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节：天坛（图）1
早在先秦，国家的大事就被确立为两项：战争与祭祀。通过战争，掠夺财物，兼并土地和人口，获得利益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通过祭祀，报功德于天地祖先，为战争求得一个正义的名分，从精神上维系利益共同体的共识和同情。
　　所以“法天敬祖”历来是中国最高的祭祀。天地信仰和祖先信仰是华夏民族的传统宗教观，殷周以来，这两种信仰结合在一起，开始成为中国社会统治思想的支柱。在近三千年的历史中，尽管传入了佛教，产生了道教，但都未能取代天地鬼神信仰的位置。历代帝王都祀天地，建封禅，表示受命于天，时常根据某种自然现象改正朔，易年号，借此达天意，企望得到天的佑护。
　　为什么要祭天呢？这牵涉到中国文化中关于最高权力来源的古老信仰。孔子在《论语》中说，尧为帝之后，一切都效法至大至高的天，因此他的功德像天一样“荡荡乎民[屏蔽]名焉”。可见在尧以前，“贞天道而立人极”，就已成当时社会的主要宗教意识。夏[屏蔽]始，“天下为私”，帝王为天子，受命于天且“天命不可违”的观念应运而生。商代夏，周代商，社会现实说明天命可违，于是宗教思想发生变革，“以德配天”，“惟德是辅”的新的神权理论产生。帝王违“德”，必受“天”罚，“天命”也就向“有德者”转移，这就叫“[屏蔽]”。明成祖朱棣当上皇帝后说：“夫人君代天理物，故曰天子；奉行天命，故曰天吏；若无天命，有力者皆得为矣。”因此，祭天，成为中国历代帝王最重要的职责，也成为他获得最高统治权力的神学认可。
　　最高级别的，也是最具权威性的祭天大典，是到泰山建封禅。但泰山封禅过于兴师动众，劳民伤财，故帝王轻易不敢为；且路途遥迢，亦无法固定为定期的仪式。于是明[屏蔽]始建圜丘于京师，每年冬至，帝王率文武百官，燔柴于圜丘之上，奠帛上告于天：“昊天在上，我祖在侧，我奠我币，于焉；昊天在上，我祖在旁，我奠我币，于焉皇皇；天佑皇祖，锡我民祜。”奠毕，钟磬金石之声大作，众歌《圜丘乐章》：“光朗朗兮上方，况日吉兮时良。遥瞻冉冉兮去上方，可见民兮永康……”除冬至日祭天于圜丘，帝王在来年正月的第一个辛日，还要到天坛祈年殿“恭祀上帝，以祈年谷”。后有朝臣认为这同先农坛亲耕是一个意思，也就不再作为常制。

天坛作为明清两代最高等级的祭祀建筑组群，所用的建筑数量是很少的，主要建筑只用了“祈年殿”、“圜丘——皇穹宇”和“斋宫”三组建筑。这三组建筑的尺度也并不高大，但却满足了祭天礼仪的功能要求，造就了肃穆静谧、超凡出尘的环境。这是怎样在建筑学上体现出来的呢?
　　站在圜丘台面上，升高的视点和压低的墙，使覆盖这里的天穹显得分外辽阔高崇。在祈年殿庭院里，三重檐攒尖顶的圆殿，兀立在三重宽大台基的祈谷坛上，周围的矮墙隐了下去，天穹同样显得特别广阔高爽。行进在长长的丹陛桥甬道上，两旁的柏林压得很低，看天的视野非常开阔，形成了持续地感受高阔天穹的独特境界。这样一来，由圜丘、皇穹宇、祈年殿和丹陛桥组成的天坛主体建筑仿佛整个儿飘浮在茂密古柏的绿云之上，不仅显现了宏大的天穹，而且造就了置身仙境的幻觉。
　　作为祭天的建筑，天坛在艺术上需要突出地表现“天”的崇高、神圣，但它并不使用过多的建筑和超级的体量，而采用超大规模的占地(约为紫禁城占地的三倍多）和超级的绿化，调动非建筑要素来塑造天坛所需要的宏大宁静、庄严肃穆的环境。这种“抟虚成实”的手法，深得中国美学之三昧。

有意拉大祈年殿和圜丘两组主体建筑的南北距离，突出轴线长度，并将轴线处理成高出地面的很长很宽的甬道——丹陛桥，这种把虚线实体化、实物化的艺术处理，实在高妙。
　　以重复的手法来扩大建筑形象，以极少的代价来增强主体建筑的分量，是天坛建筑的又一种艺术手段。祈年殿的殿身并不很大，由于顶上层叠着三重檐的攒尖顶，基部重叠着三层台基，大大扩展了祈年殿形象的高崇宏大。圜丘自身只是不很大的三层圆台基，由于环套着一圈圆形的墙和一圈方形的墙，枋上饰以大朵云彩，墙上覆盖蓝瓦石gate，圜丘的整体形象被大大延展了和升高了。
　　一种古老而系统的文化，总有它的象征符号。天坛的平面形象就象征着“天圆地方”。它的内外墙垣都是前方后圆；所有的殿堂台基，也完全是圆形建筑，主体建筑圜丘、皇穹宇、祈年殿都是圆形——这是几何图形象征。圜丘石坛的层数、径长、栏板数、铺地石板数表征天的阳数，是九的倍数。祈年殿三层台基三重屋顶，九级台阶，也是象征天的阳数，即“九重天”。祈年殿的柱子数象征四季十二月十二时辰——这是术数象征。祈年殿、皇穹宇及其周围附属建筑和坛墙的蓝色瓦顶象征蓝天——这是色彩象征。斋宫偏置于主轴线之外，并取面东朝向，这象征皇帝作为“天子”低于“昊天上帝”的亲缘身份——这是方位象征。
　　天坛是中国最富有浪漫韵味和想象力的建筑，在熟悉中国文化的人眼里，天坛完全是中国文化的主体图象。

第6节：孔庙（图）1
过去中国人的堂屋神龛里，总要立一块长方形的木牌，上面写着“天地君亲师”五个字。这五个字，构成了中国礼教文化的根本，儒家称之为“礼之三本”。“天地”是“生之本”，没有天地，一切生命现象都无从谈起，所以天地是人类生命的根本。“亲”指先祖，“先祖”是“类之本”，没有先祖，就没有当代人类的繁衍，所以先祖是族群生命的源头。“君师”是“治之本”，“君”指皇权为中心的政治秩序，“师”就是“万世师表”的孔子(公元前511—前479年)，以及他代表的礼教文化，皇权作用于政治，礼教约束着社会，二者结合，国家才能大治。
　　“天地君亲师”中，“师”虽为最末，但地位非常特殊。因为位为至尊的“天地”过于抽象，且经过先秦理性主义[屏蔽]和儒家学说的洗礼之后，原始天地崇拜的具体内容都被抽掉了。而“君亲”在时空上又过于具体，“君”限于一代，“亲”限于一脉。只有“师”，既具体又超越。比起“天地”来，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比起“君亲”来，又超越一个个的王朝和一个个的宗族。所以，孔子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既是一个人格神，又是一种文化，是封建伦理纲常的“立法者”，又是道德修养的最高楷模。在这个意义上，他超过“天地君亲”而成为“礼之三本”中真正的中心。

皇帝祭孔是从二千[屏蔽]汉[屏蔽]始的。孔子殁于公元前479年，第二年，鲁哀公将其生前的居室立为庙，这就是最早的孔庙。孔子死后，诸侯兼并更无休止，夫子之道不行，当然无人想到祭孔。一直到天下大定的汉代，醉了就往儒生的高帽里撒尿的汉高祖刘邦居然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祭孔的皇帝。但仅仅是拜拜而已，没有给孔子及其后人什么特别的荣誉。自汉元帝开始，才给孔子后裔封侯食邑。至汉平帝，已经作古数百年的孔子才第一次受封号为“褒成宣尼公”。值得指出的是，虽然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孔子的地位却并没有被皇帝抬到足以同其比肩。相反，孔子被封王和祭孔形式的固定，倒是热烈信仰道教，并认老子为先祖的李唐玄宗皇帝所为。他封孔子为“文宣王”，把孔子偶像从庙中的西墙搬到北墙，朝南面坐下。我们知道，坐西面东是教书先生的席位，而南面是王者之位。唐玄宗还拿出王者的衮冕之服穿到孔子的塑像上，在孔子两旁排列十哲，并配祀其七十二弟子。后来，在“文宣王”封号前面加上“至圣”二字的，是北宋的真宗皇帝，他也是一位热烈信仰道教的皇帝。再后来，在至圣文宣王封号前面又加上“大成”二字的，是入主中原，把儒士贬到“臭老九”地位，班列娼妓之下，并与乞丐为伍的元朝蒙古皇帝。这些皇帝都不“独尊儒术”，而是儒道释三教并举。作为个人，他们并不喜欢孔子和儒家，却并不吝啬敕予孔子至高无　　上的封号。这的确是十分奇怪的事，应该说，这是很高超的[屏蔽]。
　　随着孔子封号越来越高，越来越长，孔庙当然也就要不断重修和扩建，规模也就越来越大。现在曲阜的孔庙，是明、清两代完成的。明、清皇帝虽然再也无法在孔子的封号前加字，却扎扎实实在孔子故里仿皇宫之制，修建了一组规模宏大的建筑群。这就是现今看到的曲阜孔庙。它与北京故宫、承德避暑山庄并称为中国三大古建筑群。

孔庙共分九进庭院，主要建筑物贯穿在一条南北中轴线上，左右附属建筑作对称式的排列。全庙包括三殿、一阁、一坛、三祠、两庑、两堂、两斋，共466间。另有54座gate坊，两千多块碑碣，占地约327.5亩(一亩约等于667平方米)，南北长达一公里多。庙的四周围以高墙，配以gate坊、角楼。黄瓦红垣，雕梁画栋，碑碣如林，古木参天。把这样的尊荣给予一位平民教育家，恐怕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
　　孔庙的第一大gate为棂星gate。棂星即天田星，古人祭天，先祭棂星。以此gate为孔庙第一gate，其含义就是要像尊天那样来尊孔。
　　孔庙中规模最大、气势最磅礴的单体建筑自然非大成殿莫属。大成殿是孔庙的主体工程。之所以叫“大成殿”，是因为孟子曾说过“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者，金声而玉振之也”。后来宋徽宗又尊崇孔子为“集古圣先贤之大成”。大成殿的形制是中国古代官式建筑中的歇山重檐式，仅次于故宫太和殿(金銮殿)的庑殿重檐式，代表着一种最高的级别。重檐九脊，黄瓦飞甍，周绕回廊，斗拱交错，雕梁画栋。尤其是四周廊下环立的二十八根雕龙石柱，均以整石刻成，柱高5.98米，直径0.81米。这二十八根石柱中，左右两山及后檐的十八根，是八棱柱，每柱浅刻七十二条团龙，共一千二百九十六条，前檐的十根石柱为深浮雕，每柱两龙对翔戏珠，云焰四绕，柱脚缀以山石和波涛。这种雕龙石柱的气派，比金銮殿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是明代敕调微州工匠刻制，但清高宗乾隆来曲阜祭孔时，孔府人员还是用红绫将石柱包裹起来，深怕这种气派刺激了这位特爱虚荣的皇帝的自尊心。
　　孔子是一位富于求实精神的人，又是一位先秦的理性主义思想家。尽管他提出过治国以孝为先，六岁的时候玩的游戏同别的小孩也不一样，竟是陈俎豆，设礼容，显得少年老成。但是，这位平民教育家是否想过死后将作为仪范百王、师表万世的至圣先师，一年数度地享受歌舞三牲的祭祀呢？假如他不曾被塑造成中国人精神世界中最大也最不可亵渎的神灵，依然是平实可亲一介布衣凡人，又何尝会有新文化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呢？

第三部分：[屏蔽]长城的诞生

第7节：秦长城遗迹（图）1

早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于北方连接各国长城之前，秦即在战国初期于其西北边境修筑过长城，称之为战国秦长城。
　　春秋时期，今宁夏境内有义渠、乌氏、朐衍等一些部落或小国，其中义渠的政治经济力量最强大。他们和西戎建立的秦国有密切的联系。战国初期，秦以张仪之计，割取魏国河西上郡（今陕西北部）15县之地，解除了来自北部的直接压力，关中有了北屏之地。秦的战略目标是向关东扩张，最后掩有天下，这样它就必须有一个安宁的后院。有了上郡之地后，秦开始计划吞并义渠之戎以广其西北之疆域。在上郡并入秦国版图之后的第二年(公元前327年），秦迫使义渠臣属，以其君为臣，并于其地置县以管辖之。十三年以后，秦惠文王派兵攻占义渠25城，置为北地郡和陇西郡，于是秦国遂掩有关中西部、北部直到黄河的广大土地。为了巩固这个后方，秦开始在这片新的国土上修筑长城以拒胡。义渠和其他西戎部族的势力被逐到秦所修筑的长城以北及以西，他们的残余势力逐渐融合到匈奴中去了。
　　战国秦长城从甘肃静宁县进入宁夏西吉县，沿葫芦河东岸北行到将台，沿马莲川北行，穿滴滴沟，绕固原城北，到清水河东岸的陈家沙窝，继而折向东南，进入固原东山，到孟塬乡麻花出境，入甘肃镇原县，然后同陕西境内的秦长城相接。宁夏境内的战国秦长城全长约200公里。
　　根据历史文献资料分析，宁夏固原地区的长城，在秦惠文王后元元年（公元前324年）即已开始修筑，那时秦国已在义渠置县。到了秦昭王（公元前306—前251年在位）时才相继完成。后来秦始皇又加以修缮，使其成为[屏蔽]长城西部的一部分。

这段战国秦长城，残高2至10米，基宽6至8米；内为缓坡，便于上下，外壁陡立，利于御敌。每隔200到300米不等的距离筑有一座突出于墙身之外的墩台。台上的守城兵士，可以从突出的垛口进行侧翼射击，这是“两台相应，左右相救”的兵法在军事工程上的运用，后来城墙的“马面”就是据此发展而来的。战国秦长城根据地势因地制宜修筑，“因地形用险制塞”是长城修筑的一条基本原则。在平地筑墙时，由墙外取土，取土的地方即自然形成壕沟，相对地增加了墙身的高度。在有河沟的地方，则利用河沟陡立的岸壁略事修筑即成。墙身用土夯筑而成，每层夯土厚约10到13厘米，由于夯层薄，夯打紧实，墙身坚固。
　　在战国秦长城经过的附近重要的沟口、关隘、山峰高处，还建有烽燧，那是作为传递军情的设施。长城内侧沿线、交通要道和险要山口处，还发现许多废城，是供守卫长城的戍卒驻扎的。在这些废弃的古城遗址中，往往能俯身拾到印有粗绳纹的大板瓦和云纹半瓦当。这些板瓦和瓦当，和陕西关中地区战国时秦都栎阳宫殿遗址所出者几乎相同，佐证了这段长城为战国秦所筑。
　　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同一时期，匈奴已日渐强大，占有大漠南北的广大草原，时时为燕、赵、秦三国之边患。当时燕国筑有东起鸭绿江边西至河北张家口的长城；赵国筑有东起河北宣化西至内蒙古乌拉山与狼山之间的缺口高阙塞的南北两道长城；秦国筑有西起甘肃临洮东至黄河边的长城。三国长城构成防御北部东胡和匈奴的屏障。当秦进行统一战争时，秦、赵、燕三国均竭其国力于相互之间的战争，无暇顾及西北边境的守备。及赵、燕两国灭亡，秦又举其全国之力伐楚，此时中国北方与西方守备空虚，匈奴于是乘机逾阴山，越过赵国两道长城，进而南渡黄河，侵占河套地域及其以东地区，达于赵之九原、云中各郡；西边侵越秦长城，劫掠陇西、北地、上郡之边地。秦以上百年时间经营的后院又重新扰乱不宁。最严重的是，这三郡距秦之首都咸阳不过几百公里，匈奴铁骑旬日可达，咸阳与关中地区受到重大威胁。

秦始皇既并六国，于是倾其全力筹划边防。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亲自巡边。他东至碣石（今辽宁绥中，在山海关外），然后循右北平、渔阳、上谷、代、雁gate各郡一路，巡视原燕、赵北部边防，由上郡（今陕西绥德）归返咸阳。此次巡边，秦始皇对于边地形势以及匈奴入侵的情形更为明悉，于是制定了如下逐步实施的边防方略：一、将入侵的匈奴驱逐，恢复秦、赵原有之国土；二、修复秦、赵、燕原筑之长城，以阻胡马南侵；三、迁移内地人民充实边地；四、开筑车道以便利内地同边地的交通运输。
　　边防方略既定，秦始皇乃命文武兼备的青年将军蒙恬，率领大军30万人北征匈奴。公元前215年夏秋之季，蒙恬收复河套。第二年初春，又渡黄河，原有秦、赵边地悉被恢复。匈奴慑于秦之兵威向北方远遁。
为防范匈奴再事侵扰，秦始皇乃命蒙恬修葺由高阙塞沿阴山山脉至云中之赵国原筑长城。又命其新建由高阙向西南沿狼山、贺兰山至榆中之长城。同时令云中郡、代郡、上谷郡、渔阳郡、右北平郡，以及辽西、辽东各郡郡守，修葺燕、赵两国原筑之长城，使成为整然一道的国防线。这样，西起临洮，东到辽东，蜿蜒五千余公里的人类奇迹——[屏蔽]长城诞生了

第8节：团城演武厅（图）1
　自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确立对中国的统治地位，清朝的一统天下直至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平定四川大小金川之役后，才算宇内一统，四海清平。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康乾盛世”，指的是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的文治武功。所谓“文治”，就是经历了明末清初的战乱和王朝更迭后，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社会安宁和稳定；所谓“武功”，是指平定了准噶尔、回疆、西南苗瑶及大小金川战役。经过这些平定叛乱、维护大一统的战争，蒙古、青海、酉-臧、新-僵尽悉收入中国版图。云南、贵州、广东和川西北“改土归流”，除暴安良，地方政治得到[屏蔽]治理，加强了中央G0vern.ment对这些边鄙地区的统治，满清国势这才得以巩固。
　　在这些平定叛乱、维护大一统国家的战争中，平定新-僵准噶尔和回疆的战争，用兵五年，耗帑三千余万两，辟地一万余公里；平定云、贵、粤的战争，前后用兵十二年，耗帑七千余万两，领土未有增加，但[屏蔽]了三省政治；而平定大小金川的战争，前后两次，历时七年，耗帑七千余万两，杀张广泗、讷亲、阿尔泰、温福四员大臣，阵亡将士三万余人，杀抗命苗番两万以上，而所平定之地，不过是四川省西北部的深山荒野，纵深仅仅二百余公里。与朝廷大军作战的，亦只是人不满三万、武器装备非常落后的大小金川沿岸的苗民。
　　比较一下这三次大的平乱战争，大小金川之战实在是得不偿失，这其中一定有令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当我们站在北京西山这圆形城堡之下，看着山坡上散布的座座碉堡而猜想它们的用途时，绝对想不到它们竟是乾隆皇帝专gate为征讨大小金川而修筑的模拟战场。八旗军中的精壮将士二千余人组成的一支特种[屏蔽]“健锐云梯营”，日夜在此演习山地战和攻坚战。这里就是乾隆团城演武厅。

为什么大小金川之战会打得这么艰苦？为什么乾隆要下这么大的决心平定大小金川？为什么要建立专gate对付大小金川苗民的“健锐云梯营”并修筑一处模拟战场呢？
　　这就不得不大略说一说平定大小金川之战的经过及其对于清朝的战略意义了。
　　从表面上看，清廷出兵征伐大小金川的起因是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助女欺凌其女婿小金川土司泽旺，并不奉清廷四川总督和巡抚的约束。这样一件区区小事，且以大小金川偏僻弹丸之地，为什么会引动乾隆皇帝兴动四万大军，并从云贵调将前往督讨呢？除了速战速决、一举平定所谓“叛乱”的意图外，清廷最为惧怕的是汉人与苗人、瑶人诸部接近，害怕明朝遗老遗少以孤臣孽子之心，选定天高皇帝远的大小金川为最后抵抗基地。平定大小金川同平定云、贵、粤的目的一样，主要在于清除反清复明的策源地，搜求潜伏隐匿于苗山瑶洞的明朝遗民，打击支持反清复明的西南少数民族的[屏蔽]，以求平定西南，使清朝江山长治久安。平定大小金川战役中，清军将帅极力搜求的是一位替土司出谋划策的汉人王秋。这位王秋卧薪尝胆，窜伏苗洞，老谋深算，不仅深得土司信任，甚至卧底清军督帅张广泗之侧，左右清军的战略部署，使清军屡屡遭挫。后来这一情况被密报到乾隆那里，乾隆大惊，囚张广泗至京并怒斩之。王秋何许人也？反清复明之士也！他选中大小金川为最后抵抗地，不仅因为这里形势险要，易出难进，而且地产金沙，其民朴质，愿效死力，易于策动。综合这些情况分析，完全可以把大小金川之战，看作是南明遗民抗拒满清的最后一战，而满清王朝和乾隆皇帝也是这样来看待这次战役的。所以乾隆才不惜如此大规模的战争投入，不惜牺牲这么多将士，不惜杀其多员督军大臣，甚至在第一次平定纳降之后，又第二次出兵彻底扫荡。乾隆皇帝本人对这次战役的关注和重视极为特别。当平定的露布飞马送达北京紫禁城后，乾隆皇帝竟亲诣东陵、西陵，礼泰岱，告阙里，受俘庙社，上皇太后徽号，勒碑太学和大小金川，文武官员依次封赏。如此郊劳备致，比对于开疆辟土者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什么？因为乾隆知道，满清的一统江山这才算真心巩固底定了。

为什么乾隆要在北京西山建一个模拟大小金川的战场呢？因为八旗兵习于平原、草原和沙漠的大规模战斗，善于骑射而拙于山战。初时清廷以为大军压境，苗民束手就擒，没想到一败再败，师老饷靡，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小金川奇特的地形于清军极为不利。其地咫尺皆山，山岭摩天手插云，羊肠一线，纡折于悬崖峭壁之中，不得纵骑驰突。山道本多险隘可扼，苗人又设寨据险，筑垒成碉，皆砌石藏人于墙壁间，以枪矢擂石外击，旁既无路进兵，必须从其打击中通过，故一塞一碉，守以数人，竟有一夫当关，万夫皆阻之势。破之之法，则先须立栅自护，以次进逼。然后用炮轰之，或间道从其背后绝壁攀萝而上袭取之。清军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临时抱佛脚，在北京西山修了这座演武厅。团城演武厅及周围山上碉堡之设，正是为了训练一支习于山地战的奇兵。这支二千余人的奇兵终于在平定大小金川第二次叛乱时发挥了奇效。清廷也从大小金川之战中吸取了经验教训，“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把山寨碉堡设险之利，用到湖南以制苗，用到滇边以制“倮夷”，用到四川以制“生番”。后来在剿灭四川陕西[屏蔽]之乱时，也用修筑碉堡的办法坚壁清野。真是吃一堑长一智。

第9节：紫禁城（图）1
公元1267年，忽必烈决定在被他祖父成吉思汗夷为平地的金中都城的东北郊修建新城。这座后来称为元大都的新城，被28.6公里的高大城墙围成一个长方形，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
　　公元1368年，朱元璋[屏蔽]元朝，建都南京。出于一种古老的迷信，他下令毁弃旧朝的皇城，以使旧朝的王气彻底消散，再无复辟的可能。他还把元大都改名北平，以为从此太平无事。
　　可是北平的王气实在太盛，封于北平的燕王朱棣，雄才大略，几乎不费力气从侄子手中夺得了大明江山，自己做了皇帝。他做皇帝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改北平为北京——这是在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文武群臣请建北京宫殿。当时的首都是在南京，在北京营建宫殿的理由是“以备巡幸”。于是分遣大臣采木于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山西。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五月，在元大都皇城的废墟上，正式营建宫殿城池。明成祖也不想呆在南京，他的根据地在北京。所以，北京的宫殿尚未竣工，他就车驾巡幸北京，在北京住下不走了。其实，明成祖早怀[屏蔽]北京之想。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十一月，他诏令文武群臣集议营建北京之事。于是群臣诸将纷纷上疏曰：“伏惟北京，圣王龙兴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东连山海，南俯中原，沃壤千里，水甘土厚，民俗淳朴，物产丰富，天府之雄，山川形胜，足以控四彝，制天下，诚帝王万世之都也。昔太祖高皇帝削平海宇，以其地分封陛下，诚有待于今日。皇上营建北京，为子孙帝王万世之业，比年车驾巡狩，四海会同，人心协和，嘉瑞骈集，天运维新，实兆于此……”永乐十八年（1420年），宫殿建成，成祖正式[屏蔽]北京。从此以后，明朝十四帝、清朝十帝，总共二十四位皇帝，就在这紫禁城中，统治了中国四百九十一年。
　　紫禁城东西宽760米，南北长960米，长方形，有大小宫殿、用房九千余间。四周筑有高达10米的城墙，城四角建有角楼。宫墙外围绕着50多米宽的护城河。

紫禁城内部，主要由“前朝”和“内廷”两部分组成。“前朝”是以太和、中和、保和三个大殿为中心，文华殿和武英殿为两翼，是皇帝举行大典和召见群臣、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内廷”有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以及东六宫、西六宫等主要建筑，最后面是御花园，是皇帝进行日常活动和后妃太子们居住、游玩和奉神的地方。此外，还有库房、书楼、史馆等建筑物。
　　皇帝既然是天子，他居住的地方当然要照天上的星垣来建。紫禁城、皇城和京城这样一个三重布局，就是按天上三垣（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的模式建造的，是中国古代宇宙图式的仿写。南北中轴线直指北极星，皇帝在太和殿的宝座就是太极的投影，宇宙的中心在中和殿的四角攒尖顶——实际上也是人世之巅。如果我们把紫禁城看成一座压扁了的金字塔，中和殿就是塔尖。为什么皇帝的金銮殿不设在中和殿而要设在太和殿呢?大概在儒家的观念中，“致中和”是一种极致的形上境界，不是只要坐上皇帝的宝座就能达到的。太和殿虽是权力的巅峰，但并非圣王事业的极境。
　　紫禁城的建筑设计，很少去考虑现代建筑中诸如实用效果、广场绿化、曲线变化等一般常识。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礼仪场所，是中[屏蔽]最高级别的礼仪建筑群。禁禁城规划设计的一切目的都是为了使礼仪达到最佳效果。它刻意制造了在空间对比变换中产生的崇高感。进入大明gate，是狭长通仄的千步廊空间，之后，出现一处横向展开的广场，迎面矗立着高大的TA-Gate城楼，对比效果极强。TA-Gate前汉白玉金水河桥和华表、石狮等，鲜明地衬出暗红的gate楼基座，形成第一个让人折服的[屏蔽]。进入TA-Gate，与端gate之间形成了一个较小空间，接着，过端gate，呈现一个纵深而封闭的空间，尽端是雄伟宽大的午gate，平面呈凹字形的高墙形成控制、俯视的封闭空间，有极强的肃杀压抑的气氛，构成第二个[屏蔽]。午gate与太和gate之间，又变为横向广庭，舒展而开旷。经太和gate入太和殿前广场，顿感威武壮丽，正前方巍峨崇高、凌驾一切的太和殿，形成第三个[屏蔽]。每一个建筑的[屏蔽]，同时也是一次朝觐者人格的低潮。这样三起三落，加上鼓乐庄严，禁卫森森，快步趋行了一千多米的人，及至太和殿前，瞧见那端坐在龙座上的模糊人影，身不由己就扑通跪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