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5月9日，上证指数站上了4000点，市场沉浸在一片欢呼声之中，因为股市的赚钱效应再一次得到放大与强化。

当前的中国股市似乎只有一个特性，那就是涨、涨、涨，由1000点涨到2000点，由2000点涨到3000点，再由3000点涨到4000点，它不需要基础分析，更不需要技术分析。什么价值重估、制度溢价、人口红利、人民币升值、上市公司业绩等等，这些概念与方法在当前的股市中任何一个都派不上用场。而金融学的基本理论、投资学的分析工具、本国及他国的历史经验，在当前的中国股市也似乎成了陈旧及迂腐的代名词。一句话，当前的中国股市似乎已经找不到一个可分析的工具或概念了！

可是，任何一个经济行为都应是可分析的经济行为，任何一个市场都应是可分析的市场，否则世界上无数经济学家、无数经济分析师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如果一个市场已经没有了可分析的工具，那么这个市场要么成仙了，要么就是疯了。

对于股市的“亢奋”，有人认为是因为国有资产价值重新得到张扬，个人投资变得具体实在了，国有企业开始由脱困阶段转向资源优化阶段等等。可见，当国有企业充满整个市场时，我们不仅没有为这种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市场低效率而担忧，反将之看成了整个市场股票飙升的理由。此时，经济学家们又何在呢？也许正如哲学家所言，在这个时候，不说就是最好的说。

大家都知道，金融交易的特性就是在未来支付不确定的情况下分散风险，因此得用有效的金融合约来保证这种未来支付的公平合理性。股市作为一种特殊的金融交易，在上述基础上更表现为股市交易的流动性与广泛性，表现为股市交易的纯粹的非人格化。

没有一个好的信用制度及法治基础，在实体经济的交易中，各种欺诈行为就会屡屡发生；股市交易的上述特性，也为种种欺诈行为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在股市交易中，不仅更容易让一方受骗，而且更容易让成千上万的大众受骗。而为了避免或减少这种欺诈行为发生，就得用一套严密的信用体系及法律制度来保证市场投资者的权利及权益不会受到侵犯。而这套法律制度不仅比一般实体经济交易中的制度安排要求更高，甚至于比其他金融交易中的制度安排要求更高。但就实际情况来说，中国证券市场不仅信用制度不足，而且相关的法律制度依然不足以来保护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1990年上海与深圳两个交易所成立后，中国的证券市场得到了迅速发展，上市公司从股市筹集大量的资金，促进了一些企业或行业快速成长。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制度性准备不足，中国的证券市场在刚推出的时候，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解决国有企业财务危机。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中国股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散国有企业[屏蔽]及经济[屏蔽]的风险与成本，但是股东权利及权益保护机构、合约履行制度、证券市场发展的信用制度却难以建立起来。

此后，随着股改和一些基础性制度的确立，中国证券市场有了很大的改观。但是由于G0vern.ment与证券市场的利益冲突太多，G0vern.ment对证券市场的干预太多，这使得证券市场的法治[屏蔽]依然难以实现，证券市场发展的制度前提———信用体系也难以确立。由于社会的信用制度无法确立，G0vern.ment只能成为整个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最终信用担保人。

当整个证券市场的信用是由G0vern.ment担保时，再加上大部分上市公司及市场金融机构的最终控股权为G0vern.ment所主导，这当然会促使一些上市公司高管及市场金融机构对市场进行操纵，对股价进行操纵。因为其疯狂行为如果赢了，个人或单位就可以获得丰厚盈利，而输了则可由G0vern.ment兜底。既然上市公司可以这样，中小投资者在表面的财富效应下，也会疯狂地涌入市场。一张没有个人信用基础、没有有效的法律制度保障的股票，也就在一夜之间成了分配社会财富的入场券。这恐怕就是当前中国股市为何没有可分析工具的原因所在。

可以说，中国股市的基础性制度不确立，市场投机的疯狂就难以改变。这就是中国股市发展十几年来的现实。而且，股市的基础性制度并不是一天生成的，它是一个十分漫长的演进过程，特别中国股市的信用制度，更是需要时间来培育。

东方早报 易宪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