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于1994年6月号《二十一世纪》“三边互动”栏的拙信中说：“90年代大陆学术时尚之一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王国维、陈寅恪被抬上天，[屏蔽]、胡适、鲁迅则‘退居二线’。这很有意思，显现出某种思想史的意义，提示的或是人生价值、学术价值究竟何在，及两者的复杂关系等等问题。”“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说法后来常被人提及，也有人反对，但好像没人就此进行研究。其实，这是可以结合80、90年代的各种情况从多方面进行探讨的一个问题，对了解近二十年来中国大陆思想学术的走向，可能有用处。例如，纵观[屏蔽]之后，在大陆思想学术领域，可以看出有四个相继出现的“热”潮。这些热潮的成败利钝、作用意义以及与“潮”外“潮”下的关系，等等，便值得思索。当然，这里只能简单说说。首先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美学热”，“热”到工厂也请人讲美学，理工科学校也大开美学课，美学书刊占满书店好几个书架，十分突出。其后，是众所热知的80年代中晚期的“文化热”，提出了被人称之为“启蒙”的某些问题。这两个“热”究竟是如何可能、如何出现以及有否关连呢？90年代初形势剧变后，出现了一阵沸沸扬扬的所谓“国学热”，出版了一大批各式各样的古籍，以及解说、导读、研究之类，“现代新儒家”的论著红火一时，连鲁讯、胡适也一概被封为“国学大师”。但结果却好像昙花一现，终归沉寂。为什么？也值得研究。是不是因为尽管强调“纯”学术的伟大意义，尽管高抬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但由于并没有产生学术上的丰硕成果（光提倡国学，出不了这种成果，这种成果也不是能“热”出来的），即使民间积极、官方支持，这个“热”也仍然持续不下来？也许，这有更深刻的原因？

　　最后，就是我愿称之为“西学热”的90年代中晚期至今。这个时期翻译出版了可称为“大量”的西方著作。海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罗尔斯（John Rawls）、诺齐克（Robert Nozick）、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福柯（Michel Foucault）、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华伦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萨依德（Edward Said）……，后殖民、后解构、后现代、保守[屏蔽]、自由[屏蔽]、社群[屏蔽]、民族[屏蔽]……以及对它们的各种解读、阐释、论说，形形[屏蔽]、几乎应有尽有，目不暇给，其引进范围之广，品种之多，翻译之迅速，读者之普泛，都为以前所未见。更不用说现代科技、经济管理、文学艺术等等了。我以为，这是某种真实意义上的“西学热”：新一代学人在深入地接受、了解、传布以至信仰西方现代的各种学理，要求“与国际接轨”。

　　这个“西学热”，我以为不仅包括而且更充分表现在当前所谓“自由派”与“新左派”（我曾称之为“民粹派”，见拙著《波斋新说》）的争论上。因为两派一个共同的重要特征恰好是：都自觉以西方现代这些理论作为申说自己论点的依据或基础，都引经据典，学问博雅，下笔千万言，文体亦欧化，读来云雾缭绕，神昏目眩。这也许没什么不好，也许正是由“启蒙”期对西学的朦胧憧憬、一知半解进到全面阅读、仔细把握的新阶段自然会有的表现？


　　可惜的是，虽然争论纷纭，作品繁多，但能够有机结合中国现实或传统，创造性提出真正属于自己的意见或看法的，却似如凤毛麟角，并不多见。常常见到的倒是食而未化，削足适履，拿中国的现实或传统硬按入西方学说的框框。因此，虽说理盈筐，虽火爆炒作，虽一时显赫，却总难使人心服首肯，再读不厌，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或学术影响。

　　“美学热──文化热──国学热──西学热”，二十世纪也就终结了。下面是什么或该是什么呢？不知道。但是否应该在这一步“吃透”西学的学问基础上，出现一批从理论到文体都既有现代水平、世界眼光又有中国气质、中国风貌、富于原创性的思想学说、学术论著呢？

　　这是我所企望于二十一世纪中国学术界的。

这种规律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