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天高皇帝远

　　广州，从来就是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
　　无论中央G0vern.ment是在长安、洛阳、开封、南京或者北京，广州都是一个边远的、偏僻的、鞭长莫及和不太重要的邑镇。如果按照周代“五服”的规格，它显然只能属于最远的那一“服”——“荒服”（天荒地老之服）。长江湘水之阻，衡山南岭之隔，足以让达官显贵、文人墨客视为畏途。李白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然而从长安到成都，实在比到广州近得多 所以古人从未有过“粤道难”的说法，因为他们几乎没有到过广州，也不大想到广州。事实上，“蛮烟瘴雨”的岭南，历来就是流放罪犯的地方；而只要想想十八世纪清廷官方规定的标准行程，从北京到广州驿站，竟要56天（加急为27天），则对于所谓“天高皇帝远”，便会有一个感性的认识。想想看吧，将近一两个月的“时间差”，多少事情做不下来？
　　广州距离中央政权既然有这样远的路程，那么，中央G0vern.ment即便想要多管广州，在事实上也心有余而力不足，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就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同样，习惯了中央G0vern.ment这种态度的广州人，当然也早就学会了“看一只眼不看另一只眼”，在政策允许的前提下，自行其事，先斩后奏，甚至斩而不奏。
　　这种文化心理习惯在[屏蔽]开放时期就表现为这样一个“广东经验”：对于中央的政策，一定要用够、用足、用好、用活。具体说来，就是只要没有明确规定不许做的，都可以做，或理解为可以做。所以有人说，[屏蔽]开放以来，由于提倡[屏蔽]，允许实验，允许失败，中央对于许多地方许多省份，其实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广东人看着的是那只“闭着的眼”，福建人看着的是那只“睁着的眼”，上海人琢磨下一回“哪只眼睁哪只眼闭”，北京人则在议论“应该睁哪只眼闭哪只眼”。结果广东上去了，福建滞后了，上海在徘徊，北京则在不停地说话。看来，广东成为[屏蔽]开放的前沿阵地，并非没有文化上的原因。
　　广州离“皇帝”很远，离“外面的世界”却很近。（图二十五）
　　 

　　广州临南海之滨，扼珠江之口，对于吸收外来文化有着天然的优势。禅宗祖师菩提达摩，就是于南梁武帝大通元年在广州登陆，来到东土的。实际上，华南地区的出海口在晋时即已由徐闻、合浦一带移至广州。到了唐代，广州便已以中国南海大港而著称于世，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这时，广州已设立“蕃坊”，城中外侨杂居，其所谓“蕃邦习俗”，对广州文化的形成，不能说没有影响。可以说，从那时起，广州人对于“蕃鬼”，便有些“见惯不怪”，习以为常。
　　不过那时的中国，的的确确是“世界第一”的泱泱大国。中国的文化，远比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优越，尤其对于那时来华的“白蛮、赤蛮、大石、骨唐、昆仑”等国，就更是如此。总之，广州人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是以中国文化的优越感为“底气”的。这也是广州与上海的不同之处。广州是在已有本土文化的前提下吸收外来文化，而上海则是在“一张白纸”的情况下开放和吸收。而且，到本世纪初，广州与“外面世界”的联系已大不如上海：广州进出口的吨位数只有上海的1/4，租界大小则只有上海的1/147。所以，上海的“西化”虽在广州之后，却比广州“彻底”和“地道”。上海除人力车夫一类“苦力”说“洋泾浜英语”外，一般来说只要肯学，英语说得都很好。广州人却喜欢把外来语言“本土化”，发明出诸如“打的”、“打波”之类“中外合资”的词语，或诸如“佳士得”、“迷你”、“镭射”之类中文色彩极浓的译名。广州给人的怪异感，有相当一部分是由这些话语的“不伦不类”引起的。
　　但这对于广州人却很正常。广州人的“文化政策”，历来就是“立足本上，兼收并容，合理改造，为我所用”。比方说，他们也用汉字，却坚持读粤音。当年，如果不是雍正皇帝下了一道严厉的命令，他们是连“国语”都学不会的。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发明了一大堆只有他们自己才认识的“汉字”。广州人对待中原文化的态度尚且如此，逞论其他？
　　其实，这也是“天高皇帝远”所使然。
　　所谓“天高皇帝远”，显然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中央G0vern.ment不大管得了，二是中央G0vern.ment不大靠得上。管不了，就可以自行其事；靠不上，就必须自力更生。所以，广州人的自强精神和自主意识也就特别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广州和岭南人民正是靠着自己的筚路蓝缕、艰苦创业，才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为自己闯开了一条生路，并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这种独创精神几乎已成为他们的“文化无意识”。任何人只要稍加注意，就不难发现，广州的文化，从饮食服饰、建筑民居，到音乐美术、戏剧文学，都有自己的特色而与内地大相异趣。自唐以降，优秀的岭南诗人，多能一空依傍，自立gate户；而近代崛起的“岭南画派”，更是锐意革新，独树一帜。岭南画派在继承国画传统技法的基础上，兼容西方摄影、[屏蔽]等方法，终于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而广东音乐则在运用民族乐器的基础上大胆采用外来乐器，于是便以其宽广丰富的音域和优美嘹亮的音韵深得人们喜爱，享誉海内外。
　　实际上，即便广州普通民众的生活，也相当随意和注重个性。广州菜肴、点心、粥面品种之多，堪称中国之冠。除岭南物产丰富、粤人注重饮食外，要求“吃出个性来”，也是原因之一。广州人的穿着，更是五花八gate。或讲面料，或讲款式，或讲名牌，或讲新潮，但更多的还是自己觉得怎么好看就怎么穿，或怎么舒服就怎么穿，比如穿西装不打领带，穿皮鞋不穿袜子等（此为广州与深圳之不同处）。相反，穿得过于一本正经，在广州反倒会有怪异之感。一位广州朋友告诉我，有一天，他们单位一个同事西装革履地走进来，大家便开玩笑说：“你什么时候改卖保险 ”原来，在广州，只有推销员才会穿得一本正经，其他人都穿得随随便便。（图二十六）反正，在广州，衣食住行均不妨个性化。不过有一点则似乎是共同的，那就是总和内地不一样。内地人穿中山装军便服时，他们穿港式衬衫花衣服；内地人西装
　　 
领带衣冠楚楚时，他们把西装当茄克穿。内地人早上吃稀饭馒头时，他们早上喝茶肩地人以“正宗粤菜生猛海鲜”为时尚时，他们却对川菜湘菜东北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就使得外地人一进广州，就觉得这地方吃也好，穿也好，都怪怪的。
　　其实说怪也不怪。广州既然是一个远离中原的地方，既然反正也没有什么人来管他们和帮他们，他们当然就会按照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来生活，而不在乎北方人说三道四。事实上，即便有“北佬”评头论足，广州人也既听不到又听不懂。即便听到了听懂了，也“没什么所谓”。广州人不喜欢争论而喜欢实干，而且喜欢按照自己的个性去干。在广州人看来，北京人争得面红耳赤的许多问题，都是“没什么所谓”的。或者借用一个哲学的说法，都是“假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不要说争不出什么名堂，即便争得出，也没什么实际效益。既然如此，争论它干什么？显然，广州人广东人的文化性格和[屏蔽]开放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屏蔽]开放的原则是“不争论”，而广州人也好广东人也好，都不喜欢争论。
　　但，这丝毫也不意味着广州或广东无思想。恰恰相反，在风云变幻天翻地覆的中国近代史上，广东有着“思想摇篮”的美称。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屏蔽]，在这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发出了震惊全国的声音，其影响极为深远。[屏蔽]、毛泽东、邓[屏蔽]，这三个对本世纪中国的命运前途和思想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人物，一个出在广东，一个出在湖南，一个出在四川，而不是出在北京、上海，是耐人寻味的。事实上，广东不但出思想家，而且广东的思想家，不是[屏蔽]者也是革新者，没有一个是保守派。这其实也正是广东文化或日岭南文化的特点，即“生猛鲜活”。生猛鲜活是和枯朽陈腐完全相反的。生就是有生命力，猛就是有爆发力，鲜就是有新鲜感，活就是运动性。生则猛，鲜则活。相反，枯则朽，陈则腐。这也正是一个古老帝国的古老文化可能会要遇到的问题。看来，岭南文化能够具有生猛鲜活的风格，或许就因为它“天高皇帝远”！

　　广州与内地城市之最大区别，也许还在于其经济生活方式。
　　中国传统社会的内地城市，基本上是出于两种目的而建立的，这就是“政治”和“军事”。主要出于政治目的而建立的叫“城”，主要出于军事目的而建立的则叫“镇”。镇。有重压、[屏蔽]、抑制、镇服和[屏蔽]据守等义。所以，重要或险要的地方叫镇，在这些地方设立郡邑或派重兵把守也叫镇。镇以军事而兼政治，城以政治而兼军事，故北京是“城”，武汉是“镇”。城讲“文治”，镇重“武备”，它们都不会把商业和商品生产放在首位。
　　广州却是另一种类型的城市。尽管广州建城很早，且有“羊城”、“穗城”、“花城”等等别名，但广州的城市性质，却主要不是“城”，也主要不是“镇”，而是“市”。由于“天高皇帝远”，也由于历代王朝对广州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广州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走的是与内地城市完全不同的另一条道路。它不像“城”或“镇”那样着重政治和军事，却颇为重视商业和商业性的农业、手工业。早在汉初，它就已是我国南方重要的港口城市；到唐代，已发展为全国最大的外贸港口；至宋时，则已成为世界著名港口之一。明清两代，广州作为我国重要的通商口岸和外向型农业、手工业基地，商品经济和海洋经济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人口增多，市场繁荣，与海[屏蔽]往频繁。据统计，乾隆十四年至道光十八年这90年间，外轮抵港多达5130艘。鸦片战争时，广州的进出口吨位数达28万吨（同期上海只有9万吨）。海洋经济带来的商业气息，给广州和整个岭南地区注入了不可低估的经济活力，造成了一种新的气象。与之相对应，整个珠江三角洲“弃田筑塘，废稻种桑”，成为商品性农业生产基地；而广州则成为商品性手工业的中心，并以工艺精美而著称于世，有所谓“苏州样，广州匠”之美名。（图二十七）
　　 

　　在商言商。广州既然是“市”，则广州之民风，也就自然会重财趋利。明清时有民谣云：“呼郎早趁大冈墟，委理蚕缥已满车。记取洋船曾到几，近来丝价竟何如。”可见亦农亦商、亦工亦商已成风尚，市场、价格、交易等等也已成为人们的日常话题。至于经商贸易，当然也是广州人竞趋的职业。
　　广州的这种民风，历来颇受攻击。但这些攻击，显然带有文化上的偏见。要言之，他们是站在“城”和“镇一的立场来攻击“市”。“市”确乎是不同于“城”和“镇”的；不论“城”也好，“镇”也好，它们都主要是消费性的城市，其财政开支主要依赖农业税收，部分依赖商业税收，生产者少，消费者多。即以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为例，是年北京70万人中，不事生产的八旗子弟和士绅官员就有28万人，占总人口的40％。这些人不必躬耕于垄亩，叫卖于街市，自然可以高谈阔论于茶座，浅吟低唱于青楼，大讲“义利之辨”或“逍遥之道” 然而“市”却是生产性的。什么叫一市一？“市，买卖之所也。”既然是买卖，就必须不断地买进卖出，才叫“生意”。不做生意，钱放在家里，自己不会生儿子，老板也不会有饭吃。因此，一个“市”，只要它一天不从事商业生产和商业活动，便立即会丧失生命，失去存在的意义。生意生意，有“生”才有“意”。这就必须“生产”。生产，才有饭吃。所以，“城”与“市”的文化性格往往不同，而城里的人和市上的人也多有差异。要之，城多静而市多动，城多雅而市多俗，城里的人多会说而市上的人多会做，城里的人多务虚而市上的人多务实。究其所以，大约也就是后者必须自己谋生而前者大可不必之故。
　　于是，我们便大体上知道广州人为什么不喜欢争论，为什么自主意识特别强，以及广州为什么会有生猛鲜活的风格，而且总是和内地不一样 就因为广州是“市”，是中国最老也最大的一个市场。上海也有“市”的性质。但上海主要是外国人做生意而中国人当职员，广州却是广州人自己当小老板。所以，当中国讳言“市场经济”时，以职员为主体的上海人很快就适应了计划经济，广州人血液中的商品经济因子却依然存在。结果，广州和广东人走在了[屏蔽]开放的前列，上海人却费了老半天才反应过来。广州，毕竟是“老牌的市”

　　　　　　　　　　　　　 三　广州是个大市场

　　的确，从某种意义上说，广州是个大市场。
　　与上海一样，广州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也是一个“买东西的地方”。在[屏蔽]开放以前的那些年头，甚至[屏蔽]开放之初，中国人即便手上有一两个小钱，也是买不到什么东西的。那时，谁要想买点好东西，就得想办法到上海或者广州去。上海的好处是能买到国产的精品，广州的好处则是能买到不多的一点新潮的进口货，或者出口转内销的新产品，不过要用侨汇券或外汇券。外汇券是从1980年4月1日开始发行的，1995年1月1日起停止使用，现在已成了一种收藏品。那时，外汇券可是宝贝。有了它，就可以到友谊商店去买别人买不到的东西。不过，外地虽然也有友谊商店，东西却没有广州的多；而在广州，使用外汇券也不一定非得在友谊商店，其他某些商店如南方大厦也可以用。所以，外汇券真正的用武之地还是在广州。1982年，广州的亲戚给了我们一点外汇券，我们捏在手里半天不敢用，在广州转了好几家商店，才给女儿买了一条裙子。总之，尽管上海和广州都是当时中国人心目中的购物天堂，但性质却是不一样的。上海更像一家自产自销的工厂，南京路、淮海路什么的不过是它的gate市部；广州则更像一个讨价还价的市场，街面后的城市只不过是它的大库房。
　　最能体现出这一微妙差异的是两条有名的街：上海的南京路和广州的高第街。90年代以前，外地到上海或广州购物的人，尤其是打算买点漂亮衣服或日用小百货的人，几乎都要到这两条街上去逛一逛。但细心的人很快就会发现它们的不同：南京路上的商店主要是国营的，高第街上的摊档则基本是个体的；南京路上出售的主要是上海国营工厂的产品，高第街上卖的却不知是摊主们从哪里倒来的“进口货”。高第街是广州一条商业街，早在清代就颇有名气，当时主要经营日用品和工艺品，广州的女人有事没事隔三差五就要去光顾一番，因此又叫“女人街”。[屏蔽]开放之初，它便更是[屏蔽]着时尚[屏蔽]着潮流，服务对象也不止于女人，还包括所有爱漂亮讲时髦的小伙子。80年代中期，高第街共有640多个个体摊档，出售各种新潮服装和化妆品、小商品，甚至还有从海外带来或走私进来的旧时装。满载着鼓鼓囊囊蛇皮袋的“雅马哈”出出进进，而喇叭裤、牛仔裤、T恤衫、幸子衫等当时的时髦服装，也就从这里走向全国。可以这么说，80年代初的中国人，是从高第街开始羞羞答答地改变着服饰，同时也悄悄地改变着生活观念和人生态度的。
　　时过境迁，现在的高第街已不像当年那样风光 因为在广州，这样的街已越来越多越来越好越来越专业化，比如上下九的扣子一条街，大新路的鞋子一条街，康泰路的建材一条街，大南路的鲜花一条街，以及天河电脑城和海印电器城等。和二十[屏蔽]相比，中国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都大大提高了，消费观念和生活观念也大不同于前。人们不再会去讨论诸如“喇叭裤能否吹响‘四化’的号角”之类的问题，牛仔裤和T恤衫也不再是“时髦女郎”或“问题青年”的专利。全国各地都有紧跟潮流的服装市场，犯不着再到高第街来凑热闹。现在，来广州的外地人多半要去的地方，是大沙头海印桥下的电器城。这里云集了1000多家商铺，是国内最大的家用电器集散地。其特点是价格便宜，品种齐全，但凡你听说过或想得到的家电，这里都应有尽有，而且保证是最新潮的。国外最新的家电产品刚一推出，这里就会立即上市。这也正是广州作为一个大市场的特征所在：反应敏捷，确保满足消费的需求。
　　当然，作为一个成熟的市场，广州不但有“新”，也有“旧”。追新的人可以去天河城。那里荟萃了Jessica、Courlor、Eighteen、淑女屋等众多的名牌时装专卖店，其布局和气派已直追香港的太古广场或置地广场。[屏蔽]的人则不妨去上下九。那里不但有永安百货、广州酒家、清平饭店和莲香楼等老字号，也有众多的不起眼的小“士多”。在上下九街道两旁的老骑楼下走过，老广州那亲切质朴的平民气息就会扑面而来。难怪这里会辟为广州第一条步行街 的确，走在这条街上，你能找回许多关于老广州的记忆和感觉。（图二十八）
　　 


　　逛上下九，最好能去吃一碗牛腩粉，或者吃一次下午茶。
　　广州不但是一个“买东西的地方”，也是一个“吃东西的地方”，要不然怎么说“食在广州” 中国是一个饮食文化极为发达的国家，全国各地都有好吃的东西，并非只有广州才是“食的天堂”。事实上，除“食在广州”外，也还有“吃在成都”、“吃在扬州”等说法。但在我看来，成都、扬州等和广州相比，还要略逊一筹。这不仅因为广州的菜肴和点心内容丰富、品种繁多、做工精美、品味极高；也不仅因为广州人什么都吃，——“草原吃羊，海滨吃蟹，广州人吃崩了自然界”；还因为只有广州，才二十四小时都在吃。
　　吃的节目是从早上6点来钟的“饮早茶”开始的。别看这时天还没有大亮，开设早茶的酒楼却已人声鼎沸。经过多年粤文化的普及，内地人都已知晓，所谓“饮早茶”并不是喝茶，或并不只是喝茶，而是吃点心，如虾饺、凤爪、肠粉、春卷、牛肉丸、马蹄糕，还有猪肝粥、鱼生粥、皮蛋瘦肉粥等各种粥类和青菜。老广州人是很看重早茶的，有“一盅两件叹早茶”的说法。叹，在粤语中是“享受一的意思。清早起来，在街上溜达溜达，然后走进酒楼，挑一张桌子坐定，即有小姐来上茶。再随便要一两样点心，便可以边吃边聊直到早茶收档，可真的称得上是“叹世界”（享清福）
　　早茶一般10点左右收档。稍事整理后，午饭便开始 广州人中午在外吃饭的不多，一般在单位吃食堂或在公司吃便当。因为下午还有事，所以中午饭吃得都比较快，也相对比较简单。2点一过，午饭结束，下午茶又开始 午茶的内容形式与早茶没有什么两样，热衷者也多为老广州人。不过据我观察（不一定对），饮早茶的似以老先生居多，饮午茶的则以老太太居多。大约因为老先生早上比较有闲（中午要午睡）而老太太下午比较有空（早上要买菜）吧！忙完了一天家务的老太太，正可以在这时邀几位老姐妹，一起来“倾偈（聊天）
　　午茶到5点便收档，接着便是一天中食肆最旺的晚餐。晚餐是广州人吃得最讲究最排场的一餐。因为家人也好朋友也好，惟有此时才可能相聚，而且时间有保证，能够尽兴，不至于被公务打扰。即便是应酬，也显得有诚意。因此一到华灯初上，广州的酒楼便人满为患。吃完晚餐，如果是老友相逢，则可能还要去饮晚茶。饮晚茶的，似以中青年居多。因为老先生也好老太太也好，这时都已吃完晚饭冲过凉，在家里看电视或者搓麻将 他们没有太多的精神和胃口来应付晚茶，而对于精力充沛的中青年来说，真正的夜生活这时才开始。酒足饭饱之后，可以饮至深夜的晚茶是很好的放松和休闲。朋友们正好促膝谈心，亦不妨找一两位小姐来随便坐坐，便会觉得一天的劳累有了补偿。
　　如此一日三餐三茶之后，广州人“食”够了 没有。深夜，可以说才是“食在广州”的[屏蔽]，广州人称之为“去宵夜”。广州人原本就有过夜生活的习惯，近年来由于物质的丰富和收入的增加，宵夜的人越来越多，经营宵夜的食肆也越来越火爆。毗邻海珠广场的胜记大排档、沙面的新荔枝湾、珠江北岸海印桥脚下的西贡渔港，都是宵夜的好去处。每到深夜时分，这里便灯火辉煌，食客如云，热气沸腾，构成独特的“广州风景”。宵夜一直要开到凌晨6点，接下来便是新一天的早茶。这种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餐饮接力赛，在内地尤其是在北方城市，不但罕见，而且不可思议。但这又恰恰是地地道道的“广州特色”。尤其是早茶、午茶、晚茶和遍布广州大街小巷的大排挡，最能代表广州的城市风情。因此有人说，只有终日流连于这些地方的主儿，才能真正体会“食在广州”的含义（《新周刊》1998年第5期安宁文）。
　　还有一点也不可不提，那就是“食在广州”并不等于“食广州”，而毋宁说是“食全国”甚至“食世界”。在广州，只要有钱，没有吃不到的东西。海南文昌鸡、东北炖粉条、西安羊肉泡、成都酸菜鱼之类自不必说，法国鹅肝、德国红肠、韩国烧烤、日本刺身，也都绝对地道绝对正宗。广州，就像是一座应有尽有的大酒楼。（图二十九）
　　 


　　其实，这正是市场的特点。
　　市场是干什么的？有人说市场就是花钱和赚钱的地方。这话并不全对。应该说，市场就是通过满足人们的需求，让一部分人心甘情愿花钱，另一部分人心安理得赚钱的地方。因此，越是成熟的市场，就一定越能多层次全方位地满足人们的需求。
　　广州的好处也正在这里。广州允许“摆款”（铺张），也宽容“孤寒”（吝啬），而且摆能让你摆个够，省也能真让你省下来。广州有豪华气派得让一般人不敢擅入的大酒楼、时装店、精品屋，也有遍地开花的摊点和大排档。在广州，花一万块钱买件衣服或者吃一顿不算什么，只花十块钱买件衣服或者吃一顿也很平常。那个在大排档吃牛腩粉的可能刚做完一笔大生惫，那个在街头买削价商品的也可能刚花40万买了一套房子。广州允许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活法，也允许同一个人有不同的活法。
　　但有一点则大体上是共同的，即广州人都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不管怎样“食”，归根结蒂都是“食自己”。因此，倘若自己并无可“食”之处，那就谁也帮不了你啦！所以，比别的地方人爱吃会吃的广州人，往往也比别的地方人肯做会做。的确，“市”上的人，要比“城”里的人更懂得“民以食为天”的道理。广州人有句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叫“揾食”，也就是“谋生”的意思。“揾”即“找”，“食”要自己去“找”，再明白不过地说明了“市”上的人，多半是自食其力者。对于他们来说，生活是实实在在的事情，也是必须付出劳动、智慧和时间的事情。如果你不能为此付出实实在在的代价，那么，对不起，你就只好饿肚子、喝西北风，或者用广州话说，只好“吊砂堡一
　　所以，为了“揾食”，广州人便不怕忙得“满天[屏蔽]”。“满天[屏蔽]”是广州人的一句口头禅，意思是不可开交、难以应付。但广州人再忙，也不会说“忙死”。因为“忙”，原本为了“揾食”，为了活得更好，怎么能说“死”？没法子，只好拿[屏蔽]来开开心，放松放松，调剂调剂。不过，[屏蔽]也帮不了太多的忙。温食，还得靠自己。
　　同样，为了“温食”，广州人便不惜把自己的时间也放进“锅”里去“炒”，叫做“炒更”（也就是业余兼职）。落班放工以后，再打一份工，挣一份钱，辛苦是辛苦，可日子也就要好过得多。从某种意义上讲，“炒更”的过程，也就是品味时间价值的过程，同时也是品味自身价值的过程。所以不少的广州人都乐此不疲。这实际上也是只有“市”上才有的文化奇观，“城”里的人往往连想也不敢想（现在自然都已“见贤思齐”了）。在这里我们似乎又可以看出“城”与“市”的区别：“市”上的人要比“城”里的人思想更活胆子更大。你想想看，广州人连时间都能“炒”，还有什么不能“炒”？广州人连“更”都能“吃”，还有什么不能“吃”？但“炒更”也好，“炒”别的什么也好，总归是“食自己”。单凭这一点，“吃别人”的人，尤其是吃着公款还要学着广州人在饭桌上扣指为谢以为摆谱的人，就没有多少资格来教训他们。
　　一个辛辛苦苦在广州“温食”的人，当然也有资格“食在广州”。其实，广州有那么多的“食府”和“食客”，归根结蒂，就因为广州是“市”，广州人的生活已经市场化商业化 生活在这样一个城市里的人，没有兴趣也没有必要把时间都花费在做饭洗碗之类的事情上。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总是有限的，它们应该用于两件事情，一是“博”（拼搏），二是“叹”（享受）。实际上，广州人走进酒楼，并不完全是为了享受，不少人也是为了生存。因为，“在广州，茶楼酒肆成了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不进茶楼酒肆，是无法融入广州的商业社会的。许多信息是从饭桌上听来的，而要做成生意，喝茶吃饭更是少不了的节旷（《新周刊》1998年第5期周善文）。看来，吃饭有时也是找饭吃（揾食）。有多少人能够“食谷种”（吃老本）
　　这就是广州，这也就是“市”。生活在这样一个城市里的人，自然会有些他人以为怪异的地方。

　　　　　　　　　　　　　　四　“市态”种种

　　“市态”？有没有搞错？
　　没错。广州是“市”，广州的“世态”，当然也就是“市态”。（图三十）
　　 

　　“市态”的特点是商业性。
　　广州话中有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字——“抵”。抵，有忍受、忍耐的意思，如抵冷（耐寒）、抵力（费劲），抵肚饿（捱饿）等，但更多地还是表示“等值”。最常用的，是表示“划得来”、“花得值”。到酒楼美餐，吃得大快朵颐，叫“抵食”；到商场购物，买得称心如意，叫“抵买”；到歌舞厅[屏蔽]娱乐中心潇洒一回，玩得兴高采烈，叫“抵玩”。顾客满意，老板开心，看着大把的票子进账，心里暗叫“抵赚”。会赚钱的也会花钱，会花钱的多半也会赚钱，这就叫“抵手”（能干、有本事）。如果没有赚钱的能耐，那就只有坐以待毙，大约也就只好叫“抵穷”（活该受穷）乃至“抵死”（该死） 广州人的商业意识和价值观念，由此可见一斑。
　　诸“抵”之中，最有意思的还是“抵锡”。锡，也就是吻。都说爱情无价，广州人偏偏说有。价值几何？也就“一锡（吻）”而已。深深爱着你的人为你奉献一切，尽心尽力，总该有所回报吧？拿什么回报？黄金有价情无价，还是道一声“抵锡”吧！轻轻的一个吻，比什么东西和多少钱，都“抵”。正如饶原生所说：“爱的奉献最需要爱的回报”（《粤港口头禅趣解》）。
　　广州人还有一个用得很多的词，叫“睇数”。它的本义，是结账、算账，而且主要指在食品店用餐后服务员来结算账目。比方说，一个人小赚了一笔，高兴了，要请朋友吃饭，便会说，呢餐我“睬数”！但是，一个女孩子如果不慎婚前与恋人暗结珠胎，那么，她的家人便会找到那男孩，说：你应该“照数”的！这就看不懂 难道这种事情也要结账？原来，这里的“睬数”，是“负责”（当然也包括“认账”）的意思。所以，广州人如果要表示对某件事负责，便会说：“我睇数！”“负责”要用“埋单”来表示，可见广州之“世态”确实是“市态”。
　　当然，广州人也不会什么事情都“睇数”的。睇，也就是看。一餐饭吃完了，服务员把单拿来请你付账，你当然要看看上面的数。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埋单”才叫“睇数”。显然，“睇数”不“睇数”，要看“抵哈抵”（值不值）。“抵”，就“睇数”；“唔抵”，当然也就不“睇数”。此外，也还要看自己有没有能力“睇数”。没有能力，却随随便便表态“我睇数”，不是“赣居”（傻瓜、笨蛋），便是“大只讲”（空口说白话，说话不算数的人）。遇到这样的人，你千万不要信以为真，还是自己设法去“埋单”为好。
　　总之，“睇数”，是做人的准则，尤其是在一个讲究信誉、看重合同、尊重契约的商业社会做人的准则。诸如此类表现商业社会性质的广州方言还有许多。比方说，一个老姑娘，拖到三十出头了，还没有嫁人，便会被左邻右舍三姑六婆说成是“卖剩蔗”。甘蔗被人挑来拣去，挑剩下了，当然不大容易再卖。其实老姑娘的不嫁，原因很多，并非一定是嫁不出去。倘若她根本就不想嫁人，则这些左邻右舍三姑六婆，便多少未免有些“八卦婆”（多管闲事的女人，又叫“八婆”、“八妹”）的味道 再说，把“嫁人”说成是“卖甘蔗”，也甚为不妥。不过，这句话，倒是十足的“广州话”。广州四乡盛产甘蔗，而广州人又爱把什么都说成是做生意。
　　最有趣的也许还是广州人的道谢。广州人道谢，叫“唔该”。如果要加重语气，则再加一个“晒”字，叫“陪该晒”。它不但有“谢谢”、“多谢”的意思，还表示“请”、“劳驾”、“借光”、“对不起”等等。比如“晤该借歪哟”（劳驾请让让），或“还番枝笔界你，陪该晒”（这枝笔还给你，多谢）。既然要劳驾别人帮忙，或谢谢别人的帮助，为什么还要说别人“唔该”（不应该） 原来，“唔该”（不应该）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意思是说，像我这样的“小人”、“小店”和“小事”，实在是“唔该”劳您老人家“大驾”，或“唔该”被您老人家如此惠顾的。不过，“唔该”归“晤”，劳驾还得照旧劳驾。只不过自己得了实惠以后，道一声“唔该晒”就好

　　显然，这里仍有某种商业气息在里面。因为所谓对方“唔该”（不该），其实是盖因自己“唔抵”（不值）。双方好像做了一笔不等价的买卖，当然要道谢
　　请求帮助和表示感谢的人既然自己认为“唔该”（不该）或“唔抵”（不值），被感谢的人当然也不能表示受之无愧，而必须说“湿碎”或“湿湿碎”。湿，也就是“湿柴”；碎，当然是“零碎”。湿柴烧不着，零碎不足道，一声“湿湿碎”，也就抵消了对方的歉意。这意思无非是说：我这一点点“小帮小忙”、“小思小惠”，实在“晤该”（不该）受此重谢。那意思，就好像只卖了一碗白粥却收了十块钱小费似的。这样一来，双方当然都很体面，也都很高兴。所以，广州人在要请别人帮忙或受惠于人时，总要说一声“晤该晒”，而对方也多半会说“湿湿碎啦！”
　　这就颇有些像咱们“国语”中的“对不起”和“没关系”。所谓“对”，就是“面对”。既然是面对，那就要有“面子”。没有面子，就不能面对，也就会“错过”或“耽误”，这就是“错误”。所以，一个人，如果犯了错误，误伤了别人的面子，就要说“对不起”。这意思是说，我原本也想“对”的，只是因为自己面子太小，想“对”而“对不起”。接受道歉的人当然不能公然承认对方的面子“对不起”自己的面子，便只好说“没关系”。也就是说，咱们根本就没有“面对”过，哪里存在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事情？不过现在既然已经“对话”了，自然还是“对得起”。这样一来，当然大家都有面子。
　　上述说法的共同特点，是贬低、自己抬高对方。这也是咱们的“国风”，礼仪之邦，抑己扬人。不过，“对不起”是贬低自己的“人格”，“陪该晒”和“湿湿碎”则是贬低自己的“价格”。因为所谓“湿柴”，原本是指国民档G0vern.ment垮台前发行的那种不值钱的“金元券”，而“碎”则有“碎银子”之意。广州是“市”，当然说来说去，一不小心，就总会说到“钱”上去
　　看来，广州人和北方人一样，也是要念“面子经”的。只不过，北方人的“面子经”，主要是“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广州人的“面子经”，则更多了一些“经济学”的内容。
　　广州人的“面子”，有、个洋名儿，叫“菲士”，亦即“血ce”（脸）。一个广州人，是不可以没有“菲士”的，就像不能没有脸一样。穿名牌衬衣著名牌皮鞋戴名牌眼镜，是为了“菲士”；把家里装修得像“星级宾馆”，年节时婚礼上散发馈赠的“利市”（红包）涨鼓鼓的，自然也是为了“菲士”。如果是未婚男女“相毗（相亲），或带“小蜜”到咖啡厅“蜜斟”（密谈），当然更要讲究“菲士”：地点须是“五星”，出人自然“打的”（有私家车则更好）。至于“家底”如何，则又当别论。不管怎么说，晤可以没晒“菲士”的。
　　什么人最有“菲士”？自然是“波士”。“波士”就是[屏蔽]者、负责人、老板、头儿、上司。这些人，颐指气使，说一不二，自然是派头十足，“菲士”大大地有。更何况，广州人的头脑里，既有传统社会中的等级观念，又有商业社会中的经济意识，对于既有权又有钱的“波士”（老板），当然至少是会客气得很。
　　说起来，“波士”这个词，倒也一语双关，妙不可言。“波”这个词，在广州话中多半指“球”，比如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但不包括网球、羽毛球、康乐球等）。所以，打球叫“打波”，看球叫“照波”，而球艺特佳者便叫“[屏蔽]”。如此，则“波士”岂非就是“球人”？饶原生《粤港口头禅趣解》一书说，港人最早使用“波士”一说，可能是因为老板的大腹便便而对“波”（球）产生了联想。这当然只不过是有意的“趣解”。因为“波士”是“boss”的音译，意谓总经理、大老板、资本家，“波产则是“bail”的音译，不搭界的。
　　不过，把老板（波士）看作“球场上的人”，也没有什么不合适。因为商场如战场，战场亦如球场，都是群雄逐鹿心竞力争必须一“搏”的地方。同时，也正如饶原生所说，是“观众们的眼睛聚焦所在”。所以亦无妨视彼“波”为此“波”。况且，视商场或官场如球场，比起视之如战场来，总多少要让人觉得轻松一点。
　　也许，这又体现了广州文化的一个特点，强调意念作用，讲究心理调节。它的一个极端的表现，就是所谓“意头”。
　　广州人的讲究“意头”，在外地人看来，几乎到了“神经病”的地步。公司开张、儿女婚嫁固然要一择吉”，便是随便吃点什么东西，也要讲“意头”。广州菜肴五花八gate、丰富多彩、数不胜数，“意头”也就讲究得无奇不有。比如，发菜蚝豉叫“发财好市”，发菜猪手叫“发财就手”，发菜香菇叫“发财金钱”，这些菜在喜宴上特别受欢迎。至于猪舌谐音“赊”，猪肝谐音“干”（枯），丝瓜谐音“输”，苦瓜有个“苦”字，当然叫不得，于是改叫“猪利”、“猪润”、“胜瓜”、“凉瓜”。广州姑娘爱吃一种名叫“士多啤梨”的水果，外地人还以为是什么进口新品种。及至拿来一看，才恍然大悟：“不就是草莓 ”广州人一听这话，立马就会叫起来：“衰过你把口！乜‘霉霉’声 ”
　　这就未免让人有动辄得咎之虞。事实上，外地人到广州，常常被告诫说话做事要注意“意头”。比方说，朋友结婚，断然不可送钟（终）、梨（离）之类，否则你花了钱还不落好。于是外地人只好苦笑：这算什么事吧！也有人说：投机心理嘛！还有人解嘲似地说：广州人反正“投资”、“投机”分不清。他们既然要“投资”，就免不了会要“投机”啦！
　　对于广州人这种讲究“意头”的文化习俗和文化心理，我倒是主张无妨宽容一点。好歹这种讲究并没有什么恶意。关键在于讲究者们自己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如果是真信那玩意，而且信到“执迷不悟”的程度，当然是“迷信”，既可笑，又不必。如果只是表达一种愿望，说说而已，就没有什么非纠正不可的 当然，其不宜提倡，也毋庸置疑，因为从人类学的角度讲，这无非是一种“巫术遗风”。都什么年头了，还信巫术
　　事实上，广州人也并不认为“意头”就是决定一切的。
　　广州有这样的话：“晤好靠撞彩”，意思是要靠自己努力，不要靠碰运气。如果只想碰运气，那就会“望天打卦——没着落”。“迷信”的广州人，居然会说出这么一句嘲讽算命先生的歇后语，想想真是好笑，却也并非没有道理。旧时广州算命先生多，而广州的天气又多变。没准那算命先生刚刚夺下海口，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就会把他浇成个落汤鸡。于是乎，丢了饭碗的算命先生，便只好“望天打卦”，给老天爷算命 所以，当广州人问起某件事是否落实时，往往就会诙谐地说上一句：“望天打卦 ”
　　“望天打卦”靠不住，靠得住的便只有自己。
　　所以，广州人极其看重一个“搏”字。中国第一位乒乓球世界冠军容国团就说过：“人生能有几回搏？”这正是“广州精神”的一种体现。广州方言中有不少表现这种拚搏精神的话，比如“照杀”、“擒青”、“搞掂”，甚至“搏硒老命”。“搏晒老命”当然是“拚了老命”，而“照杀”则是“下定决心”。比方说：“呢件事几大都照杀”，就是“这件事无论如何也要完成”的意思。“下定决心”要用“照杀”这样“杀气腾腾”的词来表达，无非表示了一种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决心。有此决心，当然也就能把事情样样“搞掂”。为了“搞掂”，哪怕鲁莽（擒青）一点，或被人视为一擒青”，也在所不惜。这是什么精神？当然是拼搏精神。
　　有此精神，故广州人不怕“食头著”，也就是“敢为天下先”。事实上，广州和整个广东地区的经济腾飞，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种敢于“食头著”的精神。许多内地人连想也不敢想的事，广州人和广东人连想也不去想就做 等到内地人醒悟过来，也照着广东经验来做时，其差距已不可以道里计。这，便正是“市”优于“城”和“镇”的地方。因为“市”是以经济活动为命脉的，而任何一个所谓“经济人”都明白，商战有如艺术，最忌讳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跑。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胜利的桂冠永远只属于敢于“食头著”的人。

　　广州人敢于“食头箸”，也敢“炒鱿鱼”。
　　炒鱿鱼，是粤港两地的流行语，现在已为国人所熟知。它的意思，就是“丢饭碗”。因为广州人炒鱿鱼多为炒鱿鱼卷而非炒鱿鱼丝。精巧的刀功加热油武火，鱿鱼片就会卷曲起来，颇似丢了饭碗卷铺盖走人之状。不过我们说广州人敢于“炒鱿鱼”，却不是指老板敢“解雇”，而是指员工敢“跳槽”，——“炒”老板或单位的“鱿鱼”。正如“个体户”最早出现在广州，“炒鱿鱼”也最早是在广州成为风气。当许多内地人还恋恋不舍于“大锅饭”、“铁饭碗”，不愿告别“单位”，担心可能“下岗”时，广州人早就在“跳来跳去” 在今日之广州，至少有两件事是大家都习以为常的：一是“炒更”，即业余兼职；二是“跳槽”，即另谋高就。也许，除深圳这个经济特区外，广州“炒更”和“跳槽”的人是最多的，空间也是最大的。在广州，换了职业换了单位，比换了老婆更不值得大惊小怪。没有人会在乎你跳来跳去，也没有人会指责你心无定性。对于生活在一个最大市场中的人来说，这和货物的出出进进、商品的花样翻新没什么两样，也和公司商店的关gate开张一样正常。
　　于是，我们在广州看到的，便不仅是“怪异”，更是“活力”。
　　活，正是“市”的特征。因为所谓“市”，就是以商品的流通为存在依据的地方，讲究的就是一个“活”字。所谓“无商不活”，即此之谓。事实上，正是商品生产和商业活动，造就了广州的“生猛鲜活”；也正是商品生产和商业活动，成就了广州的“生猛鲜活”。请回想一下，在[屏蔽]开放以前，在建立起“so.cia-lism市场经济”的观念以前，有谁感受到广州的“生猛鲜活” 也就是感到怪异吧！
　　问题是，这种活力究竟能维持多久？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为广州和广东感到担忧。
　　已经有人指出，广州这个城市“总是起模范带头作用，而且每次都来势凶猛，但往往都是虎头蛇尾”（萧森林《最说不清的城市：广州》）。比如康梁维新和国民[屏蔽]都是。北伐军从广州出发，浩浩荡荡一路乘胜前进，然而一打到上海，就没广州什么事 这当然与广州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地位有关，——远在南海一隅的“化外之地”岂能号令全国？但与广州的城市性格也未尝无关。广州的风格是“生猛鲜活”，而“生猛鲜活”者往往不能“深入持久”，就像短跑运动员并不适合跑马拉松一样。那么，这一回，再一次走在中国[屏蔽]前列，为中国的[屏蔽]开放贡献了个体户、乡镇企业、“三来一补”和“先富起来”经验的广州和珠江三角洲，在[屏蔽]开放全面铺开、上海和长江三角洲迅速崛起的今天，还能保持“生猛鲜活”的势头 我们不免有杞人之忧。
　　有人认为，在经历了20年[屏蔽]开放之后，广州和广东作为“探险队”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作为“先行官”的特殊角色也即将结束。广东将归于平静和平常，广州也将重新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省会城市。从某种意义上讲，这话并不错。自古以来，就有“风水轮流转”的说法，何况是在这个“各领风[屏蔽]三五年”的时代？没有哪个城市应该总是成为瞩目的中心，广州也一样。但，每次都冲锋陷阵在前的广州，敢于“食头著”、敢为天下先的广州，以自己上千年商业传统为其他兄弟姐妹们“摸了石头”的广州，难道就该这样悄然退场？她难道就不该在这个最适合自己发展的时代，创造出一种更辉煌的新文化？
　　因此，我们还想多说几句。

　　　　　　　　　　　　　　　五　多说几句

　　广州文化要想走向大气磅礴、灿烂辉煌，并不容易。
　　广州广东的崛起，无疑是一得天时（[屏蔽]开放），二得地利（毗邻香港），三得人和（广东人原本就是“经济人”），但自身的文化准备却明显不足。不能不承认，广州文化也好，广东文化也好，基本上是一种褊狭的地域文化，而且受香港的影响太大（有所谓“香港打个喷嚏，广州就会感冒”的说法）。香港虽非“文化沙漠”，但香港高品位学术文化之微弱，也是不争之事实。同样，广州文化不如北京、上海之大气，恐怕也是不争之事实。随便举个例，一件名牌西装，穿在广州人身上，也许只能穿出阔气；穿在上海人身上，便可能穿出教养。穿衣尚且如此，更逞论思想学术、文学艺术 文化的建设毕竟是一件需要长期积累的事情，不可能“生猛鲜活”地一蹴而就。历来只有经济上的“暴发户”，却从来没有文化上的“暴发户”。但如果没有文化的建设作后盾，则经济上的“生猛鲜活”又能维持多久，也就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
　　看来，广州是必须认真考虑一下自己的城市文化建设问题
　　城市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城市的文化性格和市民的文化心态。这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许多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就未能很好解决。但它又不是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上海的经验就值得借鉴。上海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她的历史虽然很短，却能在经济和文化两方面都取得举世瞩目的大成就。正如一位美国政治学家所指出：“上海的显赫不仅在于国际金融和贸易，在艺术和文化领域，上海也远居其他一切亚洲城市之上”（白鲁河《中国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可见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并不矛盾，而唯其两者并行，上海才成了众所公认的“大上海”。
　　在某种意义上讲，上海和广州有许多相似之处。比方说，它们都不是“城”，而是“市”。也就是说，都是靠经济建设“起家”的。而且，老实说，广州的文化条件比上海要好得多。上海毕竟是新兴城市。偌大一个上海，什么都不缺，却难得找到历史悠久意味深厚的文化景观。在这方面，广州比上海可就强多 七星岗、五仙观、越王墓、石gate泉、光孝寺、六榕寺、怀圣寺、先贤墓、海神庙、镇海楼，广州人说起来如数家珍。比起它们来，上海的城隍庙就太可怜 但是没什么一家底”的上海人却比广州人干得出色，而广州人的得意之笔则是把文化也变成了商业。（图三十一）其代表作就是“花市”和飞茶”。赏花和饮茶原本是广东人的一种文
　　 
化生活，但一进广州，也就“入乡虽俗”，变成了商业行为。这当然并没有什么不好，事实上它们还可以看作文化与商业相结合的成功范例。问题在于既然有本事把文化变成商业，那么，也就应该有能力把商业也变成文化。苟如此，则广州的文化岂非也就不让于上海 可惜并非如此。
　　也许秘密就在于上海是“滩”，是一个移民城市。因此，它就没有广州那种根深蒂固的狭隘的地域文化偏见，也就能够不但以政治上的宽松氛围而且也以文化上的宽松氛围吸引全国各地的精英人才，从而创造出独具一格又蔚为大观的“海派文化”。所以上海人没有什么“乡土观念”，而只有“社区观念”。“乡土观念”是对封闭保守的“土著文化”的认同，“社区观念”却是对开放兼容的“城市文化”的认同，这便正是上海人比广州人棋高一着的地方。
　　确实，广州文化建设的最大障碍，就是广州人那种过分地以“纯种广东土著”为自豪的呆气。我们不否认广东人确有值得自豪的地方。他们毕竟在历代王朝不那么关心过问的情况下，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也确实在经济上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但如果竟把这些成功归功于自己乡土的“风水”或“方言”，并自我陶醉到执迷的程度，就未免荒唐可笑和小气呆气 可惜广东人似乎确有些这种呆气。据说他们当中某些老派的人物，在美国居留三代，还只会说一种被美国人讥为“破碎英语”的憋脚英语，不会说甚至听不懂国语，更不足为奇。这就与同为古代“百越文化区域”的福建厦gate一带以说普通话为有文化、有教养的标志，实大相径庭；也与广州广东地区将要争取的历史地位大相矛盾。因为如前所述，一个城市的真正城市化水平，是与它的开放程度和兼容程度成正比的，其中，就包括语言的开放兼容程度。广州要成为“大广州”，就必须创造一个与这一历史地位和光荣称号相适应的文化环境和语言环境。这是广州走向全国的前提条件，也是广州容纳全国尤其是容纳全国精英人才的前提条件。更何况，不首先打破自己心理上狭隘的地域文化偏见，又怎么谈得上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因此我以为，广州的文化建设，也许当从推行普通话开始。
　　“点睇”（你以为如何）？

易中天《读城记》——厦gate岛xiea 发表于 2006-4-19 16: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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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gate是岛。
　　厦gate岛很美很美。
　　厦gate岛的美丽举世闻名。
　　中国以岛为市的城市并不太多，最有名的也就是香港和厦gate。香港的有名是因为它的繁华，厦gate的有名则是因为它的美丽。海边的城市多半美丽，如大连、青岛、烟台、珠海，厦gate则似乎可以看作它们的一个代表。凡是初到厦gate的人，几乎无不惊叹她的美丽。这里阳光灿烂，海浪迷人，好花常开，好景常在。128平方公里的一个小岛，到处飞红流翠、燕舞莺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厦gate人整个地就是生活在一个大花园和大公园里，至少鼓浪屿必须整岛地看作一个花园或一个公园，而厦gate的那些学校，从厦gate大学到双十中学，也都是大小不等的公园和花园。即便在那个“不爱红装爱[屏蔽]”的年代里，全身披挂的厦gate也仍不失其少女的妩媚。诗人郭小川就曾这样描述他对厦gate的感受：“真像海底一般的奥秘啊，真像龙宫一般的晶莹”，“真像山林一般的幽美啊，真像仙境一般的明静”；“凤凰木开花红了一城，木棉树开花红了半空”，“榕树好似长寿的老翁，木瓜有如多子的gate庭”；“鹭江唱歌唱亮了渔火，南海唱歌唱落了繁星”，“五老峰有大海的回响，日光岩有如鼓的浪声”。诗人甚至称颂厦gate是“满树繁花、一街灯火、四海长风”，有着“百样仙姿、千般奇景、万种柔情”（《厦gate风姿》）。可以说，从那时起，厦gate岛的美丽，便闻名遐迩。
　　郭小川说这些话，是在37[屏蔽]。他赞美的厦gate，是作为“海防前线”的厦gate，而不是作为“经济特区”的厦gate。将近40年过去了，厦gate的变化，已非诗人当年所能想象。但不管怎么变，厦gate岛美丽如故，温馨如故，妩媚如故，灵秀如故。岂止是“如故”，而且“更上一层楼”。今日之厦gate，不仅是走在[屏蔽]开放前列的经济特区，是外向型经济格局基本形成、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城市之一，而且还是“国家级卫生城市”、“国家级园林城市”和“国家级环保城市”。走在厦gate岛上，你会惊异其洁净；深入厦gate生活，你又会惊异其文明。的确，厦gate不但美丽而且洁净，不但洁净而且文明。它的街道是洁净的，看不到果皮纸屑；它的空气是洁净的，闻不到废气粉尘；它的声音是洁净的，听不到噪音喧嚣，也少有污言秽语。一个北京的朋友在秋冬之际来到厦gate，几天住下来，竟发现衬衫的领子依然干干净净，觉得实在是不可思议。更让许多外地人感到高兴的是，厦gate的窗口行业大多有着温和的态度和良好的服务。你不会像在北京那样弄不好就被损挨训，不必像在上海和广州那样担心自己是外地人，也不用像在武汉那样随时准备吵架，因为根本就无架可吵。
　　所有这些，无疑都源自厦gate人民的爱美之心。厦gate人民是爱美的，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海上花园”之中。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其心灵自然会变得美丽起来。因此，当市委市G0vern.ment提出要把厦gate建设成“so.cia-lism现代化国际性风景港口城市”的奋斗目标时，便得到了市民们的一致赞同。可以说，“厦gate必须建设得更美丽”，已成为全体厦gate人民的共识。
　　到这样一个美丽的小岛城市去走走，当然会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
　　但，要说清厦gate的文化性格和文化特征，就不那么容易

　　　　　　　　　　　　　　　一　解读厦gate

　　解读厦gate，的确比较困难。
　　厦gate给人的第一印象和最深的印象，是它的美丽。但美丽似乎不好算作是一个城市的文化性格和文化特征。前已说过，海边的城市多半美丽。美丽是这些城市的共性，而不是其中某一座城市的个性。况且，厦gate的文化性格和文化特征，也并不同于大连、青岛、烟台、珠海这些海滨城市。看来，美丽并非解读厦gate之gate。
　　厦gate也没有多少历史文化遗产。在这方面，它远不如它的两个近邻泉州和漳州。泉州和漳州都是国务院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厦gate却不是。在历史上，厦gate原本是下属于泉州府同安县的。只是由于近一百多年来中国历史的风云变幻，厦gate才异军突起，后来居上。1842年《南京条约》的签订，使厦gate和广州、福州、宁波、上海一起，成为对外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1949年后，打开了一百年的大gate重新关闭。通商口岸变成了海防前线，连天炮火取代了过往帆墙。又过了30年，于戈化玉帛，刀剑铸犁锄，海防前线又变成了经济特区。这些戏剧性的变化，使厦gate声誉鹊起，也给厦gate蒙上了神秘的面纱。（图三十二）
　　 

　　解读厦gate不易，解读厦gate人也难。同北京人、上海人、广州人相比，厦gate人的文化性格和文化特征可以说是很不明显。一个上海人到了外地，往往会显得十分“扎眼”；而一个北京人或广州人到了外地，也比较容易被辨认出来。同样，一个外地人到了北京、上海和广州，也会有一种“异样感”。如果是到了上海，还会被上海人一眼就认出是“外地人”。然而，一个外地人进了厦gate，除标志鲜明的“观光客”外，大都很难被厦gate人认出。我自己多次遇到厦gate人试图用闽南话与我交谈的事，就是证明。同样的，一个厦gate人到了外地，也不会像上海人那样“醒目”，甚至还可能会根据他不那么标准的普通话，而视之为“广东人”。当然，厦gate人没有北京人、上海人、广州人或广东人那么多，那么有名，那么被人了解，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厦gate人的文化性格和文化特征不那么明显，恐怕也是不争之事实。
　　一个似乎可以用来作为证据的事实是：中国历来就有不少描述各个地方人文化性格和文化特征的顺口溜，比如“京（北京）油子，卫（天津）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无绍（绍兴）不成衙，无宁（宁波）不成市，无微（徽州）不成镇”；“山东出响马，江南出才子，四川出神仙，绍兴出师爷”等等，描述厦gate人的却似乎没有。也许，我们只能从下面这句顺口溜里品出一点点滋味：“广东人[屏蔽]，福建人出钱；湖南人打仗，浙江人做官。”不过，这里说的是福建人，而不是厦gate人。尽管厦gate是福建的一部分，但此说至多说出了福建人的共性，却未能说出厦gate人的个性。事实上，厦gate人的文化性格和文化特征究竟是什么，只怕连厦gate人自己也说不大清。如果你拿这个问题去问厦gate人，保证连他自己也张口结舌，说不出个子丑寅卯、周吴郑王来。
　　其实，就连“厦gate人”这个说法都成问题。人们一般并不使用这个概念，而称之为“闽南人”。外地人这么说，厦gate人自己也这么说。这固然是习惯所使然（厦gate人原本是闽南人之一分子），但同时也说明厦gate的城市人格和文化性格还不那么鲜明，厦gate人还不像上海人那样明显地不同于江浙人，当然也就不大说得清
　　说不清当然并不等于没有，只是有些含糊而已。何况厦gate的历史再短，也短不过深圳；而厦gate人与泉州人、漳州人的区别，也还是看得出的。事实上，一百多年的风云变幻，已使厦gate明显地不同于闽南的其他城市，也使厦gate人与其他闽南人多有不同之处，只是少有人认真进行一番剖析研究罢
　　总之，解读厦gate是多少有些麻烦的。所以，为了说清厦gate的城市人格和厦gate人的文化特征，我们就只好拿北京、上海和广州来做一个比较。

　　厦gate多少有点像上海。
　　厦gate与上海相似的地方很多。比方说，它们都不是什么古都、古城、古郡、古邑，而是近现代以来才兴起的新型城市；它们都远离中央政权，偏于东南一隅；它们都面对大海，被海风吹拂，海浪冲击；它们也都在国内较早地接收西方文化，较早地成为洋行职员和海外华侨的培养基地等等。上海和厦gate，都是没有多少传统文化而更多现代文化，没有多少本土文化而更多外来文化，没有多少政治文化而更多经济文化（或消费文化）的地方。
　　因此，厦gate人和上海人，至少有一点是相近的，即他们对待外来文化的心理比较平衡，对待国际社会的态度比较正常。比如说，在上海和厦gate，就很少发生围观、尾随外国人的现象。他们不会对外国人点头哈腰，也不会吐唾沫扔石头，既不称他们为“蕃鬼”，也不称他们为“老外”。又比如说，在上海音乐厅或鼓浪屿音乐厅演奏西洋音乐，观众一般都会遵守演出时不出入、演奏中不鼓掌之类的规矩，很少会发生让音乐家们感到听众“太没教养”的事。再比如说，无论上海人还是厦gate人，西装穿在身上，一般都会感到得体、自然，“像那么回事”，不像某些地方人，西装穿在身上，别人看着“不对头”，自己也觉得“挺别扭”。当然，无论上海人还是厦gate人，穿西装的次数也会比内地人多得多，而他们吃西餐也像广东人吃早茶一样自然。他们好像生来就适应西餐的口味，从小就懂得西餐的礼仪，一般不会出洋相。所以这两市的西餐店，总是生意兴隆，而不会像成都那样gate可罗雀（成都人对川菜和火锅的酷爱是压倒一切的，不过近年来成都的儿童已开始对麦当劳和肯德基发生兴趣）。甚至在重视子女教育，尤其是重视英语教育和钢琴、小提琴的教育方面，厦gate人与上海人也不乏共同之处。这恰恰都是两地较多较早地接受了西方文明的表现。
　　厦gate和上海的关系也很密切。厦gate人喜欢到上海购物（如果他们要到外地购物的话），上海人也喜欢到厦gate旅游（厦gate的外地游客以上海人居多）。厦gate的孩子如果一定要到外地上学（多半不会），那么，上海往往是他们首选的城市。凡此种种，除厦gate上海两地交通较为便利外，文化上的接近，也是原因之一。
　　但是，如果你公然提出“厦gate人像上海人”的看法，一定会遭到厦gate人的断然否定：“决不相同”，“根本两码事”，厦gate人会如是说。随便举个例：你到厦gate人家去做客，主人会热情接待你，泡茶、递烟、留饭，把自己的床让给你睡，自己去睡地板。到上海人家里做客，情况恐怕就会两样 主人的态度多半会是“客气而不热情”，而客人的感觉则多半会是“拘谨而又别扭”。余秋雨在讲到“上海朋友交不得”时，便特别指出这一点：“到他们家去住更是要命，既拥挤不堪又处处讲究。这样的朋友如何交得？”（《上海人》）杨东平则讲了一个“不是笑话”的笑话：“上海人待人真热情，快到吃饭的时候，他告诉你附近有一家价格便宜实惠的饭馆。”（《城市季风》）仅此一条，你还敢说厦gate人像上海人么？
　　对于上海人的这种种说法无疑带有外地人的文化偏见。不错，上海人待人的确不像外地人要求的那样“热情”。因为上海人讲究“绅士风度”，彬彬有礼的同时，便难免让人觉得格格不入。此外，上海人的不轻易留客吃饭，也不一定就是“小气”，多半还有怕传染疾病（上海人特别讲究卫生）的原因在内。但这并不等于说上海人就不会款待朋友（我以为上海人的态度更符合“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交友之道），更不等于上海人待人不热情。
　　当然这已是题外话。总之，厦gate人和上海人，并不一样，不好相提并论的。

　　厦gate也有点像广州。
　　厦gate像广州的地方不少。比方说，两地都是中国近代史上开埠最早的通商口岸（广州又更早），都与海外尤其是南洋关系密切，都有许多华侨在海外大展宏图并回国回乡捐资投资等等。甚至两地的建筑也不乏相同之处，比如厦gate中山路、思明路一带就和广州一样，也是“骑楼”式的建筑。
　　在生活习惯方面，两地相似之处也不少（比如两地菜肴在口味上相对比较接近而大不同于内地，唯广州菜更为精致讲究），至少是都爱泡茶。所不同的，大约仅在于广州人更爱出去喝茶（吃早茶或吃晚茶），而厦gate人更爱在家里泡茶（厦gate街面上似少见茶馆，近两年才和国内其他城市一样兴起了茶艺馆、红茶坊）。茶是中国人的爱物，中国人少有不爱喝茶的，但把喝茶当作一件事来做的，大约只有广州（或广东）、厦gate、成都几个地方。广州人虽非每天，但至少隔三差五就要去喝早茶的，成都则满街都是茶馆（与之相配套的则是公共厕所也比厦gate多得多）。成都人爱泡茶馆，原因之一，诚如余秋雨所言，是成都文化积累丰富，话题甚多，无妨将历史与种种小吃一并咀嚼，细细品尝，然后用一杯又一杯的花茶冲下肚去。厦gate没有那么多的历史，没有那么多的话题，自然也就没有那么多的茶馆。真不知厦gate人在泡茶时，都说些什么。喝茶的方式，成都厦gate两地当然也迥异。成都人用带盖的碗，谓之“盖碗茶”。茶博士手提长嘴大铜壶，穿梭于茶客之间，不断地添加滚水。茶客们则把这些滚烫的茶水连同各种街谈巷议一齐吞下去，时光也就这样流水般地打发。厦gate人则和广州人一样，茶杯比酒杯还小，倒茶的时间比喝茶的时间还多。他们实际上是把茶当作酒来品味，或者说，是把茶当作生活来品味的。厦gate人和广州人一样，似乎更看重人情味极浓的世俗生活。所以他们宁愿用小小的杯子一小口一小口地细细品尝，而不愿端起茶缸“牛饮”。（图三十三）
　　 

　　的确，厦gate和广州，这两个远离京都的南国花城，其花香与茶香要远比政治空气来得浓烈。在厦gate的街头巷尾，你很难听到北京街头处处可闻的那么多的小道消息。政治笑话和政治民谣。甚至哪怕军事演习就发生在家gate口，厦gate人也很少会去议论它。日子照过，茶照泡，依然一派鸟语花香。不过，广州人不谈政治，是因为他们喜欢谈钱；厦gate人不谈政治，却似乎也并不谈钱。他们喜欢谈什么 这一点我还没搞清楚。厦gate人，似乎没有什么特别喜欢谈的事情。
　　更何况，广州人虽然似乎不那么关心政治，但广州毕竟与中国近现代的政治风云关系密切瓜葛甚多。从戊戍变法到北伐战争，广州在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上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厦gate可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重要的地位。
　　甚至即便是花与茶，厦gate与广州也不尽相同。比方说，广州年年都有规模盛大的花市，厦gate有么？广州处处都有人满为患的茶楼，厦gate有么？一个花市，一座茶楼，就把同样爱花爱茶的广州人和厦gate人区别开 再说，厦gate也没有广州那么多的让外地人读不出音也不解其意的古怪汉字，没有那么多一半英语一半粤语的“中外合资”的名词。在这方面，与广州相比，厦gate更像一个普普通通的内地城市。一个外地人来到厦gate，不大会有到了广州的那种怪异感。
　　更重要的，也许还在于厦gate没有广州的那种活力。如果说广州的风格是“生猛鲜活”，那么，厦gate的风格便是“不紧不慢”。不要说带动全省、影响全国，便是在闽南三角洲当“老大”，前些年泉州漳州还不怎么服气。厦gate的商场、市场更不能和广州相比：品种少，规模小，缺少名牌。厦gate叫得响的名牌产品据说只有一个“鼎炉牌六味地黄丸”，可以拿出去送人的则只有一个“鱼皮花生豆”，再加“鼓浪屿馅饼”，真是说来让人惭愧。比起广州市场的琳琅满目、品种齐全、质量优良、服务周到，厦gate市场确实相形见细，比如买菜就远不如广州方便。厦gate的菜市场，无论净菜、半成品，还是代客加工，都不如广州。广州毕竟是一个最市场化的城市。在这方面，不是特区的广州，反倒比厦gate更像特区。
　　厦gate和北京的差异，也许更大。
　　厦gate和北京当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北京是元明清的帝都和新中国的首都，厦gate则不过是远在东南一隅的一个小小岛城。无论地盘、人口，抑或历史、地位，厦gate都无法望北京之项背。两地的文化性格、风土民情，当然也相去甚远。北京大气磅礴，威武雄壮；厦gate小巧玲珑，温馨文雅。厦gate的街道、建筑、城市风貌，总体上说是幽雅秀丽，温馨可人，没有北京的惊人气派、也没有北京的逼人气势。如果说，走进北京会有“朝圣”的感觉，那么，来到厦gate就会像是“回家” 至少，在厦gate购物，要比在北京愉快得多。即便买了东西要退货，也能受到和气礼貌的接待，并欢迎你下次再来。即便到小餐馆就餐，服务也很不错。一口气把你要的几瓶啤酒啪啪啪统统打开一走了之的事情，是不会有的（这在北京、上海至今仍很“正常”）。同样，走半天找不到一只电话，等半天等不来一辆公交车的事，也是不会有的。可以说，北京是“气象非凡，诸多不便”，厦gate则是“平易近人，诸多方便”。
　　厦gate不同于北京，厦gate人也不同于北京人。
　　北京人和上海人、广州人一样，也是文化性格和文化特征极其鲜明的一群。你在北京人身上，或者可以嗅到老舍、邓友梅、汪曾棋笔下的“京味”，或者不难体味到王朔式的“痞劲”。北京人，是“雅”也雅得出品位，“痞”也痞得出名堂，这可是厦gate人“望尘莫及”的。
　　两地人的性格也颇不相同。比方说，厦gate人就不像北京人那么爱说话，爱高谈阔论，也没有北京人那么“贫”。厦gate人总体上说不善言词。与厦gate人聚餐聚会，常会有“席间无话”之感，和在北京有听不完的“段子”迥异。当某些人（一般是外地人）口若悬河时，他们多半会友善温和、面带微笑地予以倾听（认不认同则是另一回事），但主动“发表演说”的不多。也许，这与语言习惯有关。和广州是“白话世界”相反，厦gate基本上是“国语天下”。除个别从闽南乡下迁入厦gate的老年妇女外，厦gate市民大多会说普通话，但也多半说不标准（某作家讥为“地瓜普通话”）。这对于他们的表达无疑会造成一定困难。当然，更重要的，可能还在于厦gate人不喜欢夸夸其谈。他们更喜欢实实在在做些事情，或者不做什么事情，反正没必要费那么多口舌说那么多话就是。
　　然而，厦gate人与北京人，却又有某些相似之处。比方说，厦gate人是比较豪爽、大度的。他们对于钱财不很在意，并无通常认为南方人都有的那种“小气”。在厦gate，出gate“打的”是很平常的事。到菜市场买菜，小贩也不会为几个小钱和你过不去。如果缺个一毛两毛，或钱找不开，他们多半会说“庆蔡（随便）啦！”不会一定要你掏出那一两毛钱来，或者把买好的菜减去一点。年轻人结伴出去玩，总会有人主动买单（但一般不会让女孩子买）。节假日，厦gate的青年学生会成群结队到海边烧烤，每个人都会从家里带来好吃的东西，举行杨东平所说的那种北京人最喜欢的“不分你我的c0m.mu-nism式的野餐”。
　　又比方说，他们对待新鲜事物，也有北京人那样一种见惯不怪，满不在乎的派头。老外来了不围观，歌星来了不追逐；随便什么事在厦gate都形成不了热潮，球迷们包一架飞机跟着球队到处看球赛的事在厦gate简直难以想象。然而北京人的这种派头是可以理解的。北京毕竟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各种各样的活剧都要在北京的舞台上演出，北京人可真是什么样的世面没见过，什么样的场面没上过？但即便是北京，也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热”，厦gate却没有。尽管厦gate并没有多大的天地，厦gate人也没有见过多大的世面，但这丝毫也不妨碍他们自以为是的信念。当一个外地人向厦gate人讲述“外面的世界”时，厦gate人会宽容而耐心地予以倾听，然后再总结性地说这不过是什么什么罢 当老师在课堂上讲雪花的六角形美丽形状时，厦gate的孩子们会大度地付之一笑，以为那不过是在讲童话故事。这样一种心态实在是耐人寻味的。它常常会使我们这些外地人觉得厦gate人简直就是一个谜。奇怪，他们的这种心态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显然，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先来看看厦gate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

　　　　　　　　　　　　　　二　最温馨的城市

　　在我看来，厦gate，也许是中国最温馨的城市。
　　1998年，广州的《新周刊》策划编辑出版了“中国城市魅力排行榜”专辑，其中厦gate一篇就是我写的，而我那篇文章的题目，就是《最温馨的城市：厦gate》。此说一出，便得到了相当普遍的认同。厦gate有线电视台的一位记者告诉我，说许多人都在传阅这篇文章，或在传讲这个说法。后来我也发现不少人在这么说，可见这或许是多数人的共识。
　　的确，凡是到过厦gate的人，差不多都会认同这个城市是一座“海上花园”的说法；而来到厦gate的外地人，差不多都能体验到一种家庭式的温馨感。（图三十四）
　　 
事实上，所谓“海上花园”或“风景港口”，其涵义并不仅仅只限于自然风光。厦gate的自然风光无疑是美丽的。但厦gate之所以美丽可人，恐怕还在于她很小、很安静、很清洁、很温馨。旧城小巧，新区精致，有着南方沿海城市特色的街道和建筑，都收拾得非常干净漂亮。地方就那么大，上哪儿都不远，商店什么的安排得都很紧凑，没有北方某些大城市难免的“大而无当”，办起事情来也就方便。城里人就那么多，看上去彼此就像街坊邻居似的，打起交道来也就随和。况且，厦gate人的性格，总体上说是比较温和；厦gate人的作风，总体上说也比较文明。到厦gate的商店购物，基本上不必考虑“照顾”营业员的情绪或者顾忌要看他们的脸色，哪怕你是去退货。我们在厦gate一百家电退过两次货；因此与营业员相识。以后再去她们柜台，还会过来打打招呼。在内地一些城市时有所见的那些现象，比如两军对峙破口大骂，或者成群结伙地在街头打群架、发酒疯等等，在厦gate街上也不易看到。倒是常常可见少男少女们声音低低的在街头没完没了地打磁卡电话，女的娇声嗲气，男的粘粘乎乎。公共汽车来了，大家平静而有秩序地前后gate上中gate下，上了车也不抢座位。既不会像前些年在武汉那样，小伙子吊在车gate上随车走，gate一开就把老人小孩挤下去；也不用像在上海那样，必须分gate别类地排好“坐队”和“站队”，请退休工人来当纠察队员。
　　说起来，闽南人的性格原本是比较豪爽的。难得的是厦gate人在豪爽的同时还有温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厦gate市民开始觉得大声吆喝不太文明，也觉得不该给这个城市制造噪音。因此他们学会了小声说话，也较早地在岛内禁止鸣笛。所以厦gate岛内总体上是比较安静的，尤其是在鼓浪屿。白天，走在鼓浪屿那些曲曲弯弯、高低起伏的小路上时，几乎听不到什么声音，有时则能听到如鼓的涛声。人夜，更是阒然无声万籁俱静，惟有优美的钢琴声，从一些英式、法式、西班牙式的小楼里流溢而出，在小岛的上空飘荡，使你宛若置身于海上仙山。
　　有此温馨美丽的并非只有鼓浪一屿，而是厦gate全岛。如果说，鼓浪屿是厦gate岛外的一座海上花园，那么，这样的花园就散落在厦gate岛内各处。漫步厦gate街头（新开发尚未建成的街区除外），你常常会在不经意中发现某些类似于公园的景观：茂密的林木，裸露的山石，可以抬级而上的台阶。住在这种环境中的人家，几乎每天都能听到鸟儿的歌唱，闻到窗外清风送来的植物的味道。而那些住在海边的人家则有另一种享受：随便什么时候推开窗户，一眼就能看到湛蓝的天空和湛蓝的大海。
　　当然不是每家每户都有如此福份。但，即便在自己家里看不到大海、听不到鸟鸣，也没什么要紧，因为你还可以出去走走。厦gate可以休闲的地方之多，是国内许多城市都望尘莫及的。尤其是秋冬之际，黄河南北冰雪覆盖，长江两岸寒风瑟瑟时，厦gate市民却可以穿着薄薄两件休闲服，从厦gate大学凌云楼出发，翻过一座小山，不几步便进入万石山植物园，然后便可在浓荫之下绿茵之上，尽情地享受暖风和阳。当然，也可以骑自行车沿环岛路直奔黄盾、曾靥埯海滩，看潮涨云飞，帆逝船来，在金色的沙滩上留下自己的脚印。玩累了，带去的食品也吃完了，那么，花上十来块钱，便可以很方便地“打的”回家。我相信，每到这时，无论你是从什么地方迁入厦gate的，你都会由衷地发出一声感叹：
　　厦gate，我温馨美丽的家园！

　　的确，厦gate最温馨之处，就在于她像一个家。
　　一般地说，厦gate的人际关系，相对而言是比较和睦的。学校里，单位上，师生、同学、同事之间，相处也比较融洽。尽管“窝里斗”是咱们中国的“特产”，矛盾哪儿都有，但在通常情况下，厦gate[屏蔽]体上还能相安无事，而且也多少有些家庭般的温馨感。比方说相互之间的称呼，除必须加以头衔的外，一般都称名而不称姓，比如“丽华”、“勇军”什么的，宛如家人。无论老头子，抑或小伙子，都可以这样亲切而自然地呼叫自己的女同事，而毋庸考虑对方是一位小姐，还是一位夫人。反过来也一样。女士小姐们也可以这样呼叫自己的男同事男同学。这在外地人看来也是匪夷所思的。因为在外地，尤其是在北方，即便[屏蔽]之间，也不能这样称呼，而要叫“屋里头的”或“孩子他爹”。同学之间，即便是同性，也要连名带姓一起来，否则自己叫不出口，别人听着也会吓一跳。同事之间，当然更不能只叫名不叫姓，至少要在名字后面加“同志”二字，比如“丽华同志”、“勇军同志”。除此之外，则不是“老张”、“小李”，便是“刘处长”、“王会计” 所以外地人到了厦gate，便会对这种“家庭感”印象深刻，并欣然予以认同。我自己便已习惯了厦gate人的这种称谓方式，因此如果听到有人连名带姓叫我，弄不好就会吓一跳，不知出了什么事情。
　　这种家庭式的人际关系无疑是能给人以温馨感的，而只有热爱自己家庭的人才会热爱自己的城市。事实上，厦gate人也确实比较看重自己的家庭生活。有句话说：“北京人的面子在位子，广州人的面子在票子，上海人的面子在裤子，厦gate人的面子在房子。”一个厦gate人，哪怕只是在单位上分得一间临时过渡的陋室，也一定要大兴土木，把它装修得温馨可人。所以又有一句话：“广州人把票子吃进肚子里，上海人把票子黏在屁股上，厦gate人把票子花在墙壁间。”我虽然没有深入过，但猜想厦gate人的家庭生活，一定大多比较温馨，人情味很浓。否则，厦gate人为什么那么不愿离家，即便离开了也要千方百计再回来？
　　恋家并非厦gate人的专利，而是人类一种普遍的情感，更是咱们中国人的一种普遍的情感。难得的是厦gate人不但自己恋家，而且还能设身处地地设想别人也是会眷恋家园向往天伦的。于是，逢年过节，家在厦gate的学生，便会把自己班上的外地同学请到家里来围炉。如果来的人太多，做父母的还会让出自己的房间。厦gate大学的许多老师也会这样做，如果他当之无愧地是一个厦gate人的话。一个真正的厦gate人，是不会让自己的同学、同事、学生到了“年关”还“无家可归”的。这几乎已成为厦gate岛一条约定俗成的规矩。不信大年三十下午你到厦大gate前一条街去走走看，保证你只能看到几个僧袍飘逸的“出家人”（南普陀寺在厦大校gate旁）。
　　同样，装修自己的住房，厦gate人也并非全国之最。但同样难得的是，厦gate人甚至在建设自己的城市时，也像在建设自己的家。厦gate市的决策者和建设者们有一个共识，就是不能以牺牲环境求得经济的发展。因为厦gate是厦gate人民共同的家园，不能为了眼前的一点经济利益毁了自己的家。在厦gate[屏蔽]会堂周围，原本打算要建的大楼取消了，留出了[屏蔽]的绿地让市民休闲。在美丽的环岛路上，笔直的大道常常会拐一个小弯，因为那里有一棵榕树需要保留。（图三十五）大道两旁沿着海岸线，是草坪、花坛和建筑小品，还精心设计了停车的泊位。于是一条原本用于改善交通的道路，同时也变成了一个开放的公园。
　　 

　　厦gate的生活环境也像家庭。在厦gate，出gate、乘车、购物、打电话，都极其方便，而且车费和电话费也不很高。厦gate的公交车数量多、车况好，多数情况下都不挤。如果想“打的”，也花不了很多钱。即便是外地人到了厦gate，也不必有“行路难”之虞。因为各个路口，都竖有设计精美图文并茂的路牌，告诉你到某某地方去应该如何行走，而这某某地方也许不过近在咫尺。这说明厦gate市的管理者们，其实是很能为自己的市民着想的。同时也使得我们出gate上路，就像在自己家里走动。

　　厦gate的温馨，还得益于她精神文明的建设。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共同关注的一件事情；而精神文明，则是城市建设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厦gate的做法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实话，办实事，让市民们通过精神文明的建设过上好日子。老百姓是很实在的。当他们在市委市G0vern.ment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和举措（比如整治交通、整治环境、整治市场）中，切切实实地体会到好处时，不用动员，不用号召，他们自己就成了积极的参与者和主力军。事实上，厦gate市精神文明建设最主要的成就，不在市容，而在民心。这就是把精神文明的种种要求变成了人们自身的内在素质，变成了人们自觉自愿的行为。因此，在厦gate，讲文明，守公德，已成为许多人的习惯。在公共汽车上让座，在一米线后排队，几乎不用提醒，不用疏导。一个合格的厦gate市民，甚至到了外地，也能自觉做到不在公共场所吸烟和大声喧哗，不随地吐痰，不乱扔果皮纸屑。如果找不到垃圾箱，他们就会把这些东西捏在手上，直到找到垃圾箱为止。
　　正是由于厦gate市上上下下的同心同德和齐心协力，厦gate变得更美丽、更温馨、更可爱 这又反过来使得厦gate人更爱厦gate。于是，厦gate市的精神文明建设就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这种循环一旦形成，就有一种自运行功能，而无待于外力的作用。所以，厦gate的经济建设和城市建设虽然成就斐然，厦gate人却并不累。厦gate人在奋斗的同时，活得悠哉乐哉。
　　然而，作为一个文化学者，我更关心的并不是厦gate人民和厦gate市委市G0vern.ment做了些什么和怎样做，而在于他们这样做时的那种心态。许多作家（比如福建作家孙绍振）都注意到，厦gate人无论是在建设自己的城市，还是在维护自己的城市时，态度都十分自在、自如、自然，就像是在装修和打扫自己的小家和住房。这种从容乃至安详无疑来自只有厦gate人才有的对自己城市的“家园之感”。正是这种“家园之感”，使得他们不必依赖于纠察队或罚款员的监督而能自觉保持街道的洁净如洗和车站的秩序井然。也正是这种“家园之感”，使他们像德国人服从内心道德律令一样，不做有损自己城市形象的事情。于是，“厦gate是我家，环保靠大家”，在厦gate就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
　　的确，这种把自己城市当作自己小家来看待的“家园情愫”，也许就是厦gate人有别于其他城市（比如福州）人的紧要之处，是厦gate最突出的城市社区特征。我们知道，对自己家乡的尊崇和偏爱，大约是人类一种共同的情感。许多地方都有“惟我家乡独好”的说法。但似乎只有厦gate人，才把“惟我厦gate独美”的情绪表现得那么随便，那么自然，那么漫不经心，那么理所当然。因为厦gate的美丽是真实的，厦gate人的“家园之感”也是真实的。真实，就不必刻意；真实，就没有做作。因此，尽管中国人常常会有谁的家乡更好一类的争论，但面对厦gate人，人们往往会打消争论的念头。
　　更何况，厦gate岛在事实上又是多么温馨可人舒适方便 于是，外地人来到厦gate，便会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久而久之，便会爱上厦gate。[屏蔽]开放以来，厦gate的外来人口逐年增加，其中既有从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国引进的人才，也有邻近省份其他地市的外来妹、打工仔。总体上说，厦gate的大gate是向他们敞开的。尽管难免有人对此不以为然，也有极个别鸡肠小肚的人会利用职权有意无意地刁难一下，但并不能形成强大的“排外”势力。也许，这里面有一个文化上的原因，那就是：包括厦gate人在内的闽南人，原本就是“历史移民”。他们是在一千多[屏蔽]，从中原迁入闽南的。所以，直到现在，闽南话中还保留了不少中原古音（比如把“无”读作“摩”）。显然，如果闽南人也公然排外，便难免“数典忘祖”之嫌。
　　那么，祖上来自中原大地、有着长途迁徙历史的厦gate人，为什么会把自己的城市建设成温馨家园，并创造了不同于当今中原文化的另一种文化
　　也许，原因就在于厦gate是岛，而且是一个美丽的小岛。

　　　　　　　　　　　　　　　 三　岛与人

　　美丽小岛厦gate，是祖国母亲的娇女。
　　厦gate位于我国东南海域，是一个三面大陆环抱、一汛碧波荡漾的海湾中的小岛。她很像我们祖国母亲的一个美丽而娇嗲的小女儿，一面偎依在妈妈的怀抱里，一面伸出两只小脚丫去戏水。与西安、太原、南京、武汉这些大哥大姐相比，厦gate的地位和命运有些特别。她既不是洛阳、江陵、苏州、曲阜那样的古都名邑，也不同于深圳等新兴的“明星城市”。她在中国古代史上名不见经传，在近现代史上却榜上有名。1842年，她被列为五大通商口岸之一。但正如马克思所说：“让出五个新口岸来开放，并没有造成五个新的商业中心，而是使贸易逐步由广州移到上海。”①新中国成立以来，她既没有像上海那样，充当温顺的“老大”，承担起养家糊口、供养弟妹的责任；也不曾像广州一样，做一个敢于外出冒险、为别的兄弟姐妹一探道路的“老三”。当然，她也决不会有北京那样父母般的权威。她更多地还是像所有那些小女儿一样，娇哄而又乖巧，闲不下也累不着。可以说，在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上，厦gate都既不那么寂寞冷清，也不那么非凡出众。五口通商有她，五大特区也有她，但她从来也不是当中最冒尖、最突出的一个。甚至正式被称为“厦gate市”，也是1933[屏蔽]。那时，上海可早就变成“大上海一啦！是啊，厦gate太小 祖国母亲甚至不忍心让她挑起过重的担子，却又从来不曾冷落过她。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624页。
　　难怪有人说，厦gate是纯情少女，而且似乎还情窦未开。
　　的确，与北京的风云变幻、上海的沧海桑田、广州的异军突起相比，厦gate的近代化和现代化历程虽然充满戏剧性，却奇怪地缺少大波澜。从海岛渔村到通商口岸，从海防前线到经济特区，如此之大的变化，如此强烈的反差，却似乎并未引起什么大的震荡。厦gate人似乎不需要在思想上转什么大的弯子，就自然而然地接受了所有这些突变和沧桑。厦gate，就像一个天真活泼的小姑娘，漫不经心地就度过了“女大十八变”的青春期。
　　于是，厦gate人的文化性格中，便有太多的矛盾，太多的不可思议和难以理解。
　　比方说，厦gate人是保守呢，还是开放 便很难说。一方面，厦gate人的确很保守，很封闭。他们消息不灵通，而且似乎也并不想灵通起来。尽管厦gate有着相当好的通讯系统和网络，但在特区建设中却并未很好地把信息当作资源来开发和利用。厦gate过去不是、现在也仍未成为各类信息的集散地。厦gate街头的早点小吃，几十年一贯制地只是面线糊、花生汤、沙茶面那么几种，远不如上海和广州丰富，更逞论引进新品种。风行全国的川菜只是靠着外来人口的增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打进厦gate，西安饺子宴则终于落荒而逃。直到近两年，才开始有了北方饭店湘菜馆之类，而且和广州相比，生意还不怎么样。这并不能完全归结为口味（怕麻辣）问题，事实上许多吃过川菜的厦gate人也完全能够予以接受。问题在于许多人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去尝试一下。不敢，或不愿，或不屑尝试新口味（包括一切新事物），才真正是厦gate的“问题”。
　　但是，另一方面，厦gate人又是非常开放的。在同等规模的城市中，厦gate大约最早拥有了自己全方位开放的国际机场。这一点直至今天仍为许多省会城市所望尘莫及。麦当劳、肯德基、比萨饼一进厦gate，就大受欢迎，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看来，在厦gate，对外开放比对内开放更容易，接受西方文化比接受中原文化更便当，这可真是怪事！
　　又比方说，厦gate人是胆大呢，还是胆小 也很难说。一方面，厦gate人常常会给人以“胆小”的印象。“北京人什么话都敢说，上海人什么国都敢出，广东人什么钱都敢赚，东北人什么架都敢打，武汉人什么娘都敢骂”，甚至连那些同在闽南地区的石狮人或晋江人，也还有“什么私都敢走”或“什么假都敢造”，厦gate人敢什么？好像什么也不敢。但是，另一方面，厦gate人的胆子又并不小。两岸对峙时，炮弹从屋顶飞过，厦gate人照样泡茶，你说这是胆小还是胆大？不好说吧？

　　依我看，厦gate人并不缺乏“胆量”，但缺乏“闯劲”；并不缺乏“定力”，但缺乏“[屏蔽]”。甚至连厦gate人自己也承认，“爱拼才会赢”的闽南精神不属于厦gate，而是闽南其他地区如晋江人、石狮人的精神。厦gate人的精神，恐怕只好说是“爱泡精神”。他们实在是大爱泡茶 “爱泡”远远超过“爱桥”，以至于厦gate医院的病房里会贴出“禁止泡茶”的告示，而一位厦gate作家也会激愤地说：“别的地方是‘玩物丧志’，我们厦gate是‘泡茶丧志’！”小小一杯茶，当然泡不掉闯劲和[屏蔽]，但如此地钟爱泡茶，岂非证明了他们多少缺乏一点闯劲和[屏蔽]？
　　总之，厦gate人的“胆小”不是“胆小”，而毋宁说是“慵散”；他们的“胆大”也不是“胆大”，而毋宁说是“无所谓”。也许，他们看惯了潮涨潮落、云起云飞、斗转星移，深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道理，变得什么都无所谓 我不知道厦gate人那种见惯不怪、处变不惊、满不在乎的心态是不是这样形成的。反正，不管有多少风云变幻，鼓浪屿琴声依旧，厦gate岛涛声依旧，厦gate人也泡茶依旧。“悠悠万世，惟此为大，泡茶。”深圳飞跃就飞跃吧，浦东开发就开发吧，不起眼的温州、张家港要崛起就崛起吧，厦gate人不否定别人的成绩，但也不妄自菲薄或自惭形秽，当然也不会有太多的紧迫感，觉得这些事有多么了不起，而只是平静地看他们一眼，点点头，然后低下头去喝他们的茶。
　　也许，这都因为岛城厦gate实在是太美丽、太温馨
　　美丽无疑是一种良好的品质。有谁不希望自己美丽一些 但是，对自己美丽的欣赏，却很可能由自恋发展为自满，又由自满发展为自足。同样，小巧也不是什么坏事。正如“大有大的难处”，小也有小的便当。大与小的优劣，从来就是辩证的。小城好规划，好建设，好管理，但也容易造就眼界不高视野不阔心胸不开朗。温馨当然也很好。温馨如果不好，难道剑拔弩张、杀气腾腾，或者冷若冰霜、水深火热就好么？但是，生存和发展的辩证法却又告诉我们：“不冷不热，五谷不结”，过于温馨，会使人心酥腿软，豁不出去，当然也就难得大有作为。其实，在许多方面，成都与厦gate不乏相似之处。成都号称“天府之国”，一马平川的肥沃土地上，清泉流翠，黄花灼眼，金橘灿灿，绿竹漪漪。远离战火的地带，四季如春的气候，丰裕繁多的物产，富足安逸的生活，再加上千百年文化的熏陶，使成都出落得风流儒雅。但是，成都人却并不满足于安逸和温馨。在走不出去的情况下，他们就用麻辣来刺激自己，以防在温馨安逸中混灭了生命活力。所以成都人（广义一点，四川人）一旦走出三峡，来到更广阔的舞台上，便会像北京人、上海人、广州人、湖南人、山东人一样，干出一番大事业来。厦gate人，能行么？
　　厦gate人常常会自豪地宣称：厦gate是中国最好的地方。我愿以一个外地人的身份，证明此言不诬。可不是么？北京太大，上海太挤，广州大闹，沈阳太脏，南京太热，天津大冷，成都太阴，三亚太晒，贵阳太闭塞，深圳太紧张，而别的地方又太穷，只有厦gate最好。我来厦gate后，不少亲朋故旧来看我，都无不感叹地说：你可真是给自己找了个养老的好地方。（图三十六）
　　 

　　的确，厦gate确实是养老的好地方，却很难说是干事业的好地方。不少有志成就一番事业的年轻人来到厦gate后，终于憋不住，又跑到深圳或别的什么地方去 平心而论，厦gate人的事业心的确并不很强。他们眼界小，野心小，胆子小，气魄也小。心灵的半径，超不过厦gate60平方公里的市区范围：考大学，厦大就行；找工作，白领就行；过日子，小康就行；做生意，有赚就行。厦gate籍的大中专毕业生，最大的理想也就是回到厦gate，找一份[屏蔽]、体面、收入不太少的工作，很少有到世界或全国各地去独闯天下，成就一番轰轰烈烈大事业的雄心壮志。甚至当年在填报志愿时，他们的父母首先考虑的也是能否留在或回到厦gate，而不是事业上能否大有作为。总之，他们更多追求的是舒适感而不是成就感，更多眷恋的是小家庭而不是大事业，更为看重的是过日子而不是闯天下。
　　因此，当厦gate人自豪地宣布：“厦gate是中国最好的地方”时，他无疑说出了一个事实，同时也不经意地暴露了自己的问题和缺点。试想，当一个人认为自己已经“最好”了，他还会有发展，还能有进取么？

　　实际上，厦gate不如外地的地方多得很。
　　比如说，厦gate就没有北京大气和帅气。北京雄视天下，纵览古今，融会中外文化，吞吐世界风云，那气魄、那气派、那气度、那气象，不但厦gate永远都望尘莫及，而且生活在这美丽温馨小岛上的厦gate人，即便到了北京，面对燕山山脉、华北平原，也未必能真正深刻地体验到这些。他们多半只会挑剔些诸如北京的风沙太大、出gate太难、“火烧”（一种饼）太硬、“豆汁”太难喝、到八达岭玩一回太累之类的“毛病”，然后嘟囔一句“还是厦gate好”便回家。认为什么地方都没有厦gate好，这正是厦gate人的不是。
　　厦gate没有北京大气帅气，也没有广州生猛鲜活。广州好像是一个精力过剩的城市，永远都不在乎喧嚣和热闹，永远都没有睡眠的时候。一进广州，一股热潮就会扑面而来。当然，广州的拥挤和嘈杂也让人受不 但广州的活力却令人向往。更何况，广州人拿得起放得下。要[屏蔽]便北伐，北伐失败了便回来赏花饮茶。厦gate人放倒是放得下，可惜不大拿得起。要他们北伐一回，准不干。所以广州（也包括广东）可以一次次走在前面，厦gate却一回回落在后面。难怪鲁迅先生当年在厦大没呆多久，便去广州了，其中不是没有原因和道理的。
　　厦gate不如上海的地方也很多，因为上海毕竟是“大上海”。尽管上海人被讥为“大城市、小市民”，也尽管厦gate人出手比上海[屏蔽]方，待客比上海人热情，但并不因此就成为“大市民”。厦gate人在上海人面前多少会显得“土气”，露出“小地方人”的马脚（比方说那一口闽南牌的普通话就带有“地瓜味”），就像菲律宾、新加坡见了大英帝国一样。[屏蔽]同志南巡时曾感叹于当年未把上海选作特区，但不是特区的上海却并不比早是特区的厦gate差，而近几年来浦东开发的速度又让厦gate望尘莫及。这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仍应从两地的文化和两地人的素质去找原因。总之，不管上海的市民是如何地“小市民”，再大度的厦gate人，却也无法使厦gate变成“大厦gate”。
　　其实，厦gate和厦gate人不如外地和外地人的地方还多得很。比方说，厦gate不如西安古老，不如深圳新潮，不如武汉通达，不如成都深沉，不如天津开阔，不如杭州精细。又比如，厦gate人不如东北人剽悍，不如山东人豪爽，不如河北人开朗，不如湖南人厚重，不如陕西人质朴，不如江浙人精明，不如四川人洒脱，不如贵州人耿直。即便美丽温馨，也不是厦gate的专利：珠海、大连、苏州，美丽温馨的小城多着呐！甚至如福建的长汀、湖南的凤凰，虽不过蕞尔小邑，上不了中央电视台的天气预报节目，其独特的风情和韵味，也不让于厦gate。
　　如此这般说来，厦gate人，你还能那么怡然自得、满不在乎、自我感觉良好么？
　　事实上，有可能会阻碍厦gate发展的，便正是厦gate人那种根深蒂固的“小岛意识”。岛原本具有开放和封闭的二重性。因为岛所面对的大海，既可能是畅通无阻的通道，又可能是与世隔绝的屏障。只要想想英伦三岛、日本列岛上人和塔西提岛、火地岛上人的区别，便不难理解这一点。厦gate岛上人当然不是塔西提岛、火地岛上人，但也不是英伦三岛、日本列岛上人，总体上说他们是既开放又封闭。其封闭之表现，就是抱残守缺于一隅，自我陶醉于小岛。厦gate人有一种奇怪的观念，就是只承认岛内是厦gate，不承认岛外辖地（如集美、杏林）是厦gate。最奇怪的，是对岛内的厦gate大学，也不承认是厦gate。厦大的人进城，要说“到厦gate去”，则所谓“厦gate”，便只不过岛内西南一小角 至于鼓浪屿上人，则坚决否认自己是“厦gate人”，而坚持说自己是“鼓浪屿人”。看来。越是“岛”，而且越“小”，就越好。这可真是地地道道的“小岛意识”。这样狭窄’的眼界，这样狭小的胸襟，是很难能有大气派、大动作、大手笔的。
　　显然，要想把厦gate建设得更好，要想创建能够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新文化，我们就必须走出厦gate看厦gate。

　　　　　　　　　　　　　 四　走出厦gate看厦gate

　　走出厦gate看厦gate，就是要跳出小岛，放开眼界，以比较超脱的态度和比较开阔的视野来看待厦gate的成就、问题和前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局促于一角，局限于一地，岂能有高屋建领的认识？《厦gate日报》曾以“跳出厦gate看厦gate”为题展开讨论，想来用意也在于此。但我之所以说“走出”而不说“跳出”，则是因为只有“走”，只有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地走，才能真有感受，真有体验。
　　然而，厦gate人最大的问题，恰恰又在于他们总是走不出去。
　　在全国各城市的居民中，的确很少见到像厦gate市民这样不愿出gate的人 中国人安士重迁，好静不好动，终身不离故土的人不在少数。但就大多数人而言，尤其是就当代有文化的青年人而言，他们倒更多地是“出不去”，而不是“不想出去”，或者自身的条件限制了他们不敢去想，“想不到”要出去。像厦gate这样，公路铁路、海运空运齐全，手头又比较宽裕，却仍然拒绝出gate的，倒真是少数。不少厦gate人终身不离岛，许多厦gate人不知火车为何物。厦gate的旅行社都有这样一个体会：组团出厦gate要比组团进厦gate难得多。不要说自己掏钱去旅游，便是有出差的机会，厦gate人也不会多么高兴。如果去的地方差一些，还会视为“苦差”而予以推托。这显然完全是错误观念在作祟。一是认为天下（至少中国）没有比厦gate更好的地方，到哪里去都是吃苦；二是认为外地怎么样，与我没有关系，看不看无所谓，看了也白看。所以，厦gate人即便到了外地，也看不出什么名堂来。除了“还是厦gate好”以外，他们再也得不出别的结论。
　　到外地出差、旅游尚且如此之难，要他们到外地工作、上学，就更难 每年高考，厦gate成绩好一点的考生，往往会一窝蜂地报考厦gate大学，连清华北大都不愿去，更不用说别的学校 他们其实也知道，比如西安交大这样的学校是非常好的，但他们就是不想去，因为他们不愿意离开厦gate。如果厦gate没有好学校倒也罢 既然有一所全国重点大学，为什么还要到外地去？他们想不通。一位家长曾瞪着眼睛问我：“到外地上学又怎么 毕业后还不是要回厦gate工作！”我不懂她所说的“还不是”有什么根据。谁规定厦gate的孩子毕业后就该在或只能在厦gate工作，就不能到别的什么地方工作 “青山处处埋忠骨”，“天涯何处无芳草”，谁说只能在厦gate工作来着？看来还是自己“划地为牢”。
　　其实，世界大得很，世界上的好地方也多得很，并非只有厦gate。厦gate再好，也不能把世界之好都集中起来吧？不但世界上、全中国还有比厦gate更好的地方，即便总体上不如厦gate的地方，也会有它独特的好处。我们实在应该到处走一走，到处看一看，各方面比一比，才会开阔我们的眼界，也才会开阔我们的胸襟。自得其乐地死守一个地方，无疑于“安乐死”。安乐则安乐矣，生命的活力却会磨损消沉。更何况，到处走一走，看一看，本身就是一种人生的体验。因此即便是到贫穷落后的地区去，倘若把它看作一种体验，也就不会自去。人生百味，苦也是其中一种。在厦gate这个美丽温馨大花园里长大的孩子，更该去吃点苦头，否则他的人生体验就太单调了，他的心灵也就难得丰富起来。
　　的确，人有时是需要“生活在别处”，过一过“别样的生活”的。见多才能识广，少见必然多怪。厦gate人既然那样地热爱自己的城市自己的家园，就更应该出去走走看看，就像到别人家去串串gate，以便把自己家建设得更好一样。当然，我们无意要求厦gate也变成北京、上海，或者变成广州、深圳。没有这个可能，也没有这个必要。坦率地说，城市太大，其实不好。厦gate的城市规模现在正合适。而且，厦gate现在也正处于良性发展阶段。其他大城市面临的许多问题，如环境污染、交通堵塞、住房紧张、水资源恐慌等等，厦gate都没有。但小城也有小城的麻烦和问题。小城之大忌，是小家子气和小心眼。补救的办法，就是经常出去走走看看。因此，我们应该鼓励厦gate人走出厦gate，甚至应该规定厦gate的大中专生必须到外地学习或工作若干年后，才准其回厦gate工作。我们当然也应该有选择地从全国各地引进人才，改变厦gate的市民结构。苟能如此，则厦gate这道“gate”，就不会变成闭关自守划地为牢的小gate，而能够确保成为兼容各种文化、吐纳世界风云的大gate。

易中天《读城记》——成都府
xiea 发表于 2006-4-19 16: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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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是府。
　　成都是天府。
　　天府的人好安逸。
　　府，原本是储藏文书或财物的地方，也指管理文书或财物的官员。周代官制，设有“天府”一职，“掌祖庙之守藏，与其禁令”，看来是给周天子守库看家的。所以后来，天府也泛指皇家的仓库。天子富有四海，富甲天下，皇家的仓库通国库，自然是要什么东西就有什么东西，要什么宝贝就有什么宝贝。由此可知，一个地方，如果被冠以“天府之国”的称号，当然也就是天底下最好的所在 《战国策》云：“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汉书•张良传》也有“金城千里，天府之国”的说法。不过，两书所说的“天府”，都不是指成都，也不是指四川，而是指关中地区。后来，成都平原的优势明显超过关中平原，“天府之国”的头衔，便几乎成了成都和成都平原的专利。
　　说起来，成都号称“天府”，是当之无愧的。这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年平均气温约摄氏17度，平均降水量约980毫米，气候之好，是没说的了；一马平川，良田万顷，草木常青，渠水长流，地势之好，也是没说的 至于物产之丰富，生活之便利，在咱们中国，更是首屈一指。民谚有云：“吃在广州，穿在苏州，玩在杭州，死在柳州”，无非说的是广州菜肴好，苏州丝绸好，杭州风景好，而柳州棺木好。但要说都好，还是成都。广州、苏州、杭州、柳州的好处，成都都有，却无其不足。成都地方比苏州大，气候比杭州好，好玩的地方比广州多，好吃的东西比柳州多，何况夙产蜀锦、号称“锦城”，还怕没有好衣服穿？吃好了，穿好了，玩好了，便是死在成都，也是“快活死”、“安乐死”，是“死得其所”吧？
　　更何况，成都的文化积累又是何等厚实 两汉的司马相如、扬雄不消说了，唐宋的李白、三苏也不消说了，王维、杜甫、高适、岑参、孟浩然、白居易、元镇、贾岛、李商隐、黄庭坚、陆游、范成大，哪一个和成都没有瓜葛，哪一个没在成都留下脍炙人口的诗章？武侯祠、薛涛井、百花潭、青羊宫、文殊院、昭觉寺、望江楼、王建墓、杜甫草堂，哪一个不是历史的见证，哪一个没有“一肚子的故事”？有如此之多文化积累的城市，天下又有多少？也就是北京、西安、南京几个吧？
　　这就是成都。诚如王培苟《听雨楼随笔》所言：“衣冠文物，济于邹鲁；鱼盐粳稻，比于江南。”成都，确实是我们祖国积累文化和物产的“天府”。
　　物产丰富，吃食就多；文化丰盈，话题就多。于是，成都人的一张嘴，就怎么也闲不下。成都人能吃也会吃，能说也会说，吃能吃出花样，说能说出名堂，而最能体现成都和成都人这一特色的，便是成都的茶馆。

　　　　　　　　　　　　　　 一　成都的茶馆

　　有句老话：北京衙gate多，上海洋行多，广州店铺多，成都茶馆多。
　　这也不奇怪。北京是城，而且是京城。天子脚下，首善之区，国脉所系，中枢所在，自然衙gate多。上海是滩，开埠早而摊子大，首屈一指的国际化大都市，五湖四海风云际会，欧风美丽浪打潮回，洋人多自然洋行也多。广州是市，以商为本，以贾为生，一天不做生意，就一天也活不下去，店铺能不多 可见，衙gate多也好，洋行多也好，店铺多也好，都是北京、上海、广州的城市性质所使然。
　　成都就不一样 成都不是京城，用不着那么多衙gate；没有外滩，也用不着那么多洋行。成都当然也有店铺，但多半是饭铺、衣铺、杂货铺，少有广州那种财大气粗的银行、商号和当铺。因为成都毕竟不是广州那样的“市”，不想做也做不了广州那么大那么多的生意。成都是府，是富饶丰足的天府，而且“养在深闺人未识”，深藏在祖国大西南群山环抱之中，只有[屏蔽]没有耗散，只需享用无需奔忙。如果说，上帝亏待武汉人，有意安排武汉人吃苦（详《武汉三镇》一章），那么，他就厚爱成都人，有意安排成都人享福。成都和武汉一样，都是那种不东不西不南不北的城市：依长江划线，它在北；以秦岭为界，它居南；和武汉在同一纬度，离拉萨和上海差不多远。然而，两地的自然条件却差得远。武汉是冬天奇冷夏天酷热，兼东西南北之劣而有之；成都则冬无朔风劲吹，夏无烈日曝晒，兼东西南北之优而有之。它的天是温和的，它的地是滋润的，它的物产是极为丰富的，而这些物产的价格又是非常便宜的。生活在这块风水宝地上的成都人，自然也就用不着操那么多心，费那么多力，做那么多事情，只要消消停停悠悠闲闲地过日子就行
　　那么，怎么过才消停、才悠闲 当然是泡茶馆。
　　说起来，茶，原本是中国人的爱物。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只要是中国人，很少有不爱喝茶的。不过，最爱喝茶的，又数成都人，至少成都人自己是这么认为的。不错，江浙有绿茶，云贵有沦茶，广东有早茶，西北有奶茶，闽南有乌龙茶，北京有大碗茶，但成都人都看不上：绿茶太淡，沦茶太粗，奶茶是以茶代饭，工夫茶是以茶代酒，早茶是以茶为配角，大碗茶则只能叫“牛饮”，只有成都人的盖碗茶，才既有味，又有派。有味，是因为成都的花茶，又香又浓又经久，一碗茶冲七八遍水也无妨；有派，则因为它是茶碗、茶盖、茶船三件头俱全的“盖碗茶”，而且是在茶馆里喝的。在茶馆里喝茶，和在家里泡茶，大不一样。在家里泡茶，谁不会 显然，只有爱上茶馆，才真正算得上是爱茶。
　　成都人爱上茶馆。可以说，成都人是把“爱茶主义”理解为或者表现为“爱茶馆主义”的。事实上成都的茶馆也多得有如雨后春笋。据《成都通览》载，清末成都街巷计516条，而茶馆即有454家，几乎每条街巷都有茶馆。1935年，成都《新新新闻》报载，成都共有茶馆599家，每天茶客达12万人之多，形成一支不折不扣的“十万大军”，而当时全市人口还不到60万。去掉不大可能进茶馆的妇女儿童，则茶客的比例便无疑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况且，十二万人进茶馆，一天下来，得喝掉多少茶叶，多少光阴？有如此之多的茶馆和茶客，成都，实在应该叫做“茶馆之都”才好。
　　其实，即便在今天，成都的茶馆恐怕也仍是四川之最，中国之最，世界之最。在成都，闹市有茶楼，陋巷有茶摊，公园有茶座，大学有茶园，处处有茶馆。（图三十七）尤其是老街老巷，走不到三五步，便会闪出一间茶馆来，而且差不多都座无虚席，茶客满棚，生意好得不敢让人相信。究其所以，也无非两个原因：一是市民中茶客原本就多，二是茶客们喝茶的时间又特别长，一泡就是老半天。一来二去，茶馆里自然人满为患。难怪有人不无夸张地说，成都[屏蔽]约有半数左右是在茶馆里过日子的。至于另外一半，则多半进了火锅店。看来，正如北京的城gate是解读北京的“人gate之gate”，成都的茶馆也是解读成都的一把钥匙。

　　茶馆其实是茶客造就的。
　　 

　　成都的茶客，不但人数众多，堪称世界第一，而且，正如成都的球迷有资格自认为（同时几乎也被公认为）是中国最好的球迷，成都的茶客也有资格自认为是中国第一流的茶客。不错，中国人都爱喝茶，有茶馆的也决不仅止于成都一地。但似乎只有成都人，才那么酷爱茶馆，才那么嗜茶如命。对于他们来说，“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七个字，是要倒起来念的。正宗的老成都，往往是天一麻麻亮，便打着阿欠出了gate，冲开蒙蒙晨雾，直奔热气腾腾人声鼎沸的茶馆。只有到了那里，他们才会真正从梦中醒过来；也只有在那里，先呷一小口茶水漱漱嘴，再把滚烫清香的茶汤吞下肚去，才会觉得回肠荡气，神清气爽，遍体通泰，真正活了过来。
　　或许有人会说，这也算不了什么。广州人和扬州人也一样爱吃早茶。正宗的扬州人更是和成都人一样，天一亮就直奔茶馆去过早茶痛。可是，广州人也好，扬州人也好，吃早茶时居然要吃那么多的点心，这就搞不清他们究竟是吃早茶，还是吃早点。何况广州人的早茶，居然还是在饭店酒楼里吃；而扬州人则只有早上才“皮包水”（泡茶馆），一到下午便改为“水包皮”（泡澡堂）了，哪像我们成都人，从早到晚，都对茶馆情有独钟，忠贞不贰。
　　也许，正因为成都人是如此地挚爱他们的茶馆，古朴的、传统意义上的茶馆，才不至于在中国绝迹。可不是 老舍笔下作为老北京象征的茶馆，如今早已销声匿迹了，北京的“茶文化”已经变成了“大碗茶文化”。上海的茶馆，据说也只剩下老城隍庙湖心亭一处以为点缀，还不知光景如何。各地现在当然也都有一些新的所谓“红茶坊”或“茶艺馆”，但大多装修豪华，设施考究，珠光宝气，高深华贵，且多半有几个所谓“小姐”在那里表演来路不明的所谓“茶道”或“茶艺”，收取价格惊人的“茶钱”。至于老茶馆的那种氛围和情趣，当然是半点也没有的。说白了，它们不过只是“蒙”老外的旅游景点而已，而且很可能还是“伪劣产品”。
　　然而成都却很不一样。成都现在虽然也有高档豪华、专供大款们摆阔的新茶馆，但同时也保留了不少质朴简陋、专供市民们休闲的老茶馆。这些老茶馆，或当街铺面，或巷中陋舍，或河畔凉棚，或树间空地，三五张方桌，十数把竹椅，再加上[屏蔽]灶、大铁壶（或大铜壶）、盖碗茶具，也就成了市井小民的一方乐土。
　　环境场地如此简陋、质朴，又有什么好处 正如林文询《成都人》一书所言：“环境随意，场地简单，来往之人也就随意。”三教九流，会聚一堂，不讲等级，勿须礼仪，大家便都很自在：或喝茶聊天，乱摆一气；或读书看报，闭目养神，互不干扰，各得其所。话可以随便说，水可以尽管添，瓜子皮不妨满地乱吐，想骂娘就大骂其“龟儿子”，岂不快哉！
　　这其实便正是成都老茶馆大得人心之所在。本来嘛，喝茶，又不是上朝，何必要那么一本正经，行礼如仪？茶客进茶馆，原本是为了放松放松，休闲休闲，正所谓“忙里偷闲，吃碗茶去；闷中取乐，拿只烟来”。你弄些迎宾女盛装接送，服务生恭立伺候，害得茶客们眼花缭乱，手足无措，嘴上怕出错，心里怕挨宰，哪里还能放松，又哪是什么休闲？而成都的老茶馆，可以说好就好在“随意”二字，因此为成都市民所钟爱。即便发了财，当了“大款”，也仍有不少人爱进那简陋的、廉价的、不起眼的小茶馆。
　　不过，成都茶馆的氛围虽然是随意的，沏起茶来，可是一点也不随意。第一，茶具一定得是茶碗、茶盖、茶船三件头，谓之“盖碗茶”。三件头好处不少：茶碗上大下小，体积适中，便于冲茶；茶盖保温透气，搅水隔叶，便于饮茶；茶船稳托碗底，隔热免烫，便于端茶。三件头的设计，可谓用心良苦。第二，倒水一定得是烧得鲜开的滚水，头道水只盛半盏，叫“养叶子”。等到干干的茶叶滋润舒展开了，才冲第二道。这时，滚烫的开水从长嘴大茶壶中飞流直下，舒眉展脸的茶叶在开水的冲击下翻身打滚，再沉于盏底，一盅茶汤，便黄绿喷香，诱人极 这，就是成都茶馆的功夫，成都茶馆的艺术。可见，成都的茶馆并非不讲服务，而是服务得十分到位，没有一点虚套套。
　　有如此享受，又十分随意，这样的茶馆，谁不喜欢？

　　但，这还不是成都人爱进茶馆的全部原因。
　　我总以为，成都人之所以爱进茶馆，主要还因为在那里可以大摆其“龙gate阵”。成都人和北京人，大概是中国最爱说话的两个族群。有人说，只要是干活溜嗖、说话噎人、背书不打奔儿、一坐下来就神聊海哨胡抡的，一准是北京人。至于那些既爱吃又爱说，说不耽误吃，吃不耽误说，走到哪儿就吃到哪儿说到哪儿的，则多半是成都人。反正不管北京人也好，成都人也好，都是一天不说话就没法过日子的“话篓子”。有趣的是，他们也都爱喝茶，而且独钟花茶。这也不奇怪。因为吹牛聊天，断然少不了茶。没有茶，说得口干舌燥，兴味便会大减，甚至聊不下去。有了茶，可就大不一样 茶既能解渴生津，又能健脑提神，一盏清茶下肚，头脑也灵光了，舌头也灵便了，那原本就说不完的话，也就更加滔滔不绝。
　　所以，北京和成都的茶馆，在中国也就最有名。
　　然而奇怪的是，北京的茶馆终于衰落了（这是让许多热爱老北京文化的人痛心疾首却又无可奈何的事），而成都的茶馆却久盛不衰（这是让许多钟爱老成都文化的人窃喜庆幸却又提心吊胆的事），这又是为什么 我想，也许就因为北京人和成都人虽然都爱说，但说什么和怎么说，不大一样吧！怎么个不一样 要而言之，大体上是北京人侃，成都人摆，北京人说大话，成都人说闲话。
　　侃，有三个意思：刚直、和悦、戏弄。所谓“侃侃而谈”，就有刚直、和悦的意思；而所谓“调侃”，则有戏弄的意思。这三种意思，在北京人所谓“侃大山”中都有，即理直气壮、从容不迫和滑稽幽默。事实上，只有那些满腹经纶、口若悬河而又风趣俏皮者，才有资格当“侃爷”；也只有那些高屋建领、滔滔不绝而又妙趣横生笑料迭出者，才有资格叫“侃山”。这其实也正是北京这座城市的性质所使然。北京是京城，是首都，北京的市民，也就差不多是半个政治家。政治家嘛，一要眼界高，居高临下；二要城府深，沉得住气；三要口才好，能言善辩。居高临下，便理直气壮；沉得住气，便从容不迫；能言善辩，自然风趣幽默。有此气势、涵养和水平，当然连山也“侃”得倒，所以“侃大山”又叫“砍大山”。可以这么说，愚公移山，靠的是锄头；侃爷移山，靠的就是舌头
　　显然，砍大山也好，侃大山也好，要紧的是一个“大”字，也就是要说“大话”。“话”怎样才能“大” 当然首先必须“话题”大，而最大的话题又莫过于政治。实际上，北京人所谓“侃大山”，便多半围绕着政治这个中心来进行，只不过态度也多半有些调侃罢了，比如“十亿人民九亿侃，还有一亿在发展”之类的“段子”，便最能体现“侃大山”的特征。
　　这样的话，当然并不一定非得到茶馆去说不可。
　　事实上，北京茶馆的渐次消亡，与北京说话的地儿越来越多不无关系。你想，现如今，北京有多少学会、协会，沙龙？有多少报告、讲座、研讨会？这些社团大多被北京人戏称为“侃协”，自然都是“侃大山”的好去处。运气好一点，没准还能到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或其他什么节目的演播室里，去当一名嘉宾或能插上一嘴的观众，那可比上茶馆过瘾多了，也比在茶馆里更能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况且，这些地方、场合，一般也都备有茶水，或能自带茶水，而北京人对于茶水的质量和沏茶的方式又没有那么多的讲究，不一定要“三件头”或“鲜开水”，自然也就并不一定非上茶馆不可。再说了，茶馆里五湖四海三教九流，哪能保证一定会碰上“可侃”之人
　　更何况，能侃善侃喜欢侃的北京人，是有本事把所有的地方都变成或视为茶馆的。比如“的士”司机的茶馆，就是他的小车。茶嘛，他自己随身带着；座儿，当然更不成问题；而上上下下往来不绝的乘客，便是他的听众和茶客，只是不供应茶水而已。“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他这个小茶馆里，永远都不愁没有“山”可“砍”，哪里还用得着再上茶馆？

　　成都人可就没有那么便当。他们的“侃协”，永远都设在茶馆里，也只能设在茶馆里。为什么 因为成都人不是“政治家”，而是“小市民”，并不像北京人那样，自以为“一身系天下安危”，可以“一言兴邦”。他们要说爱说的，是“闲话”而不是“大话”。即便世界风云、国家大事，也只是当作闲话来讲，过过“嘴巴瘾”就算 闲话是上不了台面的，爱说闲话的成都人也同样有点“上不了台面”。大多数成都人，别看平时能说会道，一张嘴比刀子还快还锋利，吵起架来天下无敌手，但真要让他上台演讲，便多半会结结巴巴，颠三倒四，这个那个，不得要领。到电视台去做嘉宾就更成问题：用四川话说吧，似乎“不对”（哪有电视台说四川话的）；用普通话说吧，又难免“椒盐”（成都人从来就说不好普遍话）。别人听着别扭，自己也说不顺溜，哪有在茶馆里说得随意，说得自在，说得开心，说得过瘾？
　　电视台去不得，的士里也说不得。《成都人》一书的作者林文询曾比较过北京、广州、成都三地的“的士”司机，结论是十分有趣的：北京的司机喜欢和乘客说话，成都的司机喜欢和自己说话，而广州的司机则几乎不说话。
　　广州的司机为什么不说话 我想可能有以下原因：一，广州人本来就不爱说话，没有北京人嘴那么贫，成都人嘴那么油；二，广州人说普通话比较困难，而乘客中外地人又多，交流不便，也就兴趣索然；三，广州交通拥挤，司机开车必须全神贯注，早已养成遵守交通规则，开车时不说话的职业习惯。但我以为最重要的，还在于广州是市，是商业性的国际化城市。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早已习惯了依照契约原则来处理人际关系，也深知必须兢兢业业做好工作才能很好生存的道理。司机与乘客的契约，是安全快捷地送达目的地，而不是闲聊天。况且，上班时说闲话，是违反劳动纪律的，也不符合敬业精神。既然如此，说那么多话干什么？
　　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可就没有这些观念 他不愿意把自己和乘客的关系简单地看作雇佣关系，更不愿意把乘客当货物运。如果一路同行半句话都不说，那多没有“人情味”？所以，他宁肯把汽车当作茶馆，把乘客当作茶友，而且“腰里掖着一副牌，见谁跟谁来”。更何况，北京的市民都是“半个政治家”。政治家么，自然不会放过“做思想政治工作”或“发表政见”的机会。即便不谈政治，说点别的也行。开车又不用嘴巴，一张嘴闲着也是闲着，随便说点什么，好歹大家都能解闷儿。
　　上海的出租车司机大体上介乎二者之间：乘客不想说话，他也一言不发；乘客想说点什么，他也对答如流（但一般不谈政治）。上海是一个有着优质服务传统的城市，应乘客的要求与之对话，大约被看作了服务的附加内容之一，就像顾客买好了东西要代为捆扎包装一样。问题是乘客有无此项要求。如果没有，上海的司机一般也不会没话找话，多嘴多舌。
　　耐人寻味的是成都的出租车司机。
　　成都的出租车司机既不愿意像广州司机那样把乘客当作雇主或货物，也不愿意像北京司机那样把乘客当作茶客或哥们，而他又憋不住要说话，没法等乘客主动搭腔。于是他便打开对讲机，和他的师兄师弟师姐师妹们穷聊个没完，或者静听师兄师弟师姐师妹们“开空中茶馆”，“打嘴巴官司”，等于自己和自己说话。愿意和乘客们聊天的，为数极少。这也不奇怪。“宰相gate前七品官”，天府之国的司机嘛，谁还稀罕伺候你几个“打的”的主？
　　说来也是，开车毕竟是工作，不是休闲；的士毕竟是工具，不是茶馆。只有茶馆，才如贾平凹所说，是一个“忘我的境界”（《入川小记》）。成都的茶馆，即便是最低档的那种，也都有几分清新（我怀疑来自那竹几竹椅和清水清茶）。坐在那茶馆里，捧一杯清茶，听四面清谈，满口清香，满耳清音，便没有谈兴也想说点什么 （图三十八）
　　 

　　总之，只有茶馆，才是成都人的讲坛。只有在那里，爱说会说的成都人才如鱼得水，能够充分地展示自己的“口才”，把“龙gate阵”摆得威武雄壮，有声有色。
　　那么，龙gate阵究竟是什么玩意，它又为什么要到茶馆里去摆？

　　　　　　　　　　　　　　　 二　龙gate阵

　　俗话说，树老很多，人老话多。老人之所以话多，除老来有闲和害怕孤独外，也因为老人阅历广，见识多，有一肚子话要说、可说。同样，一个城市如果也很古老，话也会多起来。
　　话多的人多半爱上茶馆。更何况，成都人的说话，不是说，也不是侃，而是摆。
　　摆，也就是“铺开来说”的意思。一摆”这个字，原本就有铺排陈列之意。比如摆摊、摆席、摆谱、摆阔、摆架子、摆擂台，都非铺陈排比不可。蜀人司马相如和扬雄，便是铺陈排比的老手。他们的作品，叫做“赋”。赋这种文体，后来不行时了，但它的精神，却为成都人所继承，并在“龙gate阵”这种民间形式中得到了发扬光大。
　　龙gate阵就是成都市民的“赋”。据说，它得名于唐朝薛仁贵东征时所摆的阵势。明清以来，四川各地的民间艺人多爱摆谈薛某人的这一故事，而且摆得和薛仁贵的阵势一样曲折离奇、变幻莫测。久而久之，“龙gate阵”便成了一个专有名词，专gate用来指那些变幻多端、复杂曲折、波澜壮阔、趣味无穷的摆谈。
　　显然，龙gate阵不同于一般聊天、侃山、吹牛的地方，就在于它和“赋一样，必须极尽铺陈、排比、夸张、联想之能事。但作为市民的“赋”，则还要闹热、麻辣、绘声绘色、有滋有味，而且还得没完没 即便普普通通的一件小事，也要添油加醋，摆得七弯八拐。这样的“作品”，当然不好随便在诸如出租车之类的地方向乘客们“发表”。至少是，短短那么一点时间，是摆不完的；而摆不完，则不如不摆。总之，摆龙gate阵，非得上茶馆不可。
　　事实上，成都茶馆的魅力，便正在于那里有龙gate阵。龙gate阵之所以必须到茶馆里去摆，则因为只有在茶馆里，顶尖高手们才有用武之地，听讲的人也才能真正一饱耳福。茶馆日夜开放，茶客多半有闲，时间不成问题，此为“得天时”；茶馆环境宽松，氛围随意，设备舒适，可站可坐可躺，时时茶水伺候，摆者不累，听者不乏，此为“得地利”；茶客多为龙gate阵之“发烧友”，目标一致，兴趣相同，摆者有心，听者有意，一呼百应，气氛热烈，此为“得人和”。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兼得，龙gate阵自然百战百胜，越摆越火。
　　龙gate阵的内容五花八gate无奇不有：“既有远古八荒满含秘闻逸事古香古色的老龙gate阵，也有近在眼前出自身边顶现代顶鲜活的新龙gate阵；有乡土情浓地方色重如同叶子烟吧哒出来的土龙gate阵，也有光怪陆离神奇万般充满咖啡味的洋龙gate阵；有正经八百意味深沉庄重严肃的素龙gate阵，也有嬉皮笑脸怪话连篇带点[屏蔽]的荤龙gate阵”（林文询《成都人》）。不消说得，新闻时事自然也是龙gate阵的重要内容之一。新闻时事从哪里知晓？一是电视，二是报纸。新闻时事既然为成都人所关心，则成都的报业也就当然兴旺发达。有人说，成都有三多：小吃店多时装店多报摊子多。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成都人好吃，则小吃店多；成都人爱美，则时装店多。至于报摊子多，则因为成都人喜欢摆龙gate阵，很需要报纸来提供谈资。
　　成都人确实是很爱看报的。成都街头报摊多、报栏多，成都的报社也多。大大小小各种日报周报、晚报晨报、机关报行业报，林林总总据说有数十家之多。成都人看报，又不拘本地外地，全国各地的老牌名报，在成都也都拥有自己的读者和市场。成都的报栏（包括各报社gate前的报栏）也没有“地方主义”思想，一视同仁地将外地报纸和本地报纸一字儿展开，让成都[屏蔽]过其报瘾。所以，每天一早，报栏前就总是围满了成都人。
　　过完了报瘾，就该过嘴巴瘾，摆龙gate阵 上哪里去摆最过瘾？当然是茶馆。因为在报栏前摆，时间有限；在家里面摆，听众有限；在单位上摆，影响工作倒在其次，不能尽兴才是问题。还是茶馆里好。茶馆是成都市民的“政协”，每个人都可以参政议政、发表高见的。（图三十九）高见发表完了，手边的一张报纸正好用
　　 
来蒙脸，呼呼大睡。反正议论时事的目的是过嘴巴瘾，剩下的事情也就管不了那么多。可以说，北京人爱谈新闻时事是为了表现自己的政治才能，成都人爱谈新闻时事则是为了摆龙gate阵。
　　那么，成都人又为什么如此热衷于龙gate阵
　　一个简单的解释，自然是成都人爱说也会说。“重庆崽儿砣子硬（重庆人敢打架），成都妹娃嘴巴狡（成都人会吵架）”，成都人的嘴巴功夫是全国有名的。
　　在成都，嘴巴功夫最好的，不外乎两种人，一是小商贩，二是女娃娃。成都小商有句行话，叫“赚钱不赚钱，摊子要扯圆”。摊子怎样才能“扯圆”？当然是靠嘴巴吆喝：“耗儿药，耗儿药，耗儿一吃就跑不脱”；“买得着，划得着，不买你要吃后悔药”。你说是买还是不买 女娃子也好生了得。你不留神踩了她的脚，她会说：“咦，怪事，你是三只脚吗咋个？牛都过得倒你过不倒？”她要是踩了你的脚，也有说法：“挤啥子挤啥子，进火葬场还要排队转轮子的么，瓜不兮兮的，出得倒gate出不倒gate？”你说是和她吵还是不和她吵
　　的确，成都人好像天生就会说话，天生就会“涮坛子”（开玩笑）、“冲壳子”（吹牛皮）、“展言子”。其中，“展言子”最具特色。所谓“展言子”，就是说话时讲几句谚语歇后语，而且藏头藏尾，让你去猜去想，在心领神会中获得乐趣。比如事情有点玄，就说是“癞[屏蔽]吃豇豆”，意谓“悬吊吊的”；而你如果说话离谱，他则会评论说：“你咋个吃苞谷面打呵欠”，意谓“尽开黄腔”。诸如此类的说法，可真是“和尚敲木鱼”，——多多多。
　　于是，简简单单一件事，到了成都人的嘴里，就会变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即便骂人的话，也是一套套的。比如某人智商较低，或做事欠考虑，成都人不说他傻，而说他“瓜”。其实，这“瓜”不是冬瓜西瓜南瓜葫芦瓜，而是“傻瓜”。因为要“展言子”，便略去“傻”而称“瓜”。由此及彼，则又有“瓜娃子”、“瓜兮兮”乃至“瓜眉瓜眼”等等。说一个人“瓜眉瓜眼”，显然就比说他“呆头呆脑”或“笨手笨脚”要有意思多了，也有味道多
　　又比方说，弄虚作假，在成都人那里，就叫做“水”。其起源，我想大约与酒有关。因为卖酒要做手脚，无非就是掺水。所以，日常生活中，便多用“水货”这个词来指伪劣产品。推而广之，则一个人说话不算数，或做事不到位，成都人便说他“水得很”。由此及彼，则又有“水客”、“水功”、“水垮垮”、“水漩儿”等说法。再比方说，一件事情没有办成，就叫“黄”或“黄了”，其他地方的说法也是这样。但成都人则进而发展为“黄腔”、“黄棒”、“黄浑子”、“黄苏苏”，甚至还有“黄师傅”和“黄手黄脚”等等。
　　看来，成都人对待话语，就像广东人对待中央政策，讲究“用好用活用够用足”。成都人说话，是十分“到位”甚至不怕“过头”的。比方说，红，要说“绊红”；绿，要说“翠绿”；白，要说“雪白”；黑，要说“黢黑”；香，要说“喷香”；臭，要说“滂臭”。总之，是要把文章做足，才觉得过瘾。
　　过什么瘾？当然是过嘴巴瘾。事实上，成都人说话，除了有事要说外，更多是说着玩，颇有些“为艺术而艺术”的派头。后面我们还要讲到，成都人是非常爱玩的。在成都，熟人见面，除问“吃了没有”外，多半也会问“到哪儿去耍”。但成都人的“玩”或“耍”，又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必须同时伴以“吃”和“说”。（图四十）不管是郊游远足，还是游园逛街，都必须有好吃的，也必须一路说将过
　　 
去。到了地方或走在半路，还要泡泡茶馆。如果走了一路，居然无话，那就只能算是“赶路”，不能叫做“耍” 如果居然又没吃没喝，那就无异于“苦差”，更不能算是“玩”。所以，无论什么豪华新鲜的场合，如果没有茶喝，没有好东西吃，不能尽兴聊天，成都人就不屑一顾。反之，只要能大摆其龙gate阵，那么，不拘到什么地方，也都可以算是“耍”。事实上，说起“到哪儿去耍”，在成都人那里，也就多半是到哪儿去喝茶聊天的意思。总之，说话，是成都人玩耍的重要内容，甚至直接地就是玩耍。正如林文询所说，成都人的说话，“更多地是说着玩，把话语在舌头上颠来颠去地品味，欣赏，展示。犹如绿茵场上的好手，把一颗皮球在脚尖头顶颠来颠去颠出万千花样来一般”（《成都人》）。

　　于是，我们便大体上知道成都人为什么爱说会说了：好玩嘛！
　　成都人确实爱说话玩儿。对于成都人来说，最惬意的事情，除了上茶馆摆龙gate阵，就是酒足饭饱之后，在自家当街gate口，露天坝里，拖几把竹椅，摆一张茶几，邀三五友人，一人一支烟，一杯茶，前三皇后五帝，东日本西美国，漫无边际地胡扯闲聊，直到兴尽茶白，才各奔东西。至于谈话的内容，从来就没有一定之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碰到什么就是什么，就像成都菜一样，随便什么都能下锅，随便什么都能下嘴。因为说话的目的不是要研究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而是要玩。因此，只要说得开心，说得有趣，就行。
　　既然是玩耍，就要好玩，不能像白开水，得有味道，有名堂；而玩得多了，自然能玩出花样，玩出水平。成都人说话特别有味道：形象生动，节奏鲜明，尤其注重描述事物的状态。比如一个东西很薄，就说是“薄飞飞”的；很粗，就说是“粗沙沙”的；很脆，就说是“脆生生”的；很嫩，就说是“嫩水水”的。又比如一个人很鬼，就说是“鬼戳戳”的；很呆，就说是“木痴痴”的；很凶，就说是“凶叉叉”的；很软，就说是“软塌塌”的。至于傻，则有“憨痴痴”、“瓜兮兮”和“宝筛筛”三种说法。总之，文章都会做得很足。
　　注重状态就必然注重表情，而最富于表情的眉眼也就当然是大做文章之处。所以，成都人说话，一说就说到眉眼上去 比如：贼眉贼眼（贼头贼脑）、鬼眉鬼眼（鬼鬼祟祟）、瓜眉瓜眼（傻里呱叽）、假眉假眼（虚情假意）、烂眉烂眼（愁眉苦脸）、懒眉懒眼（懒洋洋地）、诧眉诧眼（怯生生地）、直眉直眼（发愣）等等；而吝啬、爱喳呼和没味道，则分别叫做“啬眉啬眼”、“颤眉颤眼”和“白眉白眼”。看着这些词，我们不难想见成都人说话时的眉飞色舞。
　　总之，成都人说话，就像他们喝酒吃菜，讲究劲足味重，凶起来凶过麻辣烫，甜起来甜过三合泥。讲起怪话来，更是天下无敌手，相当多的人，都能达到“国嘴”级水平。比如“[屏蔽]”中流传甚广，讽刺当时没有什么电影可看的“段子”：“中国电影，新闻简报；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哭哭笑笑；罗马尼亚，搂搂抱抱；阿尔巴尼亚，莫名其妙旧本电影，内部卖票”，据说“著作权”便属于成都人。还有那个讽刺公款吃喝的“段子”：“过去我们说，[屏蔽]不是请客吃饭，现在我们说，[屏蔽]不是请客，就是吃饭”，据说“著作权”也属于成都人。不信你用成都话说一遍，保管别有风味。
　　的确，成都人是很会损人的。这一点很像北京人。不过，两地风味不同。成都人损起人来，要“麻辣”一些，比如把执勤队叫做“二公共安全”，把某些喜欢赶时髦的人称作“业余华侨”就是。当华侨没有什么不好，但“业余华侨”则有假冒伪劣之嫌。成都人天性中有率真爽直的一面（尽管他们也要面子爱虚荣讲排场），因此特别讨厌装模作样。一个人，如果在成都人面前装模作样，而这个成都人对他恰恰又是知根知底的，就会毫不客气地说：“哟，鸡脚神戴眼镜，装啥子洋盘嘛！”鸡脚神不知是什么神，但其所司不过鸡脚，想来也级别不高。如果居然也来摆谱，当然也就可笑。所以，跟在后面的往往还有一句：“不晓得红苕屎厨干净了没得。”
　　成都人当然并非只会损人。他们也会夺人、捧人、鼓励人，会替别人辩护，或者声张正义打抱不平。比如“吃酒不吃菜，各人自己爱”，或“大欺小，来不倒（要不得）”什么的。反正不管说什么，成都人都是一套套的。而且，这些套套还能不断创新，比如“你有‘飞毛腿’，我有’爱国者’，小心打你个萨达姆钻地洞”之类。
　　这就是功夫 功夫是要有人欣赏的，嘴上功夫也不例外。武林中人要别人欣赏自己的武功，就摆擂台，开比武大会；成都人要别人欣赏自己的嘴功，就摆龙gate阵，而茶馆则是他们显示嘴功的最佳场合，所以成都的茶馆便久盛不衰。显然，摆擂台也好，摆龙gate阵也好，都是一种展示，一种显摆，也是对自己活法的一种欣赏。
　　那么，成都人又是怎样一种活法

　　　　　　　　　　　　　　 三　小吃与花会

　　成都人的活法，一言以蔽之曰：安逸。
　　和前面说过的厦gate一样，成都也是中国少有的几个特别好过日子的城市之一。除了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外，成都还有两大优点：服务周到和物价低廉。因为成都东西多，人也多。东西多，物价就低；人多，劳动力就便宜。所以，成都人花不了多少钱，就能买到很好的东西和服务。这些都比厦gate强。再说，厦gate毕竟还有台风，成都有什么天灾 没有。
　　因此，成都人也和厦gate人一样，活得舒适而又悠闲。而且，他们也都嗜茶，都爱把自己的光阴泡在茶里。更有趣的是，他们也都和“虫”有些瓜葛：厦gate属闽，是“gate中之虫”；成都属蜀，是“腹中之虫”。三国时，蜀臣张奉出使东吴，在孙权举行的宴会上出言不逊，东吴这边的薛综便讽刺说：先生知道什么是“蜀” “有大为犭蜀，无犬为蜀，横目苟身，虫人其腹。”这当然是笑话，因为“蜀”的本义并非“腹中之虫”，而是“葵中蚕也”。但不管怎么说，厦gate人的确比较“恋家”（与gate有关），而成都人则比较“好吃”（与腹有关）。
　　成都人的“好吃”，是连成都人自己也不讳言的。你和成都人聊天，只要说到吃，即便再木讷、再疲惫的人，也会立马来了精神，眉飞色舞，如数家珍，而且恨不得立即拉你上街去吃，或者立即做出来给你吃。的确，成都街面上饭馆小吃店之多，简直多如牛毛；成都人烹调手艺之好，也可谓举世无双。如果说同样“好吃”的广州人“人人都是美食家”，那么，“会吃”的成都人便“人人都是烹调家”。成都的家庭主妇，几乎无不人人做得一手好菜，男人们则往往也有一两手“绝活”。因为在成都，一个人，尤其一个女人，如果居然不会做菜，那是很丢人的；而如果手艺出众，技压群芳，则足可引为自豪。我曾在成都人家做客。女主人每天上班前，都要为我们做好早饭，餐餐四菜一汤一点心，而且一个月下来，居然天天不重样，让我感动之余，也叹为观止。早饭尚且如此，其余可想而知。一家一户如此，其余也可想而知。
　　事实上，成都人的家常饮食是毫不马虎的。他们可不会像北京人那样一包方便面两根火腿肠就打发一餐。上班族的早餐午饭可能要将就一点，但晚饭决不将就。而且，正因为早餐午饭凑合了（也就是成都人自认为凑合而已，其实并不会太差），晚饭就更不能含糊。“堤外损失堤内补”嘛！所以，一到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家家户户就会锅盆齐响菜香四逸。
　　这还不说。他们隔三岔五还要上街去“打牙祭”。“打牙祭”原本是贫穷困难时期的事。那时，难得有点肉吃。天天萝卜白菜、白菜萝卜，嘴里都要淡出鸟来，无用武之地的牙齿也有意见，因此得弄点鱼肉，祭一祭它。然而现在成都人的爱上餐馆，却纯粹是“好吃”。在他们看来，家里饭菜再好，也比不上餐馆（否则要餐馆干什么）。餐馆里，花样多、品种多、水平专业，价钱又不贵。如果不隔三岔五进去吃吃，就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餐馆。
　　所以，成都人便总能为自己找到进餐馆的理由：下班晚了啦，忘了买菜啦，逛街逛累了啦，甚至懒得做饭啦，都行。如果来了客人，那就更要到餐馆请吃 人家好不容易才来成都一次，不陪人家去吃吃，怎么说得过去？
　　由是之故，成都的酒楼、饭馆、小吃店、火锅铺，便总是生意兴隆，人满为患。（图四十一）对于成都人来说，吃，早已不仅是生存的需要，更是一种生活享受和
　　 
生活方式。因此，不能仅仅满足于吃饱，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吃好。成都人的所谓“吃好”，至少包括以下几点：内容丰富，品种繁多，风味独特，花样翻新。只吃一种东西是不能算吃好的，只在一个地方吃也是不能算吃好的。这就非上街满城去吃不可。甚至不少人即便在家吃过了饭（当然一般是指晚饭），也仍要上街去，随便买点零嘴，弄点小吃，或者坐到街边店的摊摊上，烫他几把竹签穿着的“串串香”吃吃。可以说，爱不爱上街吃，是区别成都人和非成都人的紧要之处，而最正宗的成都人，则还会在家吃了也上街。他们上街，也许原本只不过随便逛逛。但只要上了街。就会忍不住吃点什么。这也不奇怪。“吃在成都”么。在成都，不吃，又干什么？

　　吃在成都，也可以理解为“在成都吃”。
　　在成都吃，确乎是一件惬意的事情。一是方便。成都的大街小巷，到处是酒楼、饭馆、小吃店，随便走到哪儿都不愁没有吃的。二是便宜。花不了多少钱，就能吃饱吃好，真真正正的“丰俭由人”。三是精美。成都的菜肴也好，小吃也好，都相当地讲究滋味和做工，并非一味以麻辣刺激青苔。成都的厨师，心灵手巧，善于思索，勇于借鉴，肯下功夫，做出来的吃食自然精美异常。光是汤菜，就有“无鸡不鲜，无鸭不香，无肚不白，无肘不浓”的讲究。最讲究的餐馆，则不但讲究“美食美器”，而且讲究“美景美名”。坐落在成都西gate外三洞桥旁的“带江草堂”，小桥流水，翠竹垂柳，竹篱茅舍，野趣盎然。其名，系取自杜诗“每日江头带醉归”；其肴，则有烷花鱼、龟凤汤、软烧子鲢等等。坐此堂，临此景，食此肴，真会顿生“天子呼来不上船”之意。
　　当然，在成都吃，并不一定非上这些名店不可。成都可去的地方是何其之多，好吃的东西又是何其之多 光是小吃，就品种繁多，数不胜数：油茶、麻花、撇子，凉粉、肥肠、醒糟，担担面、铜锅面、师友面，蛋烘糕、蒸蒸糕、豌豆糕，三大炮、叶儿粑、鲜花饼，珍珠丸子、小笼包子、糖油果子，你便浑身是嘴，也吃不过来。
　　更何况，这些吃食的内容又是何等丰富 比如蛋烘糕，用糖就有白糖、红糖、蜂糖几种，包馅则有芝麻、核桃、花生、樱桃、肉、菜等多种。所以，光一种蛋烘糕，就够你吃一阵子的 而且，即便是小吃，制作也十分讲究和精美。比如春熙路龙抄手，就有原汤、炖鸡、海味、清汤、红油多种，而担担面则需用红油、花椒、芽菜、葱花、酱油、味精、醋等作调料，再加“饣召子”，好吃极 一锦城小吃甲天下”，这话一点也不假。
　　成都的吃食，除小吃极多外，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讲究字号和品牌。成都有不少老字号，各有各的拿手好戏，比方说洞子口凉粉，铜井巷素面，矮子街抄手，金玉轩醒糟，三义园牛肉焦饼，长顺街治德号小笼蒸牛肉等。人们要吃这些东西，多半会认准了这些字号。即便不过是小吃，也有品牌，比如龙抄手、韩包子、谭豆花、郭汤圆、二姐兔丁、[屏蔽]肺片等。有的在品牌之前，还要再加上街名地名店名字号，以示正宗和郑重，如总府街赖汤圆，荔枝巷钟水饺，耗子洞张鸭子等。似乎如果不是“张鸭子”而是“李鸭子”，或这“张鸭子”不是“耗子洞”的而是“猫儿洞”的，就吃不得。显然，只有成都人，才会吃得这么仔细、认真。
　　值得注意的是，成都吃食的品牌，多以创作者、发明者或制作最精美者的姓氏来命名。比如赫赫有名的“麻婆豆腐”，就是一位脸上微麻的陈姓妇女所发明；而“[屏蔽]肺片”，则是郭朝华、张田正夫妇所创制。此外如邹鲢鱼、赖汤圆，也因邹瑞麟师傅烹制的鲢鱼、赖源鑫师傅制作的汤圆特别精美而得名。当然，别的地方，也讲字号，比如北京有全聚德烤鸭，上海有社六房酱兔。但以厨师姓氏来做品牌的，似乎只有成都。这说明什么 说明成都人既好吃，又讲义气。因为好吃，所以精于辨味；因为重义，所以不忘人恩。可以这么说，不管是谁，只要他为成都人发明了制作了好吃的东西，好吃而又重义的成都人都不会忘记他的功劳，都要充分肯定他们的“发明权”和“著作权”，而无论其名气的大小和地位的高低。比如“东坡肘子”和“宫保鸡丁”的始作俑者一个是大文豪（苏东坡），一个是大官僚（挂“宫保”衔的四川总督丁宝桢），而“麻婆豆腐”和“[屏蔽]肺片”的创制人却是普普通通的平民，发明“龙眼包子”的病胡子廖永通和发明蛋烘糕的师老汉，也是普普通通的平民。这又说明成都人更看重的，是一个人的聪明才智，而不是他的社会地位，至少做到了“味道面前人人平等”。
　　成都人是讲吃的，成都人是懂味的，成都人也是尊重厨师劳动的。

　　成都人好吃，也爱玩。
　　成都人的爱玩好要，在历史上是有名的。史书上屡有成都人“勤稼穑，尚奢侈，崇文学，好娱乐”，或“好音乐，少愁苦，尚奢靡，喜虚称”的记载。陆游诗云：“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至浣花溪。”所写即成都人游春之事。可见成都人春来踏青的传统，也是古已有之。成都人喜欢户外活动。他们甚至是会把自家屋里的饭桌都开到露天坝里来的。至于郊游，便更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成都人既然一年四季都爱户外活动，风和日丽的春天，自然不可放过。据史载，每年春夏之际，光是游江，就要游两次。第一次是二月二，俗称“踏青节”。届时，由成都最高行政长官领头，率官吏幕僚眷属，分乘彩船数十艘，以乐队船为前导，浩浩荡荡，顺江而下，城中士女云集围观，号称“小游江”。第二次时为四月十九，系“烷花夫人”生日。是日成都官民，倾城而出，自烷花溪乘彩船，顺流而下至望江楼，上下穿梭，往来如织。锦江之上，“架舟如屋，锦似彩绘，连墙街尾，荡漾波间”，萧鼓弦歌，不绝于耳，号称“大游江”。不难想见，那可真是“人民大众开心的日子”。
　　正因为成都人爱玩好耍，所以他们为自己设计的娱乐游玩的节目也特别多。即以正月为例，就有鸡日（初一）游庙，牛日（初五）送穷，人日（初七）游草堂，十六游城墙等说法。正所谓“说游百病免生疮，带崽拖娃更着忙，过了大年刚十六，大家邀约上城墙”。最热闹的则是正月十五。这一天，是中国传统的元宵节。“正月十五闹元宵”，举国同庆，成都人自然不会放过，便在青羊宫大办其“灯会”。成都的灯会，自唐代起便很有名，至清代更是盛况空前。清人李调元诗云：“元宵争看采莲船，宝马香车拾坠钿，风雨夜深人散尽，孤灯犹唤卖汤圆”，活灵活现地勾勒出成都灯会这样一幅民俗风情画。
　　有如此之多的节目，于是一个“正月”，便几乎成了“玩月”。但成都人还嫌不过瘾，又在一个月以后的二月十五，以这一天是百花生日（俗称“花朝节”）为由，大办其“花会”。“百花生日是良辰，未到花朝一半春，红紫万千披锦绣，当劳点缀贺花神”（清人蔡云诗）。有此“正当理由”，再加上这一天“碰巧”又是道教始祖老子的生日，成都人便比自己过生日还要高兴，一个个都兴高采烈喜气洋洋地直奔那两神并祭的青羊宫而来。
　　这似乎有点像广州人。和成都人一样，广州人也讲吃、嗜茶、好玩、爱花，因此广州也有早茶和花市。广州的花市和成都的花会，无疑都体现了两地市民对生活、对春天、对美好事物的热爱，但又多有不同：广州的花市在春节前，成都所花会则在二月份；广州人赴花市的目的主要是看和买，成都人赶花会的目的则主要是吃和玩。所以广州的花市是花儿们唱主角，成都的花会却是“百花搭台，吃玩唱戏”。盆栽根雕、花种草籽、竹编泥塑、糖马面人，纷纷登台献艺；三大炮、拌凉粉、卤肉夹锅盔、芥末凉春卷，样样美味诱人。临近县份的名小吃，如崇庆黄醒糟，郸县唐场鸭，双流肠肠粉，怀远叶儿粑，新都桂花糕，灌县丁丁糖，也都赶来凑热闹。成都人在这花会上，边逛边看边吃边玩边摆龙gate阵。吃够了，玩够了，说够了，再每人买一个风车车带回去，实在是惬意极
　　这可真是所谓“借花献佛”了，只不过这“佛”就是成都人自己而已。事实上，在吃与玩两件事上，成都人是从来不会亏待自己，也从来不会落于人后的。许多外地人都发现，成都市内和周边，都有不少好玩可玩值得一玩的地方。这些地方其实都是成都人开发出来的，而且成都人还在继续开发。这似乎也是当今中国的一个“时尚”，——发展“旅游事业”。但是，别的地方开发旅游景点，主要是为了吸引外地游客，赚外地人的钱；而成都人开发旅游景点却首先是为了满足本地需求，赚本地人的钱，因为没有哪个地方的人比成都人自己更爱玩。那么，管他赚钱不赚钱，咱们自己先玩一把再说。

　　的确，玩，在成都人的生活中，是相当重要甚至不可或缺的。可以说，成都[屏蔽]多是些“顽童”和“顽主”。为了生存，他们当然也要工作。而且，和大多数四川人一样，成都人既聪明能于，又勤劳肯干。干出来的活，就像他们做出来的菜一样，既中看，又好吃。但是，在成都人当中，却很难找到什么“工作狂”。要他们像日本人那样为了工作而放弃娱乐，那可比登天还难。他们宁肯少赚钱甚至不赚钱，也要玩。如果你一定要他们工作，则他们便很可能把工作也变成了玩。
　　事实上，成都人是有本事把几乎一切事情都变成玩的。比如办丧事，在别的地方是很苦的事，在成都人这里却是好玩的事。灵堂，一定要扯到露天坝里；音乐，自然是不可或缺；因为守灵要熬夜，便“只好”多开几桌麻将；因为吊丧太辛苦，“当然”要备酒答谢，而且还要开“流水席”。于是，成都人的丧事，便在鞭炮声中、麻将声中、猜拳劝酒声中和一哥哥妹妹”的情歌声中，办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比过年还热闹，还好玩。
　　又比如炒股，也被成都人当作玩：赚了钱趁机摆宴请客大吃一顿，赔了本便把自己的遭遇当作龙gate阵拿到茶馆里去摆，反正赔了赚了都好玩，也就不玩白不玩。事实上成都人的热衷于炒股，也因为好玩。据林文询《成都人》一书云，成都的股市，最早设在一条名叫“红庙子”的小街，其景观有如集贸市场，闹哄哄的，极不正规。但惟其如此，才格外吸引成都人。更何况街两边都被街坊们改造成了临时茶馆，股民们在这里一边喝茶，一边聊天，一边观赏股事风云，快活死 后来，证券交易所正式建成，炒股成了正儿八经的事，不好玩了，据说股市便冷清了许多。看来，股市，在成都人眼里，也不过是一种特殊的“花会”而已。
　　这就实在颇有些“成都特色” 有谁会把炒股当作好玩的事 成都人就会。在成都人看来，赚钱固然重要，却不是最重要的，更不是生活的目的。成都人总爱说：“钱是赚得完的么？”当然赚不完。然而日子却是过得完的。谁也不可能真的“万寿无疆”，有限的光阴显然比赚不完的钱更值钱。因此，应该抓紧时间享受生活，而不是抓紧时间赚钱。钱嘛，有一点够用就行了，享受生活则没有够，因为那要到生命结束的一天。
　　所以，为了玩，成都人舍得搭上时间，也舍得花钱。一个成都人对我讲，有一次他们几个成都人到上海去，看了外滩又想看浦东，便去“打的”。没想到的士司机说，到浦东用不着打什么“的”的，摆渡过去就好，省钱多 上海的这位的士司机显然是一片好意，可成都人却不领情：“安心要耍，省啥子钱么？”
　　于是我们一下子就看出了两地文化性格的差异：上海人精明，成都人洒脱。这其实也是两地城市性质的差异所致。成都是一个闲适的城市。成都平原很富庶，所以赤贫者不多；四川盆地很闭塞，所以暴富者也不多。成都的消费主体，是一些不太富也不太穷的小市民。他们不用费太大的劲，就能赚到几个小钱，过上还算过得去的小日子，当然也就希望不必伤太多的脑筋费太多的事，就能享受生活。这正是那些成都小市民虽然赚钱不多，却仍要光顾茶馆火锅店的原因。在他们看来，赚了钱就要花，花完了再去赚就是。但只要够花了，就行，不能为了赚钱耽误享受，也不能为了享受丢掉洒脱。因为洒脱和闲散，才是真正的享受。（图四十二）
　　 

　　因此，我们在成都，常常不难看见满街都是闲人，至少是让人觉得满街都是闲人。因为走在街上的人都是步履悠闲的。他们一边走着，一边聊着，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四周看着，不时在衣店鞋摊摸摸翻翻，在杂食店小吃摊买些零嘴吃着。总之，这个城市的节奏是慢悠悠的，和同为川中的重庆正好相反。成都人总是这么嘲笑重庆人：“翘屁股蚂蚁似的，急急忙忙跑来跑去，不晓得忙些啥子！”在成都人看来，人生就像是踏青，不能“一路上的好风景没仔细琢磨”，而应该“慢慢走，欣赏啊”！如果说，武汉人是把他们的艰难人生变成了“生命的劲歌”（详下章），那么，成都人则是把他们的闲适人生，变成了可以一路走一路看，值得慢慢欣赏仔细琢磨的“生命的画廊”。
　　他们当然也会把股市变成花会

　　　　　　　　　　　　　　 四　朴野与儒雅

　　对于成都的花会，《成都人》一书的作者林文询有相当精到的分析。他认为成都之所以有花会，就因为“成都人喜欢都市的热闹，也留恋乡野的清新，花会恰恰将这相悖的两方面融成了一片，自然能恒久地讨人喜欢”。说起来，成都人的这种性格，其实也正是成都的城市性格。成都是一个“田园都市”和“文化古城”，因此成都的民风，诚如万历九年的《四川总志》所言，是“俗乃朴野，士则惆搅”。也就是说，既朴野，又儒雅，既平民化，又不乏才子气。
　　我们不妨再比较一下成都与广州。
　　成都与广州，大概是中国最讲究吃的两个城市，因此有“食在广州”和“吃在成都”两种说法。不过两地的吃法并不相同，甚至大相径庭，各有千秋却又都登峰造极。大体上说，广州菜重主料而成都菜重佐料。广州菜对主料的选择是极为讲究的：一是贵，鹧鸪、[屏蔽]鸽、鹌鹑、豹狸、石斑、鲈鱼、龙虾、对虾，什么稀贵来什么；二是广，禾花雀、果子狸、过树榕、金环蛇，什么古怪来什么；三是鲜，讲究“吃鱼吃跳，吃鸡吃叫，各大酒楼、宾馆、饭店、摊档，都在铺面当眼处养着各种活物，即点即宰即烹。因此，广州的名菜，不少既名亦贵，如胶笋皇、满坛香、一品天香、鼎湖上素、龙虎凤大烩、菊花三蛇羹，光听菜名就觉好生了得。有的用料也许并不一定很贵，但一定很新鲜。厨师的功夫，也主要体现在保持优质原料本色原味上，要求做到清而不淡，鲜而不俗。另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哪怕很普通的菜，菜名也多半很堂皇。比如所谓“大地艳阳春”，就不过是生菜胆烧鹌鹑蛋而已。
　　成都的名菜就朴实得多，通常不过东坡肉、咸烧白，甚或回锅肉、盐煎肉，普通极了，也好吃极 贵重一点，亦不过红烧熊掌、干烧鱼翅、虫草鸭子、家常海参之类。可以说，大多数成都菜，主料都不稀贵。然而，配料、做工，却毫不含糊。比如盐要井盐，糖要川糖，豆瓣要郸县的，榨菜要涪陵的。而且，用法也颇为多样，光是辣椒，便有青辣椒、干辣椒、泡辣椒、渣辣椒、辣椒油、辣椒面等多种。因此，成都菜的滋味，极为丰富多彩，据说竟有咸甜、麻辣、椒盐、怪味、酸辣、糖醋、鱼香、家常、姜汁、蒜泥、芥末、红油、香糟、荔枝、豆瓣、麻酱等二十多种，真是极尽调和五味之能事。有人甚至不无夸张地说，你就是给他一块干木头，成都的厨师也能做出一道有滋有味的好菜来。
　　显然，广州菜多清淡，成都菜多浓郁；广州菜较华贵，成都菜较朴实；广州菜更排场，成都菜更实惠；广州菜主要“为大款服务”，成都菜主要“为大众服务”。在广州，无论你开多大的价，厨师都能给你开出席来；而在成都，则无论你的钱多么少，小吃也能管饱。当然，广州也有面向大众的大排档，但只有成都，才把小吃做成了套餐，当作宴席来摆。也只有在成都，你能大快朵颐却又花费不多。因为成都菜的特色，主要不在选料而在烹调。比如人人爱吃的“[屏蔽]肺片”，主料不过是牛心、牛肺、牛肠、牛肚、牛蹄、牛舌、牛头皮等“下脚料”；而赫赫有名的“麻婆豆腐”，则用的是最便宜又颇有营养的豆腐，却又是席上珍馐。所以，外地人一般都有一个共识：讲排场请吃粤菜，讲实惠请吃川菜。
　　这其实也是两地城市性质所使然。广州是“市”，是“市场”。广州的吃食菜肴，不可能不商业化，也不可能不奢侈豪华。成都是“府”，是“天府”。成都的市民，大多是没有多少钱也懒得去赚钱却又穷讲究的“天府闲汉”，当然就只好在配料做工上多做文章
　　的确，成都人的生活是相当平民化的。比如他们最爱吃的“回锅肉”，便是典型的平民菜肴。回锅肉味重，好下饭；油腻，易饱肚；煮肉的汤加上萝卜白菜又是一吃，实惠极 然而平民百姓爱吃，达官贵人也爱吃。当年四川总督岑春暄在接风宴上品尝回锅肉，就曾引出一段故事，成都不少人都会摆这段龙gate阵。即便是一些名贵菜肴，成都人也不给它起什么吓死人的菜名。比如成都最有名的餐馆“荣乐园”有一道做工极其讲究的名汤，菜名竟然就叫“开水白菜”。试想，天底下还有比开水白菜更普通的 可又偏偏是名肴。（图四十三）
　　 


　　不过，最能体现成都人生活平民性的，还是火锅。
　　中国人都爱吃火锅，而成都火锅品种之多，实在令人瞠目。什么羊肉火锅、海鲜火锅、鸡肉火锅、药膳火锅、黄辣丁火锅、酸菜鱼火锅、啤酒鸭火锅、花江狗肉火锅等等，不一而足。当然，和四川各地火锅一样，也少不了“麻辣烫”。你不可小看这麻辣烫。有此特别刺激味觉的麻辣烫，便一俊遮百丑，什么死猫烂耗子都可以烫来吃。有钱的，不妨烫山珍海味，黄喉蟮鱼；没钱的，则可以烫萝卜白菜，猪血豆腐，反正都二样麻辣烫，都一样好吃。这样一来，贵贱贤愚、贫富雅俗，在麻辣烫面前，也就“人人平等”；而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苦闷烦恼，也就在唇麻舌辣中统统消解
　　认真说来，麻辣烫火锅并非成都特产，它是从重庆传过来的。其实，重庆也未必就是火锅的发源地。据我猜想，它多半是川东一带山民的爱物，只不过当初比较简陋，是重庆人让它登上了大雅之堂。山地寒冷潮湿，须用滚烫来祛湿御寒；山民生活贫困，要靠麻辣来刺激味觉；而麻辣烫又有去除野物腥味的功能；杂七杂八一锅煮，也较为简单易行。事实上川黔一带的山地边民都吃火锅，只不过四川多麻辣，贵州多酸汤而已。总之，嗜吃火锅，实不妨看作朴野民风的一种体现。李(吉力)人谓吃火锅“须具大勇”，便正是道出了麻辣烫火锅的“野性”。
　　不过，成都菜虽然朴素、实惠，却并不简陋、粗俗，而颇为讲究甚至还有几分儒雅。成都的菜馆，就更是儒雅得好生了得，比如“小雅”、“朵颐”、“味之腴”、“不醉无归”等。这些店名不少都有来历。比如“盘飨市”，取自社诗“盘飨市远无兼味”；“锦江春”取自杜诗“锦江春色来天地”；“寿而康”取自韩愈文“饮其食兮寿而康”。坐在这样的饭店菜馆里，你无疑会有一种“吃文化”的感觉。但如果你认为这都是高档饭店，那就错 其实，“盘飨市”不过是华兴街上一家买腌卤熟食的馆子，而“不醉无归”则是“小酒家”。
　　这其实也是成都店名的特色。成都不少店铺，店名都颇为儒雅。比如有浴室名“沂春、，显然典出《论语》：“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圬，咏而归。”又有茶馆名“漱泉”，名“枕流”，则典出《世说新语》。据《世说新语•排调》载：晋代名士孙楚（子荆）年少时想隐居，便对王济（武子）说“当枕石漱流”，结果不小心说成了“漱石枕流”。王济便反问他：“流可枕，石可漱乎？”孙楚将错就错，借题发挥，说：“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砺其齿。”一句错话，竟反倒成了名言。成都人以此作为茶馆之名，自然儒雅得很，也符合成都人闲散洒脱的性格。
　　成都有的店名，表面上看似颇俗，其实俗极反而大雅，比如“姑姑筵”即是。所谓“姑姑筵”，也就是“摆家家”。成都俗云：“小孩子请客，办姑姑筵。”然而这“姑姑筵”却是首屈一指的大酒家。后来，“姑姑筵”老板的弟弟得乃兄真传，也开了一间酒店，竟然干脆取名“哥哥传”，同样俗极反雅，颇受好评。更为难得的是，有这样雅号的，不少是小店。比如“稷雪”是做点心的，“麦馨”是买面点的，“惜时”是一家小钟表修理店，“世味”则是专买胡椒花椒的调味品店。调味品店可以叫“世味一，则照相馆便真可以叫“世态” 最绝的是一家专买牛羊肉泡馍的[屏蔽]清真馆，竟名“回回来”，既有“[屏蔽]来吃”之义，又有“每回都来”之意，一语双关，妙不可言。还有一家小吃店，店名竟是三个同音字：“视试嗜”，意谓“看见了，尝一尝，一定喜欢”，亦可谓用心良苦。
　　更可人的是，这些市招，又多为名家墨宝。比如东大街的“老胡开文笔墨庄”是谭延阎的字，三倒拐的“静安别墅”则为岳宝琪所书。即便普普通通的小店，那市招也多半是一笔好字，甚至帖意盎然。一些并不起眼的[屏蔽]店，也每每弄些字画来挂在店里，虽不多好，也不太低，多少有些品味，里里外外地透出成都人的儒雅来。
　　这便是成都：能雅能低，又都不乏巧智。

　　如果说“麻辣烫”表现了成都人朴野的一面，那么，“(火巴)耳朵”则无妨看作是儒雅的一种变异或延伸。“(火巴)”这个字，是成都方言，音pa，原本用于烹调，指食物煮至烂熟软和但外形完整之状。比如汤圆煮熟了就叫“煮烟了”，红薯烤熟了就叫“(火巴)红茗”。引而申之，则软和就叫“把和”，软饭就叫“把饭”，柔软就叫“烟漉漉”。用到人身上，则有“(火巴)子”、“(火巴)疲”、“(火巴)蛋”、“(火巴)(火巴)儿”等说法。“(火巴)子”系指得了软骨病的人，“(火巴)蛋”则指软壳蛋，而以强凌弱，也就叫“半夜吃桃子，按倒(火巴)的捏”。
　　不过，“(火巴)耳朵”，却是一个专用名词，特指怕老婆的人。有道是：“成都女人一枝花，成都男人耳朵(火巴)”，成都男人的怕老婆，也和成都的茶馆一样有名。成都男人怕老婆的故事之多，在中国大约数一数二，而且是成都人摆龙gate阵的重要内容之一。更重要的是，别的地方虽然也爱讲这类故事，但多半是讲别人如何怕老婆，而成都人摆起龙gate阵来，则多半讲自己如何怕老婆。不但讲的人争先恐后，而且往往还会为争当“(火巴)协主席”而吵得面红耳赤，比西方人竞选议员还来劲。因为在他们看来，“怕老婆”在本质上其实是“爱老婆”、“疼老婆”。这是一件光荣的事，当然非炫耀不可。
　　其实，“(火巴)耳朵”这个词，和“气管炎”（妻管严）、“床头柜”（床头跪）之类，意思是不尽相同的。“气管炎”等等重在“怕”，“(火巴)耳朵”则重在“(火巴)”，即成都男人在老婆面前心酥骨软、稀松和的那种德性。这种德性，骨子里正是对女人的心疼怜爱，是那种恨不得含在嘴里捧在手心百般呵护的心疼劲儿。这种心疼劲儿，实在只能名之曰“(火巴)”。
　　成都男人的(火巴)（或曰爱老婆、疼老婆），并非只是嘴上功夫，其实还有实际行动。其中，最能集中体现成都模范丈夫爱心的，就是满街跑的一种车子。车很简单，不过自行车旁边再加一个车斗罢了，本应该叫“偏斗车”的。但因为这车的发明，原本是为了太太舒服省力，那舒适风光的偏斗，也只归太太享用，于是成都人便一致公认，应美其名曰“(火巴)耳朵车”。这种车极为灵巧方便，一马平川的大街可走，曲里拐弯的小巷也能串。所以有人便用它来当出租车用。这样一种平民化的出租车，就理所当然地叫做“(火巴)的”。据说，“(火巴)的”现在已被取缔了，但专供太太们使用的“(火巴)耳朵车”，则仍在通行之列。（图四十四）
　　 

　　看来，成都男人的怕老婆或疼老婆，是颇有些水平的 这也不奇怪。因为成都人原本就有几分儒雅，或者说，有些才子气。才子么，多半怜香惜玉，心疼女人。不信你看戏曲舞台上那些才子，哪一个在女人面前不是“(火巴)漉漉的？不过，成都的这些“才子”们是平民，大多不会吟风弄月，却也不乏创造性。“(火巴)耳朵车”，便是他们怜香惜玉的智慧体现。
　　成都男人如此之(火巴)，自然因为成都女人在他们的眼里可爱之极。天生丽质的女娇娃，原本就是成都这个城市的“盖面菜”（成都人把席间最端得上桌的菜和家庭群体中最能光耀gate庭的人称作“盖面菜”）：白净水灵，婀娜秀丽。做了少妇之后，有男人的爱滋润呵护，便更是出落得风情万种，妩媚百般。不过，成都娇娃是“娇而不嗲”，反倒有些“麻辣”。尤其一张嘴，伶牙俐齿，巧舌如簧，得理不让人，不得理也不让人，常常是不费吹灰之力，嘻嘻哈哈轻松撇脱地就能把人“涮了火锅”，真是好生了得。这种嘴上功夫，是要有练兵场所和用武之地的。其最佳选择，自然是她们的男人。她们的男人，也乐意做她们的“枪靶子”。在成都男人看来，自己的女人既然“不爱红装爱[屏蔽]”，那就随她们去好 娇小玲珑柔美秀丽的女人有点“麻辣”，不但无损于她们的可爱，反倒能增添几分妩媚。
　　成都女人既然已经选择了“麻辣”，成都男人就不好再“麻辣” 如果老公老婆都“麻辣”，岂不真成了“[屏蔽]肺片”？于是成都男人便只好去做“赖汤圆”：又甜又圆又(火巴)。再说，成都妹娃虽然嘴巴厉害，心里面其实是很把和的，怎么舍得对她们大喊大叫？家庭毕竟不是战场，实在也用不着叱咤风云。所以，把耳朵先生们的(火巴)，便不是窝囊，而毋宁说是儒雅。

　　成都这个城市，确实是很儒雅的。成都人呢，尽管开口“龟儿”闭口“狗日”颇有些不那么文明礼貌，也不乏儒雅的一面。成都人爱玩风雅。琴棋书画，弹唱吹拉，养鸟种花，都是成都人爱做的事情。在成都，凡有人家的地方就有花草，就像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火锅一样。庭院里，阳台上，到处是幽兰芳竹、金桂红梅，使人觉得成都到底不愧为“蓉城”。成都人就是这样，用自己爱美的心灵和勤劳的双手，把这个城市打扮得花团锦簇。
　　成都的街道和建筑也洁净可人。漫步成都街头，在绿树婆娑、飞翠流花之中，常常会闪出一间间优美精致的小屋，那就是成都的公共厕所。不少外地人都误以为那是街头的园林建筑小品。我就曾把其中的一个误认作人民公园的侧gate。后来，每到一间厕所，我女儿都要笑着说“我爸的人民公园到了”。公共厕所修得这么雅致，真让人对成都人的爱美之心肃然起敬。
　　厕所尚且如此，则真正的公园便可想而知。成都的公园，不但园林清幽，风景别致，而且有着独特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蕴涵，如文殊院、昭觉寺、青羊宫。尤其是武侯祠、草堂寺和薛涛井所在之望江公园，更是里里外外都透着儒雅。杜甫草堂有联云：“诗有千秋，南来寻丞相词堂，一样大名垂宇宙；桥通[屏蔽]，东去问襄阳耆旧，几人相忆在江楼。”望江公园内虚拟之“薛涛故居”也有联云：“古井冷斜阳，问几树批把，何处是校书gate巷；大江横曲槛，占一楼烟月，要平分工部草堂。”诗圣与武侯“一样大名垂宇宙”，薛涛与杜甫“平分秋色在成都”。成都人的风流、儒雅，由此也可见一斑。成都，实在也应该叫做“文化之都”的。
　　成都拥有这样一份儒雅，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巴人尚武，蜀人重文，何况成都历来就是一个出大诗人和小皇帝的地方。诗[屏蔽]而皇帝小，自然豪雄霸气不足，风流儒雅有余。这也是成都这个城市的特性。成都在历史上确实很出过几个自封的皇帝，却几乎从来没有成过气候。他们的后代，包括只会种花的孟昶和什么都不会的刘禅，就更是成不了器。孟昶投降后，赵匡胤问他的爱妃花蕊夫人何以被俘，花蕊夫人当场口占一绝云：“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二十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成都这地方，似乎从来就阴盛阳衰。
　　的确，成都这个城市，是没有什么帝王气象的。我们总是很难把它和王气霸业之类的东西联系起来。有人说这是因为成都这地方实在太安逸 不管是谁，只要得到了成都和成都平原，就会安于乐蜀，不思进取。此说似可聊备一格。反正，当我们漫步在成都街头，看着成都人不紧不慢的步履和悠闲安详的神情，就会觉得这里不大可能是什么翻天覆地[屏蔽]造反的策源地。
　　成都没有王者气象，却不乏画意诗情和野趣村风。成都这个城市的最可人之处，从来就不是过去的殿堂庙宇，今天的大厦高楼，而是和城外千里沃野纵横田畴相映成趣的小桥流水、市井里巷、寻常人家。成都最诱人的吃食也不是酒楼饭店里的高档宴席，而是民间小吃和家常菜肴，如干煸豆角回锅肉、[屏蔽]肺片叶儿粑，还有那遍布成都大街小巷的火锅和“串串香”。所谓“串串香”，就是用一根根竹签将各类荤素食品串起来，像烫火锅一样放进红红的辣椒锅里烫着吃。一串食物，不论荤素，一律一角，爱吃多少吃多少，爱吃多久吃多久。成都人三五成群坐于街头，七嘴八舌围定火锅，不必正襟危坐，无需相敬如宾，饮者豪饮，吃者猛吃，不知不觉百十串下肚，酒足兴尽快意而归，把这个城市的朴野风格挥洒得淋漓尽致。
　　成都就是这样一个城市。如果说，北京是帝王贵胄、文人学者、市井小民共生共处的地面，那么，成都则更多的是平民的乐土。在成都，往往能比在别的地方更接[屏蔽]民贴近自然。成都人民是那样地热爱生活和善于生活。他们总是能把自己普普通通的生活变得意趣盎然。听听成都的竹枝词吧：“桃符半旧半新鲜，阴历今朝是过年。邻女不知春来到，寒梅来探依窗前。”（贴春联）“把户尊神气象豪，虽然是纸也勤劳。临年东主酬恩德，尽与将军换新袍。”（换gate神）“梅花风里来春阴，尽向公园品碧沉。人日好寻香艳在，环肥燕瘦总留心。”（游草堂）“青羊宫里似星罗，乘兴家家载酒过。小妹戏呼阿姊语，今年人比去年多。”（逛花会）“龙舟锦水说端阳，艾叶菖蒲烧酒香。杂佩丛簪小儿女，都教耳鼻抹雄黄。”（过端午）“九日登高载酒游，莫辞沉醉菊花秋。闹寻药市穿芳径，多买茱萸插满头。”（度重阳）无疑，这里面难免有文人的加工和想象，但那浓郁的生活气息仍扑面而来。这些既有几分朴野又有几分儒雅的竹枝词，难道不正是成都和成都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五　成都，雄起

　　也许，这就是成都了：朴野而又儒雅。这就是成都人了：悠闲而又洒脱。因为成都是“府”，是古老富庶、物产丰盈、积累厚重的“天府”。远在祖国大西南群山环抱之中，躲避了中原的兵荒马乱，却又享受着华夏的文化福泽。那崇山，那峻岭，那“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并没有阻隔它与全国各地的联系，也没有使它变得褊狭怪异，只不过护卫着它，使它少受了许多磨难少吃了许多苦头。那清泉，那沃土，那一年四季温柔滋润的气候，则养育了一群美滋滋乐呵呵的成都人。老天爷之于成都，实在是厚爱有加。
　　于是，成都便成了一个标本，一个在农业社会中生成的“田园都市”的标本。北京虽然也有“田园都市”的性质，但北京并不适合作这个标本。北京的地位太特殊，也太政治化了，而西安又多少有点“垂垂老矣”。西安总让人觉得是“过去时”的（尽管事实上并非如此）。半坡、秦俑、碑林、城墙、大雁塔、华清池，离现在最近的事情也在唐朝。何况西安的“王气”太重。浓浓的王气笼罩在西安的上空，挥之不去，很难让人把它看作一个“平民的都市”（尽管事实上西安其实是不乏平民风情的）。做过古都的都不宜做这样一个标本，包括南京、杭州，而扬州等等虽然在历史上也曾繁华一时，可惜又“好景不长”。其他城市，或太穷，或太小，或者并非“田园都市”。只有成都，才既大且新、既繁华富庶又保持着朴野的民风。看看成都妹子吧，不管怎么新潮洋派，也仍不失村姑本色，有着村野的清纯。看来，只有成都，由众多小坝子、小院落、小家庭、小作坊、小摊点、小饭铺、小茶馆和小生产者、小生意人组成的小桥流水的大成都，才能让我们领略到农业社会中的市民生活。
　　然而成都的问题也许正在这里。尽管成都现在已经有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自北向南延伸的人民路和一环路两侧建起了许多摩登高楼，老店林立的春熙路也翻修一新，城市规模更是扩大了许多，但文化心理的改变却不是一日之功。毕竟，成都历来就是一个富庶安逸的城市，成都人也历来就是自得其乐过小日子的人。道路的拓宽和高楼的崛起并不能改变这个城市悠闲安逸的气质，正如新潮的服饰和豪华的装修并不能掩盖其朴野粗爽一样。面对似乎好得无可挑剔的成都，我们总觉得它缺了点什么少了点什么。当然，它没有北京大气，也没有北京醇和；没有上海开阔，也没有上海雅致；没有广州生猛，也没有广州鲜活。不过这些也原本就不是它该有的。除了这三个城市独一无二的特殊气质外，“中华文明所有的一切，成都都不缺少”（余秋雨《文化苦旅》）。那么，它到底缺少什么
　　也许，它其实就是少了点苦难缺了点磨洗。磨洗是最好的教育而苦难是人生的财富。受过这种教育和没受过这种教育，拥有这份财富和不拥有这份财富，是完全不一样的。成都缺少的正是这个。它实在是太安逸 只要拿成都和南京、武汉比较一下，就会觉得它们的分量很不一样。南京、武汉是沉甸甸的，成都就轻了点。其实，论城市大小，论人口多少，论历史长短，论积累深厚，三地都差不太多。成都之所以较南京、武汉为“轻”，就因为成都少了点南京的苦难，缺了点武汉的磨洗。南京是屡遭虫洗劫后余生的，武汉是艰难困苦生存不易的。惟其如此，它们才有了一种特殊的气质。南京有一种悲壮情怀，苍桑感特别强，武汉则有一种“不信邪”的精神。因此，走进南京，你会肃然起敬；久居武汉，则会变得硬朗。那么在成都 刚开始自然是“乐不思离蜀”（不是“乐不思蜀”）。但住久了，就会被弥漫于这座城市的悠闲舒适气氛所陶醉，觉得连骨头都(火巴)
　　幸而成都人自己对此也有警觉。他们用麻辣来刺激自己，用足球来激励自己。成都的球迷无疑是中国第一流的。成都人对足球的痴迷，真称得上是“人无分男女，地无分南北”，不管哪里有球赛，成都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会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他们甚至还会组织团队包了专机到外地、到外国去为四川队呐喊助威。这实在是一种豪举。成都人呐喊助威的方式也与众不同，不是喊“加油”，而是喊“雄起”。所谓“雄起”，据流沙河考证，系与“雌伏”相对应者，并非一般人望文生义的那个意思。但不管怎么说，总归是阳刚气十足吧！因此，当球迷们站在看台上大喊“雄起”时，我们依稀感到了成都的雄风。
　　然而看球毕竟不是踢球。尽管足球是最男性化的运动，但城市并不是足球。何况，如果仅仅只是爱看，也还是爱玩，只不过玩得比较有气势罢
　　成都人，什么时候能把自己的城市也变成球场，把自己由观众变成球员
　　换句话说，成都人能不能在活得悠闲自在的同时，有更多的积极进取
　　因此，我们很想说一句：成都，雄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