的种种福利（比如免费提供或低价出售的住房）。什么都要钱买，也什么都能用钱买得到。不管你是哪一种人，在这个充满了欲望并到处流传着一夜暴富故事的城市里，没有钱总是吃不开的。这就逼得你不敢懈怠，非拼命挣钱不可。一个女孩向我抱怨在深圳做女人太难：又要[屏蔽]自主，又要小鸟依人。因为做丈夫的要“供楼”，已不再有能力养老婆，但又没有人愿意自己的老婆或情人是个颐指气使的“女强人”。同样，男人也有苦恼。他们抱怨现在的女孩要求太高：她们既不愿意爱上一个“不挣钱的人”，也不愿意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可每天都准时准点回家，又上哪儿挣钱去？无疑，深圳压力这么大，诱惑这么多，自顾尚且不暇，再去管别人的闲事，那就是犯傻，就是和自己过不去

　　没有人和自己过不去，因此没有人会去干预别人的生活。其实，岂止他人的生活与自己没什么关系，就连这个城市，也未必是和自己休戚相关的。我们不要忘记，深圳是一个特殊的城市。在这个城市的400万人中，竟有四分之三是暂住人口。从归属的意义上讲，他们很难算作是“深圳人”；但从现实意义上讲，他们又不能不算“深圳人”。因为他们的人数是那样地众多，队伍是那样地庞大，任何人都不能无视他们的存在。何况，他们也不全是打工仔外来妹，跑单帮或走江湖的，其中不乏科技精英、文化名流、艺术天才，以及被媒体跟踪报道的影星歌星和进出写字楼的高学历者。他们往往是深圳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即便是打工仔外来妹，也是深圳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们在讨论“深圳人”时，实在不能把他们排除在外。
　　无疑，这些人是连“移民”也算不上的。有人认为，他们只能称之为“过民”（王增进《深圳的“过民”文化》）。过民和移民是不同的。移民有“移来定居”之意，所以，尽管移民与其乔迁之地一开始难免会有一个适应磨合过程，但最终仍会“直把他乡作故乡”，对深圳产生家园感和归属感。过民则不一样。他们并不想，或虽然想却并不能把深圳变成自己的“终焉之地”。对于他们来说，深圳只是一个大工场，一个赚钱和泡妞的地方，一个能够体验新鲜感和成就感的地方，一个可以“拿青春赌明天”玩一把的地方。他们并不打算把自己的根扎在这里，只想闯荡几年，过把瘾就走。因此他们对这个城市谈不上什么感情，不但没有家园感和归属感，甚至连过客感都没有，当然也就与这个城市不怎么相干 既然连这个城市都是不相干的，那么，别人的生活又与我有什么关系？或者说，我的生活关别人什么事？
　　其实，即便是移民，和这个城市也未必就丝丝人扣心心相印。与上海人都认同上海，以做上海人为自豪相反，闯深圳的人一开始并不认同深圳。不少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然和这个城市有一种距离感。毕竟，深圳的生活和他们先前过惯了的日子大相径庭，深圳的文化氛围、价值观念和人际关系也让他们感到陌生。他们常常会产生孤独感和失落感，有一种不知“此身何属”的茫然。难怪一到节假日和下班后，深圳的饮食娱乐场所会生意火爆人满为患 这里面并不完全是商业上的应酬，也有心理上的需要。的确，深圳人是很看重娱乐的，以至于有“乐在深圳”一说（前三句则是”玩在北京，穿在上海，吃在广州”）。这里面的原因也很多。第一，深圳是一个年轻的城市，年轻人总是比老头子爱玩；第二，深圳的生活节奏太快，工作太紧张，很需要放松；第三，“拼命工作，尽情享受”是一种现代生活观念和现代生活方式，而深圳人是最具有现代意识的。但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不少人还没有对深圳产生家园感。深圳之于他们，只不过是谋生存求发展的竞技场，因此一旦有了自己的时间，就应离它而去，而且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有车一族会在双休日开车到东莞去钓鱼，如果有三天以上假期则会离开深圳外出旅游。（图五十五）再不济，也得到歌舞厅茶艺馆坐坐。那里和竞技场（公司或单位）相比，毕竟
　　 
“别有洞天”。反正这个时候，是没有多少人会呆在“家里”的，有的人甚至会通宵在外。因为在这个心理上感情上并不属于自己的城市里，我们原本巴无家可归”。
　　这就是闯深圳的代价。你不是要到深圳寻找“别样的生活” 那你就得“生活在别处”。而“生活在别处”，也就是“根不在这里”。于是，一到春节前，过民也好，移民也好，都纷纷打起行囊回“老家”，甚至顾不上路途的遥远、车船的拥挤。这时的深圳，大有“人去城空”的凄惶，就像一只弃船，孤独地在海浪中飘摇。

　　　　　　　　　　　　 五　十六岁的花能开几季

　　前面说的，当然是过去的事 现在，许多人一下班就直奔私宅，不再找种种借口游走在各娱乐场所。团圆的家宴已越来越多地开在了深圳。深圳人已不再是归心似箭的游子，他们更愿意把两鬓斑白的双亲接到深圳来过年。这不仅因为深圳的生活比老家舒适，可以让老人享享清福，更因为他们已经和这个城市认同，他们在深圳已经正式“安家落户”。深圳，当然仍是他们大显身手的竞技场，但更是他们必须共同守护的可爱的家园。
　　视深圳为家园的人不再孤独。他们还会去钓鱼去郊游，但会带上家人；他们还会去泡吧去蹦迪去过夜生活，但不会彻夜不归；他们还会去歌舞厅[屏蔽]茶艺馆，但在离开那些灯红酒绿流光溢彩踏入茫茫夜色时，不会再有那份不可言说的惆怅。视深圳为家园的人不再沉默。他们会在各种场合用各种方式发表对深圳文化的看法，为深圳文化的定位和走向争论不休，对他们认为“有损深圳形象”的批评反唇相讥，甚至在“荣归故里”时讳言自己曾经遭受的挫折和委曲。他们已和深圳融为一体，休戚相关。荣辱与共。视深圳为家园的人也不再空虚。对于他们来说，生活在深圳，也和生活在别的城市一样，是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他们开始关心早点关心菜价，关心住宅周边的环境，关心幼儿园和小学校的教育质量。因为他们已经为人夫为人妻为人父为人母，不再是“不知天高地厚”的热血青年，也不再是“我的故乡在远方”的行吟诗人，而是深圳的一个市民。总之，他们已不再是“生活在别处”，而是“生活在这里”。
　　于是，他们和中国大多数[屏蔽]父母一样，开始为家庭和子女谋划前程。住房要尽快地买下来，再装修得舒适温馨一些。孩子当然要送进最好的学校，学费高一点路程远一点也在所不惜。作为“过来人”，他们深知知识的重要，尤其是它在这个城市的分量。因此在他们的“财政预算”中，子女的“教育经费”显然要占到较大的份额。不少人已开始为子女留学国外而未雨绸缨。但是，他们却多半不希望子女毕业后到外地工作。甚至，尽管据说深圳市已有规定，从深圳考出去的学生都可以“无条件”地分国深圳，仍然有人宁肯读深圳大学，也不愿上清华北大。显然，作为视深圳为家园的人，他们不再希望自己的子女“生活在别处”。
　　这可以理解，却又令人忧虑。我们无意贬低深圳大学，也不想对深圳市的政策作任何批评。深圳人当然有权利上深圳大学，深圳大学的存在也绝对有必要。问题在于，深圳究竟为什么非得有一所深圳大学？或者说，深圳大学究竟应该是干什么的？理解为“为深圳培养人才”，便未免肤浅；如果理解为“解决深圳市民子女上学问题”就更是大错特错。深圳大学应该是深圳的文化象征，是深圳的“人才库”和“智囊团”。有一座高水平高质量高品味的深圳大学，深圳文化才会有底气、有分量。想想看吧，如果北京没有清华北大，上海没有复旦交大，天津没有天大南开，武汉没有武大华工，南京没有南京大学，杭州没有浙江大学，厦gate没有厦gate大学，这些城市的文化分量将会减轻多少，它们的文化魅力又会逊色多少。
　　因此，深圳大学不应该划地为牢，把自己局限在深圳这个圈子里，正如深圳的文化视野不必局限于广东或岭南一样。深圳是属于全中国的，深圳大学也应该是属于全中国的。深圳是中国的窗口，深圳大学则应该是窗口之窗口。深圳大学应该面向全国招聘人才，同时也面向全国招收学生。总之，它应该努力办成全国性的一流大学。苟如此，则它对深圳的贡献，就将远远超出“为深圳培养人才”或“解决深圳市民子女上学问题”。如果仅仅局限于这两个问题，那就太小气、太没有远见

　　至于深圳市民的子女，则应该尽可能出去上大学。
　　事实上，任何城市的孩子都应该尽可能到外地去上大学。这不仅因为守在父母身边，难免娇生惯养，不利于子女的成长，更因为每个人都最好能有一段“生活在别处”的经历，体验一下“别样的生活”。经历了上山下乡运动、当过知识青年的一代人，之所以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不屈不挠坚韧不拔，就因为他们有此经历有此体验之故。我们当然并不主张再来一次“上山下乡运动”，但到外地读书毕竟和上山下乡不可同日而语。我们也能理解家长们的心情，毕竟“在家千日好，出gate一时难”。但是，由此获得的好处却远远大于代价。动物们尚且能把成年后的幼仔“赶出家gate”，让它们去自谋生路，而况乎人？
　　深圳人就更应该这样做。因为他们当年自己就是十八岁出gate远行，一个人独闯世界的。许多人都承认，到深圳后，确实有比在家乡更好的发展。一些人在内地也许只算或只能成为二流三流角色，到深圳后却成了一流人才顶尖高手。我想，除了深圳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更有利于人才的脱颖而出外，他们“生活在别处”，过着“别样的生活一，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深深体会到“离家出走”好处的深圳人，怎么会产生把子女拴在身边的念头 他们当年的那股闯劲那种热情那些创新精神到哪里去了 难道他们也打算像突然富起来的某些人一样，听任其子女成为“有田不种，有工不做，有店不开，有书不读，无远大理想，无奋斗精神，无一技之长”的“四有三无青年”，成为新时代的“八旗子弟”？
　　这话似乎说重了点。难道在本地上学，或者大学毕业后回深圳工作，就一定会变成“新八旗子弟”？其实，问题并不在去不去外地上学和回不回深圳工作，而在于我们是站在一个什么样的立场、角度和出发点来看待这个问题，在于深圳的新一代还能不能像他们父辈那样勇于开拓敢于创新。总呆在父母羽翼之下的子女是长不大的，而一个不肯、不敢、不愿离开父母呵护的孩子则肯定是没出息的。深圳的“老一辈”可不是这么没出息的人。有出息的深圳人不该养出没出息的新一代，年轻的深圳也不该这么快就衰老起来。
　　这个问题是不能等闲视之的，因为它关系到深圳的前途。深圳这二十年来确实成就斐然举世瞩目，但深圳还能不能保持它的领先地位，在未来激烈的竞争中更上一层楼，却也是一个问题。要知道，在中国城市中，深圳并不具备绝对优势。它有许多先天的不足，而最大的不足则是没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它的文化积淀不要说比不上千年帝都北京，就连和历史并不悠久的上海相比，也还差得远。上海虽然只有一百多年历史，但它的文化财富却让许多老城不敢望其项背。所以自浦东开发以后，许多人已不再是看好深圳，而是看好上海。
　　深圳要和其他城市竞争，必须也只能扬长避短。深圳的优势是什么 作为中国最年轻的城市，深圳的优势在于青春活力，而这种青春活力又正是由来自全国各地的高学历青年移民造成的。他们头上没有华盖，心里没有负担，脚下没有方域之限，眼前没有障目之叶，这才把深圳弄得生龙活虎生机勃勃。“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深圳不但应该继续引进高素质的外地人才，也应该鼓励深圳的青年走出去，到广阔的天地去经风雨，见世面，哪怕是到外地去学习工作一段时间也好。如果深圳人也像上海人当年那样，“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说什么也不愿意流动流动，那就麻烦 年轻的深圳，充满青春活力的深圳不该这样不能这样。深圳应该永远是春天。深圳十六岁的花不能只开一季。

　　面对年轻的深圳，我们还有许多话要说。
　　深圳的魅力在于年轻，而年轻则无疑是值得羡慕的。如果说还有什么可以和年轻相提并论，那就只有健康。它们显然比富有更重要也更难得。因为有钱并不一定能买来健康，更不可能买来年轻。然而深圳却不但年轻、健康，而且富有，这就实在太令人羡慕 事实上，年轻、健康、富有，几乎是一个现代人幸福概念的全部内涵。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既年轻，又健康，又富有，那他在许多现代人眼里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 在不少人看来，深圳[屏蔽]多是拥有这份幸福的。二十多岁，三十出头，就拥有百万资产，能在节假日开私家车外出健身、旅游，岂非正是又年轻，又健康，又富有？所以，在许多人心目中，深圳都是一个梦。或者说，深圳圆了中国人的一个梦，而且这个梦做得无可挑剔。
　　这就是深圳 它是年轻的、健康的、生动的、鲜活的、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的，也是轻盈的、灵动的、富于感官刺激却少有哲学沉思因而不可深究的，就像深圳“世界之窗”的“史诗音乐舞蹈晚会”《创世纪》，流光溢彩，英气勃勃，洋溢着青春气息。然而城市毕竟不是晚会。一座城市要想成为“文化名城”（不管是“历史的”也好，“现代的”也好），都不能没有一点深邃感和厚重感。厚积才能薄发，深入才能持久，这都要假以时日。深圳毕竟还很年轻。年少难免气盛，心高难免气浮，人也好，城市也好，都如此，不必讳言，也无须辩解，更没有必要急于一脱贫一。文化的建设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没有那么快就能“富甲一方一的。但，年轻的深圳毕竟已“长大成人一，它不能不思考一个问题：深圳，将要建设成一座什么样的城市；深圳人，将会成为一种什么样的族群？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
　　的确，在对深圳进行了上述解读以后，我们仍然不知道这个城市的人格特征是什么。北京和上海给我们的印象是深刻的，也是清晰的。北京有贵族精神，上海有绅士风度，这些深圳都没有。深圳没有贵族，只有“富族”，——先富起来的一族；也没有绅士，只有白领。“富族”和贵族是不同的。“富族”只不过富有，贵族却必须高贵。白领和绅士也是不同的。白领是因职业而形成的某一阶层。但要成为绅士，却还要有教养。因此，贵族有精神而绅士有风度，白领则只有“仪态”。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即贵族也好，绅士也好，都读书；而富族也好，白领也好，似乎都不怎么读书。
　　不错，深圳是有高大的书城和众多的书摊，人均购书量在全国也居于榜首。深圳图书馆的使用率也很高，据说日均进馆人次比北京图书馆还多。但这并不等于说深圳颇多读书人。要知道，读书和看书、查书、用书不是一个概念，和买书就更不是一个概念。严格意义上的读书，是超功利的，是一种纯粹的精神享受。所以，“好读书”竟可以“不求甚解”，因为不必“学以致用”。深圳人的“读书”却有着明确的功利目的，即“充电”、“加油”，以保证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因此在深圳畅销的书籍，还是“实用技术”（比如电脑、会计）一类。为实用而读书并没有什么不好（至少总比根本不读书好），但只为实用而读书却未必佳。因为一旦“读书无用”，恐怕就没有人读书 没有人读书又怎么样 这个原本“文化不多”的城市，只怕就更没有文化
　　我实在希望深圳人能多少读一点书。问题并不在于读多少，而在于爱不爱读。这份爱，不仅是对书籍的爱，也是对生活的爱，对人生的爱，对人类文明的爱，对未来社会的爱。爱，是可以提升一个人的境界的。因此，有此一份爱，即有希望存焉。

　　　　　　　　　　　　　 六　在希望的田野上

　　深圳无疑是有希望的，只是还要努力。
　　与半个世纪以前七零八落跑到上海滩“捞世界”的各色人等不同，所谓“深圳人”，基本上是一个齐刷刷的高学历群。他们原本就是广泛意义上的“读书人”，他们也多半都有读书的兴趣和爱好。只是因为迫于生计，才不得不忍痛割“爱”。的确，当“明天的早餐在哪里”尚且不得而知时，是不该要求人们“为读书而读书”的；而在一个避孕套售卖机多过提款机、[屏蔽]歌舞厅灯红酒绿通宵达旦、股票指数分分秒秒跳动不已的城市里，也是不能指望别人“面壁十年”的。但是，当生存已不再成为问题，甚至已经成了“先富一族”时，难道不该打开尘封的记忆，重新唤醒那一份人文关怀？不错，文化是不能或很难增加财富，但，如果没有文化，岂非更是“穷得只剩下钱”？而如果连最应该也最有条件读书的人都与书无缘，那么，深圳十六岁的花又还能开几季？
　　这里无疑有一个硬件和软件的关系问题。在我看来，为实用而读书，和盖书城建图书馆一样，只属于硬件的建设；创造读书的氛围，培养读书的兴趣，才是软件的开发。深圳需要这样的软件，舍此便不足以与北京、上海相提并论，也没有可能建设成“现代文化名城”。城市的文化不仅在街道、在广场、在摩天大楼立交桥，在影剧院、图书馆、博物馆，更在人心。深圳的硬件建设是相当成功的，通过国际咨询完成的市中心城市设计堪称美轮美矣。但人的塑造 难道人的塑造也能通过国际咨询来完成？深圳当然是在创造一种全新的文化，它也没有必要重走北京、上海的老路。然而这种新文化的象征物总不该是歌舞厅[屏蔽]，全新的深圳人（包括他们的下一代）也总不该只会炒股挣钱，或只会蹦迪泡妞，或只会玩电脑打高尔夫球吧？
　　更何况，任[屏蔽]文化的创造都不可能没有对传统的继承，而一个“开风气之先”的城市也不能没有对社会、对生活、对人生的人文关怀。我们并不主张深圳人都变成学者和哲学家，或者像北京那样，人人都是政治家，——这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我们更不希望深圳变得老气横秋，街上走满了遗老遗少，——那将是可悲的也是可笑的。我们只希望深圳多一点厚重少一点浮躁，多一点深沉少一点轻狂，把现代和传统、实践和理论、工商和人文完美地结合起来。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建设特区的意义，不是造一个流金溢彩的一夜城池、销金窝子，也不是增一点产值，多收点外汇，更不是给香港再划一块郊区过去”（张冠生《扬州昨夜，深圳今宵》，深圳，毕竟还承担着文化创造的历史使命
　　深圳是有这个条件的。第一，深圳事实上有不少读书人，有不少关心人类命运和人生意义的人，只不过多半并不在文化机构中而已。对于深圳的文化建设而言，他们是一种隐性的存在，正所谓“大隐隐于市”。惟其如此，他们所起的作用便有可能会超过那些在文化机构中吃G0vern.ment饭的人。第二，深圳有很好的机制。尽管它自己没有太多的文化积累和较强的文化力量，却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调动这些积累，借用这些力量。深圳毕竟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城市，深圳的政策也相对灵活，完全有可能和内地某些有思想有潜力的学者建立一种双方都自由、双方都受益的联系，把他们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在深圳加工、重组、包装后再推向全国。总之，深圳可以先把自己建设成文化传播的重镇，然后再发展成文化生产的基地，就像先搞“三来一补”再自己开发新产品一样。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深圳已经有了自己的人文精神，这就是“自我实现”和“自我解放”。许多闯深圳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来到深圳以后，似乎一夜之间人就变 胆子变大了，力量变强了，人也变聪明 因为在他们看来，闯荡深圳就是告别过去。过去的关系既靠不上，过去的包袱也不用背。于是，他们在心理上就先松了一口气。心理上轻松了，思想上自由了，现实上又是无人可靠，潜能自然而然也就调动起来 显然，这个潜能是他自己调动的，这个包袱也是他自己放下的，因此是“自我实现”和“自我解放”。
　　当一个城市以“自我实现”和“自我解放”为人文精神时，这个城市的前程远大也就是无庸置疑的 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自己更可靠的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深圳，一定会是大有作为的。
　　写完本书这最后一章，又是一年“东方风来满眼春”。春节过后，大批的民工又将从全国各地返回深圳，形成一年一度的民工潮。从去年秋天改写北京，到今年春天写完深圳，正是从秋天写到春天，不禁使人顿生轮回之感。的确，如果说深圳是春天的故事，那么，北京就是秋天的诗。北京是充满诗意的，北京的秋天就更是诗意盎然。想想香山红叶，秋夜胡同，巍峨城阙瑰丽楼台上的夕阳晚照，四合院老槐树下谈今论古细说前朝往事的大爷，再想想深南大道上四季常开的鲜花，世界之窗和欢乐谷流光溢彩的表演，蛇口工业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和那些夹着公文包行色匆匆的年轻人，真正“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五千年文明史弹指而过，21世纪就在眼前。中国的城市，又会谱写怎样的篇章
　　也许，春天的故事还会再讲下去，秋天的诗则会更加韵味悠长。

易中天《读城记》——新版后记
xiea 发表于 2006-4-19 17: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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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初版书稿只写了25天，修订却花了不止大半年工夫。
　　修订的想法在初版面世时就有 当时的打算，是增加成都、深圳两个城市。这个建议，是我的朋友徐新建教授提出来的。那是1997年11月，我们在厦gate参加文学人类学研讨会，同时为上海文艺出版社新推出的“文化人类学笔记丛书”（《读城记》即其中的一本）举行首发式。新建和我都是这套丛书的编委和作者，自然议论到本书。这个建议立即得到责任编辑赵南荣兄的赞同。我也就开始了准备工作。
　　但读者的反应很快就来 除纷纷表示喜欢这本书外，一个普遍的意见，就是觉得书太薄（不到10万字），内容太少，不过瘾。武汉作家周翼南一面在武汉报纸上呼吁武汉人应人手一本，一面在《书与人》杂志上撰文，说“读后有不满足感”。他认为这本书“满可以洋洋洒洒写成30万字的专著”，而且还说我也同意他的看法。一家在国内颇有些名气、专营高品位学术书籍的民营书店一晓风书屋”的老板许志强君也有相同意见。看来，不抓紧时间进行修订是交代不过去的了；而所谓修订，也不仅仅只是增加两个城市。原有的章节，几乎都要重写。
　　于是，修订开始
　　修订不但是重写的过程，也是重新解读这些城市的过程。然而越是深入下去，就越是发现问题多多。的确，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每个人都可以去读它，但要真正读懂，并不容易。一家报纸在谈到我这本书时，把“读城”排成了“说城”。我对他们说，这个字，不好错的。“说”是诉说，是描述；“读”是解读，是研究。“说”只要知其然，“读”却是为了知其所以然。知其然的人很多。谁对自己生活或到过的城市没有一点感受 所以城市文化往往被看成是一个谁都可以插上一嘴的话题，就像看完一部电视连续剧后谁都可以发表一番议论一样。现在，关于城市文化的文章著作不少。但，除对北京、上海外，其他城市，还是说的多，读的少。
　　其实，说也不易。尤其是要用一两个字或一两句话把一个城市的个性和特质准确无误而又形象生动地说出来，还要让人心服口服，着实很难。除了个别特征特别明显（如北京）或比较单纯（如厦gate）者外，其他城市都不大好这么说的。因为很容易挂一漏万或以偏代全。比如南京，就不好说它是儒雅还是粗俗，是伤感还是豪壮。所谓“南京大萝卜”，就带有荤素皆宜、生熟均可、什么都有一点又都没有、怎么说都行又都不行的意思。其他一些城市也一样。本书尝试着说了一下，比如北京“大气醇和”，上海“开阔雅致”，广州“生猛鲜活”，厦gate“美丽温馨”，成都“悠闲洒脱”，武汉“豪爽硬朗”等等，不知读者能认同否？
　　许多人认为，对于城市文化，是不能这样评说的，因为太过简单，而一个城市的文化个性和文化特质，哪那么简单！这话并不错。但如果你研究描述了老半天，却连一个说法都没有，读者是不会满意的。事实上，人文学科许多研究的目的，就是要给个说法；而当我们试图对一个城市的文化给个说法时，我们实际上已经不是“说城”，而是“读城” 其实，即便是描述，也常常会伴以“说法”，比如“上海人很精明”或“武汉人特直爽”等等。只要这些说法大致不太离谱，就应该准其成立。如果一定要说“上海也有戆大”或“武汉也有滑头”，那就是抬死杠 我们关心的是整个城市的氛围和情调，而不是个别人的特殊遭遇。
　　然而，人们在议论城市时，又总是从自己的切身体会出发的。这也不奇怪。城市对于每个人来说，都首先是一种感性的存在，是一个与之发生种种物质和精神关系的对象。人们都是通过自己的感性体验，通过一个个感性具体的事件和细节来认识城市的。同样，当他们听到关于一个城市的说法时，也总是会用自己的感受来验证：怎么，我们是这样的 其实他说的“我们”，便很可能不过只是他自己。
　　对于城市文化的这种见仁见智，导致了城市文化研究、尤其是对城市个性特质定位的困难。当《新周刊》称上海为“最奢华的城市”时，我相信一定得到了某些人的认同。可是广州一家出版社的一位编辑却打电话来说，据她自己在上海读书时的生活经验，上海应该称之为“最浪漫的城市”才对。可惜在我看来，上海这个城市是一点也不浪漫的。崇尚“实用理性”的上海人，甚至在谈恋爱时都浪漫不起来。事实上在这个“水泥森林”般的城市里，也没有多少“花前月下”可供浪漫。上海人追求的不是浪漫，而是实惠，以及建立于实惠基础上的雅致。
　　显然，当我们试图用一两个字或一两句话来概括一个城市的文化特征和市民的文化性格时，谁都很难保证是准确无误的。一个城市，小一点的几十万人，大一些的几百万人，哪能齐刷刷地都是一种性格？但如果找不到他们的共性，而且是不同于其他城市人的共性，则城市的所谓个性又从何谈起！研究是要有结论的，这个结论性的意见不可能是长篇大论，而只能是诸如“北京是最大气的城市”之类的说法。显然，不说可能被视为“欺世”，说又可能被视为“媚世”。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又不能“介乎说与不说之间”，难哪！
　　何况城市现在正处于千变万化之中。北京的上空己不再飘荡着大爷味儿，满嘴“不要太潇洒噢”的新一代上海人，也不会再在买了一根针以后还要求找两张草纸。他们也许根本就不会买针 不断有人告诫我：就别老是胡同四合院、里弄石库gate了，来点新东西行不？想想也是，都什么年头了！可不说胡同四合院、里弄石库gate又说什么 说麦当劳、肯德基不成？
　　的确，中国的城市正在变得越来越没有个性。到处都是似曾相识的店面和千篇一律的建筑，到处都在奔小康，争取“先富起来”，而所谓“小康”又好像只有一种模式：时装店、精品屋、海鲜酒楼娱乐城。就连一个最不起眼的县级市也有这些东西，只不过更花哨更俗气而已。一些宝贵的传统则连同它们的风味一起已渐次消失。有人说，北京什么都变了，没变的只有北京人那张能说爱说的嘴。其实，就连北京人的嘴也变了，没那么爱说 一是没时间，二是学会了保守“商业机密”。是啊，与“现代化”相比，城市的个性和风味又算什么！
　　况且，仅仅说出了城市的个性和风味，还只是“说城”；能说出这些个性和风味形成的原因，才是“读城”。所以，解读城市，不但要有感性体验，还要有理性概括。城市复杂而又多变，问题抽象而又具体，读城，实在是太难
　　城市如此难读难说，“谁能与我同醉”
　　因此我要感谢那些支持我完成这一课题的朋友们：本书的责任编辑赵南荣兄、编审高国平先生；以各种方式帮助我考察解读深圳的傅建民先生，焦胜、张源、胡国庆、王梅、张祥云、褚毅、周展、赵青、贾玉川等朋友，《深圳商报•文化广场》的两任主编胡洪侠、束因立；从千里之外寄来我所需资料的云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周非女士；为本书提供了大量图片的广州《新周刊》采编一部主任周可，专gate为本书拍摄了许多照片的我的妻子李华。
　　我要特别感谢的还是读者。本书初版面世后，《人民日报•华东版》、《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又先后辟专栏刊登了我读城的文章。许多读者在读了本书或这些文章后，来信来电表示支持。也有读者提出了不同看法。某些意见在修订时已被吸收。在本书还不太成熟时，他们就那样喜欢它，这就使我萌生了一个念头：即便冒一点学术上的风险，也要把它改出来。
　　但我也要请读者们原谅，原谅我所做的，原本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读城不易，说城也难。不但不易说清，而且一不小心，没准就得罪了谁谁谁。如果真有什么得罪的地方，我也要请这些城市的人海涵。因为对于本书所写的这些城市而言，我都是一个外地人。外地人的感觉总多少会有些隔膜的，尽管外地人也有外地人的优势，——不在庐山之中，也许反倒识得庐山的真面目。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易中天
　　　　　　　　　　　　　　　　　　　　　　　　1999年6月14日
　　　　　　　　　　　　　　　　　　　　　　　识于厦gate大学凌峰楼

现在的易中天可不得了，什么都有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