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刍议一道闪电
一、“中华民族”的困境
“中华民族”这个名称并非起源自辛亥[屏蔽]，“中华”这个词汇早在南北朝就有，其含义是明确的。其二，如果说是诞生于辛亥[屏蔽]，那么从国家民族的角度，中华民族才不到100年的历史，有什么根据说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呢？
中华民族是一个不断成长的概念，其内涵不断变化和外延不断成长。
南宋此山贳子解释《唐律疏议》卷三《名例》“中华”时说：“中华者，中国也。亲教王被，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故谓中华。非同夷狄之俗，被发左衽，雕体文身之俗也”明显指中国文化和汉人。再早，刘宋文帝时，杜坦比汉时的金日磾称自己是“中华上族”，不可和“胡人”并论。中华，本是中国和华夏两个词各取其一而成。含义是很清楚的。
“中华”作为民族称谓在唐朝已经成熟了，唐太宗说过：“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中华”无疑指华夏民族。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近代辛亥[屏蔽]时期。随着中华[屏蔽]的诞生，中华民族内涵又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梁启超提倡，[屏蔽]在就任中华[屏蔽]大总统时说“合汉、蒙、满、回、藏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的统一。”这个定义起到了团结国内少数民族统一建国，抵抗外辱的作用。但是从此“中华民族”丧失其文化民族主义的特性，定义被频繁修改，不得不不断打补丁。建国后，中华民族的定义改为：“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五十六个兄弟民族的总称。”但是这个概念仍然有学者不满意，陈连开教授在《中国华夷番汉中华中华民族》中提出新的定义：“中华民族，是中国古今各民族的总称，是由许多民族结合形成统一国家的长期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民族集合体。”但是这个概念还是有人提出异议，海外华侨呢？有许多海外华侨早就坚定的把自己归为中华民族一分子，海外华侨在辛亥[屏蔽][屏蔽]满清，在抗战期间，在建设祖国的过程中，海外华侨以血浓于水的民族大义为国家民族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如何能抹杀他们作为具有高度民族意识群体所做出的贡献呢？如何能把他们排斥在中华民族之外呢？（《中华民族研究》第一辑 史式 ）在[屏蔽]开放的今天，又有许多外籍人士，他们本身并不属于哪个民族，比如澳gate还有葡京人。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想加入中华民族的行列，那么能拒绝他们吗？
同时有一些少数民族由于文化种族历史与汉族等主体民族相差太远，差异太大又很难认同“中华民族”。 如此“中华民族”内涵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无法概括实际情况。
按梁启超的说法，当初定义中华民族是“是与国家等身大的、以领土为范围的“民族”，即nation。“中华民族”更重视的是领土性的属性，因此，提倡“中华民族”的实质就是按照国[屏蔽]家的理论实践国家整合。通过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整合国民，进而达到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目的，正是为近代以来各代中国[屏蔽]人所认同的以国[屏蔽]家理论实现近代国家的方法。然而，让生活在960万平方公里大地上的所有人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中华民族＝中国国民的意识，是一个极为困难的事业。这不仅是因为清王朝的统治致使藏、维、蒙等民族没有形成中国人和中国国家的意识，同时还因为国[屏蔽]家＝民族国家的理论导致了“民族”概念的高度政治化。就内涵而言，“民族”不啻为一道城壕，强迫城内的人们进行万民一致的政治认同；从外延来看，“民族”又象是一条鸿沟，阻隔人与人、民族集团与民族集团之间进行自然的融和同化。中国近代以来开始强调“民族”，然而事实却是，只要提出中国只有一个民族时，就会招来“实行民族同化”的攻击；而同意中国具有多数的民族时，又必然有人以“民族自决”为招牌，使国家面临[屏蔽]的威胁。”（摘录自“国[屏蔽]家与民族问题--关于中国近代以来民族问题的历史思考 ”）
从“中华民族”这个名词诞生过程和当时各民族的理解来看，当时的各民族都自觉地认为“中华民族”是个由来以久，自古以来的概念。中华民族在中国历史上之存在，决不是由于辛亥[屏蔽]“五族共和”而出现，这也是当时各种人民的共识。对于其他少数民族则是归向于古老的中华民族而出现的新的“中华民族”之实体。梁启超1901年《中国史叙论》中首先提出中华民族一词，文中有时指汉族有时指中国所有民族，1905年《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并明确其含义，“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遍俗称所谓汉族者”，它是“我中国主族，即所谓炎黄遗 ”1913年初，内蒙古西部22部34旗王公一致决议“联合东蒙反对库伦”，并通电全国申明：“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当一体出力，维持民 国”这是第一次在政治文件中，少数民族代表人物共同决议宣告自己的民族属于中华民族。 《义勇军进行曲》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这里都有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存在的含义在内。毛泽东说：“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屏蔽]，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屏蔽]。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屏蔽]。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屏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屏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根据上下文“外来民族”、“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毛泽东不是暗指匈奴、契丹、女真、蒙古、满洲都是“外来民族”么？否则谈何“几千年”？（ 《中国[屏蔽]和中国[屏蔽]档》）。某些学者，为了重新定义“中华”、“中国”，混淆是非，偏偏以这个词汇诞生来判断其内涵实际存在，不承认“中华民族”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实体。如此华夏民族和非华夏民族就没有本体、非本体之分了。
  梁启超首创“中华民族”这个词汇时还说：“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概念浮于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一员也。” 这句话往往被某些官方学者歪曲误导，篡改为中国现有各民族都是自古以来的中华民族。其实按梁先生的说法，蒙古、满洲等民族只有在承认是中国人的前提下，才是中华民族。那么怎么可能把他们当作自古以来的中华民族成员之一呢？
  值得提到的是：满清贵族自己往往是不承认是中国人的。因此官方学者引用梁先生的原话，是基于中国这个概念的偷变和大众对于满洲人是否承认是中国人的无知。  


二、民族认同感分析
一个民族的认同感来自于 血缘认同、文化认同（包括宗教、生活习惯等）、政治认同，凝聚力和排他性成正比。二战时期，德、日民族强悍的原因在于这三种认同感的高度统一。
血缘不可变，血缘认同的凝聚力很强，从论坛“满遗”的表现更证明了血缘认同往往高于文化认同，血缘认同的民族意识高于国[屏蔽]识。但是血缘认同会干扰组织整体的政治利益，出现离散现象。 文化认同有持久力和生命力。但是迫于环境有可变性、可塑性特别是对于子孙后代更突出。人周围的环境在变，文化认同也就可变。其中宗教认同有专一性，排他性。政治认同（利益是最根本的认同）是最高级的一种认同，政治认同有时认同感极强，能压制其他认同， 但是政治认同有阶段性、易变性。政治认同来源于民族生存发展的需要还有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
作为中华民族成员，某些少数民族其血缘、文化差异很大， 其认同感更多来自政治认同。对于[屏蔽]开放后的中国，其政治认同更多来自利益，中央对少数民族实行了各种优惠政策。享受了作为中华民族一分子的优待。
但是作为整体上的中华民族由于国不强，民不富，个人利益得不到充分的保障，特别在海外的某些少数民族作为中国人远没有西方人享受到的利益和尊严，其政治认同的认同感不会太强。对于某些少数民族而言从其自身利益出发，有海外母国的认同感、自豪感，得到的利益要比作为中国人还要大，而有些国家在有意识的培养这种情绪。同时，由于其自身的发展的需要，他们当中某些人对于原有的优惠已经不满足了，这种给予优惠政策和资金扶持带来的政治认同感更不起作用了。历史上，满族上层整体还有新-僵某些少数民族群众集体叛国就是明证。 这种优惠政策带来的认同感不会持久，这是政治认同本身具有的弱点。再者一般而言，对于本民族的认同感要强于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感，而现在的政策是在加强这种本民族的认同而中华民族的认同却变得模糊。（可能他们只记得几条优惠政策和他们认为该得的实惠，就这点而言很难激发民族认同的。只会加深和激发其自身的民族认同感）。而一旦其他认同远强于政治认同，原有的政治认同在弱化，而强烈的本民族认同感带来新的政治愿景又强化了叛离意愿。

三、文化民族主义
世界是在进行文化的竞争，文化的淘汰赛。很明显英语文化一支独秀，走在世界的前面。而世界上众多的落后地区的语言文化却在一步步走向死亡。不是用[屏蔽]，而是自然的选择， 显然如果这些弱小民族语言要保持自己语言文字，那么就不能很好的与外界沟通，跟不上世界急剧发展的步伐，民族就会成为活标本，自生自灭。如果用主流语言和外界交流，则自己原有的语言文字难以使用，渐渐消亡，文化的消亡意味着一个民族的真正消亡。 但是有生命力的文化是不会消失，没有生命力的文化和民族消失却难以避免。历史证明华夏文明具有世界上其他文明很少具有的优势，其包容性和开放性是最突出的，其生命力是强盛的，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好这种优势。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认为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国家，汉族和少数民族来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反复同化。形成中华民族也就是斯大林所说的“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那么56个中华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要不要统一成一种语言，统一一种文化。要不要把汉语作为统一的语言，如何把汉语和汉文化作为统一的文化，形成以汉族为核心的新的民族。如此岂不是又走到当今民族政策的反面。如果不是，离心的倾向越发强烈了。这56个民族组成中华民族理论，又造成有些和汉族关系紧密，基本同化的民族又被人为分开，造成离心排斥倾向，同时由于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又造成某些汉族的不满，造成自身的认同感很差，某些人改民族很随便。
现在提倡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论仍然侧重于血缘，族群，实际上现在的某些专家学者已经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以以华夏民族为主体传承华夏文明的民族国家偷偷换成了“五十六民族共和国”，五十六民族多元一体，汉族是其中普通一元。如果认为56个不同语言、不同文字、不同生活习惯的民族甚至种族就是中华民族，那么不知道这种不同文化背景的多个民族凝聚力来自何处。对于有外国背景的民族其民族认同感怎么会比没有多少共同点的“中华民族”来得差？现在的民族政策是在鼓励人们区分出越来越多的民族乃至种族。于是就有人要求恢复他们犹太人的称呼。还有人要求恢复匈奴民族。这样搞下去，中国的民族问题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现在的民族政策只会让汉族越来越小，民族越分越细，和世界民族发展趋势背道而驰。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越来越强，离心势力越来越大，动摇汉族主体地位，继而动摇中华民族的基础。唐太宗后期眼见蛮族一再叛乱，他认识到：“中国百姓乃天下根本，四夷如同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古所未有也。”，维护和平的是唐军的强大实力，而不是片面讨好胡人的政策。
我们天天讲民族团结，可实际上民族隔阂的心理却始终存在，只有当我们不再有民族意识时，才能真正实现民族团结，民族融合。

从上述“中华民族”的困境我们可以联想到的是： 当初以“中华民族”为中国共有的族名是被各个少数民族接受认同的，这正说明了华夏文明的包容性，先进性。华夏文明被广泛接受性。“文化民族主义”具有开放性、融合性的特点。 当时的少数民族公认汉族是主体民族，在历史上具有正统地位。而少数民族要发展要进步，就如同历史上融入汉族一样，融合成为一个新的共同的民族。中国历史也告诉我们“文化民族主义”在历史上起到了同化、融合的作用是现今的民族政策远远不及的。
华夏文明自古就没有种族歧视这种陋习，很难被融合的犹太人在中国却被同化消亡了，犹太人在中国消亡的事实说明中国传统文明具有消除民族差别，同化各民族的能力，能融合和吸收新的民族成员，在隋朝以后，北方各少数民族融合于汉族之中，在元代以后女真民族也消失了，在明代境内虽然有回族但和汉族却没有“华夷之分”，结成一体。这种民族关系是清代以后难以企及的，令人深思。所以我们应该考虑恢复“文化民族主义”，按文化认同重新划分民族。取消汉族，建立中华族，也容许人们不再填写民族。
我们应该称赞古人的“夷夏之辨”，这是中华文明的一大文明遗产，由此汉族才成为世界第一大民族，同化力最强的民族，生命力最强的民族，中华民族才能五千年不亡。 文化民族主义有利于华夏文明的传播，中华文明的扩张。近代以来，以Human-Rights、自由为口号的西方价值观统治了世界，并以此推行殖dem0cratic 义和霸权主义，各国在这种“舆论霸权”下显得苍白无力。 而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以文化、道德、伦理为世界敬仰。 中华文化民族主义是中华复兴走向世界的重要方式。
我们应该重新审视“文化民族主义”，还应看到正是“文化民族主义”，中国两度沦亡，历史上汉[屏蔽]现象层出不穷。所以对“文化民族主义”如何适用当代中国还要进行认真的研究。
历史上落后的小民族的消亡是必然趋势，这种消亡是以被大的先进民族同化或者说融合的方式实现的。 这种消亡有两种途径，一种是被大民族征服，另一种是征服了大民族而后被同化。就后一种而言是一种历史倒退，毫无疑问都是伴随着极大地破坏了先进民族的生产力，[屏蔽]奴役了大量人口。在残酷的民族征服中，其自身生产生活方式得到了进化，发生了改变。最终融合入大民族中去。所以如果我们跳出了狭隘的民族观念，我们是不会赞成这种形式的民族融合的。
我们不必过分忧虑某些少数民族会被同化掉，对于民族同化历史学家翦伯赞有如下看法：“这是一种进步的历史现象。因为同化是落后民族加入了先进民族的经济和文化体系，就是落后民族文明化。同化虽然大半带有程度不同的强制性，但仍然是一种进步的历史现象。因为同化是落后民族加入了先进民族的经济和文化体系，就是落后民族文明化。”(见《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关于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
列宁说过：“如果一个人没有陷入民族主义的泥沼就不应该反对ca.pi-tal.ism的民族同化。不但不应该反对ca.pi-tal.ism时期的民族同化，封建时期的民族同化也不应该反对。”(《列宁全集·第二十卷》)那么我们更不用担心so.cia-lism时期的民族同化现象，而世界的未来就是天下大同。

四、民族英雄论
爱国主义思想大量涌现是从宋[屏蔽]始的，宋[屏蔽]量的抗敌英雄传奇，以及大量的诗词是生动的爱国主义好素材。这也正说明了中华民族在外来侵略和外族[屏蔽]下民族意识逐渐形成。
关于民族英雄的争论我们得出以下几个疑问：
(一)、没有女真、蒙古族的中华民族还是不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否必定是一个近代ca.pi-tal.ism民族国家观念下的产物？也就是说古代有没有民族英雄？
从前文论述“民族国家”的定义来看是勿庸置疑的。（见《中国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吗？中国、中国历史是什么？》）
(二)、 民族英雄是“民族国家”的英雄还是“政权国家”的英雄？
民族英雄不应该是“政权国家”的英雄，比如三国英雄就不是，民族英雄应该是“民族国家”的英雄。
(三)、民族英雄是跨历史时空的吗？
民族英雄等词汇是不能排除其历史背景的，一旦排除其历史背景，自然闹出“关公战秦琼”的笑话。同近代不同，在近代以前中华民族是“文化民族主义”为核心的民族。进入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不断发生内容上的变化，“民族英雄”的标准也发生微妙的变化。现在出现的民族英雄的争论，其问题在于三点，其一用当代中国的“中华民族观”套用到古代，漠视其概念中的历史性和时代性。其二 不适当的把近代以来的新民族主义标准强加到古代。漠视“文化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不同。其三、 文化民族主义贯穿整个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民众基础，深深刻在海内外华人的心中，是我们这个民族凝聚力的来源，几个官方“专家”为了“现实政治”的需要，漠视其存在，轻易地否定，显得既无知又无识。由于他们对文化民族主义在海内外华人心中的地位茫然无知，导致官方和民众对“民族英雄”的理解出现巨大落差。
(四)、如何理解“民族英雄”
从前述得知，“中国”、“中华民族”都是有历史感的名词，不同时代的“中国”、“中华民族”含义是不同的。 而“英雄”这个称呼不光有历史性还有时代感，社会在进步，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念也在变化，20世纪前不知道有“航天英雄”。现代社会不会把“打家劫舍”的绿林好汉再称为“英雄”。说岳飞不是“民族英雄”是没有道理的，说岳飞是“民族英雄”又是不确切的。所以当问到岳飞是不是“民族英雄”时，应该这样回答：岳飞是宋代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同样道理，抗战时期的英雄也要加入时间定语称他们是抗 日 的民族英雄。
民族英雄虽然有历史感和时代感。但是民族英雄的“爱国主义精神”却是跨时代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纪念他们的原因。

五、文化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中华民族凝聚力。
弘扬和保护中华文化、保卫以中华文明为主体的民族国家就是爱国主义。凡是对中华文化做出贡献的人物都是中华民族的杰出人物，而保卫中华文明为主体的民族国家不受异族入侵和破坏则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
常常在媒体上看到“中华民族凝聚力”，那么这种“凝聚力”来自何方呢？我认为它来自在共同伦理道德基础上对文化和文明的认同，尤其是共同的价值观，“是非善恶”标准的一致。决不能因为团结少数民族，为满足某些少数民族精英的虚荣心，颠倒是非善恶的标准。是非善恶不分只会人为增大彼此间的隔阂和仇视，把“统一”看成最高准则的实用主义史学一直做的就是这种蠢事，破坏着民族凝聚力。

六、当今民族政策的忧思
随着各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的增强，对自身祖先的认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爱国主义”价值观念形成巨大的冲击，葛剑雄不是代表少数民族反对国家公祭黄帝吗？在民族意识增强的今天，岳飞成了“种族主义者”，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精神现在成了大汉族主义的代名词，霍去病的“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更是不能宣传。今天再读唐诗、宋词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彭湃胸中的爱国主义情怀，而是想到的是是不是侵犯了少数民族的民族感情，犯了“大汉族主义”。“汉武大帝”要批判，但是少数民族的造反首领，无一例外的被拔高、歌颂了。甚至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也因为有民族政策问题不能批评，只能歌颂。这都是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增强的后果。最后的结果无非是主体和非主体不分。增加的是[屏蔽]意识。so.cia-lism国家的民族政策事实证明是失败的，在其几十年的历程中，片面强调的是国家统一而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文化和意识，在文化和血缘上的各民族自我意识却在逐渐强化，当政治认同瓦解之后，各民族的文化和血缘认同上就出现了巨大的不一致，导致国家解体、民族[屏蔽]。苏联解体了，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南斯拉夫摔成八瓣。凡是多民族组成的so.cia-lism国家总是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民族[屏蔽]的困扰。现行的国内民族自治政策，各个民族和地域紧紧相联，无疑强化了民族占有意识。 加上各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各民族地区内公民权利并不相等。各民族的民族意识空前加强，出现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56个民族共和国，甚至成为56个民族邦联国的潜流。发展下去就离前苏联、前南斯拉夫、前捷克斯洛伐克解体的道路不远了。
就这点而言，以倡导盎格鲁·萨克逊文化为主流的多民族多种族的美国却毫无解体之忧。从当初的联邦走到今天越来越团结统一的美利坚。这值得我们深思。

后记： 北大马戎先生写的：“少数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为解决民族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和本文观点一致，值得思考。




马 戎 少数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zt
作者： 马 戎

　经过几千年各地区之间各类形式的人口迁移,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属于多族群国家。有的国家从历史上延续下来就是多族群结构的政治实体,在跨国境的移民过程中,从境外迁来的少数族群中也有一些成员得到了迁入国G0vern.ment的公民身份。在有些国家(如西欧国家) ,迁来的外籍人已经在当地居住了几十年甚至生育了下一代,他们虽然没有得到迁入国的公民资格或“永久居留权”,但是在事实上,他们在居住国当地社会生活中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甚至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具有以上这些状况的社会都应被视为多族群社会。

　　在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多种族、多族群政治实体中,它的政治领袖和社会精英都面临着如何处理这个政治实体内部(联邦、国家)不同族群的法律地位和基本权利的问题;面临着如何看待存在于族群之间的各种结构差异(教育、行业、职业、收入等) 和文化差异(语言、宗教、习俗等)的问题;面临着如何认识族群的存在与演变(观念和理论) ,以及G0vern.ment今后应当如何引导族际关系的发展方向(战略和方法) 等一系列重要问题。
　　如果一个国家的族群关系处理得好,这个国家就可以通过内部的积极整合来不断加强全体公民的凝聚力,从而降低社会管理与运行的成本,提高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的效率,在经济上变得强大昌盛。在这个政治、经济、文化全面良性发展的社会中,所有族群将分享经济发展和国家强大所带来的成果,尽管在各种利益的分配上不可能达到绝对均等,但在一定意义上,所有族群都将是这个博弈过程中的“赢家”。

　　如果一个国家内部的族际关系处理得不好,这个国家将会由于内部矛盾的恶性发展而导致社会离心力不断增强,用于维持社会治安的财力、人力、物力即社会成本会明显提高,这将增加G0vern.ment开支以及民众的税收负担。如果族群矛盾恶化为公开的政治冲突和[屏蔽]运动,那将会使整个社会分崩离析,并有可能导致内战及引发外敌入侵,国家就会急剧衰弱甚至四分五裂,在[屏蔽]和战火中本国的经济基础和各项设施都将遭到破坏,这个国家的所有族群将饱尝政治[屏蔽]和经济衰败所带来的苦果,在这一过程中,可以说这个国家所有族群最终都是“输家”。近年来前南斯拉夫地区族群关系的演变及其后果,即是最生动的例子。所以,对于族群问题的研究已经成为21 世纪各国的核心社会问题之一。

　　一、“民族”(Nation) 和“族群”(Ethnic group)
　　“民族”是目前最常用的中文词汇之一,另一个中文词汇“族群”则是近年来才开始出现在学术文献中, 前者的对应英文词汇应当为“Nation”, 后者所对应的英文词汇则是“Ethnic group”(或Ethnicity) 。当我们同时使用“中华民族”与56 个“民族”的提法时,因为前者包含了后者,实际上是把两个层面上的东西用同一个词汇来表述,混淆了两者之间在概念层次上的差别。
　　“Nation”和“Ethnic group”在国外文献中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从这两个英文词汇各自出现的时间和具有的内涵来看,代表着完全不同的人类群体,表现了不同的历史场景中人类社会所具有的不同的认同形式。“民族”(Nation) 与17 世纪出现于西欧的“民族主义”和“民族自决”政治运动相联系“, 族群”( Ethnic group) 这个词汇则出现于20 世纪并在美国使用较多,用于表示多族群国家内部具有不同发展历史、不同文化传统(包括语言、宗教等) 甚至不同体质特征但保持内部认同的群体,这些族群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被归类于这些社会中的“亚文化群体”。
　　根据以上情况,我曾建议保留“中华民族”(the Chinese nation) 的提法,同时把56 个“民族”在统称时改称为“族群”或“少数族群”( EthnicMinorities) ,在具体称呼时称作“某族”(如“汉族”、“蒙古族”) 而不是“某某民族”(如“汉民族”、“蒙古民族”) 。提出这一建议有三个理由:一是我认为中国的“少数民族”在社会、文化含义等方面与其他国家( 如美国) 的少数种族、族群(Racial and ethnic minorities) 是大致相对应的,改称“族群”可以更准确地反映我国民族结构的实际情况;二是可以避免在两个层面(“中华民族”和下属各“民族”) 使用同一个词汇所造成的概念体系混乱;三是当我们讲到中国的56 个“民族”和地方“民族主义”并把这些词汇译成英文的Nationalities以及Nationalism时,国外的读者从这些英文词汇中很容易联想为有权利实行“民族自决”并建立“民族国家”(Nation-state) 的某种政治实体和[屏蔽]主义运动,从而在国际社会造成严重误导。

　　“族群”( Ethnic groups) 作为具有一定文化传统与历史的群体,和作为与固定领土相联系的政治实体的“民族”(Nation) 之间,存在重要的差别。但两者之间并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通过一定的内、外部条件的影响,两者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处在纯粹的文化群体和纯粹的政治实体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是一条“连续统”(Continuum) ,在这条“连续统”的两端之间存在着无数个中间过渡阶段。在现实社会中,每个国家内部的各个族群就处于这个“连续统”链条的不同位置上,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G0vern.ment政策的引导和外部势力的推动,这些族群或某一个族群在这个“连续统”上会从原有的位置向某个端点的方向移动,它所具有的“政治实体”的性质或者会增强或者会减弱。

　　所以,一个国家内部的族群关系是多元和动态的,而不是单一形态和固定不变的。在某些内部和外部条件的共同作用下,量变可能产生质变,一些族群确实存在着从现有的国家当中[屏蔽]出去的可能性,从“族群”转变为“民族”。在前些年魁北克的公民投票中,如果多数人赞成魁北克[屏蔽],魁北克就有可能会脱离加拿大而成为一个新的国家。我们今天之所以要讨论“民族”与“族群”这两个词汇的不同,就是因为不同的词汇用法实际上体现出人们在理解和引导族群关系时的不同导向。
　　二、引导族群关系发展的两种政策导向:政治化与文化化
　　在群体认同意识和政治实体边界的演变过程中,G0vern.ment政策的引导作用非常重要。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各国的情况来看,G0vern.ment在如何引导族群关系方面大致体现出两种不同的政策导向:一种把族群看作是政治集团,强调其整体性、政治权力和“领土”疆域;另一种把族群主要视为文化群体,既承认其成员之间具有某些共性,但更愿意从分散个体的角度来处理族群关系,在强调少数族群的文化特点的同时淡化其政治利益,在人口自然流动的进程中淡化少数族群与其传统居住地之间的历史联系。
　　1. 以“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族群”观
　　从历史文献记载看,东亚大陆一直是许多族群共同生息繁衍的土地。在这些族群中,既有中原地区发展较快的“华夏-汉人”,也有居住在周边地区相对发展较慢的“蛮夷狄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在族群识别、分野方面最重要的观念是“夷夏之辨”。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中“夷夏之辨”的核心并不是体现于体质、语言等方面在形式上的差别,而主要是指在以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为核心的内在“文化”差别。

　　有的学者指出:“在儒家思想中,‘华’与‘夷’主要是一个文化、礼仪上的分野而不是种族、民族上的界限。……华夷之辨并不含有种族或民族上的排他性,而是对一个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的认识和区分。”换言之,“夷夏之辨”并不是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区别与排斥,如中世纪基督教和[屏蔽]教两种文明之间的相互排斥,而是相对发展水平较高的“文明”与相对发展水平较低的“文明”之间的关系,同时发展水平较低的“夷狄”也承认这一点并积极向中原“华夏文明”学习。它们之间最重要的互动关系,不是彼此敌视和相互消灭,而是文明的传播与学习。
　　古代中国人认为中原地区的文明是世界最发达的文明,周边的“夷狄”或早或迟都会学习效仿中原的文明。在这种观念中,凡是接受中原“教化”的人就被认同是“文明礼仪之邦”的“天朝臣民”。“化外之民”则是需要教育开化的生番。金耀基教授认为,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国家,传统的中国不同于近代任何其他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 ,而“是一个以文化而非种族为华夷区别的[屏蔽]发展的政治文化体,有者称之为‘文明体国家’(Civilizational state) ,它有一独特的文明秩序”。美国学者费正清曾写道:“毫无疑问,这种认为孔孟之道放之四海皆准的思想,意味着中国的文化(生活方式) 是比民族主义更为基本的东西。…… 一个人只要他熟习经书并能照此办理, 他的肤色和语言是无关紧要的。”
　　因为文明是可以相互学习和传授的,所以中国传统思想认为“夷夏之辨”中的“化内”和“化外”可以相互转换,“所谓中国有恶则退为夷狄,夷狄有善则进为中国”。所谓“善”就是文明,“恶”就是不够文明。这里既体现出了辩证思维精神,也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宽容态度。站在中原文明的角度来看,中原学者所积极主张的是以“有教无类”的开明态度,“用夏变夷”。
　　中原王朝的皇帝、学者和民众把已经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其他族群看作是“化内”,对他们比较平等,对那些仍处在“化外”的族群虽然采取歧视态度,但是这种歧视的基础是“文化优越感”而不是“种族优越感”。在这个优越感的背后,实质上仍然有很大的灵活性和辩证的观点,即是始终承认“化外”可以通过接受中原的“教化”而转化为“化内”。在这种“有教无类”的族群观基础上,中国文化传统认为中原王朝的使命就是通过“教化”而不是[屏蔽]使“生番”成为“熟番”,成为“天朝臣民”,并最终实现理想中的“世界大同”。

　　中华传统一方面强调“夷夏之辨”,另一方面又强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 的“天下”观。由于中原地区的文明与“礼教”也是中国各族群之间长期文化交流融合所形成的结果“, 夏中有夷”“, 夷中有夏”,同时认为“夷夏”同属一个“天下”且“蛮夷”可被“教化”,所以中国文化传统认为天下所有族群从本原来说都是平等的,因此提出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观念(《论语•颜渊》) 。这一观念明确提出了族群平等的基本理念,淡化了各族群之间在种族、语言、宗教、习俗等各方面的差异,强调不同的人类群体在基本的伦理和互动规则方面存在着重要的共性并能够和睦共处,强调族群差别主要是“文化”差异,而且“优势文化”有能力统合其他文化群体。
　　美国社会学家戈登(M. Gordon) 把在种族问题上的意识形态划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坚持种族不平等或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第二类是主张族群平等的非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戈登认为在第二类中还可以进一步区分出三种子类型,即(1)同化主义; (2) 自由主义的多元主义; (3) 团体多元主义。中国传统的族群观念(“有教无类”) 和做法(“用夏变夷”) ,大致可以被归类为族群平等类型中的“同化主义”子类型。
　　尽管在任何年代和任何国家,民族和族群问题都必然带有政治性,但在中国传统的族群观念中“, 族群”在观念上和实际交往中是被努力地“文化化”了。而“文化化”也正是相对发达的中原地区核心族群得以凝聚、融合周边族群的思想法宝。也正因为中国的思想传统是将族群差异主要作为“文化差异”来看待,从而得以实施“化夷为夏”的策略,不断融合吸收边疆各族人口,最终形成了以中原汉人为凝聚核心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




2. 欧洲近代出现的民族主义运动:族群问题的“政治化”

　　随着近代工业化和ca.pi-tal.ism的发展,在欧洲一些国家出现了民族问题“政治化”的趋势,强调以“民族”为单位重建世界各地的政治实体。近代出现的“民族主义”的核心观念是建立“民族-国家”,而其手段则是“民族自决”。“民族主义”运动是民族问题“政治化”进程的重要历史标志。

　　民族主义认为人类自然地分成不同的民族,这些不同的民族是而且必须是政治组织的严格单位。……除非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国家,享有[屏蔽]存在的地位,否则人类不会获得任何美好的处境。 各民族是由上帝所安排的相互分离的自然实体,因此最佳的政治安排的获得是当每一个民族形成了[屏蔽]的国家的时候。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元应当是一致的。


　　当时在西欧各地出现了要求建立“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屏蔽]和政治运动,并出现了第一批“民族-国家”。欧洲ca.pi-tal.ism发展最早的地点是17 世纪初叶的尼德兰,[屏蔽]后建立的荷兰是“第一个ca.pi-tal.ism国家”,当时荷兰的法学家格老秀斯把[屏蔽]的“民族-国家”作为国际法主体即个别的主权者。法国大[屏蔽][屏蔽]了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六,在抵抗其他君主国[屏蔽]的[屏蔽]干涉时,法国“公民们”激发起“保卫祖国”的民族主义热情。随后在18 世纪美国[屏蔽]战争中,从“天赋Human-Rights”的观念提出殖民地人民拥有建立[屏蔽]国家的权力的主张。 后来人们把北美[屏蔽]战争和法国大[屏蔽]看作是近代民族主义形成时期的重要里程碑。

　　世界进入了20 世纪之后,又先后出现了三次民族主义运动的浪潮。

　　第一次浪潮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的解体,在东欧和南欧出现了一批新的“民族-国家”。

　　第二次浪潮发生在20 世纪中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世界殖dem0cratic 义体系的削弱和瓦解,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原殖民地再度兴起了“民族主义”浪潮,那些从殖民地去欧洲国家留学的人员和受到西方思想教育的成员成为推动本地“民族主义”运动的精英分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殖dem0cratic 义国家不得不接受现实而允许殖民地[屏蔽],随之在原来殖民地行政区划的基础上创建了一大批新的[屏蔽]国家,其中一些按照西欧“民族-国家”的框架建立了自己的政治实体与G0vern.ment机构,无论这些新的[屏蔽]国家是以一个主流族群为基础建国(如伊拉克、埃及、阿尔及利亚) 还是保持了原来多族群格局的政治实体(如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 ,可以把它们都称为第三类即“解放型”的“民族-国家”

　　20 世纪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是90 年代苏联的解体以及苏联解体后在前苏联各个地区和一些东欧国家(前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 出现的民族主义[屏蔽]运动。这一次浪潮使欧洲和中亚在3 个原有国家的基础上成立了23 个新的[屏蔽]国家,而且其中一些国家的民族主义[屏蔽]运动(如科索沃和马其顿的阿尔巴尼亚人、俄罗斯的车臣人) 仍然没有平息。

　　3. 前苏联继承了欧洲族群问题“政治化”的基本思路

　　c0m.mu-nism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也具有把许多文化差异、社会差异“意识形态化”的思想传统,以及采用“政治手段”来处理这些差异的倾向。在“十月[屏蔽]”后,由于帝国主义干涉者利用“民族自决”这个政治口号来鼓动俄国各少数族群反对新生的无产阶级[屏蔽]政权,列宁提出以是否有利于无产阶级[屏蔽]为是否支持“民族自决”的衡量标准 ,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采取了以联邦制、联盟制的政治制度来统一前沙皇俄[屏蔽]治下各族群。但是“, 民族界线与行政界线的重合导致了民族性政治化和民族主义的产生。民族与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同一化强化了各民族在社会价值、分配竞争中相对地位的观念” 。各个族群拥有自己的自治地域和其他各项政治权利,在联邦制和联盟制这样的制度下相互联系在一起。正是这样的制度安排后来为各族群脱离苏联、[屏蔽]建国在法律上提供了可能。列宁曾经明确指出,联邦制只是在特殊国情条件下向单一国家的“过渡”形式。列宁逝世后,苏维埃政权得到全面巩固,[屏蔽]档一度享有崇高威望,斯大林曾有多次机会带领苏联各族群走出这一“过渡”形态,但他和后继的[屏蔽]人并没有这样做,而是使这一形态固定化并长期延续下来。

　　苏联G0vern.ment在处理国内族群关系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强调各族群的政治权利并将其制度化,存在把族群看作政治集团即把族群“政治化”的倾向。在宏观层面上,苏联实行“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自治州”等地域的族群分立和自治制度,把族群与地域明确联系起来,使族群在一定程度上“疆域化”并带有“民族”(Nation) 的色彩;在微观层面,在30 年代进行了“民族识别”并实行注明公民“民族身份”的内部护照制度,使各民族成员的身份明确和固定化,各族群的人口边界清晰化并在语言文字、教育体系、干部培养、资金补助等方面对于少数民族实行了整体性一系列制度性的倾斜和特殊性政策,强化了各族民众的族群意识和族群边界。

　　在把族群“政治化”并做出相应制度安排方面,苏联的做法对中国在1949 年后的政策导向有很大影响。

　　4. 近年在现代化进程中各国再次出现族群问题“政治化”的趋向

　　随着世界上“民族-国家”的创建期渐近尾声“, 全球化”成为各国引人注目的核心话题。有的学者注意到了在“全球化”进程中,无论是各个多族群国家内部还是国家之间的[屏蔽]活动,都出现了再次把本国和他国族群问题“政治化”(Politicizing ethnicity) 的新的趋势,“民族自决”也再次成为[屏蔽]现存多族群国家的新的政治武器。罗斯柴尔德(Joseph Rothschild) 指出:

　　与传统国家不同,在现代国家和转型国家中,政治化的族群问题(Politicized ethnicity) 已经成为体制、国家、统治集团和G0vern.ment取得或丧失其政治合法性的一个决定性的原则问题。与此同时,它也已经成为对于权力、身份和财富的社会竞争中得到世俗利益的一个有效工具。

　　在现代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社会体制变迁和各种权力、利益的重新调整,族群成为群体凝聚的一个理想单元和进行社会动员的有效工具,这就使各族群在这些变化中积极去捍卫和争取本族的权力和利益。不论是处于有利地位的族群还是处于不利地位的族群,都会努力推动族群问题的“政治化”,以此来动员自己的追随者并以族群为单位建立一个争取政治权力、经济利益的集团基础。在“政治化”的氛围中,族群矛盾也就成为社会动荡、[屏蔽]冲突和国家[屏蔽]的主要原因之一。

　　事实上,许多观察家被近期政治化了的族群问题开始带来的不稳定影响所惊呆并感到震撼,他们把它理解为因决不妥协的价值观和权力要求(如对于自决、群体身份、领土控制的要求) 所启动的带有绝对主义色彩和“零和类型”(zero-sum type) 的政治活动。而且对于社会秩序而言,它比阶级、功能性利益群体的政治活动更加危险。……更为准确地说,事实上族群政治有时产生了灾难性的[屏蔽]事件。

　　以上的分析可以向我们提供许多启示,帮助我们充分认识造成当前许多国家内部族群问题“政治化”的利益驱动、它的意识形态基础以及它可能对国家稳定带来的危害。

　　5. 美国对于本国少数族群的“文化化”政策导向

　　在一些工业化的现代社会特别是移[屏蔽]家中“, 民族”(Nation) 越来越显示出作为一个稳定的政治实体的特征, 相比之下,“族群”( Ethnicgroups) 则逐渐淡化了政治色彩。随着族群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和相互通婚,各族群成员之间的界限也在模糊化,有部分成员处于被其他族群同化的过程中。所有族群的成员都被视作平等的国家公民。对于少数族群成员作为国家公民所应当拥有的各项权利,G0vern.ment从“公民”这一角度予以保障,针对每个成员的具体情况采取个案处理的形式,尽可能不把他们视为具有某种[屏蔽]性的政治群体。对于一些少数族群成员在社会发展中面临的不利状况(如英语水平差或教育程度低) ,美国主要不是通过G0vern.ment政策来保护其群体的“政治权益”,而是通过民间和半民间的社会福利项目来对需要帮助的个人或小群体(而不是“族群”) 予以救助和支持。这就使与族群相关的各种问题主要以个体成员和个案的社会问题为形式表现出来,而不表现为以整体族群为单位的政治问题。


　　长期以来,美国G0vern.ment和主流社会一直实行着把族群问题“文化化”的政策导向,但并不采取行政强迫手段来推动文化同化。强迫同化实质上是族群“政治化”的另一种表现。“美国人的经历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dem0cratic 政体作为杰出的意识形态发明,相当重要的原因是它不要求公民放弃他们自己的民族(族群) 、宗教或者其他的忠诚,除非这些威胁到dem0cratic 进程本身。”在政治一体化的同时,美国G0vern.ment和主流社会极力引导人们把族群差异、宗教差异看作是“多元文化社会”中的“文化差异”。

　　考虑到社会中的族群差别将长期存在,美国学术界在20 世纪中叶提出了“文化多元主义”的目标,努力把族群问题向“亚文化群体”的方向上引导,具体做法有三条:第一是坚持国家在政治法律的一体和主流文化的普遍性(英语、基督教文化) ;第二是允许各少数族群保留自己的部分传统文化;第三,为了防止在就业和其他活动中可能出现的种族、族群歧视,美国人的身份证明中没有“种族、族群成分”的内容,人口普查表中的“种族、族群身份”由被调查人自行申报填写,G0vern.ment在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有意地淡化和模糊各个种族、族群之间的边界,鼓励族际通婚,并以各种方式来促进族群之间的相互融合。

　　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在讨论与处理种族、族群关系时十分强调“文化多元主义”。同时,“文化多元”首先并不意味着各族群在政治、地域上实行任何形式的“割据”而危害国家的统一,美国的“文化多元”之上有十分强大的“政治一体”,各州和联邦都是很强的政治实体。美国虽然允许成立以某个族群为基础的、不具有排他性的文化团体,但绝不允许建立在种族、族群方面具有排他性并具有“自治倾向”的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 同时美国G0vern.ment和美国社会非常重视各种族、各族群的“政治一体化”,只是在讨论族群问题时不公开这样提而已。即使是在经济发达、军事强大的美国,处在社会底层的一些少数族群(黑人、土著印第安人) 及其组织依然存在着“民族自治”并建立[屏蔽]国家的倾向 ,这种倾向当然会受到美国G0vern.ment的严密监控与全力压制。

　　美国不仅仅坚持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统一,实际上在文化层面上也存在着强有力的“一体化”措施,如正式的公共语言是英语,在作为“文化”最核心内容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方面必须追随美国的主流社会。事实上这些少数族群成员如不会讲英语,在美国就寸步难行,不接受美国的基督教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在美国社会里与其他人和各种G0vern.ment机构打交道就十分困难,更谈不上就业和发展。所以“, 文化多元主义”并没有保留真正[屏蔽]的“文化群体”,只是允许在接受“美国共同文化”的前提下保留了原有传统文化某些特点的各“亚文化群体”的存在。如果允许发展有族群背景、真正具有自治倾向的“文化群体”,有可能最终会危害美国的政治统一,这是美国G0vern.ment和政治家们所不可能接受的。

　　简而言之,美国G0vern.ment这些年来在处理国内种族、族群问题上的基本政策和指导思想就是把各少数种族和族群引导成多元社会中的“亚文化群体”,即把这些族群“文化化”和“去政治化”。
 






三、“族群”的政治层面与文化层面

　　1. 族群有可能转变为“民族”并重写自己的历史

　　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在论述“种族”(Race) 、“民族”(Nation)和“族群”(Ethnicity) 时曾强调“种族”是“以基因遗传的群体”“, 民族”是“历史的社会-政治群体”,而“族群”是“文化群体”。同时他又指出,尽管“族群”是个文化群体,但“在实际中,族群这一概念与民族(Nation) 一样与国界相关联,尽管这一点从未包括在其定义之中。不同之处仅仅是一个国家通常只有一个民族,但可能有很多族群” , 。这就是族群具有的政治层面的意义以及族群具有潜在的发展成为[屏蔽]国家(民族) 的可能性。所以,主要作为文化群体而存在的“族群”和主要作为政治实体而存在的“民族”之间并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各族群及其领袖人物会积极在政治层面上争取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在有的国家里,G0vern.ment也会给予族群一定的政治空间。在一定的内外条件下,族群和民族之间可以相互转换。


　　沃勒斯坦举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在北非的摩洛哥有撒赫拉维人(Sahrawi) ,他们有自己的民族解放运动组织(Polisario) ,坚称撒赫拉维是一个“民族”(Nation) 而且这个民族已经有1000 年的历史,但是如果去问摩洛哥人,他们就会完全否认撒赫拉维“民族”的存在,认为撒赫拉维人只是摩洛哥“民族”的组成部分。沃勒斯坦认为从理论上无法解决两者的分歧。但是如果在几十年后,撒赫拉维人的民族主义运动组织在解放战争中赢得胜利并[屏蔽]建国,那么撒赫拉维“民族”“就曾经存在过”,如果他们失败了,这个“民族”就从未出现过,“2100 年的历史学家将认为这问题已解决,更有可能认为这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有些国家的少数族群为了使自己的[屏蔽]主义运动具有某种合法性,也会努力“证明”本族群曾经是一个政治相对[屏蔽]的“民族”而且具有悠久的历史,而这些“历史”的可信度并不为G0vern.ment和其他族群所承认。但是一旦由于某种机缘,这个族群确实争取到了[屏蔽],那么这一套“民族历史”也就成为新国家历史的正式官方文本。

　　2. 族群“政治化”的具体措施:族群身份和族群关系的制度化

　　G0vern.ment正式确认每个公民的“族群”身份,这一做法就是把“族群”和“族群边界”制度化,使之成为一个正式制度,任何跨越这个身份的行为(一个公民改变自己“族群身份”) 都必须得到G0vern.ment的认可,需要经过一个正式的官方审批手续。“边界的维护是一个族群的中心任务。一个族群如果失去了维护边界所需要的自外部进入的阻力与内部的同化压力,其成员就会不再具有相互认同的标志” 。这种安排对族群成员之间的相互交往与族群融合,无疑制造了制度性障碍。族群边界的“清晰化”和个体“族群身份”的固定化,使得族群边界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而当族群身份与某些优惠政策或歧视政策相关联时,族群边界就进一步成为政治问题。

　　族群关系的制度化可能会出现“正”和“负”两种作用,优待弱势族群的政策可能会改善族群分层(族群间在教育、职业、收入等方面的结构性差异) 的状况,歧视弱势族群的政策则可能会强化族群分层。尽管“制度化”政策强化了族群意识,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内和一定的条件下,优待政策可以缓解因此而带来的族群隔阂与矛盾。但是优待政策既不会淡化族群意识,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化解与平衡因制度化造成的族群意识的加强,所以优待政策带来的局面会是增进族群合作,缓和族群冲突,但是无法真正推进族群融合。前苏联把族群问题“政治化”和族群关系“制度化”,实施了大量优待少数族群的政策,明显地改善了族群分层状况,缩小了各族群之间在社会、经济、教育、福利发展方面的差距,一度形成了族群合作的局面,但是族群意识并没有弱化,而且在“制度化”的基础上通过“联盟制”反而强化了族群的政治意识。一旦国内外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强化了的族群政治意识就会转变为“民族主义”运动。

　　对于造成20 世纪90 年代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出现的民族[屏蔽]主义运动的原因,不同的学者也有不同的观点。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把民族问题高度政治化、制度化的做法,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极力使本国种族、族群问题“文化化”的思路显然是很不相同的。有的学者指出,不能忽视“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这种联邦国家中的重要事实,即其[屏蔽]阶层并没有镇压民族主义的认同,而是为了促进自己的权威,在本质上铭记这些认同并利用它们”。至于保留甚至强化民族认同的动机是什么? 我们可能不同意以上的解读,但是这一观点至少明确指出了前苏联等国家在对待民族认同的基本态度和制度安排上与西方国家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这一差异与后来族群关系的发展趋势肯定有着密切的关系。

　　3. 近代中国的“文化主义”与“民族主义”族群观

　　美国印度裔学者杜赞奇主张从一种“复线”(或称“[屏蔽]”) 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社会复杂的历史进程。他提出的“复线”,就是“文化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两种意识形态可能以不同的程度与形式交替出现于中国历史上的观念与[屏蔽](叙述结构)当中。


　　他承认中国传统的族群观念中的实质是“中国文化主义”,“文化主义是一种明显不同于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文化主义指的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对于文化自身优越感的信仰,而无需在文化之外寻求合法性或辩护词”。“士大夫阶层的文化、意识形态、身份认同主要是文化主义的形势,是对于一种普遍文明的道德目标和价值观念的认同”。这种文化主义即是“把文化--帝国独特的文化和儒家正统--看作一种界定群体的标准。群体中的成员身份取决于是否接受象征着效忠于中国观念和价值的礼制”。这就是中国历史发展中以“文化”确定认同和“有教无类”的主导思想。


　　但杜赞奇又指出,与此同时在中国还存在另一个“民族主义”族群观。每当中原王朝衰落和濒于倾覆的时刻,如南宋和南明“, 夷狄”已经不再是中原礼教可以居高临下实施“教化”的对象,而是汹汹入侵足以灭亡中华文明的严重威胁,此时汉人就会放弃“天下帝国的发散型的观念,而代之以界限分明的汉族与国家的观念,夷狄在其中已无任何地位可言”,从而萌发出汉人防御性的“民族主义”。这时,保卫汉人国家、抵御夷狄入侵的代表人物(岳飞、文天祥、史可法) 就成为民族英雄,夷狄则被描述为无信无义、凶残无比、不可同化的“异类”。明末清初的学者王夫之甚至提出“, 夷狄者,歼之不为不仁。……何也? 信义者,人与人相与之道,非以施之异类”。

　　清朝末年,出于对昏庸[屏蔽]的满清朝廷的极度不满,汉人知识阶层的“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他们把对清廷的全部愤恨都发泄在满族身上,从而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口号,当年激进[屏蔽]档的代表人物章太炎、汪精卫、陈天华、邹容等人的[屏蔽]带有强烈的汉族反满的民族主义情绪,而且这种情绪影响到了早期的[屏蔽]和同盟会。与之相比,保皇档的代表人物康有为则坚持中国儒家传统的“文化主义”和“有教无类”的观点,认为满清已经接受中华文化而不再是“夷狄”,应以“中华”待之。“康有为相信, (中华) 群体是由具有共同文化的人所组成的,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一个种族(汉人) 或少数民族群体”。

　　由于认识到汉人主导的民族主义在[屏蔽]满清之后将很自然地导致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等脱离中国,所以“[屏蔽]和新建立的[屏蔽]领袖试图用自己的政敌即维新派和清廷所阐释的文化主义民族观的叙述结构来补充自己的种族主义的叙述结构。中华民族开始由‘五族’(满、蒙、藏、回、汉) 组成,从而中华民族继续承袭着大清帝国的边界线” 。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它在一个拥有复线的并行轨迹上不断交替变换着自己的位置。

　　所以,我们在强调中华传统具有一个以“天下”为视野、以“文化”为核心、以“教化”为发展的族群观的同时,不能忽视在历史上还存在着一个以“种族”为特征、以“汉人”为边界、排斥与仇视“异族”的民族主义的族群观。当中华强大时,汉人会表现得宽容和开放;而当夷狄强大并威胁到汉人群体的生存时,汉人当中就会出现狭隘、偏激和排外的民族主义。

　　晚清时期的保皇档坚持的是传统的“中国文化主义”族群观,以儒家文化为群体认同的标准,主张把接受了中华文化的满族和其他族群都视为“中华”的成员,以此为基础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族群“文化化”的观点。而当时激烈反满的[屏蔽]档,则坚持汉人“民族主义”族群观,把汉、满等各族群看作是各自相对[屏蔽]的政治实体,从而把汉满之间的族群关系“政治化”、族群边界清晰化,强调满、汉不同“种”,否认各族群成员之间已经出现的文化融合和认同意识的融合,坚持要“驱除鞑虏”,才能“恢复中华”。

　　新中国建立之前,中国[屏蔽]档接受了前苏联的“民族”理论,从社会[屏蔽]、民族平等这样的政治层面来表述中国的“民族关系”,客观上继承了“辛亥[屏蔽]”中[屏蔽]档人的“民族主义”族群观。而国民档和[屏蔽]则否认这些族群为“民族”,认为它们只能算是“宗族”,不是[屏蔽]的政治实体,似乎继承了中华传统和清末保皇档“中国文化主义”的族群观。历史发展轨迹的变幻总是那么复杂和不可思议。






4. 中国1949 年后实施的民族政策


　　在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变迁中,虽然也有过短暂或局部的反复与曲折,但是发展方向的主流始终保持着把族群“文化化”的基本理念及以“文化”为核心推动各族群的“自然融合”。这个历史进程一直延续到20 世纪40 年代。


　　1949 年全国解放后,在当时的国际政治氛围中,中国G0vern.ment不得不与苏联结盟。我国在社会组织、经济制度等各方面都参照了前苏联的做法,在民族问题上也采取了把族群问题政治化和制度化的一整套措施。

　　首先,20 世纪50 年代初G0vern.ment组织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工作,先后正式认定了55 个少数民族。这样就把一些处在族群边缘的“模糊”群体“识别”为[屏蔽]的民族。通过“民族识别”工作和户籍中的“民族成分”登记制度,使族群之间的边界明晰化而且使每个人的“民族成分”固定化,“民族”边界清晰化,从而强化和固化了人们的“民族意识”。

　　其次,对所有少数族群都采用了“区域自治”制度以保障各族群的“政治权利”,1949 年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结构形式是单一制的多民族统一的人民共和国“, 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先后陆续成立了5 个省级的少数民族自治区, 30 个自治州和120 个自治县(旗) 。


　　第三,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方面对少数族群实行优惠政策。对于在当时情况下确实需要保障其某些政治权利的一些族群与地区(如酉-臧的藏族) ,这些政治措施在当时具有积极的作用,有利于祖国和平统一。但是与此同时,也把一些原本已经没有多少政治色彩的族群(如满族) 也“政治化”了。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把族群与地域正式挂起钩来,使各个少数族群获得了某种[屏蔽]的政治身份、政治权力和“自治地域”,确保了“少数民族在自己的自治地区内当家做主”,确保了在行政体制、干部任命、财政管理、经济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等各个方面少数族群可以在中央G0vern.ment的大力支持和优惠政策下得到较快发展。但是在这些制度的建立和推行的过程中,当我们以族群为单位强调政治上的“民族平等”而不是“公民平等”时,当我们以族群为单位从制度上保障少数族群各项政治权利时,也不可避免地把我国的族群问题“政治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一些族群向加强其“民族意识”的方向发展。
应当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相关的各项政策执行了半个世纪以来,得到了各族干部和人民的拥护。中央G0vern.ment长期以来对少数民族自治地区在财政、物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给予大量补助,在各项税收和提供贷款等方面给予特殊优惠,在计划生育、儿童入学、就业、医疗、上大学、干部提升等许多方面给予少数族群成员以优惠待遇。培养少数族群干部是建国以来我国档组织和G0vern.ment机构干部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少数族群学校和大学,成为培养少数族群干部的主要机构。各个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各级行政部gate的主要官员,必须由当地少数族群干部担任“, 民族成分”也因此成为这些地区选拔档政干部的一个重要条件。以上这一系列以少数族群为对象的制度性安排和各项优惠政策在推动我国各少数族群社会、经济、教育、文化各个领域的发展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各族干部群众的“族群意识”依然保持并在这些制度与政策的环境下有所加强,在一些族群的部分成员当中也出现了“族群意识”向“民族意识”转化的现象,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新中国成立后,G0vern.ment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和一系列制度化措施与政策,实际上继承了晚清[屏蔽]档把族群“政治化”的思路,把“中华民族”和56 个“民族”都看作是某种政治实体的表现形式,前者以国境线为国家边界,后者以“自治地方”为族际边界,两者虽然层次不同,但是基本思路相似。在对这些“民族”进行“识别”并确定了各自的“自治地域”之后,就开始有意或无意有选择地搜集和利用各种“史料”来构建“民族”话语,包括在对史料进行重新诠释的基础上构建“民族历史”,这样的事例并不少见。


　　今天我们提出把族群问题“文化化”的思路,也许可以说是对传统“中国文化主义”族群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续。进入21 世纪后,我们很可能还是依旧在“中国文化主义”族群观和“民族主义”族群观这两条“复线”的历史轨迹上交替行进,在行进的过程中还会出现各式各样的探讨和争论,当然,最后这些争论的正确与否都会由社会实践来检验并作出判定。

　　中国G0vern.ment采取族群问题“制度化”的措施,除了意识形态因素和50 年代苏联的影响外,其他外部势力也发挥了一定作用。少数民族问题始终是西方国家批评其他国家的核心议题。面对西方舆论批评和[屏蔽]压力,一些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G0vern.ment也在努力提高本国少数族群的“政治地位”并使他们得到更多的政治权力,而这些措施将有意或无意地使本国的族群问题“政治化”。这些国家的G0vern.ment期望通过这些做法来平息或缓和西方国家的批评,但是其结果最多不过暂时缓和了外部的批评,而少数族群在新的政治基础上会不断提出新的政治要求,而且这些要求也将毫无例外地将得到西方国家的全力支持。这些国家的G0vern.ment在本国族群问题上所做出的政治让步非但没有缓解国内的族群问题,反而使随后的“民族[屏蔽]运动”具有了更坚实的基础。

　　四、理想的国家族群框架:“政治一体”和“文化多元”

　　1. 政治统一与族群平等

　　费孝通教授在[屏蔽] 年曾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针对多族群国家的内部结构框架,我们可以进一步提出“政治一体,文化多元”的设想,以强化作为政治实体的“民族”(Nation) 和国家,并把族群逐步地引导到主要代表不同文化群体的角色之中,把族群关系用“文化多元主义”的思路来引导。同时在作为政治实体的民族-国家的层面,强调所有公民在政治及宪法规定的所有权利和义务方面的平等,包括维持和发展自己独特文化(包括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的权利。这样一个大的框架结合了政治统一与族群平等这两个方面。

　　哈贝马斯在《后民族结构与dem0cratic 的未来》一文中曾强调指出:“只有当国民转变成为一个由公民组成的民族,并把政治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时候,才会有一种dem0cratic 的自决权。但是,对‘臣民’的政治动员要求混杂在一起的人民在文化上实现一体化。这一点是必不可少的,有了它,民族观念也就付诸了实现;而借助于民族观念,国家成员超越了对于村落和家庭、地域和王朝的天生的忠诚,建立起了一种新型的集体认同。” 这即是说,在民族国家的层面上,同样需要建立起某种“文化的一体化”,否则就很难在民族-国家层面上建立这种新的“集体认同”。一个民族国家,非常需要从历史的发展和文化的传统中提供一个各族共享的“共同文化”。

　　正如我们可以把“政治结构”划分成不同的层面一样,我们可以把“文化”自身也划分为不同的层面。哈贝马斯提醒我们,需要在国家层面也建立具有共同性的“文化”。所以,应当把一个国家内部的“文化”也看作是一个多层面的结构,至少具有“民族”(国家) 和“族群”这两个重要的层面。

　　在“民族”(国家) 的层面上,至少需要一种或几种“族际共同语”作为各族群共享和一致认同的文化交流工具,需要各族群在基本价值观念上的彼此认同,以及对于各族群在“族群”层面上所保持的特殊“文化”持有一种“承认、平等相待甚至欣赏”的态度。而在“族群”层面上,各个族群保持的特殊文化应具有平等的法律和社会地位,每个族群对于其他族群的不同文化应采取宽容的态度并相互承认,和谐共存,不存在相互排斥、冲突(如宗教极端分子鼓吹的“圣战”) 的观念和行为。在这两个层面之间存在着彼此依存的密切关系。如果没有民族-国家层面上的共同文化与观念,在族群层面上的不同文化就难免会彼此冲突,无法和谐相处。因此在国家层面单靠政治制度和行政约束还是不够的,还需要建立某种统一的文化认同。也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关注哈贝马斯关于在国家层面“文化一体化”的观点。

　　2. “族群文化多元”与“民族文化认同”

　　各个族群的传统文化与作为政治实体的“民族”文化认同是同时并存的两个不同层面。一位长期研究前苏联的印度学者,把前苏联与印度在“民族构建”(Nation building) 的思路上进行了比较。他指出,在[屏蔽]沙皇俄国的地理版图基础上建立的前苏联,在创建“民族认同”时很大程度上强调的是c0m.mu-nism的意识形态。这一做法带有很大的危险性。因为把这些族群联系起来的政治纽带单一化为c0m.mu-nism意识形态之后,一旦这一政治纽带出现断裂,国家的统一也就随即失去了政治基础。

　　在汉人的头脑里“, 中国人”“、中国公民”的身份意识是自然而然的,是他们群体意识体系中属于核心层面的关键认同。但是我国的其他族群(如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朝鲜族等) 是否都具有同样的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呢? 在这些族群的广大民众当中,在“中国人”和自己族群这两个层面的认同意识方面,哪个层面的认同更为核心和更加重要呢?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需要进行大量的调查与研究才能确定,而不能靠“想当然”。同时,民众中的认同意识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是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加以引导和改变的,如1997 年回归以后香港人对于“中国”的认同意识即在不断加强。人们的族群意识和认同格局依环境和各类影响因素处在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之中。

　　如果我们承认有些族群在对“中国人”、“中华民族”的认同上与汉族之间存在着差别,确实存在着有些人在意识中把对本族群的认同置于对“中华民族”认同之上的现象,我们就需要注意在少数族群成员当中培养与加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 由于汉人通常把对“中华民族”的认同看作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以汉族为主体的G0vern.ment部gate在重视落实少数族群政策的同时很容易强调少数族群的“自我认同”而忽视对他们进行“中华民族”认同意识的培养与巩固。这样,G0vern.ment在落实“民族政策”、宣传“少数民族权益”的同时,很容易在客观上淡化了原来就比较淡漠与脆弱的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造成“矫枉过正”的偏差。


　　在建立和巩固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的“国民认同”的过程中,有可能出现两种偏差。

　　第一种偏差,是强调某一个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各族群之间共同的“国民认同”,忽视本国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共同文化方面的认同基础。这样,在意识形态出现变化、政治结构出现松动时,各个族群原有的以本族文化(语言、宗教等) 为基础的“族群认同”就会发展成为以建立[屏蔽]“民族-国家”为目的的“民族主义运动”。这就是前苏联在民族问题上的教训之一。

　　第二种偏差,是想当然地把“国民认同”视为已经存在并且具有“牢不可破”的共同基础,因而为了协调和改善各个族群之间的关系而片面强调发扬(少数)“族群”的传统文化、强调保护(少数)“族群”的政治与经济权益、强调和维护(少数)“族群”的人口边界和传统居住地,把“族群”问题政治化和制度化,但是同时却忽视了在各少数族群民众、知识分子与官员中对“国民认同”的培养与巩固。这第二种偏差是前苏联在民族问题上的教训之二。

　　印度在沦为英国殖民地之前存在无数个大小不同、彼此[屏蔽]的土邦,是英国殖民G0vern.ment把这些土邦组合到了一个政治架构之中。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印度G0vern.ment自[屏蔽]后就积极致力于在全体国民中发展“印度人”的共同认同,从历史文献和文化传统中努力缔造一个可以凝聚各个族群、各个宗教群体的“印度的共同文化”,以避免第一种偏差。所以尽管印度存在多种宗教(印度教、[屏蔽]教、锡克教、耆那教、基督教等) 、多种语言(但都以英语为族际共同语) 、多个族群(孟加拉人、泰米尔人、旁遮普人、比哈尔人等) 、多种政治上的意识形态(现在仍有三个邦由印度[屏蔽]档执政) 以及根深蒂固的种姓问题,印度各族民众逐步把“印度”看作是一个具有共同文化和历史的共同体,各个群体在文化传统上是密不可分的,而印度的电影业在建立这一创建新的文化-历史共同体的努力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同时印度G0vern.ment积极克服第二种偏差,在尊重各种宗教和族群平等权利的同时,竭力建立全体印度人的“国民”意识,明确地把国[屏蔽]识置于各个族群、宗教群体之上,极力淡化族群意识。现在虽然印度各地仍然存在各种因族群文化差异、宗教差异、语言差异以及地方利益差异和意识形态差异等带来的各种矛盾,出现过政治[屏蔽]人被刺杀的恶[屏蔽]件,但是没有出现真正威胁印度统一的民族[屏蔽]主义运动。在族群关系上努力克服这两种偏差,可以说是印度建国以后重要的成功经验。


　　美国是一个由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组成的新兴国家,在“政治一体、文化多元”的框架下,在这些具有不同种族、族群背景和不同语言宗教文化传统的公民们中逐步建立了新的“国民认同”。在今天,尽管历史遗留下来的种族偏见和歧视仍然存在,有时也会发生种族矛盾和族群冲突,但是国家的统一自“南北战争后”从未受到真正的威胁。考虑到历史上实行的黑人奴隶制和对土著印第安人、华裔等的种族歧视使得美国族群关系的先天基础很差,我们应当承认美国自“民权运动”以来在协调种族关系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五、结束语

　　中国传统中把少数族群“文化化”的成功思路,没有被我们继承下来,却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这种历史错位的现象应当引起我们的反思。中国人应当从祖先们几千年处理族群关系的传统中吸取宝贵经验,也应当借鉴美国、印度、前苏联等处理本国种族、族群问题的策略与经验教训,把建国以来在族群问题上的“政治化”趋势改变为“文化化”的新方向,把少数族群问题逐步“去政治化”。在“民族(国民) 认同”和“族群认同”这两个层面中,应当强化民族(国民) 意识,逐步淡化族群意识。把我国的56 个“民族”改称为“族群”的建议,就是在这样一个大思路下提出来的。

　　我们今天在思考中华民族族群关系的“多元一体”格局时,可以参考中国的历史传统和西方国家的体制与处理族群关系的思路,进一步把费孝通教授提出的“多元一体”具体化为“政治一体”和“文化多元”两个层面的结合,在这样一个大框架下来思考中国的族群关系问题。如果接受这样的一个整体性框架,我们的许多观念和做法也就需要进行反思和逐步进行相应的调整。在思考少数族群的有关问题时,应逐步把它们更看成是“文化群体”而逐步减少它们作为“政治群体”的色彩。族群“去政治化”的思路应当在21 世纪引起国人更多的思考,也有可能在未来把中国的族群关系引导到一个新的方向。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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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有民族意识吗？中国古代是否是民族国家？一道闪电
一、就现在的官方民族理论而言，斯大林所说，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就这个定义中华民族早就形成了。
存在决定意识，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古人完全具备民族意识的客观条件。现在某些人把“现代民族意识”和“民族意识”混为一谈是不对的。“民族意识”最核心的内容是民族文化，“文化民族主义”完全是一种“民族意识”。
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是法学概念，具体所指对内对外都代表着主权的国家权力，而空间上则拥有明确的领土范围，即国土，社会层面上指的是所有从属者的结合，即全体国民。国家统治建立在成文法的形式上，而国民是在一定的国土范围内通行的法律秩序的承载者。在政治学术语中“民族”和“国民”有着同样的外延。但在法律界定之外，“民族”还指具有共同起源，至少具有共同语言，文化和历史的政治共同体。只有在具备了一种特别的生活方式之后，国民才能成为这种历史意义上的“民族”。民族国家的诞生是中央集权和反对异族入侵的产物。就这个定义，秦、汉称为民族国家也应无异议。

二、西方和中国民族国家意识建立形成之不同。
安德森写的《想象的共同体》书中，作者考察了欧洲、美洲，东南亚等地民族国家的出现，他并不把血缘看成民族国家诞生的条件，而是把语言文字特别是印刷品，以及共同的身份、地位（作者用“旅程”来表达）作为民族国家这一想象的共同体形成的关键要素。根据安德森的理论，就中国而言，自秦汉统一以后，这种要素就是天然具备的，民族国家之边界包括政治－行政，经济、文化生活之边界是自然形成的。中国这一“想象的共同体”之存在，主要以文化边界和国界为标志。
而在西方，建立起民族国家却是一个近代ca.pi-tal.ism化的过程。
1910年奥托·弗斯特出版了《弗兰兹·裴迪南大公家系图》，书中列出2047位这个即将被暗杀的奥匈帝国大公的祖先。其中包括1486名德国人，124名法国人，196名意大利人，89名西班牙人，52名波兰人，47名丹麦人，20名英国人。以及其他四种国籍人。
1806年普鲁士陆军军官名册上7000名中有超过1000名外国人。“在他们自己的[屏蔽]中，普鲁士的中产阶级人数比外国人还少；这个事实更加渲染了那句俗语－“普鲁士不是拥有一支[屏蔽]的国家，而是一支拥有一个国家的[屏蔽]。”在1798年，普鲁士的[屏蔽]者们要求“把占士兵人数50％的外国人减少一半……”（瓦嘉茨《军事主义史》）。
可见在西方这种国家和[屏蔽]体制中，要想树立民族意识是不可能的也是极端危险的。这种状况可比之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代。而在中国自秦汉统一之后，中国人的民族意识的边界（文化边界和国家边界）就自然形成了。
欧洲人认为最早的民族国家是1479年西班牙的卡斯蒂尔-阿拉贡联合王国，反对阿拉伯的格拉纳达王国，也就是“收复失地”运动。同期的还有法国在中央集权化过程中摆脱罗马教会控制（所谓阿维农教皇时期）成为民族国家。英国成立国教、发动宪章运动从而确立民族国家的地位。民族国家主权原则的确立是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产物，民族国家的核心是主权，对内主权不可分割，对外主权不可侵犯。民族国家其实和民族是有区别的，民族国家有单一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
从上述欧洲形成民族国家的历程来看，都是从有限主权到无限主权的过程，而这种无限主权在中国历代是不成问题的。
美籍印度裔中国史专家杜赞奇认为：“早在现代西方民族主义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人早就有类似于“民族”的想象了；对于中国而言，崭新的事物不是“民族这个概念，而是西方的民族国家体系”。

三、民族国家不同于现代民族国家。
杨奎松教授说：（以下转）
“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是什么?是NATIONSTATE，也就是所谓的‘国[屏蔽]家’，即建立在‘天赋Human-Rights’和‘主权在民’的基础上的国家。在这种国家里，每一个达到法定年龄的国民，不仅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权，而且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他们可以定期通过选票来决定谁来代表他们行使管理国家和服务国民的权力。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民族’才具有实质的意义。”（“[屏蔽][屏蔽]汉[屏蔽]？--杨奎松教授访谈录”）
杨奎松所言未必完全正确。欧洲民族国家的逐渐形成，是在15世纪末以后的几百年间。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法国，就已经非常具有民族国家的特色，成为其它国家效仿的楷模。所以，民族国家的形成，不仅与人民的自由和dem0cratic 权利没有关联，反而以君主专制为特色。关于国家主权的学说和实践，最初也是以君主主权为归依，以后才有议会主权和人dem0cratic 权的发展。
如果按照杨教授的标准，大[屏蔽]以后的法国，仍然不能算真正的国[屏蔽]家。1793年的共和元年宪法，基本上是以卢梭的人dem0cratic 权学说为依据制订的，规定了实行年满21岁的男子普选制，但这种妇女并无选举权的普选制实际上也没有实行，而共和三年宪法又重新规定选举权上的财产资格限制。拿破仑当终身执政和皇帝都经过了公民投票，但指定继承人的权利却属于他自己。1848年的第二共和国宪法又只是规定年满21岁的男性公民均有选举权，第三共和国的1875年宪法不进反退，剥夺了军人的选举权，而且，由普选产生的众议院的权力受到总统和参政院的极大限制。
让我们再来看议会制传统最为悠久的英国。直到19世纪，通过1832年、1867年和1884年等次选举[屏蔽]法案，放宽选民资格，才使很多小市民及劳工获得选举权。至于妇女获得选举权，那是20世纪才有的事情，到1950年，欧洲国家才普遍实行了男女平等的选举制度，不过仍有瑞士这个特殊的例外。按照杨教授的标准，欧洲到20世纪才可能有民族国家，这岂不是大大超出了人们的常识。

四、 古人的民族国家意识
孔子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春秋时代诸侯争霸的口号是“尊王攘夷”，管仲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 再到江统撰《徙戎论》，称戎狄是“人面兽心”，都有强烈的“尊夏攘夷”意识。韩愈《原道》说：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明朝刘伯温说：“自古夷狄未有能制中国者，而元以胡人入主华夏，几百年腥膻之俗，天实厌之。”（《明实录·太祖实录》）
明代宋谦云:“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
古人民族国家意识最突出的表达莫过于“华夷之辨”
《论语·八佾》：“ 裔不谋夏，夷不乱华”。《春秋繁露》主张：“内其国而外华夏，内华夏而外夷狄。”《左传·成公四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孟子·滕文公上》：“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王夫之说：“人不自畛以绝物，则天维裂矣，华夏不自畛以绝夷，则地维裂矣”《船山遗书》。《汉书·匈奴传》：“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后汉书·鲁恭传》：“夫夷狄者，四方之异气也。蹲夷踞肆，行同鸟兽。”苏轼说：“夷狄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之也，譬如禽兽然。”朱元璋说:“胡元入主中国，夷狄腥膻，污染华夏，学校废驰，人纪荡然。”。“胡元入主中国，蔑弃礼义，彝伦攸斁，天实厌之，以丧其师。朕率中土之士，奉天逐胡，以安中夏，以复先王之旧。”（明太祖实录）。一直到近代，虽然满清统治已经250年，谭嗣同等维新派在满清沉重的民族[屏蔽]下仍然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其视华人之身家，曾弄具之不若。噫！以若所为，台湾固无伤耳，尚有十八省之华人，宛转於刀碪之下，瑟缩於贩卖之手，方命之曰：此食毛践土者之分然也。夫果谁食谁之毛？谁践谁之土？久假不归，鸟知非有。人纵不言，己宁不愧於心乎？吾愿华人勿复梦梦谬引以为同类也。夫自西人视之，则早歧而为二矣，故俄报有云：“华人苦到尽头处者，不下数兆，我当灭其朝而救其民。”凡欧美诸国，无不为是言，皆将籍仗义之美名，阴以渔猎其资产。华人不自为之，其祸可胜言耶！” （《仁学》）
唐代大诗人李白在乐府诗《胡无人》里强烈表达对蛮夷的仇恨，杀灭胡人的决心。
“严风吹霜海草凋，筋干精坚胡马骄。汉家战士三十万， 将军兼领霍[屏蔽]姚。流星白羽腰间插，剑花秋莲光出匣。 天兵照雪下玉关，虏箭如沙射金甲。云龙风虎尽交回， 太白入月敌可摧。敌可摧，旄头灭，履胡之肠涉胡血。 悬胡青天上，埋胡紫塞傍。胡无人，汉道昌。陛下之寿三千霜， 但歌大风云飞扬，安用猛土兮守四方。 ”

有人说“古人效忠的，是他们隶属的朝廷，而非他们隶属的民族。孔尚任在《桃花扇》中这样描述史可法沉江之前的悲愤：“吴头楚尾路三千，尽归别姓。”可见在古人眼里，真正值得哀痛的，是皇帝老儿换姓，也就是改朝换代，而不是异族的统治。 ”
这点是有疑问的，南宋文天祥面对投降元朝南宋太后的劝降，宣布：“君降臣不降。”文天祥并不仅仅是效忠一家一姓的政权中国。
古人的民族国家意识是在和外族的斗争中，逐步增长的。
元末农民起义号召“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中华者，中国和华夏也，这里明显含有民族和国家的含义。能说不是效忠民族，建立民族国家的民族意识吗？古人的民族国家的意识是强烈的，到明代更强烈了。如果说华夏民族的民族意识是“文化民族主义”，那么自古以来游牧民族的民族意识和现代人并没有什么两样。在这种强烈的民族[屏蔽]下华夏民族的民族意识也被反向刺激。在满清入关后，南明民众本已经投降满清政权，当得知满清政权要颁行“薙发令”，纷纷揭竿而起。外国传教士都奇怪，平常如此懦弱的中国人为何变得如此勇敢。这说明民族国家意识在普通百姓中已经觉醒，而士大夫早已能区分效忠一姓和效忠民族。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叙论》说“天下非一姓之私也”，君权“可禅、可继、可革”。黄宗羲说：“天下为主，君为客”，臣下“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说“古人讲有[屏蔽]者，有亡天下者，率兽食人，亡天下也。” 这里的“天下”明显指华夏民族所在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的意识是何等强烈。当时的中国人就已经认为“政权中国”可亡可代替，但是“民族中国”决不能亡。
上述明末士人的例子“亡天下，[屏蔽]”之论更是突出民族存亡称之为“天崩地坼”，顾炎武不说亡社稷和[屏蔽]而说[屏蔽]和亡天下，[屏蔽]是亡的政权国家，亡天下是亡的民族国家。当时的明末社会，国家已非一家一姓所有，所以不提亡社稷，而说[屏蔽]，进而不提[屏蔽]，而说亡天下，这绝不是一般的改朝换代。士人以“天下”为重，不以君主为重正是民族国家意识的反映。
就“天下”这个观念而言，某些学者固执的把“天下”理解为“世界”观念，所谓用“五服九服”否认“民族国家”。实际上，古人用这个词更多表达的是华夏民族所在的这个“民族国家”。比如汉高祖刘邦“白马盟约”：“非刘姓而王，天下共击之。”。而上例古人所说的“天下”，也都是如此。普通百姓也同样如此，当反清义军捉拿“薙发令”怂恿者孙之懈时骂道：“尔贪一官，编天下人之发，……”这个天下人当然是指华夏民族国家的人民。
古人亡天下和[屏蔽]之痛交织，不能说因为其怀念旧主，就不怀念民族国家。不能说《桃花扇》没有唱出怀念民族国家，他就没有这个意识，其他人就没有这种意识。这个判断明显是以偏概全。

五、政权中国和民族中国：
历朝历代、中华[屏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政权国家，而“中国”在古代逐渐演变为指民族国家。
“伟大的祖国”是指哪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国。我认为是指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 古人说的[屏蔽]和亡天下也就明白了，[屏蔽]是亡的政权国家，亡天下是亡的民族国家。新-僵曾出土了汉代衣帛“五星出东方，而利中国”，这个“中国”就代表了这个民族国家的称号。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车同轨后，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方面就开始形成， 汉朝已经有了政权国家和民族国家的双重含义。
在明代时，明廷对内对外的诏令、敕谕、多自称中国，九篇《明史·外国传》，中国作为明朝的代名词与朝鲜、安南、日本、苏禄等国并称。来明朝的外国人，一般都用中国称呼而非明朝。尤为重要的是：“中国”作为国名已经出现在明代对[屏蔽]往的官方文件上，万历时，万历皇帝曾经颁发诏书：大明皇帝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圣旨，其中有 ：“…… 咨尔丰臣平秀吉 ，崛起海邦，知尊中国。” 这说明在明代时，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概念已经被世界共知、共认。

蒙元入侵和满清入关并非改朝换代 某些学者认为宋朝、明朝中国不是民族国家，所以持改朝换代的看法，谁来都一样，以下是他们的典型看法： “宋金元宋明清之争，和两个汉族势力的战争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是要为一家一姓争天下，满人统治中原，和汉人统治中原，老百姓都是奴隶。当江山与人民成为一个被征服的对象、客体、物的时候，要求人民的任何效忠都是可笑的。这就像主人要求奴隶换了新主人之后，依然效忠自己一样可笑。奴隶自然会跟着主人去打仗，但是一旦被俘虏，原来的主人就不再是主人。”
这些学者荒谬的把现代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混为一谈，他们认为只要不是dem0cratic G0vern.ment就不是民族国家，只要是专制国家不管是本族统治还是异族统治都没有区别，人民没有权利就不该有责任和义务，实际上他们认为的权利仅仅指政治权利，特别是国家政治权利，他们认为没有国家政治权利就是没有权利就都是奴隶。 所以他们认为满清、蒙元入侵，[屏蔽]的是封建王朝是一家一姓的事情，仅仅是改朝换代，老百姓一直在当奴隶,不存在[屏蔽]之说。

他们这种论调其实和汉[屏蔽]没什么两样。 实际上在国家内部，在民族内部。家庭、家族、社会、权利、义务、文化、制度、法律、宗教乃至生活习惯同样是每个成员亲身体验，感觉到的。身处其中，这本身也是每个成员能享受到的利益。虽然不显眼，但是如同空气和水一样不可获缺。除了政治权利人类还应该有文化权，人格权。怎么能把权利仅仅狭隘的归结到国家政治权利这类人类生活的一点上呢?
《聊斋志异·张氏妇》记载： (满清平定三藩时)凡大兵所至，其害甚于盗贼，盖盗贼人犹得而仇之，兵则人所不敢仇也。其少异于盗者，特不敢轻于杀人耳。甲寅岁，三藩作反，南征之士，养马衮郡，鸡犬庐舍一空，妇女皆被淫污。时遭霪雨，田中潴水为湖，民无所匿，遂乘桴入高粱丛中。兵知之，裸体乘马，入水搜淫，鲜有遗脱。
满洲人入关之后，除了大肆[屏蔽]，所过之处大规模[屏蔽]淫妇女也是最常见的[屏蔽]，不管是抵抗地区还是归顺地区，当地妇女都遭到残害。兖州地区早在二十[屏蔽]满清就已经建立了牢固的统治，满洲[屏蔽]驻扎当地仍然有此[屏蔽],这不仅仅是征服者的残暴，也是游牧民族一种落后风俗。（注1）
在元代时流传蒙古头人有初夜权，汉人丢了性命才赔偿一头骡子，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1285年，番僧杨琏真珈盗挖南宋诸帝之陵，并将宋理宗的头颅制成饮器。这一事件曾使汉人切齿怨恨，但杨琏真珈之所以做出这一看似残暴至极的举动，原因也在于他出自吐蕃被染这一习俗。 这足以证明野蛮战胜文明的后果远比政权[屏蔽]严重，“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野蛮征服文明的战争也许就这几年，而蛮风蛮俗则会延续很多年，危害之深远不言而喻。
事实就是这样，明末士人、人民享受到的基本权利在满清时期失去了。这些学者能否认[屏蔽]、结社不是一种权利，读书、写作、舆论、立言不是一种权利吗？可这却在满清失去了。
宋代灭亡以后，知识分子沦为“臭老九”。失去了读书做官扬名机会，这难道不是失去了权利吗？这些“专家学者”是不会关心人人有保持自己本民族生活习惯的自由和权利，有遵从先贤教义的权利，维护自己信仰的自由。有不被干涉祖宗祭拜的权利。在满清就是人人必须剃发变服。在伪满洲国就必须祭拜天照大神。 他们更不会关心不当奴才、奴隶也是一种权利，而这种权利却在满清被剥夺了。（满清跑马圈地圈奴） 这类人类最根本的权利，他们却根本不想承认。而他们所说的那些政治权利，实际上仅仅是那些自认为“精英分子”才最关心的参政权。
人人不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不懂得团结起来抵抗外侮才能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生活习惯，才能保护自己的利益，保护自己的信仰。不懂得国家和个人同样是相互依赖的。 人人自顾自甚至自相残杀，造成的后果是整个民族国家的灭亡，最终是人人饱受异族人的欺凌、[屏蔽]、羞辱。 明末顾炎武所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正是这段惨痛历史的总结。明末的悲剧在于中国只有少数先进知识分子有民族国家意识，而广大人民却是一盘散沙，当知道满清来了要剃发变服才恍然大悟但为时已晚。

六、“中华民族”这个名称并非起源自辛亥[屏蔽]，“中华”这个词汇早在南北朝就有，其含义是明确的。其二，如果说是诞生于辛亥[屏蔽]，那么从国家民族的角度，中华民族才不到100年的历史，有什么根据说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呢？
中华民族是一个不断成长的概念，其内涵不断变化和外延不断成长。
南宋此山贳子解释《唐律疏议》卷三《名例》“中华”时说：“中华者，中国也。亲教王被，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故谓中华。非同夷狄之俗，被发左衽，雕体文身之俗也”明显指中国文化和汉人。再早，刘宋文帝时，杜坦比汉时的金日（石单）称自己是“中华上族”，不可和“胡人”并论。中华，本是中国和华夏两个词各取其一而成。含义是很清楚的。
“中华”作为民族称谓在唐朝已经成熟了，唐太宗说过：“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中华”无疑指华夏民族。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近代辛亥[屏蔽]时期。
从当时“中华民族”这个名词诞生过程和当时各民族的理解来看，当时的各民族都自觉地认为“中华民族”是个由来以久，自古以来的概念，而少数民族则是不断融入到中华民族中。梁启超1901年《中国史叙论》中首先提出中华民族一词，文中有时指汉族有时指中国所有民族，1905年《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明确其含义，“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遍俗称所谓汉族者”，它是“我中国主族，即所谓炎黄遗胄 ”他还指出：“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说明“中华民族”是民族同化融合而来的事实。就这点而言，立宪派也是同意的，杨度说：“中国自古有一文化较高、人数较多之民族在其国中,自命其国曰中国,自命其民族曰中华。……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则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称中华如故。”（“金铁主义说”）。辛亥[屏蔽]后“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深入人心，也得到少数民族的拥护。例如：1913年初，内蒙古西部22部34旗王公一致决议“联合东蒙反对库伦”，并通电全国申明：“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当一体出力，维持[屏蔽]”这是第一次在政治文件中，少数民族代表人物共同决议宣告自己的民族属于中华民族。 《义勇军进行曲》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这里都有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存在的含义在内。毛泽东说：“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屏蔽]，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屏蔽]。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屏蔽]。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屏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屏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根据上下文“外来民族”、“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毛泽东不光指中华民族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民族，而且暗指匈奴、契丹、女真、蒙古、满洲都是“外来民族”，否则谈何“几千年”来的反抗外来民族的[屏蔽]？（ 《中国[屏蔽]和中国[屏蔽]档》）。某些学者，为了重新定义“中华”、“中国”，混淆是非，偏偏以这个词汇诞生来判断其内涵实际存在，不承认“中华民族”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实体。如此华夏民族和非华夏民族就没有本体、非本体之分了。

七、主流国家民族观方[屏蔽]的错误
实际上现在的专家学者已经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以华夏民族为主体传承华夏文明的民族国家偷偷换成了“五十六民族共和国”，五十六民族多元一体，汉族是其中普通一元。
这种错误来源于，对古代中国继承的主体搞不清，所以其历史观随着领土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领土变伴随着民族变。 民族国家主要继承的是领土还是文化，是民族传承还是领土传承， 是领土重要还是文化是民族的根本。 中华民族从古代文明中国传承的是什么？什么才是中国的真正灵魂。我们的回答：“当然是民族，民族文化。民族消失领土还有什么意义。”他们常见的错误史观是以概念的流变性否定其固有性。
1、借口“中国”这个概念在历史上曾经演变过，于是否定这个词汇已经演变成的固有属性这个事实，任意修改。

2、强调吸收性，融合性是华夏民族的特点，但是否定其具有固有属性。将蕴育期等同于成熟期，否定华夏文明已经是成熟的文明，否定文明和野蛮的巨大落差， 否定汉族是已经成熟的民族。强调“民族是建构的”否认民族有其内在的稳定的文化内涵。 比如他们说：黄帝、炎帝、蚩尤都不是一族，舜是“东夷之人，周是西狄之人，那时既然汉族能融合为什么歧视蒙、满。他们把部落、部族融合等同于民族战争。所以他们认为蒙元、满清不算入侵。错误的把部族融合和民族入侵等同。

3、事物的性质由谁来决定：
有人这样反问，汉族可以向外拓展，可以以战争手段扩大疆域，可以强迫其他民族和汉民族融合成一个中国，为什么其他民族同样做就不行，就不是中国？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事物的性质应该取决于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主要方面发生变化了，事物的性质自然就变了，该事物就不再成为该事物。
在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发生矛盾冲突时，如果要保持住事物的性质，当然是强干弱枝，站在事物的主要方面。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始终是文化和生产力最先进的民族，代表着当时世界的最高文明,实际上就是当时的中国人。在任一历史时刻以其为首代表了整体的中华民族的利益和根本要求，代表了除入侵者之外的所有少数民族。在这种外族入侵的关头，作为我们今天的中国人的观点，当然要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出发，绝大多数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出发。从中华民族的进步发展出发。所以站住汉族立场上有什么不对呢？

参考文章：
关于“民族国家问题”请参考葛兆光先生大作：


[ 此贴被激楚在2007-03-28 11:39重新编辑 ]

痛批“版图中国论”，恢复“文化中国”   一道闪电

谭其骧等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提出的“版图中国论”一直是史学界的主流观点，是现在史学界、文艺界黑白颠倒，歌颂蒙元、满清，给汉[屏蔽]平反的理论依据。本文尝试对这种谬论进行严肃的批判。望大家关注这个问题。


历史学家谭其骧说：“从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作为我们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所谓历史时期的中国，就以此为范围。不管是几百年也好，几千年也好，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民族；在这个范围之内所建立的政权，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政权。简单的回答就是这样。超出了这个范围，那就不是中国的民族了，也不是中国的政权了。 ”

  谭其骧 提出一个名词“历史上的中国”， 他认为1840年以前的中国范围是我们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这就是我们”历史上的中国”。这里谭悄悄的把“中国范围”这个概念偷换成“历史上的中国”。 继而他说“宋朝的中国”不是今天的中国，从而要求我们站在今天的中国角度来评判历史。谭其骧理解中国这个概念的角度是根据领土。 但是领土是在不断变化的。谭其骧说中国范围是我们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那么由于历史总是不断发展的。中国的范围也是随时代变化的， 取1840年为界又有多少说服力呢？难道1949年的中国不是历史发展来的吗？历史发展从来都有人为的因素，这个所谓的自然发展理论有什么根据？自然发展是否有而且应该有个终点呢？这个自然发展到底有什么标准呢？ 即便中国愿意认为1840年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周围国家是否公认呢？不公认的历史发展的结果，即便是领土，有什么公信力呢？即便取1840年为历史上的中国，也是领土在不断变动中的中国。可笑的是就连谭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疆域也是按历朝历代的实际地域划的，疆域或大或小，并不局限在1840年的地图范围内。
谭还有一个观点就是“历史上的中国民族”，他把在”历史上的中国”土地上(1840年的国土)生存过的民族都强制算做“历史上的中国民族”。这是否合理？游牧民族游牧范围就很广，难以用版图来划分。再有如果按版图论，以高句丽为例。其民族一半在国内一半在国外。结果当它搞了个[屏蔽]就决定了它从此不是中国了而是外国了。难道高句丽人民一夜之间就被今天的谭其骧大笔一挥就改了国籍。即使没有迁居过去的，还在鸭绿江北的也都算是外国人了？这也太没有人 权 了吧。这个“自然形成说”也太不自然了吧？

鸭绿江成为比较稳定界河是从明开始，之前甚至不是两个割据政权的分界,江南江北同属于一个政权所辖。按谭的定义古人一垮过江就是到了外国，就是侵略了。这是不是因果倒置的荒唐观点呢？ 从商周时的箕子朝鲜，到秦汉时的卫满朝鲜。都是中原贵族建立的国家。到西汉武帝统一了朝鲜。现在朝鲜北部很长时间都属于中原政权直接管辖，都是历史上的中国的不可分割的领土，同时这片国土上的人，也应该属于历史上的中国人。可是按照谭其骧的见解，在历史上的中国国土（1840年版图）上的人才是历史上的中国人。超出了这个范围就不是了。 于是这些人就没有了”历史上中国人”的资格。明明是内战（都是同文同种都一信仰）反而被谭其骧判定为外战，于是历史上中国G0vern.ment从统一者反而成了侵略者。这不是很荒谬吗？！

谭的理论不可避免的出现了悖论，对于历史上发生的事件，按今天定义的国境线按境内史和境外史人为割裂开。历史事件被割裂开的同时历史价值判断也被割裂开。无可避免地要求古人要有今天的国土和国境概念，以今天的国家民族观念要求古人。在这种理论下，同一事件有着截然对立的历史意义。拿今天的版图来衡量古人的是非，这是因果倒置，也是对历史的一种严重的割裂，是严重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
按谭其骧的理解”历史上中国”这个概念内涵是在地域。所以按版图来划分古代中国人， 把古代本不属于中国范畴的民族都一概划到中国头上。这样一来谭其骧一方面错误的把中国这个概念绝对化了，绝对化的根据在于版图的绝对化。另一方面又把中国这个概念错误的相对化了。因为他忽略了国家领土是永远在变的。过去的版图不同于现在的版图，未来的版图不同于现在的版图。谭其骧是根据版图判断古人是否是中国人，这样一来，从未来看我们都不知道自己被后人是否归类到中国人。同样对于中国周边邻国，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算不算中国人。历史总是在发展的，版图总是在变的，那么这个历史版图有没有绝对不变的可信的标准标志？我看是不可能有的。谭其骧能保证国家版图永远不会变吗？现今的国家版图就永远有公认合法性吗？所以在“历史上的中国民族”这个问题上， 谭其骧又滑到了相对主义不可知论。如果我们读读古代埃及史，希腊史。我们看不到有这种古怪的逻辑悖论。没有历史学家根据版图去误会把现在的希腊人，埃及人和古代希腊人，埃及人联系起来。马其顿人，罗马人都统治过埃及，可没有人会把古埃及归类到古希腊和古罗马，抹煞古埃及的存在。同样对于中国，为何就能抹煞华夏－汉才是中华文明的本体地位呢？中华文明如何就变成了各个民族不分先后主次共同创造的呢？史学界把鼓吹汉民族主体地位的现象污蔑为正统观念，史学界这种谬论实质是否认了文化才是定义“中国”这个概念的最重要来源。

    再细细品味谭其骧的”历史上的中国”，我们就要问了：“历史上的中国” 其边界是如何形成的，形成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文化或者说是文明的传播”这恐怕是谭也回避不了的原因。如果说是[屏蔽]，那么这个边界内的为何不叫蒙古，不叫女真，不叫其他什么？如果不是文化原因又何来自然形成之说呢？俄罗斯[屏蔽]扩张到我们家gate口，谭就不承认这是合理合法自然形成的边界，他只承认文明的传播如春雨一点点的润泽出来的才是自然的边界。那么“版图中国论”是否不如“文化中国论”更妥当呢？再有我们再细细品味谭其骧的”历史上的中国”，再想想谭的观点，“我们不是宋人，所以不能站在宋的观点来[屏蔽]，而应该站在现代的立场来[屏蔽]”。 这是不是因果倒置了。这里隐含着这么一个关键分歧，谭认为由于有了少数民族占有了“历史上的中国”，所以中国是由这块领土的所有民族共同创造，而我们认为这是由于华夏文明的传播使得这块土地才成为了“历史上的中国”。 想想谭的论据，有没有诡辩的成分呢？谭大声声明：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为什么是中国的？因为占有这块土地上的XX族是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
把某个民族只要定义为“历史上的中国的少数民族”，那么这块土地就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了。那么别人又要问了，XX族是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吗？谭仍然很理直气壮的回答，是的，因为“XX地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那么在此地生活的XX民族当然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少数民族”。可笑吗？典型的循环论证。这里关键的误区是谭把少数民族看作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组成。当作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少数民族而不是外族。这样就出现了拿今天的中国观否定宋代的中国观的虚假命题。排斥了“中国”这个概念的继承性。切断了古今“中国”的联系。“宋代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成了两个毫不相干的概念。

拿谭的推理往下，如果未来我们有了更大的中国，那么后代是否就有理由否认当年的[屏蔽]战争了。当年的抗战志士是否就可以想“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即便我们战胜了日本强盗，那么到了将来，也许我们的[屏蔽]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在后代看这是内战，现在的鬼子也是为中[屏蔽]一做很大贡献的功臣，那我们还有必要[屏蔽]吗？。
如果按照谭的理论， 那么世界上就无侵略两个字。希特勒占领欧洲就可重新宣布德国的定义。日本占领亚洲就可以重新定义日本，１９３０年代的日本教科书描述“大日本帝国”时说：“大日本帝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除了主体的大和族以外，还有朝鲜族，汉族（台湾人）等少数民族。”

谭其骧不懂文明同化的作用，为了自圆其说，于是大力批判所谓的“大汉族主义”。“版图中国论”后果是严重的，按照谭的理论必然得出中国只有不到200年的历史，古代中国和[屏蔽]如同古埃及和现代埃及关系是两个文明，两个国家。为了确认1840年“版图中国”的法理性和起源， 他们荒谬地认为满清是这个“版图中国”－他们叫“政治中国”的缔造者，也就是中华民族的缔造者，没有满族就没有中华民族。所以他们不会承认抗金英雄和抗清英雄是民族英雄。史学界、文化界黑白颠倒，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歪曲历史的浪潮。鼓吹清兵入关正义，给汉[屏蔽]平反。而传统的爱国主义民族英雄被纷纷打倒。某些大满族主义者甚至引申出满族人才是真正的中国人，满人是中国的主体和核心，在古代史上只有满族英雄才配称民族英雄。某地竟然给历史上公认的汉[屏蔽]建纪念馆。办“清文化节”纪念满清入关。歌颂历史上的民族大屠夫。

谭还说：“春秋时候，黄河中下游的周王朝、晋、郑、齐、鲁、宋、卫等，这些国家他们自认为是中国，他们把秦、楚、吴、越看成夷狄，不是中国。这就是春秋时期的所谓“中国”。但是这个概念到秦汉时候就[屏蔽]了，秦汉时候人所谓“中国”，前不再是这样，他们是把秦楚之地也看作中国的一部分。这就是后一个时期[屏蔽]了前一个时期的看法。”
这里谭是否有意犯了一个错误？虽然在西周，春秋早期有一些士大夫对于秦、楚有偏见，认为它们是蛮夷之地，甚至是蛮夷之邦，但是经过数百年的文明教化， 早在春秋末期当时的人们已经普遍把秦、楚看作华夏文明之国了,早就不用蛮夷的眼光看待秦楚两国，更不用提战国和秦汉了，这时中国这两个字是指地名，是指中原地区，如《孟子·梁惠王》说齐宣王曾经“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再如《战国策·秦策》范雎说秦昭王“今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这说明并不是因为秦汉统一战争后改变了人们对秦、楚两国的看法，此时此刻的“中国”仅仅是指中原别称而已。夷夏之辨不同于地名之辨。 谭是否故意混淆这两者的关系呢？在元末朱元璋提出过“驱除胡虏，恢复中华”。清代一直到[屏蔽]都提出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可见当时人们的心理，根本不把蒙古人、满人当成中国人。而秦末农民战争根本就没有人提出过驱除秦国人的口号，而是“伐无道、诛暴秦”。秦国人、六国人。不分彼此共谋天下。根本就不存在民族[屏蔽]、民族解放的斗争内容。怎么可能把蒙元、满清入侵和秦灭六国并列呢？
在秦代以前，主要是“夷夏之辨”，同样是周天子的封国，秦国、楚国、吴国就因为处于蛮夷之地，熏沐蛮风夷俗而不被中原人看作华夏，或者说当时的“中国”。而在春秋时期，秦国由于经过几百年的文明礼仪教化，在文化上和中原各国差别就不大了，《诗经》里就收罗了“秦风”，秦国同样打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秦国成为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华夏”一员，楚国、吴越各国在战国时期也同样如此。由此可知“夷夏之辨”是文化程度的作的区分。这里还不是以后国家民族的概念。到秦汉时期大一统封建国家出现后，才由“夷夏之辨”结合国家行政管辖权引出民族国家的新概念，也就是“中国”这个国家的由来。而西周时期周代周宗室箕子去朝鲜建立国家，但是因为和中原过远，文化风俗迥异就始终没有被列为中国。所以文化、文明是才是中国这个词汇本质属性。

“历史上的中国”首先应该是古人心目中的中国，是古人约定俗成的概念。是历史上当时的人们明确公认的国家，她的外延（比如领土、政权）会随着时代发生变化，但是她的内涵却是相对稳定的，特别是在隋唐以后，她的内涵的固有规定性不再发生歧义。她不应该因为今天政治的需要改变原来的内涵。不应该是谭其骧生造出来的概念。也就是说不能由现代人去重新规定其民族、文化、地域等内容。否则我们就无法面对史书上提到的“中国”这个名词。“历史上中国”这个概念的实质是什么？我们认为”中国”这个概念内涵最深刻的内涵是在文化上，而非地域，中國”早已與華夏民族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因而它不僅獲得了人文的和歷史的意義，同時也獲得了民族學的意義。而就後一層意義來說，“中國”一方面標誌華夏民族的的共同地域，他方面則標誌華夏民族與其他民族的分野 {摘录自 :中華民族的凝成：國家認同與文化一體 }。而“中国之地理扩展，并非如西方帝国主义凭[屏蔽]来向外征服，而是一种自然的趋向于文化的凝聚与统一。（引自 钱穆《中国历史的研究方法》）。

按我们的理解“历史上的中国”在汉以后是指：“以华夏民族为主体，信奉华夏文明的民族国家”。文化中国才一直是公认的中国定义。这是被历史和世界公认的。(何止中国，所有的文明古国都是如此定义的。想想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莫不如此。)
文化，文明是相对稳定的。中国这个概念在今天和在历史上都有绝对和确定的一面。那就是中国概念属性中的汉文化，这个概念是被当时乃至后世承认的。这就是中国这个概念的绝对性 。那么就不奇怪在宋辽时期以至以后都公认宋是中国，而辽不是中国。在宋金前期，宋是中国而非金。
同时中国这个概念也有相对性，发展性的一面。
在蒙古兴起后，蒙古把金称为中国，金人为汉人。原因在哪里？在于文明文化的传播，100多年后，金逐渐汉化，成为中华文明的组成了。 如此解释魏源写《圣武记》就通了，由于汉化程度不同，中国这个概念又具有相对性，相对于印度，酉-臧是中国，而相对于内地，酉-臧又不被称为中国。 这就是中国这个概念的相对性。中国这个概念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是继承性和流动性的统一。是其内在文化，文明属性所决定的。

  谭其骧的另一个错误在于把朝代、政权和“中国”混淆，也就是“政权中国”和“民族中国”在谭其骧的论述中是混淆的，当代中国一般是指宪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从政权层面理解的，是政权中国，和“历史上的中国”概念是有层次区别的。前者是现代政权国家，要侧重“主权”、“民族”、“版图”，后者是“民族国家”注重民族和民族文化。 我们不能拿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定义来规范“历史上的中国”。如同不能拿朝代取代中国，因为朝代有兴亡而民族中国并没有亡。同时从政权层面，今天的民族关系也不是古代政权中国的民族关系。今天的宪法也不可能适用到古代社会。不能按现在的版图中国来定义古代中国。

  谭其骧的诡论还在于错误的比照着古人，按照自己的需要定义“历史上的中国”。他举了个例子：“到了南北朝，南朝把北朝骂成索虏，北朝把南朝骂成岛夷，双方都以中国自居。这都是事实。但唐朝人已经不是这样了，唐朝人把他们看成南北朝，李延寿修南北史，一视同仁，双方都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例子说明什么，说明当时修史时只是对该朝代的中国定义有修订的情况，而不对更前面的朝代时的中国有改动。他们并没有重新修订汉代、三国时的中国定义。这个道理也简单。南北朝时候，南方、北方都自认为是中国。越到南北朝后期，北方的经济、文化情况越中国化，称作中国是被人们普遍接受了，所以后人认为北朝也是中国并没有异议，古人修史时使用中国这个名词是有客观根据的。
而谭其骧等历史学家却自做主张，根据主观需要定义“历史上的中国”， 错误的把满清1840年是的中国版图当作“历史上的中国”，直接延伸到上古，荒谬之至。
  谭其骧推出“版图中国论”的时候，正是[屏蔽]开放之初，文化虚无主义空前泛滥的时候，抹煞中华文明，全盘西化成为学术界的[屏蔽]。这种[屏蔽]泛滥到史学界就是把中国这个概念中的文化内涵剥离干净。
只要我们还自认为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继承者，就应该是“历史上的中国”的继承。也就是文化中国的继承者。在有关历史问题上就应该坚持“文化中国”的理念。


“版图中国论”的实用功能：
“版图中国论”是用来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拥有的领土、民族自古以来就拥有的法理依据，因此谭不惜歪曲“历史上的中国”的真实含义， “版图中国论”特别是谭的“历史上的中国”提出，似乎使得我们在边界谈判时，有”理由”据理力争。
“某地自古以来时中国的领土，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实际的效果呢，似乎我们并不因此拿到被掠夺的一寸土地，夺回土地还是要实力说话的。
时间越远 1840年的版图恢复的可能性越小，法理性也不足。如果它成为我们乃至后辈致力以求的目标，则是大大的误区了。

第一即便中国要复兴，也不应该局限在这片土地上。
第二更重要的，大家知道现在国家的领土主权观念和19世纪是很不同的，主权不光包括领土，还有领海，领空。各国瓜分的还有海洋资源，南极，北极。甚至太空。无形资产，无形主权也是在激烈争夺的。比如知识产权、商标、IP地址、域名、投资，还有贸易，售武并带来的势力范围。工程科技界美国人常常制定标准，这种标准的制定权使得美国人在各方面大获其利。相反国境线反而淡化了。欧盟一体化的发展使得原有国境线意义越来越小。这个世界突出的将是规则，道德，文化。台 独 分子最热衷最险恶的是“去中国化”，搞文化台 独 。妄图从心理上和中国斩断一切联系。实现民族[屏蔽]。 美国人最擅长的是搞“人 权 ”[屏蔽]。
所以我们要反对中华文化虚无主义，突出文化和文明的力量，恢复“中国”这个名称本来精髓。
传播中华文明，推广中华文明的伦理道德，这才是强国之策，兴国之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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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

■摘自《长水集续编》　谭其骧

　　（这是作者在1981年5月下旬召开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时本人做了一些修改。）

　　翁独健同志要我在这次会议期间在大会上讲一通。我说，我不是民族史专家，有什么好说的？”他说：不要你讲别的，只要你讲一讲你们在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时是怎样划定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的；也就是说，对历史上同时存在的许多国家地区和民族，你们是如何区别中外的？哪些算中国，哪些不算，标准是什么？”
　　他既然提了这样具体的要求，我作为《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主编，就不便推辞了。所以今天下午我在此向诸位汇报一下我们在这[屏蔽]集里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就把这个讲话命名为《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吧！诸位听了如果认为我们的处理办法有不合理、不妥当之处，欢迎在明天小组会上提出来大家展开讨论。
　　《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工作开始于1955年春。开始只要求把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予以“重编改绘”，范围准备一仍杨图之旧，那时还没有接触到历史上中国的范围这个问题。杨图各时代都只画中原王朝的直辖版图，除前汉一册附有一幅西域图外，其余各册连王朝的羁縻地区都不画，更不要说与中原王朝同时并立的各边区民族政权的疆域了。所以杨守敬所谓《历代舆地图》，起春秋讫明代，基本上都只画清代所谓内地18省范围以内的建置，不包括新-僵、青、藏、吉、黑、内蒙古等边区。编绘工作开始没多久，我们就感觉到以杨图范围为我们的图的范围这种想法是不行的。新中国的历史学者，不能再学杨守敬的样儿仅仅以中原王朝的版图作为历史上中国的范围。我们伟大的祖国是各族人民包括边区各族所共同缔造的，不能把历史上的中国同中原王朝等同起来。我们需要画出全中国即整个中国历史的地图来，不应只画秦、汉、隋、唐、宋、元、明等中原王朝。随后我们就作出决定：图名改为《中国历史地图集》，范围要包括各个历史时期的全中国。怎样确定各个时期的全中国范围，从此便成为我们不得不反复慎重考虑的一个首要问题。
　　我们是如何处理历史上的中国这个问题呢？我们是拿清朝完成统一以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前的清朝版图，具体说，就是从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作为我们历史则期的中国的范围。所谓历史时期的中国，就以此为范围。不管是几百年也好，几千年也好，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民族；在这个范围之内所建立的政权，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政权。简单的回答就是这样。超出了这个范围，那就不是中国的民族了，也不是中国的政权了。
　　为什么作出这样的决定？我们的理由是这样：
　　首先，我们是现代的中国人，我们不能拿古人心目中的“中国”作为中国的范围。我们知道，唐朝人心目中的中国，宋朝人心目中的中国，是不是这个范围？不是的。这是很清楚的。但是我们不是唐朝人，不是宋朝人，我们不能以唐朝人心目中的中国为中国，宋朝人心目中的中国为中国，所以我们要拿这个范围作为中国。
　　这还要从“中国”两个字的意义讲起。“中国”这两个字的含义，本来不是固定不变的，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且不提《诗经》等古籍中的“中国”是什么意思，简单说起来，拿“中国”两个字表示我们国家的主权所达到的范围，这个观念是鸦片战争之后才形成的。在这以前的“中国”二字，在各种场合有各种样子的用法。远的我们不讲，鸦片战争以后的初期，这个观念还没有完全固定下来。举一个例子，魏源写《圣武记》所用的“中国”，有时候是符合现在的概念的，譬如他讲到蒙古，把蒙古算中国，俄国算外国；讲到酉-臧，把酉-臧算中国，印度算外国。
　　但有的时候，他还采用一种老观念，把18省同新-僵、酉-臧、蒙古对立起来，只把18省叫中国。有的明清著作中，甚而至于因为作者本人跑到西南的贵州、广西少数民族地区，他作笔记就把贵州、广西这一带的少数民族地区不看作中国，把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内地看作中国。“中国”两个字，按照现在的用法，形成是很晚的。鸦片战争以后的初期还没有完全形成，基本上到晚清时候才形成。讲到“中国”就是表示我们国家的主权所达到的范围，这是鸦片战争后经过了几十年才逐渐形成的。
　　我们再回头来讲，我们是现代人，我们不能以古人的“中国”为中国。这不是说我们学习了马列主义才这样的。而是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后一时期就不能拿前一个时期的“中国”为中国。举几个例子：春秋时候，黄河中下游的周王朝、晋、郑、齐、鲁、宋、卫等，这些国家他们自认为是中国，他们把秦、楚、吴、越看成夷狄，不是中国。这就是春秋时期的所谓“中国”。但是这个概念到秦汉时候就[屏蔽]了，秦汉时候人所谓“中国”，前不再是这样，他们是把秦楚之地也看作中国的一部分。这就是后一个时期[屏蔽]了前一个时期的看法。到了晋室南渡，东晋人把十六国看作夷狄，看成外国。到了南北朝，南朝把北朝骂成索虏，北朝把南朝骂成岛夷，双方都以中国自居。这都是事实。但唐朝人已经不是这样了，唐朝人把他们看成南北朝，李延寿修南北史，一视同仁，双方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同样，在宋朝也把辽、金、夏都看成是外国，看成夷狄。但是元朝人已经不这样了，已经把辽、金、夏跟宋朝一样看成“中国”。元朝人已经不用宋朝的看法了，难道我们还要作宋朝人？所以我们说现代人不能以古人的“中国”为中国。后一代的人把前一代的人的概念否定，不采用前一代人的概念，这是由来已久，自古而然的，没有什么奇怪。我们现在当然不应该再以东晋人自居，再以宋代人自居。总而言之，我们是现代人，不能以古人的“中国”为中国。
　　第二个问题。我们既不能以古人的“中国”为历史上的中国，也不能拿今天的中国范围来限定我们历史上的中国范围。我们应该采用整个历史时期，整个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为历史上的中国。我们认为18世纪中叶以后，1840年以前的中国范围是我们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这就是我们历史上的中国。至于现在的中国疆域，已经不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那个范围了，而是这一百多年来ca.pi-tal.ism列强、帝国主义侵略宰割了我们的部分领土的结果，所以不能代表我们历史上的中国的疆域了。为什么说清朝的版图是历史发展自然形成的呢？而不是说清帝国扩张侵略的结果？因为历史事实的确是这样，清朝的版图的确是历史发展自然形成的。我们跟沙俄不同，沙俄在16世纪以前，和乌拉尔山以东的西伯利亚、中亚细亚没有什么关系，16世纪以后向东侵略、扩张，才形成现在这么大的版图。但是清朝以前，我们中原地区跟各个边疆地区关系长期以来就很密切了，不但经济、文化方面很密切，并且在政治上曾经几度和中原地区在一个政权统治之下。东北地区在唐朝时候已经建立了若干羁縻都督府、羁縻州。到辽、金时代版图已东至 日 本 海，北至外兴安岭，经过元朝直到明朝的奴尔干都司，都是如此。北方也是如此，蒙古高原上的匈奴在西汉时跟汉朝打得很热闹，最后匈奴还是投降了汉朝，甚而至于到东汉初年还入居汉王朝的版图之内。唐朝，从唐太宗灭了突厥颉利可汗、灭了薛延陀、灭了车鼻可汗之后，一度统治整个蒙古高原，远达西伯利亚南部，几十年之后突厥才复国。元前的时候，蒙古高原是元朝的岭北行省。在西北方面也是如此，西汉设西域都护府，唐设安西、北庭都护府，元曾经置阿力麻里、别失八里行中书省、宣慰司等等。虽然一般都不是连续的，但断断续续好几次，都跟中原地区在政治上属于一个政权。至于经济、文化关系，那就更紧密。这个长期的经济、文化、政治的关系，逐渐发展下来，越来越密切。我们很赞成前几天翁独健同志讲的一段话，我们历史上中原王朝跟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主流是什么？是和平共处？还是打仗？我们看不必去深究它，确实有的时期是很好的，和平共处，有的时期是打仗，有的时期打仗还打得很凶。但是，总的关系是越来越密切。我看这点是谁也不能否定的。随着历史的发展，边区各族和中原汉族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光是经济文化的交流关系不够了，光是每一个边区和中原的合并也不够了，到了17世纪、18世纪，历史的发展使中国需要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把中原地区和各个边区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而清朝正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完成了这个统一任务。17世纪、18世纪清朝之所以能够在这么大的范围之内完成统一，这决不是单纯的由于那时的清朝在军事上很强，在军事上取得一系列的胜利所能够做到的。单纯的、一时军事上的胜利和军事征服要是没有社会、经济基础来维持的话，统一是不能持久的。但是清朝在完成统一之后，巩固下来了，稳定下来了，到了19世纪中叶以后遭遇帝国主义从东南西北各方面入侵，给他们侵占了一部分土地去了，但基本上还是维持下来了。这是为什么？主要的原因是中原需要边区，边区更需要中原，需要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这对中原人民有利，对边区人民更有利。我们知道，清朝的统一，实际上是先统一了满族的地区，即广义的满洲；再统一汉族的地区，即明王朝的故土；再统一蒙族地区和蒙族所统治的维藏等族地区。主要是满、蒙、汉三区的统一。
　　汉族地区指原来的明朝的地方，除汉族外也包括许多南方的少数民族，蒙族地区在内[屏蔽]古以外，还包括青海、酉-臧以及南疆的维吾尔地区。这些地区本来都在厄鲁特蒙古统治之下，都在准噶尔统治之下。当时的准噶尔疆域，不仅是天山北路的准噶尔本部，还包括南路的维吾尔地区，青海、酉-臧、套西厄鲁特，都是在准噶尔统治之下。噶尔丹还进一步侵占了喀尔喀蒙古，即[屏蔽]古。只有内蒙古在清朝入关之前早已纳入清朝版图。后来准噶尔又进一步要从[屏蔽]古入侵内蒙古，这就爆发了清朝和准噶尔之间的战争。双方经过康熙、雍正、乾隆70年的斗争，清朝终于取得了胜利。清朝不仅把准噶尔本部收入版图，也把原来在准噶尔统治之下的青海、酉-臧、“回疆”，即天山南路，也纳入了版图。所以清朝统一基本上就是统一满、汉、蒙三区。蒙区实际上包括维吾尔地区及藏区。这三区统一完成之时是在乾隆中叶，即18世纪50年代。而由满，蒙、汉三族人民组成这个王朝，实际上还远远在清朝入关以前。1636年皇太极即皇帝位，把国号大金改为大清，臣下所进呈的劝进表就是由满、蒙、汉三种文字写成的，充分表明这个王朝是由满、蒙、汉三种人组成的。据我来看，这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因为到了16世纪、17世纪时，汉满蒙等中国各民族已经迫切需要统一。这一点，我们从明朝与女真部族即后来的后金打的交道，明朝跟蒙古打的交道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个时候中原的明朝和东北的满洲、北方的蒙古，时而打仗，兵戎相见；时而通过和谈规定明朝岁赠女真、蒙古多少物资，并进行互市。打也好，和也好，目的无非是女真人要拿人参、貂皮来换中原地区的缎布、粮食和农具，蒙古人要拿他们的马来换中原布帛、粟豆和茶叶。岁赠互市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时，就打进来掠夺。一边进行掠夺，一边要挟举行新的和议，增加岁赠。这说明边区发展到16世纪、17世纪时迫切需要中原地区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当然，中原地区也需要边区的人参、貂皮、马匹等等。但是比较起来说，边区更需要中原的物资。所以说，通过互市，通过战争，最后需要统一。因为统一之后，只要中原能用布匹、粮食等物资满足边区的需要，就可以平安无事，统一就可以巩固下来。所以我说清朝之所以能造成大统一的局面并且巩固下来，是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是历史的发展自然形成的。有人说，清朝这样大的版图完全是内外扩张的结果，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清朝对于蒙古用兵不能算是穷兵黩武，就象汉武帝对匈奴用兵不能算穷共黩武一样。汉武帝对付朝鲜、东越、南越，可以责备他是侵略，对付匈奴就不能算是侵略。他不对付匈奴，匈奴要打进来。唐太宗对付突厥也不能算穷兵黩武。同样清朝对付准噶尔也是不得不然。在那时候，准噶尔气势汹汹，占领了整个新-僵、青海、酉-臧、[屏蔽]，矛头指向清帝[屏蔽]治下的内蒙，如果不把噶尔丹打败的话那还得了？那就可能再次出现边疆民族入主中原，即厄鲁特入主中原，再来一次改朝换代。要改朝换代可不是容易的。从当时情况看起来清朝还是比准噶尔进步点，让清朝统治中原地区比让准噶尔统治中原还是要有利一点吧。所以说清朝打败准噶尔，不能说他是穷兵黩武。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清朝把准噶尔统治的地区一一收入版图，这是为了彻底打垮准噶尔而必须要采取的措施，不是存心要去征服这些地方。清朝那时候并不是扩张主义者。我们知道，清朝打败准噶尔之后，阿富汗、浩罕、巴达克山等中亚的一些小国，曾经一度要加入清朝，但清朝拒绝了，仅仅把这些国家列为藩属，以当时清朝的兵势、兵威所加，要进一步向中亚扩展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清朝并没有这样做。可见清朝之所以有这样的版图，决不能说他是扩张主义者，这是顺应历史潮流。所以说清朝在18世纪时形成的这个版图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拿这个版图来作为历史上中国的范围应该是恰当的。有人主张拿今天的国土作为历史上中国的范围，我们认为那是不恰当、不应该的。要是那样的话，岂不等于承认沙俄通过瑷珲条约、北 京 条约割让的乌苏里江以东、黑龙江以北的地方，本来就不是我们的地方吗？事实上在清朝以前，乌苏里江以东、黑龙江以北已有几百年是在中原王朝直接统治之下的。再如大漠以北的蒙古高原，现在属于蒙古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是不是历史自然发展形成的呢？不是。1911年、1921年两次[屏蔽]立，都是后面有第三者插手的，要是没有第三者插手的活，它不会脱离中国。历史发展的自然趋势是蒙古地区不论漠南漠北部应该和中原地区联系在一起的。到了20世纪，到了1911年、1921年，由于第三者的插手，结果[屏蔽]出去了。这不是自然发展的结果，这是帝国主义宰割中国的结果。所以我们不能说历史上的中国只包括漠南的内蒙古而不包括漠北的[屏蔽]古，尽管我们现在是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所有的北方民族，匈奴也好，鲜卑也好，柔然也好，突厥也好，回纥也好，全都是同时分布在漠南和漠北的。要是我们以今国界为依据处理历史上的民族，那该怎么办？同一个政权统治之下的一个民族，漠北的不算中国，漠南的才算中国，这就没法办了。但我们要是采用1840年以前的清朝版图为历史上中国范围就好办。出现在漠南漠北的蒙古以及历史上所有的民族，都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不能因为今天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之内就不算历史上中国的民族。当然，我们讲中国史的时候应当把这些民族作为中国史上的民族。但我们也不反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在写它的历史的时候把这些古代民族写成它的先民。
　　有一点要补充一下，就是1840年以前有些跨国界的政权或民族或部族怎么办？这个问题最明显的事例就是高丽。我们现在是这样办的：我们认为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的中朝国界，这是历史自然形成发展的结果，没有什么帝国主义插手。历史上的高丽最早全在鸭绿江以北，有相当长一个时期是在鸭绿江、图们江南北的，后来又发展为全在鸭绿江以南。当它在鸭绿江以北的时候，我们是把它作为中国境内一个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国家的，这就是始建于西汉末年，到东汉时强盛起来的高句丽，等于我们看待匈奴、突厥、南诏、大理、渤海一样。当它建都鸭绿江北岸今天的集安县境内，疆域跨有鸭绿江两岸时，我们把它的全境都作为当时中国的疆域处理。但是等到5世纪时它把首都搬到了平壤以后，就不能再把它看作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政权了，就得把它作为邻国处理。不仅它鸭绿江以南的领土，就是它的鸭绿江以北辽水以东的领土，也得作为邻国的领土。
　　我们处理历史上的中国的标准就这一条，并没有第二条。当初我们讨论的时候，正如昨天小组会上好几位同志的意见一样，有些同志总觉得只有这么一条不够，总想找到第二条、第三条，想要加一两条跟中原王朝的关系，总觉得应该跟中原王朝有一点什么关系，如果没有关系，怎么能说是历史上的中国？什么关系呢？最好有过郡县。但是有的边区从来没设过郡县，那么羁縻州县也算郡县。这也是过去学术界不实事求是之风造成的。那时历史学界讳言“羁縻州”，“羁縻”两个字不许提，硬要把“羁縻”都督府、羁縻州的“羁縻”两个字去掉，变成某某州，要把它看成正式的地方行政区划一样。我们知道，府、州的长官是流官，是中央G0vern.ment可以随时调动的。府、州秉承中央G0vern.ment的政令进行统治，向中央缴赋税，服徭役。但羁縻府、州只是给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一个都督或刺史的名义，实际上是当地基本上自主的统治者，他的地位是世袭的。王朝动不了它，它只是归附而已，你要动他他就会举兵叛乱。羁縻府州和正式府州完全是两回事。因为正式的找不出来，所以硬要把羁縻府州算正式府州。这在实际上是违反历史事实的。有些地区连羁縻府州也没有设置过，这些同志就去找称臣纳贡的关系，只要称过臣、纳过贡，就算是归入中原正朝的版图了。或者是曾经接受过中原王朝封赠的爵位，中原王前曾经封过这一部族的首领什么王，什么侯，或者是曾经授予一点什么官衔，那就把它说成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纳入中国的版图了。搞来搞去无非就是要跟中原王朝拉上一点关系，好象只有跟中原正朝扯上关系以后才能算中国，否则就不能算中国。这是讲不通的。我们知道，朝鲜、越南是历代向中原正朝称臣纳贡，接受中原王朝的封爵的，但我们能把朝鲜、越南算作中国的一部分吗？不行。它们跟明朝和清朝的关系只是小国与大国的关系、藩属国和宗主国的关系，它们不是明朝的地方、清朝的地方。尤其明显的是 日 本有一颗被奉为国宝的印，叫做汉倭奴国王印，按照这些同志的说法，日 本 已接受了中国给他的这颗印，岂不是 日 本 也要算中国的了吗？可见把有没有封爵纳贡这种关系看作在不在历史上的中国范围以内这种说法，是绝对讲不通的。
　　尤其突出的是，一定要把跟中原王朝拉上一点关系才算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处理台湾问题就难了。台湾在明朝以前，既没有设过羁縻府州，也没有设过羁縻卫所，岛上的部落首领没有向大陆王朝进过贡、称过巨，中原王朝更没有在台湾岛上设官置守。过去我们历史学界也受了“左”的影响，把“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句话曲解了。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一点没有错的，但是你不能把这句话解释为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这是完全违反历史事实，明以前历代中原王朝都管不到台湾。有人要把台湾纳入中国从三国时算起，理由是三国时候孙权曾经派[屏蔽]到过台湾，但历史事实是“军士万人征夷州（即台湾），军行经岁，士众疾疫死者十有八 九 ”，只俘虏了几千人回来，“得不偿失”。
　　我们根据这条史料，就说台湾从三国时候起就是大陆王朝的领土，不是笑话吗？派了一支[屏蔽]去，俘虏了几千人回来，这块土地就是孙吴的了？孙吴之后西晋南朝隋唐五代两宋都继承了所有权？有人也感到这样实在说不过去，于是又提出了所谓台澎一体论，这也是绝对讲不通的。我们知道，南宋时澎湖在福建泉州同安县辖境之内，元朝在岛上设立了巡检司，这是大陆王朝在澎湖岛上设立政权之始，这是靠得住的。有些同志主张“台澎一体”论，说是既然在澎湖设立了巡检司，可见元朝已管到了台湾，这怎么说得通？在那么小的澎湖列岛上设了巡检司，就会管到那么大的台湾？宋元明清时，一个县可以设立几个巡检司，这等于现在的公共安全分局或者是派出所。设在澎湖岛上的巡检司，它就能管辖整个台湾了？有什么根据呢？相反，我们有好多证据证明是管不到的。因此，你假如说一定要与中原正朝发生联系才算中国的一部分，那末明朝以前台湾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这行吗？不行。台湾当然是中国的，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为什么自古以来是中国的？因为历史演变的结果，到了清朝台湾是清帝国疆域的一部分。所以台湾岛上的土著民族--高山族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对台湾我们应该这样理解，在明朝以前，台湾岛是由我们中华民族的成员之一高山族居住着的，他们自己管理自己，中原王朝管不到。到了明朝后期，才有大陆上的汉人跑到台湾岛的西海岸建立了汉人的政权，这就是颜恩齐、郑芝龙一伙人。后来荷兰侵略者把汉人政权赶走了，再后来郑成功又从荷兰侵略者手里收复了。但是，我们知道，郑成功于1661年收复台湾，那时大陆上已经是清朝了，而郑成功则奉明朝正朔，用永历年号，清朝还管不到台湾。一直到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清朝平定台湾，台湾才开始同大陆属于一个政权，所以一定要说某一地区同中原正朝属于同一政权，中原王朝管到了才算是中国的话，那末，台湾就只能从1683年算起，1683[屏蔽]不算中国，这行吗？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为什么是中国的？因为高山族是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台湾自古以来是高山族的地方，不是 日 本 的地方，也不是菲律宾的地方，更不是美国的地方、苏联的地方，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地方。
　　但不是属于中原王朝，是属于高山族的，到1683年以后中原王朝才管到，这样我们觉得就可以讲通了。一定要找出边疆地区同中原王朝的关系来，好象同中原王朝没有关系就不能算中国的一部分，实际上，很对不起，还是大汉族主义。这个思想一定要坚决打破。
　　我们自己思想中如果认为一定跟汉族王朝有关系才算中国，那就不好办了。国外有人说，中国的西界到甘肃为止，新-僵从来不是中国的。这个论点大家都知道是胡说。但是，为什么是胡说呢？
　　很多人就会这样讲了：因为新-僵在汉朝就统治到了，唐朝也统治到了。汉朝设过西域都护府，唐朝设过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但是我们的历史很长，西汉对西域统治多少时间？也不过50年吧。东汉的统治更差。唐朝比较长一点，也不过7世纪到8世纪100多年吧。我们有几千年的历史，除了唐汉一二百年统治了新-僵之外，其他的时代怎么样？有些人只愿意谈汉唐，不愿意谈其他时代，因为一想到除汉朝、唐朝、清朝之外，中原王朝的确管不到新-僵。那怎么办呢？好象理亏似的，于是有的同志就去找其他的关系。说是虽然不能直接管到，但在宋朝、明朝新-僵的地方政权向中原王朝进过贡。朝鲜、越南都不算中国的一部分，为什么新-僵地区的政权向中原王朝进过贡，就算是中国的一部分呢？这是讲不通的。宋朝和明朝，新-僵地区政权同中原王朝的关系实在是很可怜的，西州回鹘、于田、黑汗王朝跟宋朝怎么说得上有什么臣属、隶属关系？怎么能说是向宋朝称臣纳贡呢？不过是来往一二次而已，不用说不在宋朝的版图内，连藩属也谈不上。到明朝更可怜了，明朝中叶以后，嘉峪关打不开了，嘉峪关之外都是一些与明朝没有什么关系的政权。所以一定要与中原王朝有关系才算中国的一部分的话，那末新-僵在宋朝、明朝根本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不能这样讲，不能说一定要与中原王朝有关系才算中国的一部分。我们一定要分清楚汉族是汉族，中国是中国，中原王朝是中原王朝，这是不同的概念。在1840年以前，中国版图之内的所有民族，在历史时期是中国的一部分。就是这么一条，没有其他标准。新-僵在宋朝的时候，是西州回鹘、于田、黑汗等等。在明朝的时候，在察合台后王封建割据之下，分成好多政权，这是不是就不是中国了？是中国，不过它与中原王朝[屏蔽]了。
　　[屏蔽]与统一，在中国历史上是经常出现的，每一次由分而合，一般说来是扩大一次。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统一是在秦汉时期，秦统一时北至秦长城，西边只到黄河，根本没有挨上青藏高原。汉朝的统一，西边到了玉gate关，到了青藏高原的湟水流域。比秦有所扩大。隋唐的统一又扩大一步，但是都赶不上清朝的统一。一次一次统一，一次一次的扩大，到清朝的统一，版图最大。而这个范围并不反映清朝用兵的结果，而是几千年来历史发展的结果，是几千年来中原地区与边疆地区各民族之间经济、政治各方面密切关系所自然形成的。不过，我们说，经济文化的密切关系，还需要政治统一来加以巩固的。所以讲到这点，我们不得不特别强调一下，我们中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这一句话并不是泛泛而谈的，少数民族对我们的贡献确实是很大的，除了经济文化方面我们暂且不谈之外，就是我们形成这么大的一个中国，少数民族特别是蒙古族、满族对我们的贡献太大了。我们设想一下，在12世纪我们这个中国分成七八块，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是南宋，东北和黄河流域是金，宁夏、甘肃的河西和鄂尔多斯这一带是西夏，云南是大理，新-僵是西辽，酉-臧是吐蕃，[屏蔽]成许多部落的蒙古高原上是蒙古各部、突厥各部，整个中国分成七八块，每一块中间还不统一。由于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祖孙三代的经营，才出现了一个大统一的局面，这个大统一的局面多么珍贵啊！譬如云南，虽然汉晋时代是中原王朝统治所及，但是南朝后期就脱离了中原王朝。到了隋唐时候，是中原王朝的羁縻地区，不是直辖地区。这个羁縻局面也不能维持很久，到了8世纪中叶以后，南诏依附吐蕃反唐，根本就脱离了唐王朝。
　　南诏之后是大理。总的来说，从6世纪脱离中原王朝，经过了差不多700年，到13世纪才由元朝征服大理，云南地区又成为中原王朝统治所及。又如新-僵地区，从8世纪后期起就脱离了唐王朝，唐朝人被吐蕃又赶出来了，后来吐蕃人也站不住了，维吾尔人进入新-僵建立了几个政权。总而言之，经过了400多年，才由蒙古族征服西辽使新-僵地区和中原地区又同属于一个政权。元朝的统治使中国各地区之间长期[屏蔽]又合在一起。没有蒙古的话，怎么能形成这样大的统一？这样[屏蔽]局面继续下去的话，那就不可想象。同样，在明朝时候，中国又进入一个[屏蔽]时代。明朝对东北辽东边墙以外，对青藏高原的统治是很薄弱的，只是一种羁縻关系而已，真正的统治是谈不上的。我们要说老实话，现在把明朝对酉-臧关系来比之于元朝对酉-臧的关系，清朝对酉-臧的关系，这是不行的，是远远赶不上的。明朝对东北边墙以外女真各部的关系也不能和元朝清朝相提并论。长城以外的鞑靼、瓦剌，长期处于敌对状态。所以明朝的时候中国又分成好几块了。没有清朝起来，这个[屏蔽]局面不知又要延续到什么时候。明朝对新-僵的关系更谈不上，根本管不上，连新-僵发生什么变化都不晓得。要是没有清朝从努尔哈赤、皇太极，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乾隆这6代二百多年的经营，就不会出现18世纪的大统一局面。所以我们说中国是各民族人民共同缔造的。我们今天还能够继承下来这么大的一个中国（虽然被帝国主义宰割了一部分，侵占去了好多地方），包括这么多的少数民族在内，不能不归功于清朝。所以我们绝不能把中国看成汉族的中国，我们中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的中国。很多少数民族对我们中国历史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没有元朝，没有清朝，今天的中国是什么样子？我们怎么能把中国看成汉族一家的？王朝跟中国不能等同起来，应该分开，整个历史时期只有清朝等于全中国，清朝以外没有别的中国政权。清朝以前任何历史时期，中国都包括两个以上的政权，我们绝不能说这个政权是中国的，那个政权不是中国的，不能这样分，要分也分不清。
　　历史上同时存在两个以上的中国政权时，那就得承认事实上当时几个国家并峙，谁也管不到谁，不能硬说中原王朝管到了边区民族政权。有些同志要把吐蕃说成是唐朝的一部分，这是违反历史事实的。唐和吐蕃敌对战争时多，和亲通好时少。就是在和亲通好时，唐朝也完全管不了吐蕃。汉朝和匈奴，唐朝和突厥、回纥的关系，基本上也是如此。我们只能认为吐蕃、匈奴、突厥、回纥是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但不能说它们是汉唐王朝的一部分。
　　历史上的中国政权有时管到了历史上中国范围以外的地方，我们也得承认这些地方虽然不在历史上的中国范围之内，但确在几个中国王朝版图之内。例如，汉晋间曾在朝鲜西北部设置过乐浪、带方等郡，汉唐间曾在越南北部设置过交趾、九真、日南等郡，这些设郡县的地方，当然是汉晋唐等王朝疆域的一部分。所以朝鲜、越南虽然不在历史上的中国范围之内，但历史上的乐浪、交趾等郡，则为汉、唐等王朝的领土，那是无可讳言的。以郭老名义出版的《中国史稿》第一版（后来的版本改动过没有，我不知道），把汉朝同交趾、九真、日南的关系说成是对外关系，我看是很难讲得通的。这三郡明明在汉王朝的统治之下、版图之内，汉朝其他地区对这三郡的关系只能说是内地或中原对边区的关系，怎么能说成是对外关系呢？这是违反历史事实的。我们对内提倡民族团结，对外提倡尊重邻国，特别是比较弱小的邻国，这是对的。但不应该，也不需要为了要尊重邻国，就抹杀或歪曲历史事实。交趾、九真、日南等郡确在汉唐王朝疆域之内，不能因为在今天是越南的国土，便硬说汉唐跟这几郡的关系是“对外”。五代以后越南脱离中国[屏蔽]建国，那我们就该尊重其[屏蔽]，不能因为它曾经向宋、元、明、清等朝称过臣、纳过贡，而不把它作为一个[屏蔽]的邻国看待。
　　在我们的图上，我们没有把秦朝的象郡按我国的传统说法划在越南境内。有些同志认为我们在画秦图时是在与越南友好的时候，所以就不敢把象郡画在越南。我们是把象郡画在广西、贵州一带的。他们说，我们现在要修订这[屏蔽]，应该可以把象郡画到越南去了。实际把历史上的郡县画在哪儿，这是不能以对某个邻国友好与不友好来决定的。我们当初没有把象郡画到越南去，我们是根据史料认真地作了分析，觉得还是不把象郡画到越南去更妥当一些。我们也知道把象郡放到越南去也有一定的史料根据，《汉书·地理志》、《水经注》都说秦朝的象郡在越南。但是我们没有采用这种说法而主张象郡是在广西、贵州，我们觉得这种主张的根据更坚强一些。因为《汉书·地理志》赶不上《汉书·本纪》可靠，而《汉书·本纪》的材料证明象郡应该在广西。《水经注》的材料虽然可贵，但《山海经》的材料比《水经注》更早一点。《山海经》的材料说明象郡应该在贵州。因此，我们是老老实实根据历史资料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以后才下结论的。我们决不能今天与这个国家友好了，就这样画，不友好了，就那样画。
　　有的同志说如果我们把历史边疆各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看成是历史上的中国，那是不是就没有民族英雄，就没有汉[屏蔽]、卖 国 贼了。是不是宋辽之间、宋金之间的战争都是内战了？这显然也是不对的。我们讲历史上的中国是应该站在今天中国的立场上的，但讲历史上中国境内国与国之间的斗争，宋朝就是宋朝，金朝就是金朝，宋金之间的斗争当然还是国与国之间的斗争，那末，当然应该有民族英雄，有卖 国 贼，岳飞当然是民族英雄，秦桧当然是卖 国 贼，这怎么[屏蔽]得了呢？任何人都应该忠于自己的祖国，怎么可以说把宋朝出 卖 给金朝而不是卖 国 贼？宋朝方面有汉族的民族英雄，金朝方面当然也会有女真族的民族英雄。我看完颜阿骨打起兵抗辽，就应该是女真族的民族英雄。所以岳飞还是应该颂扬的，秦桧还是应该谴责的。不过今天汉人与满人都已经是一家人了，写历史的时候虽然应该按历史事实写，但在今天已没有必要把这段历史大事宣扬，不需要宣扬并不等于否定，不等于否定民族英雄。我们要宣扬爱国主义的话，应该宣扬近一百几十年来在抗英、抗法、抗俄、抗 日 斗争中间的民族英雄，岂不是更好吗？何必过分宣扬历史上的？同样，我们肯定元朝、清朝对中国历史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但是不等于说要否定文天祥、陆秀夫，不承认他们是民族英雄、爱国主义者，也不等于说洪承畴、吴三桂不是卖 国 贼，因为历史是发展的，我们不能拿后来的关系看当时的关系。假如认为后来已成为一家，当时何必抵抗呢？那么从秦汉以后秦、楚也都是一家，在屈原的时代，岂不是他也无需站在楚国的立场上，抵抗秦朝的侵略了？假如说后来已成为一家，当时就可以不抵抗的话，那么将来世界总有一天要进入c0m.mu-nism的，国家总是要消灭的，那么将来讲起历史来岂不就得认为历史时期被侵略者、反抗侵略都是无聊的？要这样讲起来，那我们的抗 日 战争岂不也是多余的？
　　所以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全国各个民族是在一个大家庭里，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共同抗击外来的侵略，共同建设so.cia-lism祖国，为了so.cia-lism祖国的四个现代化而奋斗。今天我们写中国史，当然应该把各族人民的历史都当成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因为这个中国是我们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是五十六个民族共同的，而不是汉族一家的中国。我们今天的命运是相同的，兴旺就是大家的兴旺，衰落就是大家的衰落，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共同斗争。
　　（原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

中国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吗？中国、中国历史是什么？ 一道闪电


政权中国和民族中国
历朝历代、中华[屏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政权国家，而“中国”这个词汇在秦、汉以后逐渐演变为指民族国家。
“伟大的祖国”是指哪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国。我认为是指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 古人说的“[屏蔽]”和“亡天下”也就明白了，[屏蔽]是亡的政权国家，亡天下是亡的民族国家。某些人不承认中国古代有民族国家是不对的。新-僵曾出土了汉代衣帛“五星出东方，而利中国”，这个“中国”就代表了这个民族国家。汉朝已经有了政权国家和民族国家的双重含义。
政权有兴亡，替代。而民族国家只要民族还存在就没有彻底灭亡。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唯一的幸存者。

自从谭其骧的“版图中国论”发表以后，跟进的最著名的要算是葛剑雄，他出了一本书《统一与[屏蔽]--中国历史的启示》，提出中国[屏蔽]的时间比统一的时间要长得多，
他考察历代政权情况，提出“[屏蔽]有利”的观点。继而批判“炎黄子孙”说，反对公祭黄帝。
复旦的胡阿祥教授继承谭的观点，吹嘘谭先生居功至伟。把谭其骧的“版图中国论”称为“政治中国”。（见《历史地理》第十七期，“中国名号考述”。）
胡阿祥说：“1912年中华[屏蔽]建立，中国才成为中华[屏蔽]的正式简称，成了中国的代名词”。胡阿祥理解的“政治中国”带来一个现实的问题。出现的难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屏蔽]都用中国作简称，那么是不是就应该承认有[屏蔽]呢？
胡阿祥所说的“政治中国”的提出，是一个值得商榷的概念，有把政权（朝代）和国名混淆之嫌。他误把“政权中国”称作“政治中国”同时又等同于“中国”。
那首著名的歌曲“没有[屏蔽]档就没有新中国”原来的歌名是“没有[屏蔽]档就没有中国”。后来毛泽东改了，改为“没有[屏蔽]档就没有新中国”，他说：中国已经几千年了，[屏蔽]档才几十年，如何能说没有[屏蔽]档就没有中国呢 看来毛泽东是给中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义的第一人。

总所周知的是，“中国”这个的称号传承了数千年，自从中国这个名称在秦汉开始有民族国家含义之后，她的含义就逐步明确为“以华夏民族为主体，信奉华夏文明的民族国家”。
这个含义不因朝代和政权的更替而改变，不以王朝地域大小而变化，也不因同时存在多个国家政权而发生歧义。 其含义是明确的，而在辛亥[屏蔽]后，人们习惯把“中华[屏蔽]”等同于“中国”，或者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同于中国，造成混淆。“政权中国”决不应该等同于中国。可是这套歪曲的观念还一直影响着我们的史学界、文艺界。

把中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混淆，特别是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沿革和版图内民族沿革的法理认定过分重视，导致某些“满遗”分子的歪曲结论“没有俺满清何来中国？”。又有人说“我是满族人，如果将说洪承畴是“汉[屏蔽]”，那我就不算中国人”（辽宁省社科院研究员何溥滢女士 1996年12月在石狮举办的“洪承畴在清初的历史作用”研讨会上的讲话。）。
前一个“中国”他们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又故意扩大为“民族中国”。后一个中国本指“民族中国”意义上的中国，但是却诡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何溥滢诡辩还隐含着这种逻辑：孙子是中国人，祖宗也必然是中国人 。这类诡辩还牵扯到东北（满洲）等边疆地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里的法理地位问题。
（见附文《关于领土主权的法理问题》）
在历史界就有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政权渊源史当作中国史。也就是把中国版图上的所有“政权史”，“国史”当成了中国史。从这个角度去研究中国历史，中国史变成了现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上的各种政权沿革史，各民族的源脉沿革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沿革史。如果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理上存在的渊源史，那是很不妥当的。
政权有兴亡，但是华夏民族却从没有消失过，华夏文明没有消亡，中国就永远存在。中国这个响亮的名字如同埃及、希腊一样随着文明的传播而传遍世界，被历史和世界公认。同样道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今后的历史长河中有可能扩张也有可能缩小，有可能复兴，也有可能改变国号，但是中华文化、中国人仍然存在。就好比中华[屏蔽]快结束了，能说中国亡了吗？所以中国的历史当然应该是以华夏文明为主体的民族国家史。 中国历史最主要和最重要的部分应该是中华文明史，而非行政史。文明发展史应该是我们历史价值观的出发点。
我们对待历史问题不应该局限于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角度，局限于政权的法理角度，从政权中国这个角度是不可靠的，国土有增减，民族有进出。这样搞出来的历史只能是“应时而为”。在台湾的“中华[屏蔽]”当然也有理由编纂符合自己需要的“中国历史”，历史成为政权合法性的工具。 所以应该从文明，从民族文化传承的角度界定中国历史，这样就不会搞不清谁是汉[屏蔽]谁是民族英雄，谁是中国人，谁不是中国人。也就不会出现从未来角度看“我们还是不是中国人”，“抗 日 战争是不是被看成内战”的困惑。
当前台湾问题的存在，也迫切要求我们搞清到底什么是中国，如何才是坚持“一个中国”。 如果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台湾政权自然不愿意承认。台湾人为避免混淆也不好再自称是中国人，只能说自己是台湾人，这样就人为割断了两岸人民之间的认同。增加了离心倾向。所以过去我们讲“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今天我们却说：“大陆和台湾都同属一个中国”，“只要承认是中国人，一切都可以谈”。很明显，后一种表达就是把“中国”重新定义回“民族中国”。

关于“民族国家问题”请参考葛兆光先生大作： 重建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




附文： 关于领土主权的法理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特别是边疆区域的法理问题，是网上争论焦点，似乎不承认满清入关是入侵就没有了新-僵、酉-臧的主权。
[屏蔽]的版图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回顾一下辛亥[屏蔽]，当时全国各地先后宣布[屏蔽]，脱离满清G0vern.ment，之后南北议和，清帝退位。各地在中华[屏蔽]G0vern.ment的安抚和压力下重新走到一起组成共和G0vern.ment，虽然有军阀混战，但都认同“中华[屏蔽]”。所以[屏蔽]版图是共和统一而形成的版图，不存在少数民族地区是汉人侵略而来的事实。

[屏蔽]开始于中华[屏蔽]，她有得到国际上承认的法理意义的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继承于中华[屏蔽]。
我认为对于领土主权的确认，法理性的顺序依次为是：最近的国际公约、宣言、声明，双边条约和文件（被双方认为平等的条约），包括双边边界条约，主权确认。
如果没有，那么就看谁有这块土地的最近的行政权、控制权、使用权、发现权，并且这些权利在当时没有遭到邻国的置疑。如果没有，这些权利就作为拥有领土双边谈判的法理依据。
新-僵、酉-臧能在中国版图内，从 法 理的角度讲，主要不是因为满清在新-僵和酉-臧的统治，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这两个地区实行了统治，不管是用什么办法，只要被国际上公认。如果有人表示异议，那么他们只能就退一步到中华[屏蔽]时代找根据。如果还有异议这才找到满清政权。但是这样的一步步上推是很难站住脚的。领土被控制时间越久，再讨论主权问题越缺乏依据。
何况酉-臧、新-僵在[屏蔽]时在中国版图内是没有异议的，所以根本就不需要上推到满清来确保新-僵、酉-臧在中国境内的法理地位。
事实上，辛亥[屏蔽]后，这两块地区由于各族人民的团结、盼望统一自己选择留在中国版图内的。如果这两个地区在那时要求[屏蔽]了，[屏蔽]了，只要当时的G0vern.ment不管用什么手段造成留在中国版图内的国际公认的事实，那么对于继承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解决这个两个地区就是有充分的法理依据。
法理性文件是指各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之前的中华[屏蔽]和世界各国的建交公报，以及各种[屏蔽]协定、宣言、公告、备忘录等文件。这两套文件的存在，使得酉-臧、新-僵法理地位根本不用上溯到满清。
从国际公认的法理性来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屏蔽]法理地位的变化在于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而中华[屏蔽]被逐出联合国。这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项主权认定以及和各国签订一系列[屏蔽]文件都得到了国际普遍公认。

台湾问题，台湾归属中国是1943年《开罗宣言》规定的，《开罗宣言》规定：“在使日 本 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屏蔽]。日 本 亦将被逐出其以[屏蔽]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台湾回归是中国人民抗 日 战争胜利的成果。如果台湾修改宪法，把中华[屏蔽]看作非法占有台湾，更改国号、领土范围，那么问题就严重了，这时[屏蔽]就建立了台湾[屏蔽]的法理性依据。
另一方面，台湾[屏蔽][屏蔽]是不愿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的，特别是她的领土和主权。如果承认了，他们搞[屏蔽]的法理基础又多了一层障碍。不管是一国两制还是一国两府，双方的官方谈判根本就没有共同的基础。

蒙古问题，由于国民档G0vern.ment已经同意蒙古的[屏蔽]，新中国在继承中华[屏蔽]的时候，只能咽下这枚苦果。
钓 鱼 岛 问题，钓 鱼 岛 是个无人荒岛，发现和使用当然是中国人。最近的国际条约是《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规定日 本 在“甲午战争”中侵华的领土一律退回。那么日 本 对钓 鱼 岛 曾经有的法理地位，以及行政权利一律作废。两国争端应该从甲午战争前的协定算起。当时日、清有没有对这岛有条约，那么谁在管理和使用。这些就成了双方争论的焦点。
显然日 本 人处于下风，于是日 本 人用实际控制来争取谈判的主动，这才有了中国人保 钓 冲岛的行动。中国G0vern.ment也不承认日 本 有

警惕“满独”势力再度兴起给中华民族带来新的灾难

作者：一道闪电
一、女真每次兴起都是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女真精英征服中国有独到的战略。
从历史上看每一次女真兴起都是中华民族的灾难，女真在中国历史上一共有三次兴起，最后一次夭折，其共同的特点是国家[屏蔽]、国土沦丧、人民被[屏蔽]大量死亡、生产力大幅度倒退、在深重的民族[屏蔽]下女真人和汉人总是处在对立位置上。用满洲贵族刚毅话说“汉人一强，满人必亡”。女真精英研究汉族民族心理最透彻的，招招不落空，防汉、制汉作为最高纲领贯穿王朝的始终，所以才有满清G0vern.ment一系列不可思议的荒唐[屏蔽]之举，尤其是对汉族实权人物的控制把握他们很有心得。他们有着其他游牧民族没有的高明战略，特别适合针对汉族。其特点如下：


一、人数少，能量大，野蛮残酷。 辽人说“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满清入关也不过40万人。金兵南侵和满清入关都杀了上千万的人口。


二、长期潜伏、政治欺骗。 以弱对强时貌似恭顺，长期潜伏，努尔哈赤隐忍30年，才端出“七大恨” 。溥仪从1910年到1931年蛰伏了20年。而一旦有机会，立刻跳出来猛咬。而在以强临弱时，就不断采用政治欺骗手腕。在金南下灭北宋的过程中，不断放出和谈烟幕，动摇北宋军民的抗敌决心，先后达七八次之多。每当战事不利，久攻不下，北宋军民抵抗激烈时，就表示要和谈，动摇北宋君臣抗敌决心，屡屡得手，赶走了主战派李纲，最终破城灭国。


在满清和南明的战争中，以“替君父报仇”为旗号，杀入中原，各个击破农民军和南明军。 在没有赢得对南明的决定性胜利前，暂停“剃发令”, 瓦解南明军民抵抗的决心。而一旦得势就立刻变脸。


现在某些精英遗憾崇祯皇帝没有和满清谈判是战略错误，实际他们根本不了解这个民族的特点。


三、内外勾结，充分利用汉[屏蔽]。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汉[屏蔽]都是与女真民族的战争中产生的。这些汉[屏蔽]在宋和明灭亡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秦桧、洪承畴、吴三桂、尚可喜就是其突出代表。


利用汉族内部的不团结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也是它们一贯的伎俩，由于汉族人多地大，贫富悬殊，各地经济文化发展又不一致，既有阶级矛盾，也有地域矛盾，有各种各样政治势力。所以在历史被女真精英分化瓦解，充分利用，各个击破。典型就是南明政权的灭亡。


四、在牢牢加强本民族民族意识和巩固团结的同时泯灭汉民族的民族意识。金有猛安谋克，清有八旗子弟都是特权和[屏蔽]阶级，其民族认同感是非常强的，内部是相当团结的，就是现在也同样。但是对汉人就极力泯灭其民族意识。 金强令治下汉人改服变语。满清的“剃发变服”、[屏蔽]更是残酷。现在网上强烈反对汉服的也是他们。


五、联合外族、勾结外国势力共同对付和镇压汉族等民族是它们一贯的国策，明末联合蒙古，清末勾结洋人镇压大平天国、义和团。[屏蔽]时期勾结日本建伪满洲国。
在抗战期间，中国各大民族都有代表本民族的政治、军事组织投入抗战，令人遗憾的是唯独满族没有。 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满族上层精英全体叛国，还说明满族精英念念不忘剥削、[屏蔽]汉族等其他民族仍然是他们共同的目标。
从历史和现实看“满遗”精英继承和发扬了历史上女真精英的制汉传统。

二、“满遗”（满洲遗民）已经公开宣传“满独”。
在东北满族在线上，赫然列着“猶太民族,以色列國研究”板块，“設立滿族自治區”板块， 主题是"满洲人的论坛" 。宣称：“我们走的一小步，就是满洲民族走的一大步”。 意图昭昭。
再看这个帖子：
http://87zidi.fangwen.net/xiaoshu.asp?tree=600007&page=1&ids=600037&id=614947
：【贴图】穿传统满洲旗袍的童年川岛芳子像　

索尼：
川岛！我们满洲的女巴图鲁，真正了解满洲的人永远怀念你！
NACIRI：
“川岛芳子执意要为满洲国建立一支[屏蔽]，她筹建[屏蔽]的名目是协助关东军围剿热河的****[屏蔽]。考虑到满洲国初建之时，需要加强内部人心的凝聚力，并向外显示某种[屏蔽]性，日本人默许了川岛芳子的计划。

在日本全面侵华展开后，川岛芳子的利用价值就越来越少了，不久川岛芳子便离开了日本军界。当然，按照川岛芳子的一贯性格，她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她的复国之心总是鼓励她去做着一些无法完成的事情。

有家不能归；有泪向谁流。 ”
NACIRI：
为什么只有肃亲王在为满洲而匡复社稷，为什么只有川岛芳子在为满洲而浴血奋战……

看看这个恶心的网站吧，“满遗”们连满族都不想要了，要做满洲人，重建通古斯文化。
他们一边要做犹太人，[屏蔽]国家，一边在其他网站高喊“民族团结”，打倒“大汉族主义”，谁要揭露他们要做“犹太人”，谁就是纳粹。谁批判满清谁就是搞民族矛盾.
真是贼喊捉贼，卑鄙啊！

三、“满遗”霸占舆论阵地，在文史界、影视界散布伪历史观


（一）、文史界的颠倒黑白，自相矛盾，散布伪历史观。


央视早就成为“满遗”舆论宣传的大本营，满清鼓吹者阎崇年成了国家电视台的常客，无耻歌颂鼓吹满清，《中国电视报》一反常态竟然全版刊登阎给洪承畴平反的文章，努尔哈赤也是连期歌颂。如果你想在央视网站发一篇批判满清的文章，100％是给枪毙的。这多年来颠倒历史是非，歌颂满清刽子手的电视剧一部连着一部。这一切难道都是偶然？
 

关于努尔哈赤起兵反明的性质，史学界早就给平反了，说是反抗明朝的民族[屏蔽]，是正义的，我曾经仔细查了查努尔哈赤起兵的理由，所谓的“七大恨”，大多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要说明朝有民族[屏蔽]，肯定是有的，那毕竟是阶级社会。但决不是什么严重的不能接受、不能和谈解决的民族[屏蔽]。 绝非起兵的正义理由和满清入关时的“剃发令”、“圈地”、“逃人法”之类的民族[屏蔽]天上地下根本没法比。“七大恨”里唯一值得一提的是三十多[屏蔽]的努尔哈赤的祖、父死于明朝平乱战争的误杀，可当时明朝已经表示了歉意，并做了赔偿，当时女真部落接受了明朝的道歉，努尔哈赤还世袭了明朝的官职。这和其他“恨”都一样是早已解决的历史问题。可是现在却翻出来，当作什么不可接受的民族[屏蔽]。按这种逻辑，世界将没有和平、公理、法律可言了，要造反、要侵略找个八百[屏蔽]的理由就可以，所有的和平条约都是废纸一张。


中国的历史学家是很荒唐的，对于满清和明之间的战争，采用可笑的双重标准，明对后金的萨尔浒战争，他们拿反抗民族[屏蔽]为第一标准，不认为这是反[屏蔽]的正义战争，正义反而在努尔哈赤的“反民族[屏蔽]”。而到了康熙灭郑克爽却拿统一做标准了，不提反抗民族[屏蔽]的问题了。到现在重编清史的历史学家把“满清入关”对南明的战争包括一系列大[屏蔽]都看作统一的附属物，都被认为是正义的战争。


所以人们总搞不懂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只知道“满清”总是对的，墨索里尼总是有理。
  “满遗”一向有两副嘴脸，面对汉族和其他民族，一贯拿民族团结压人，只要有人批判满清，他们就以维护统一和民族团结当帽子压人，似乎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大汉族主义”在搞民族[屏蔽]。而他们呢，事件的真相是每[屏蔽]族问题都是他们主动挑起来的，不光在网上在实际行动上都在搞民族[屏蔽]和民族仇视。
 
面对人们说“扬州十日”等问题，他们就诡辩说你们还有“长平之战”呢。言外之意是中国人杀中国人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你们应该忘记这段民族杀戮历史。
不说“长平之战”杀得是战俘和[屏蔽]百姓是两码事，而且历代对“长平之战”[屏蔽]战俘，都批判得很厉害，汉明帝就说：“长平之暴，帝不为也”。
另一方面他们自己可忘不了这段“辉煌的历史”在悄悄的做准备，凝聚民族意识，宣扬民族优越感，民族仇恨。实际上他们想说的不是什么中国人杀中国人没什么大不了的，而是满洲人杀中国人没什么大不了的。这就是论坛“满汉之争”的实质。


在国内很多论坛上，是发表不了批判满清王朝的文章的，即便有的论坛发表了，劈头盖脸招来的是"破坏民族团结，搞大汉族主义、种族主义的漫骂，他们狡猾的把满清王朝和满族紧密联系起来。给人们套上这个公式“批判满清就是批判满族，就是搞民族[屏蔽]，就是[屏蔽]”。一时间邪恶压倒了正气，谬误掩盖了真理，伪历史观横行。而他们却在这种环境下悄悄的坐大，发展“满独”势力，试图厚积而勃发。

（二）歪曲历史真相，无耻歌颂满清统治者的影视作品，摩肩接踵。


《太祖秘史》无耻宣传[屏蔽]主义分子，民族大[屏蔽]狂努尔哈赤。
《孝庄秘史》给民族大[屏蔽]者、剃发令颁布者、大[屏蔽]狂多尔衮煽情。


《康熙王朝》颠倒黑白，歪曲历史， 康熙,郑经到底是谁在[屏蔽]？ (转)
1、《康》剧告诉我们，康熙为了消灭明郑势力，统一台湾，颁布对东南沿海地方实行迁界禁海政策，令沿海人民内迁三十里，“寸板不准下海”。并通过该王朝官僚阶层的代表人物姚启圣的嘴，颂扬这项政策的正确性、英明性与仁慈性：“……父老乡亲们，为你们的长治久安，求你们迁界禁海啊！启圣已在内地为你们准备了庄稼地，你们可以得到多一倍的土地啊！皇上说了，三年不纳粮，三年后，这里的土地还是你们的，朝廷只是借用三年啊……车马不够，用军营的车马载你们！六十岁以上的老人，通通坐官府的轿子，抬着去！”于是，在镜头上，我们看到“老太婆坐上官府的轿子，由兵勇们抬着走……”康熙对待台湾的问题，实质上无非是为了消灭敌对势力，巩固满清政权.  许多史籍均载明，清军奉诏迁界，到处摧城焚居，烧杀掳掠，逼逐沿海人民抛舍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的家园而入内地。仅闽南一带沿海，数万数十万人民因此项政策遭到灭绝人性的掳杀。光一个小小的东山岛，一次迁界就被杀被掳三万余人（《东山县志》）。《台湾郑氏始末》载：康熙三年（１６６４）三月初六，清军大队兵船入东山，“尽驱沿海居民入内地，筑墙为界，纵军士大淫掠，杀人山积，海水殷然”。《台湾外志》载：东山岛上“一时人民失业，号泣之声载道，乡井流离颠沛之惨非常，背夫弃子，失父离妻，老稚填于沟壑，骸骨白于荒野”。在整个沿海迁界[屏蔽]中，东山岛并非特殊个例，尚且不仅迁界一次。直至康熙十九年宣布复界，东山人民返回家园十仅二三……
　

这种血淋淋的史实，却被《康》剧粉饰为春风化雨般的仁慈善举。长达十六年背井离乡颠沛流离的黑暗日子，竟被说成“借用三年”的“长治久安”；用刀枪[屏蔽]和掳掠而去被说成“坐着官府的轿子”走。明明是专制统治者对人民施行的[屏蔽]恶政，却被美化为仁政德政。

2、到底是谁想[屏蔽]？关于郑经。《康》剧如此描写，清水师提督施琅攻破澎湖，守澎郑军大将刘国轩逃至台湾延平王府。郑经问冯锡范：“荷兰人揆一现在何处？……派快船传命，请他助战，告诉他如能助我击败清军，将来台湾的一半就是他的，他要什么有什么”；“台湾是先王传于我的，我宁予外寇，不予长毛……”一段文字对话，活脱脱勾勒出郑经一副意欲[屏蔽]求安的嘴脸（史实中，此时郑经已病亡，由其儿子郑克爽据守台湾）。
　

到底是谁想[屏蔽]？史籍载明，不是郑经，恰恰相反，是那个大清国的皇帝康熙。《清实录》载：康熙十二年十月，清水师提督施琅邀会被郑成功逐出台湾的荷兰侵略者夹板船击取浯屿、金gate二岛，康熙对荷兰出海王（荷海军司令波特）率领舟师，协力击败郑军，给予特别嘉奖，并纵任其在我国沿海继续横行霸道。翌年八月，荷兰出海王带领战船十艘、兵千人，与清军约于十月初往澎湖攻打郑军，候风进取台湾。至康熙十八年二月，康熙又“特谕荷兰国王，令具夹板船二十艘，载劲兵协力攻取二岛（台湾、澎湖）。”《台湾外志》亦载：“荷兰揆一王领战船为前导，合李率泰水师，用力争战，平定沿海诸岛，原约合师代彼恢复台湾……”

史实告诉我们，康熙及其清王朝长期与荷兰侵略者狼狈为[屏蔽]，并预约合谋，妄图从中国人民手中再次夺回台湾，帮助荷兰侵略者恢复对台湾的殖民统治。直至施琅收复台湾后，康熙仍想把台湾的领土主权出让给外国强盗，只因施琅等人力谏才未成。谁想[屏蔽]？一目了然。然而这一副彻头彻尾的[屏蔽]嘴脸，却被《康》剧栽赃栽到郑经头上去了。使一个继承先父郑成功事业，为保卫台湾，捍卫中国领土，曾多次率军与妄想卷土重来的荷兰侵略者浴血奋战的郑经，于死后三百多年的今天，蒙受了颠倒黑白的奇耻大辱。


清郑谈判文书：
自海上用兵以来，朝廷屡下招抚之令，而议终不成。皆由封疆诸臣，执泥削发登岸，彼此龃龉。台湾本非中国版籍，而足下父子，自开荆榛。且眷怀胜国，未尝如吴三桂之僭妄。本朝亦何惜海外弹丸之地，不听田横壮士逍遥其间乎？今三藩殄灭，中外一家。豪杰失时，必不思嘘已灰之焰，毒疮痍之民。若能保境息民，则从此不必登岸，不必剃发，不必易衣冠，称臣入贡可也。不称臣，不入贡亦可也。以台湾为箕子之朝鲜，为徐福之日本，与世无患，与人无争……。


清荷联合出兵灭郑协议
第八条：克服金，厦两岛后，荷人必要时，得在二者之间，择其一或其他地域，以驻[屏蔽]，以防海贼攻击。
第九条：克服金，厦两岛后，联军应驰往台湾，攻取此岛后，清军应将该岛以及一切城堡物件交与荷人，以供荷人居住。


号称是正剧的《康熙王朝》为什么如此颠倒黑白，篡改历史，尽管《康》剧的编导及其同行者极力声明这是文艺作品，不能当作历史来读。但大多数不清楚这段历史的人们，只会把《康》剧当成历史来读―――因为你既非“戏说”，也非“纯属虚构”，更不是《子虚王朝》，而是纯正明摆着的《康熙王朝》！
基本史实都敢颠倒，可见“满遗”之卑劣，这和这伙人一再试图给汉[屏蔽]平反是如出一辙的。
“满遗”长期霸占文娱舆论阵地，一方面宣传伪历史观，欺骗群众，另一方面则是试图把满族转化为“清遗”，把“清遗”鼓动成“满遗”，把“满遗”激化成“满独”。


（三）、“满遗”渗透到地方G0vern.ment，无耻歌颂满清大[屏蔽]狂，各地纷纷给汉[屏蔽]平反，大肆宣传汉[屏蔽]的“功德”。
沈阳搞“紫气东来，庆祝满清入关360周年”经年累月， 海城重修尚可喜纪念馆，1996年12月在石狮举办的“洪承畴在清初的历史作用”研讨会上，辽宁省社科院研究员何溥滢女士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是满族人，如果将说洪承畴是“汉[屏蔽]”，那我就不算中国人”


这话很不通，从乾隆把洪承畴打成二臣，到辛亥[屏蔽]后一直公认洪承畴是汉[屏蔽]，也就是[屏蔽]十年代给满清翻案成风，到96年才有人正式给 洪承畴翻案，这个何溥滢难道一直不承认是“中国人”，难道何溥滢能代表满族说96[屏蔽]满族人不是中国人。何溥滢这是拿满族不是中国人当砝码要挟。而那些个“满遗”无论如何对他们让步，他们[屏蔽]祖国的阴暗心理是不会变的。他们惯用的伎俩是一方面配合国外势力搞乱人们思想，抹煞明末反侵略、反[屏蔽]民族战争的正义性，打倒民族英雄，给汉[屏蔽]平反，搞乱人们的历史是非观。为现代汉[屏蔽]找理由。一方面却不放弃搞满洲国，[屏蔽]国家的企图。

（四）、凝聚“满独”意识，宣传民族优越感，民族仇恨。
凤凰卫视“纵横中国”节目报道，8月20日报道： 2006年沈阳世界园艺博览会的主办者，竟然要将萨尔浒之战--这场满洲击败明朝、满军歼灭汉军的大厮杀，以马战的形式表演出来，列入此次世界园艺博览会的“互动”节目。
 

他们一方面不让人提到“扬州十日”，另一方面却在凝聚民族意识，宣扬民族优越感，民族仇恨。实际上他们想说的不是什么中国人杀中国人没什么大不了的，而是满洲人杀中国人没什么大不了的。


就以搞“萨尔浒之战互动游戏”而言，他们说这不过是一场游戏，你们要认真了，才是神经了。但是这种血腥的游戏，参与的人们特别是某些满族人，可不把这简单的看作游戏，他们心理感受是不同的，当然会联想起祖先的“赫赫武功”，同时萌发对汉人的蔑视和仇恨，对其他民族生命的漠视，体会噬血的快感以及民族狂热,乃至梦想[屏蔽]、[屏蔽]搞[屏蔽]对抗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就世界各国而言，内战的血腥没有那个国家还在宣扬， 在中国不论是打国民档还是长平之战都不会搞的这类血腥的亲眼目睹，亲身参加的互动游戏，因为大家都会觉得不可思议。这不符合和谐社会，文明社会的要求。不符合统一和[屏蔽]、团结的社会氛围。
可是为什么每每遇到满清参与的战争，有所谓的“民族问题”反而就能网开一面，把杀戮当作功绩，把仇恨当作荣耀。一个民族总试图把荣耀感建立在其他民族的痛苦上，这是什么心理？

四、“满遗”和“精英”勾结。
国内“满遗”猖獗的原因还在于“满遗”和“精英”勾结，“满遗”吸收“精英”加入满族，为“满遗”鸣锣开道。“精英主义”所以能站在“满遗”一边，因为两者有相似性，都是丛林法则，都是以少胜多，以寡制众。都是不择手段以最少的代价赢得最大的利益，都是只问结果不问过程。戴逸给满清兴起总结了“四大精神”，阎崇年给努尔哈赤拼凑了“十大贡献”。


“精英主义”都是英雄史观，历史由英雄创造的，英雄的命运就是国家民族的命运。所以他们同情“英雄”，不论这个“英雄”站在哪个立场上，但是他们是不会同情失败者的，他们以成败论英雄。痛恨失败者，并不赞成正义，至于人民的苦难则视而不见，为了掩盖其反人类性质往往把这种苦难归咎于失败者。“精英主义”信奉的是 弱肉强食，成王败寇，实用主义。“精英主义”是没有道德观念的，都是短视的，也都是势利眼， 他们信奉的人道主义是伪人道主义仅仅限于“精英”。


“精英主义”信奉强者应该拥有一切，包括权利、伦理、道德、情感。所有的一切都是值得夸耀的。他们信奉只问结果不问过程的实用主义，结果是重要的，过程是可以忽略的。 所以他们能恬不知耻地篡改历史，一部部美化“英雄”的剧纷纷出笼。这一年来就有《孝庄秘史》、《成吉思汗》，《太祖秘史》。在他们看来美化“英雄”是本分，做的是心安理得，哪怕这个“英雄”是屠夫、是魔王是民族[屏蔽]主义者也能将其包装成圣人。

五、“满遗”和“[屏蔽]”合流，搞乱中国。
  拥清派最喜欢做的就是拿汉[屏蔽]、[屏蔽]大帽子压人，谁反对满清谁就是美日 走狗，谁就是[屏蔽]。美日台走狗以及[屏蔽]他们在网上到底是什么面目呢？咱们看看网上最著名的美日台走狗 [屏蔽]、徐晋如表现就知道了，事实证明他们是站在满清一边的，反对民族英雄岳飞，胡说满清入关是“中华民族的大幸，但却是满族的不幸”。


总结一下[屏蔽]观点就发现其主张：第一“精英主义”，第二“中华文化虚无主义”，第三“买办投降主义”他们最反对的是中华民族主义，所以打击中华文化是他们的一贯目标，在民族问题上他们到是一反常态从来不讲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因此能和“满遗”臭味相投。


历史告诉我们汉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因此历来就是“anti-x必反汉，反汉必anti-x“。“满遗”就是“新[屏蔽]”，大家是否发觉现在论坛上鼓吹“[屏蔽]”的少了许多，毕竟大家都有免疫力了，美国的霸权行径也让“[屏蔽]理论”破产，这伙“[屏蔽]分子”改头换面成了“满清”的鼓吹者了，猪八戒倒打一耙，却骂别人是“[屏蔽]”。
“满遗” －打倒岳飞－ 自由派精英－反毛-民族虚无主义－汉[屏蔽]光荣。说他们本来就是一个人，我是一点也不奇怪。


六、“满遗”对历史人物评价自有其标准
  “满遗”的最高目标是复辟满清政权，最低目标是实现“满独”。所以在“满遗”看来溥仪的理想也就是“满遗”的理想，所以溥仪是不会臭的，早晚要被这些“满遗”翻案。如果从满民族角度也的确在历史上找不到一个名人是“满[屏蔽]”，虽然我们中国人骂他们是汉[屏蔽]，但他们却不是“满[屏蔽]”，所以他们主张历史上的满人都是不能批判的，批判了就是侮辱满族，就是大汉族主义，就是搞种族歧视。他们心目中首先想到他们是满人，想不到他们还是中国人，极端“满遗”分子根本不想当中国人。想法设法给这些[屏蔽]贼平反。即便一时做不到，也要在文艺作品里表现其人性感。让大家感到亲切，下一步平反就方便了。另一个副产品就是凡是历史对满族有利的汉[屏蔽]，尽管臭名昭著也要想方设法的平反，洪承畴、尚可喜就是他们的杰作。秦桧也是他们的目标，可惜的是由于民族英雄岳飞的存在。所以他们第一步就是拿掉岳飞民族英雄的牌位。没想到遇到民间激烈的反弹。

溥仪的真正历史意义：
沈阳立了满清十二代皇帝的铜像，奇怪的是溥仪的像却是成年人的，对他的评论是“政协委员是对其一生的评价” 为什么如此呢？
本文来谈谈溥仪的意义：


溥仪去当满族国的儿皇帝，并不仅仅是日本人的诱骗，而是有深厚的历史意识，当满清入关时，顺治就留下遗嘱，如果中原守不住，就退回满洲去，各代满清皇帝都严格遵照这条遗训。所以有柳条边，[屏蔽]东北不让汉人去开垦。所以有“宁与友邦，不与家奴”，所以有“保大清，不保中国”。 至于溥仪搞蒙“满独”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和日本人正是情投意合，一拍及灵。满族贵族的上层川岛芳子等早就投靠了日本鬼子。


溥仪代表着满清皇室、满清贵族、满清遗胄，甚至整个满族精英，是满族的精神领袖。他成立的满洲国也是满族贵族整体的利益趋向。是满清皇室的“好子孙”，所以从法统、血统、民族意义上讲他的代表性比下野的汪精卫根本没法比。从国家民族的意义上讲，没有一个满族人有如此大的代表性。在抗战期间也没有出现与此相匹敌的满族代表出来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这意味着满族上层的集体叛国投敌，事实也是如此。


日本投降后，满清余孽隐藏起来，但至今还没忘记重温“大清帝国”的美梦。总想着继续勾结外国势力，继续其[屏蔽]祖国的勾当。上述“东北满族在线”就试图模仿犹太人复国，学习川岛芳子，就是其政治愿景。
 

一小撮“满遗”分子”，颠倒黑白，歪曲事实，打着民族团结的幌子，借批判“大汉族主义”为名搞民族[屏蔽]，却死也不愿承认溥仪[屏蔽]的事实，不仅立铜像纪念，还宣扬“政协委员是对其一生的评价”。
真是卑鄙的两面派。


七、“满遗”的危险不容忽视，要坚决和他们斗争。
  “满遗”利用民族政策的漏洞，歪曲历史，歪曲是非，欺骗群众。
  “满遗分子”一边麻痹欺骗其他民族，宣扬什么统一神圣，满清光荣。满族是中华民族一分子，大大的有功，另一方面时刻不忘“满独”和种族主义。宣称是他们是优秀民族从而凝聚人气。
 

而目前它们利用民族政策的漏洞坐大坐强，东北、河北等地常常整村改为满族。人多势众，掀起一阵阵打倒民族英雄，宣扬历史虚无主义，给汉[屏蔽][屏蔽]贼平反的浪潮，同时积极凝聚民族意识，试图重新恢复。


他们的危害远比[屏蔽]，臧-犭虫危险。他们已经渗透到某些地方G0vern.ment，操纵了地方G0vern.ment的决策，渗透到中央各个重要部gate。特别是文艺界，历史界一直错误地宣扬满清是很成问题的。


现在的问题是对“满独”人们还十分麻痹，一提“满独”就摇头说不可能，说他们已经“汉化”了，没有地盘[屏蔽]。这些表面的现象让人们错估了他们的心理，也低估了他们的能量，中国人一向麻木，刀架到脖子才知道抵抗，才想到团结，但是已经晚了。
 

现在境外[屏蔽]势力已经和“满遗”勾结了，他们积极歌颂满清，以此加强“满遗”的力量，凝聚民族意识。看看那个[屏蔽]的所作所为不就是这样吗？ 怪不得一有批判满清的文章，就刺激得某些人跳梁大叫，他们要保卫满清的荣耀，是为了建国啊！

不要以为“满独”不可能，不要误认为他们没有地盘，没有语言文字，但是你真知道他们的想法吗？以色列就是他们的榜样，希伯来语就能复活，凭什么满语不能复活。“满独”们的计划严密而阴险。先在舆论宣传部gate占领一[屏蔽]阵地，再在地方G0vern.ment取得主导。他们特别重视占领舆论宣传阵地，激活其民族凝聚意识，尤其是某些大的电视台已经成了“满遗”的喉舌。上述那个网站就在地方G0vern.ment的眼皮底下宣传“满独”。安安稳稳的已经存在了多年了。


他们是一批危险人物，很容易被境外敌对势力勾结利用乃至再度叛国。

留名

速度

首页赶紧留名

楼主的历史知识让我汗颜

趁着首页，留名下。。
偶是啥子都不懂的小白。。

太多了
看不来

虾米东东，顶了再看

翻页了……

好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