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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实践唯物[屏蔽]视野中的实践范畴与唯物史观的逻辑结构

对于马哲实践范畴与感性活动关系的解释

一
马克思哲学应被合理地理解为是一种“实践的唯物[屏蔽]”：在“实践的唯物[屏蔽]”哲学中，实践范畴既构成它的理论基础，又是其思维辐射的轴心——这已成为越来越多的学人的共识。然而，实践范畴应如何阐释？对此哲学界存在着狭义与广义两种不同的阐释，前者指向人的物质性的感性活动，后者则指向人和社会生活的一切过程。但其中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倾向于将实践范畴作狭义的阐释，认为只有将实践理解为人的物质性的活动，才体现了马克思[屏蔽]哲学在实践范畴上的[屏蔽]，才能划清与唯心[屏蔽]实践观的界限，并能实现马克思[屏蔽]实践观与马克思哲学唯物[屏蔽]之间的沟通与圆融。很明显，科学地阐述实践唯物[屏蔽]视野中的实践范畴，是科学地解释实践的唯物[屏蔽]的前提。为准确地阐述马克思实践唯物[屏蔽]视野中的实践范畴，首先有必要对实践范畴的历史演变进行追索与反思，对马克思[屏蔽]经典作家有关唯物[屏蔽]与唯心[屏蔽]实践观的扬弃加以考察与辨别。
了解西方思想发展史的人都知道，实践范畴在西方思想史上出现，至少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将伦理学界定为一gate关于实践的科学，认为伦理学的功能和使命即是指导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应如何行动，使人们懂得什么样的行动是合乎德性的行为。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人们的实践活动主要指的是道德活动。亚里士多德对实践范畴的理论与诠释对后世西方思想家的影响是深远的，直到德国古典哲学时的康德，其实践范畴仍然主要指向的是人们的道德活动。真正将实践范畴主要由一个伦理学范畴转变为哲学范畴的是黑格尔哲学。黑格尔在他的辩证法中充分肯定了人的劳动、实践对于人的社会历史乃至人本身产生的意义。然而，受其哲学性质的制约，黑格尔对实践、劳动范畴的理解也存在着两个明显的局限性和错误。首先，黑格尔将实践、劳动的对象化、外化和异化混为一谈，将之视为是相同的现象，因而只看到了人的实践、劳动对人的肯定的方面，而漠视与否定了实践、劳动对人的否定方面。确切地说，黑格尔只看到了劳动对人的本质的肯定，而否定了劳动的异化对人的本质的否定。其次，黑格尔受自身哲学唯心[屏蔽]立场的决定，对实践、劳动范畴的理解具有明显的唯心[屏蔽]性质：在他的思维理路中，所谓实践、劳动主要指向的是人的思维活动，而不是对人的社会历史生成和发展具有基础性和决定性意义的物质生产活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谈到黑格尔劳动观的这种双重缺陷时，曾经指出：“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而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内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3页）因此，“黑格尔把一般说来构成哲学的本质的那个东西，即知道自身的人的外化或者思考自身的、外化的科学看成劳动的本质……” （同上，第163－164页）
二
马克思对黑格尔劳动观的分析是深刻的，他既以赞赏的态度肯定了黑格尔劳动观的伟大之处，也以扬弃的态度揭示出其中所隐藏的错误和片面。遗憾的是，马克思对黑格尔劳动观的分析，尤其是对它的批判，并没有真正为人们所读懂，相反，却被不少人作了片面性的解读。在人们传统的理解中，包括我们过去出版的马克思[屏蔽]哲学原理教科书中，实践通常被界定为：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这样的界定即是本文前面所述的狭义的理解。人们之所以对实践范畴诉诸一种狭义的阐释，将人的实践活动严格地限定在物质活动的范围之内，而将物质活动之外的其它一切活动绝对地排斥于实践活动之外，更有甚者，还极端地主张将人的活动目的也从实践范畴内涵中排斥出去，提出一种净化实践的观点，究其所以，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恐怕在于，人们对马克思[屏蔽]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以及他们对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唯心[屏蔽]实践观的批判，存在着误读与误解。
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在马克思[屏蔽]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在谈到人的实践活动时，大都指向的是人的物质实践活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唯物[屏蔽]历史观与唯心[屏蔽]历史观的区别时，曾明确地写道：“这种历史观和唯心[屏蔽]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3页）在这里，所谓物质实践的提法，显然指向的是人的物质实践活动。但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屏蔽]经典作家之所以用“物质实践”的概念，而不是用一般的实践概念，其深刻的原因在于，唯物[屏蔽]历史观是“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同上，第43页）总之，在马克思的历史观的视野里，观念的东西，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看，是在物质生产这种物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产生的。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在马克思的历史观的视野里，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这种物质实践活动形式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唯一形式。
那么，如果将实践范畴诉诸一种广义的理解，尤其是将人们的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活动纳入到人的实践范围中，又该如何理解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屏蔽]实践观的批判与扬弃呢？这也是一个需加阐释与澄清的问题。人们过去对实践范畴的片面性误解，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马克思[屏蔽]经典作家有关黑格尔、费尔巴哈实践观批判的误读。众所周知，在德国古典哲学中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分属于两个不同哲学阵营，但在对人的实践活动的理解上，这两位哲学家却又表现出惊人的一致：“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3页），费尔巴哈则“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而对于物质生产劳动这种实践形式，他们一个是“采取鄙视的态度，一个则只是从它卑污的犹太人活动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同上）。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实践观是错误的，这错误不仅在于它们的唯心[屏蔽]性质，同时还在于它们的片面性。它们仅仅把人的思维活动、理论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将人的其它一切活动、尤其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排斥于人的实践活动范围之外。对马克思[屏蔽]经典作家的上述批判，我们不能诉诸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要么将人的精神劳动视作唯一的实践活动形式，要么将物质生产劳动视作唯一的实践活动形式。实际上，人的活动形式是丰富的、多样的，既包括物质活动，也包括精神活动；无论人的何种活动形式，都应“理解为客观的活动”（同上，第16页），因而在本质上都是实践的。也正因为人的一切活动都具有实践的性质，因而，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才是实践的。
本人认为,相对于马克思关于“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一著名论断来说,人们对实践范畴的传统理解与界定显然是过于偏狭了。
首先,实践的传统定义首要地指向“改造世界”的活动,不能说没有道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曾强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同上，第19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特别指出：“……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屏蔽]者,即c0m.mu-nism者说来,全部问题在于使现存世界[屏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同上，第48页）但问题是,人们改造世界的活动是否涵盖着实践活动的全部内容?实际上,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人们的许多活动,即使是感性的物质活动，也并不必然地表现为改造世界的活动,至少不是直接地使现存世界发生直接的改变。不可否认,人们的一切活动或多或少地都以改造世界作为终极目的,但从活动的结果来看,有些活动并没有使活动的对象发生实际的改变,如天文观测、社会调查、气象观测……等等。这些活动充其量只能说是对世界的认识,人类在现阶段还没有能力对这些活动的对象进行控制、变革与改造。然而,这些活动也都是实践活动,并且还可以说是感性实践活动。
其次,人们的社会生活是丰富的、复杂的,随着社会进化程度的提高,这种丰富性和复杂性的程度还会进一步提高。日益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从抽象意义上看,至少可划分为两大类: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社会的精神生活。人们的社会生活应该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统一。人们的物质生活包括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人们的精神生活包括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既然人们的社会精神生产活动与精神交往活动构成全部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么,当我们理解马克思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一话语时,精神生活显然不能游离于我们的视野之外。实际上,人作为一种以实践方式而存在的存在物,既是一种对象性存在物,同时也是一种类存在物,即有意识的存在物。维持自己的肉体与精神的存在,都必须是人的实践所要解决的双重任务。人们在生产满足自己物质生活需要的资料的同时,还要生产满足自己精神生活需要的资料,即各种精神产品。精神产品的生产活动虽然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具有不同的特点,并且需要以后者作为基础,但它本身却是一种具有相对[屏蔽]性的感性活动形式。我们不能否认科学家的科学探索活动、教师的教学活动、艺术家的审美表现活动、[屏蔽]家的政务活动、作家的写作活动等等,也是一种实践活动。深刻的原因在于，人们的这些活动不仅创造出某种精神产品或精神客体,而且其活动形式也具有从外部所能感受到的感性性质,更为重要的则是它们也构成人的社会生活的一个有机部分。不仅如此,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精神生产活动和精神交往活动在人们全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愈显重要。在这种情况下,把精神生产与精神交往所构成的精神生活排斥于马克思的实践范畴之外,不仅悖逆了马克思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一论断的本真语意,而且不符合人类实践发展的当代特征。“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一命题所指向的应是人的全部生活,而不仅仅是人的物质生活。认定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也即意味着人的一切活动都具有自由自觉的性质,在本质上都是实践的；只有将人的一切活动都理解成是一种实践活动时,人才能被认为是一种以实践为存在方式的存在物。
将人的一切活动都认定为是实践的,尤其是把人的精神生产活动与精神交往活动也认定为是一种实践活动,这会不会导致对实践范畴理解的泛化和精神化?会不会消解马克思在实践范畴理解上的[屏蔽]性意义?会不会动摇马克思[屏蔽]实践观的唯物[屏蔽]基础?如果仅仅站在对实践范畴的狭义理解的视角上,这些疑惑显然是难于消解的。
在马克思实践唯物[屏蔽]视野里，人的实践活动的形式虽然是多种多样的，但它们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不是平行等值的，而是因其作用的大小分成不同的层次。其中，人们的社会物质生产活动与物质交往活动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看，起着基础与核心的作用，而人们的精神生产活动与精神交往活动，尽管也构成人的社会活动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但它们都是在物质生产与物质交往活动基础上生成的，并受其制约和决定。
三
实践范畴是马克思实践唯物[屏蔽]哲学的基石，也是唯物史观的基石。对实践范畴的涵义的科学阐释与澄清，其意义不能仅仅视作是一种学理的要求，更为主要的是，它关涉着对唯物[屏蔽]历史观内在逻辑结构的理解与阐释。
在传统历史唯物[屏蔽]教科书的理论架构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其中的三个因素构成了社会结构的主干骨架，而由这三个因素构成的两对矛盾及其运动，构成社会结构自我演进的发展动力。然而，传统的历史唯物[屏蔽]教科书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论模型给人一种无根的感觉。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中，生产力为什么能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为什么又会具有反作用？经济基础为什么能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为何具有相对[屏蔽]性？作为社会精神产品的社会意识形式是否是社会经济基础的直接产物？由于离开了马克思[屏蔽]实践观，传统历史唯物[屏蔽]教科书对上述问题的理论解释，给人们的是一种颇感牵强的感觉。在这种逻辑结构中，社会结构表现为外在于人，社会运动表现为社会结构三个因素的自我运动，因此，人作为社会主体、历史主体的地位被自然而然地消解了。随着实践唯物[屏蔽]的兴起和实践范畴在马克思[屏蔽]哲学体系中的基础地位的确立，马克思唯物[屏蔽]历史观的无根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克服，人在社会、历史中的主体地位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这是马克思唯物[屏蔽]历史观研究上的不可否认的新进展。但由于人们对实践范畴只是赋予一种狭义的理解，而将人们的精神生产与精神交往排斥于实践范畴之外，因此，人们对唯物[屏蔽]历史观的逻辑结构尤其是上层建筑的理论解释仍然缺乏彻底性和说服力。
本人认为，马克思实践唯物[屏蔽]历史观的逻辑结构系统，是由人的活动结构，即人的实践活动结构与社会结构双层结构构成的。人的实践活动结构涵盖着人们的物质生产与物质交往活动，精神生产与精神交往活动；人的社会结构表现为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三个因素的有机联结。在马克思[屏蔽]历史观的逻辑系统中，人的实践活动结构表现为底层结构，社会结构表现为表层结构。深刻的原因在于，人的社会结构是在人的实践活动结构的基础上生成和演进的。当我们对马克思[屏蔽]历史观的逻辑结构作上述双层理解时，不仅凸显出人在社会历史中的主体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它能为社会结构的生成与演进提供一种理论解释和合乎逻辑的支撑。在马克思[屏蔽]历史观中，生产力不是别的，生产力即是个人的行动或活动，对此，马克思[屏蔽]经典作家曾有极为明确的阐释：“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8页）生产力作为人们与自然界进行物质、能量变换的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物质力量，是人们物质生产活动的对象化与物化的产物，因此，生产力虽然具有物的外观，但在本质上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或物化。生产关系也不是别的，它是人的自主活动形式，这种自主活动形式表现为人的物质交往活动的对象化与物化。社会的上层建筑包括[屏蔽]上层建筑与思想上层建筑，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不是在社会经济基础上直接地和自然而然地生成和发展的。从历史发生学的维度看，[屏蔽]上层建筑与思想上层建筑表现为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结果；从现实的维度看，它们是人们精神生产与精神交往的直接产物。在马克思历史观的逻辑结构中，由于实践活动结构是社会结构的基础，实践活动结构决定着社会结构，而在人的实践活动结构中，是物质生产活动决定着物质交往活动，物质生产与物质交往决定着精神生产与精神交往，因此，在社会结构中表现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私有制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所以会发生矛盾，是“因为分工不仅使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各种不同的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同上，第36页）。上层建筑尤其是社会意识之所以相对于社会的经济基础具有相对[屏蔽]性，深刻的原因在于，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离，使精神生产与精神交往相对于社会的物质生产与物质交往来说有了一定的相对[屏蔽]性。正是由于这种相对的[屏蔽]性，意识才能“不用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而能够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同上）社会的运动与发展，社会历史的演进，在表层上表现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结构，但在深层上却是人们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发展的结果，即人的实践活动发展的结果。

Posted: 2007-09-16 17:24 |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