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前一阵我在香港凤凰卫视预录《秋雨时分》的“人格尊严”部分，说了一件曾经让我很不舒服的事。我说，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参加上海文化艺术界的活动了，前年下半年被一位朋友硬拉，到衡山宾馆的一个大会议厅参加了一次，上海不少大学和研究院所的一批人文学科专家都在。他们在发言中频频提到一个名字，不带姓，只说后面两个字，显得十分亲切和熟悉，我一听，肯定不是康德和罗素，也不是孔子和朱熹，但我却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连忙问旁座的一位先生，这位先生很惊讶地看着我，说，这是这座城市的最高[屏蔽]啊！我一想，这个人的全名倒是在报纸上见到过，但从来没有听人这么去掉姓氏亲热地叫过，因此又问，这些教授和他很熟吗？旁座的先生告诉我，不可能，因为这个人官职很高，他们不可能认识他。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个[屏蔽]人肯定不是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为什么这么多学者教授一次次不怕重复地提到他呢？我说，这是一种精神跪拜，那天跪拜对象并不在现场，可称之为“缺席跪拜”。

　　我虽然没有点名，但连凤凰卫视录制现场的工作人员都立即听出来了。我所说的被学者教授们一声声亲切呼唤的名字，就是“良宇”。

　　除了凤凰卫视的节目中这么说之外，我至少还几十次地向朋友们讲述过我从这件事情引起的担忧。记得那天在会场，主持人还点我发言，我因为有了上述的心情，在发言中故意强调了上海这些年来在文化上的严重滞后，那些学者教授都很吃惊地看着我，其中有两个还打断我，说上海文化在很多方面已不在乎国内坐标，只在乎国际坐标。他们打断我发言的架势，完全是居高临下。

　　我当时想，对我傲慢不要紧，但这是一个有关人文学科的研讨，我在这个问题上至少比你们的那位“良宇”更有发言权吧？你们的恭敬和傲慢，也太不学术了吧？

　　我至今并不认为那些学者、教授知道某个[屏蔽]人所犯的错误，我只是肯定：学者、教授们失去人格的吹捧习惯，助长了某些[屏蔽]人的自以为是，目空一切。这就是文化所起的负面作用。我还记得某某大学一位教授的发言：“良宇上个月所说的这句话，虽然德国启蒙[屏蔽]哲学家也说过，但更有新意。”我相信，当代中国很多文人成天在做这样的事，使不少官员忘了自己究竟是谁。

　　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应该对公共权力担负监察责任的。我长久以来反复在推荐的康德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中运用理性”，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看到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很大一部分，主要在从事对无权力者的批判，发泄对同行的嫉恨。听上去声音很响，却不必支付点滴勇气。他们一次次省略某个自己并不认识的[屏蔽]人的姓氏亲亲热热地叫着，只要是为了显示自己的立场和背景，不为什么，只为在糟践同行时让别人误会成是上级的意图，又明知任何机构也不会去查。他们认为，这就是“人生智慧”。

　　但是，文化的良知会查。

哎 这个社会就是很势利的社会 有权有势当然别人就尊敬你啊 挺悲凉的!

就那样了

秋雨还真是，我喜欢

这种话，也只有在Chen LY下台后才敢拿出来说吧...

余秋雨这小白又发话了呀- -

Quote:

引用第4楼askformore于2006-10-06 13:33发表的:
这种话，也只有在Chen LY下台后才敢拿出来说吧...

根据余同志的一贯作风,这种情况可能性相当之大

戏子余秋雨
廖亦武

 
----访《文化苦旅》读者王多元

采访缘起

  王多元先生隐于闹世，同许多传统的成都人一样，有坐茶馆，睡懒觉的嗜好。我搞不清他到底以什么为生，只觉得此翁言谈举止之间，有一股颇为荒唐的忧愤之气。
  老王在余秋雨初出茅芦之时，曾预言“此戏子必然红遍海峡两岸”，我不以为然。 1999年12月 20 H，澳gate回归，大名人余教授继续在外游山玩水，兼思想问题，我却在阵阵穿堂风中，与王多元鬼混于白果林附近的烂茶馆。众茶客抗不住寒，早散了，40多岁的王二杆子却于凉椅之上，脱袜亮出香港脚，边搓边接受我的访问，丝毫没有瑟缩之态，足见其文化内劲充沛。
  脚是臭的，话还是香的，虽然话中挟裹着毒利。我乞今认为，让高人王多元来批余秋雨，有点浪费资源，但世纪末的文坛如斯，只好委屈他了。

  老威：余秋雨是戏于？你批得太过分了，已超出学术争论的范围。我觉得，你应该好好检点自己的心态，别瞅着人家出了大名，就一肚子火。
  王多元：我就一肚子火，咋样？其实你对余秋雨也一肚子火，可你小子虚伪，不敢发出来，这样憋久了，就会bt。不、我不是指生理，而是指文化上、精神上。中国知识分子习惯于“憋”，明明心怀不满己到破口大骂的份，偏偏先要挤出[屏蔽]家的客套笑脸，然后咬文嚼字地偷袭对方，以博取智者的美名。
  老威：你这是[屏蔽]遗风，那时候，大字报、大辩论，大伙都不“憋”，结果就打派仗。
  王多元：[屏蔽]爆发的社会原因恰恰是群众憋过了头。罢了，我不与体讨论[屏蔽]，我想强调，只有余秋雨这样的戏子才不憋，才在任何时代条件下都活得如鱼得水。据说70年代，他非常活跃地跻身于[屏蔽]在上海的理论写作班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屏蔽]摇旗呐喊，效了犬马之劳；而80年代，他不露痕迹地摇身变为中国文化史学者，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入载英国剑桥的《世界名人录》到了90年代，他在巴金先生主编的《收获》杂志上开“文化苦旅”专栏，一炮而红，至今如日中天，被媒体炒作为“余秋雨现象”。据我所知，在长达30年的截然不同的历史环境下，都能立于不败之地的文化角色，属凤毛四角。按传统的说法，余秋雨是开了“天眼”的，他知道怎样利用天时地利人和。使自己永远处于醒目的位置、京戏名角出场时，都先在聚光灯下摆个姿式，谓之“亮相”，以吸引观众的注意。余秋雨身为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和教授，其妻又是黄梅戏的名角，当然对舞台效果有非常独到和精深的研究。
  老威：他的职业、家庭与文章有啥关系呢？况且，你不能用揭老底的方式损人。你想想，在八亿人民八个戏的文化专制年代，有表达个人思想的空间么？我主编过《沉论的圣殿》，采访过不少70年代地下文学的写作和传播者，固然可歌可泣，但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冒险方式，你不能强求人人都去冒险，去反叛，那就太不dem0cratic 了。文化人要活得不那么窝囊，必须融入他所处的时代，成为一块煤，一把铲子，一部大合唱中的帮腔。你要余秋雨怎么办？能够被吸收进钦定的左派写作班子，在那时是多高的一种荣誉！不仅文人羡慕，连全国人民都眼红！
  王多元：他的个性在哪儿呢？
  老成：没个性，“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嘛。
  王多元：戏子的最高境界就是无个性。性格演员就是演啥像啥。梅兰芳创立了梅派京戏，他最拿手的是《霸王别姬》，这是个艺术形象，与现实中的梅兰芳毫无关系。舞台上的虞姬美艳绝伦，在丈夫兵败，穷途末路时，边舞剑边与霸王合歌：“力拔山兮气盖世”，而后挥泪自刎殉情：现实中的梅兰芳却从没动过自杀的念头，他在新旧社会都是个极有影响的名角，与达官贵人为伍，盛宴华堂，红透大江南北。舞台的悲剧为他奠定了现实中的喜剧基础。余秋雨是散文世界里的“梅派传人”，在他90年代的代表作《文化苦旅》开篇的（道士塔》里，有如下的台词：

  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上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一位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

  这不是叙事散文，而是一段正气凛然的戏剧朗诵，一个身着中山装的声音洪亮的演员，指着舞台深处的历史布景诉道。我们的读者最不了的就是这个，他们被一股源自历史腹心的虚无的爱国情绪所牢牢控制，他们被煽起来了。而在此之前，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游客到敦：游览，留连忘返，莫高窟四周都是浩大的戈壁，日出日落，似乎只我们的余教授从“凄艳的晚霞”中，看到“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流血’——这就是“文化苦旅”命名的真意所在了。
  在文化风景名胜地，普通人玩就玩了，而背着文化十字架的“苦族者”却望着沙漠沉思。他戴着金丝眼镜，面色红润，是个善于保养的江浙人。中国一半以上的巨商出在江浙一带，而蔑视金钱的余教授内心起伏澎湃，他进入了角色，在大自然的戏台上，整个民族的伤口通过他的笔尖淌出鲜血。
  写进书里的演出是永恒的，还有什么比这更过瘾？时光不可能倒流，于是，近百[屏蔽]的那个靠乞讨为生的文盲王道士被名教授余秋雨钉在审判席上，永世不得翻身了。这是剧情的需要，在文化英雄的脚下，肯定匍伏着败类。然而，假如处在同一种生存环境中，余教授和崇拜他的读者们，会做得比王道士更好么？那时没有大学，连小学也不普及，莫高窟周围几十里外才有人烟，同伴们都逃光了，只有王道土凭着单纯的信仰，守着破庙，饥寒交迫地捱日子。一个饿得发疯，寂寞得要吃人的老道士，你凭什么要他守住偶然发现的整个民族的宝藏？
  老威：中国传统注重气节，总不能为了填肚子就啥都卖吧？
  王多元：填肚子是为了活下去，只要活着，就有许多事可做，我觉得余秋雨没有资格拿王道士开刀，在[屏蔽]中，他并未出现生存危机，只是为了出人头地，就可以投靠那样无耻的写作班底，以此类推，一旦真要命，他啥不卖？中国被廉价收购的何止一个敦煌？八国联军打进来，慈禧老佛爷屁屁颠西逃，连北京城都白留给人家了。被余秋雨的戏文煽起来的广大读者们，谁有资格谴责王道土？在敦煌劫难前后几十年中，比这可怕百倍的悲剧一个接一个，这难道与我们的祖先、祖先的祖先没有关系？我们的血管里淌着怎样卑贱的液体！八年抗战，做伪军的起码几百万；反右，[屏蔽]分派，互相揭发、同室操戈的起码几千万，为什么至今就没有汉[屏蔽]学、反右学、[屏蔽]学，三年自然灾害学？一个习惯于遗忘的民族终于通过文化市场选出余秋雨这么一个煽情代表，他满面热泪地诉说，本来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最伟大的宝藏被外国人抢走了，记住这耻辱呀！
  老威：80年代，我读过作家方方的一篇小说，讲的是一个与普通人无异的患者，越远的事，他记得越清楚，越近反倒越糊涂，身边的事简直漠然不知。这可以作为余秋雨《文化苦旅》系列的另一种导读指南。
  王多元：不对，余教授对身边的事应该了如指掌，否则戏演给谁看？
  老成：余秋雨以著名学府院长的身份，国内外八方游览风景名胜，所到之处，恐怕都有上档次的接待，快活死了！还吹自己在“文化苦旅”呢。不晓得他的差旅费报不报销？按国内一般老百姓的平均收入，一年出省旅游一次都很勉强，更别提连续跑多处风景区。要是大伙都效法余教授去“苦旅”，只有借助公费。反正花国家的钱不心疼。
  王多元：文化苦旅还是公费旅游？这倒是篇杂文题目。余秋雨走一路演一路，发思古之幽情，却让人感觉民族的大苦难都压在他发福的肩头上。
  老威：老实说，我一看“文化苦旅”这四个字就不舒服，因为在古代，山重水隔，交通不便，莫说去旅行，就是从成都进京赶考，至少也得提前三个月动身，更别提到人迹罕至的地方去考察和旅行。明代的大旅行家徐霞客四十多岁就累死了，唐僧到印度去取真经，来回花了好多年时间。远的不说，就说在[屏蔽]前期，从北京到敦煌怎么也得辗转几个月，还不一定能抵达，说不定在中途就遇上匪，连命都丢了。所以，我印象中的旧时旅行家都是衣衫槛褛、瘦得只剩几根骨头。而现在，水陆空运都过分发达，特别是余教授这样不缺钱花的人，想到那儿，舒舒服服一飞机就去了，哪来“苦旅”？这几年，旅游业发展得特别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就想在吃喝拉撒之外，花钱到远地方玩。所谓玩，还得分档次，打麻将也叫玩，爬山健身也叫玩，题诗作画还叫玩。余教授的玩法是面对文化胜境思考问题，从远而今，从外及里，细品其中的苦涩——这就叫“苦旅”了，这苦旅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更多的钱能让余教授享有更大的自由，到更多的地方“苦旅”。难怪余教授越苦旅越胖，越思考越幸福——这也是世俗哲学家典型的体征之----旅游越时尚，有关旅游的文化哲学就越风行，一个爬坡减肥的[屏蔽]在半山腰气喘吁吁时，也极有可能想起余文中“中华历史的荒原：如雨的马蹄，如雪的呐喊，如注的鲜血。中原慈母的白发，江南春闺的遥望----（《阳关雪》）”等等，从而把“十天减掉八斤脂肪”的现实目标升华为一种极目远眺的圣境。
  王多元：现代人比古代人胖个二、三十斤属于正常。余教授的“苦旅”有减肥的功效也不错。
  老威：那中国的权威文学杂志《收获》也有减肥的冲动么？它为余秋雨开了近两年的专栏。
  王多元：《收获》编辑们的市场感觉挺棒，但余文的轰动不仅仅是炒作的成功。在这种现象背后，还是有普遍的种族潜意识。几十年来，我们的国家靠政治运动旋转，在运动中，人人都是演员，先是被动的演员，后来就响应号召主动出击了，因为这样才能保证立场鲜明，不滑到“敌人”那边去。余秋雨的成功在于他无意间投合了这种运动造就的集体表演欲，那种熟悉的民族主义语码能够将任何一个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者导向一种幻觉，换句话说，多数读者通过余文的字正腔圆，接受了催眠的训练，开始某种心理表演——这同《中国可以说不》的戏剧化效果是一样的，民族感情成了可以被二渠道书商所操作，并赚取上千万利润的东西。
  文化产品最基本的要素是语言，而《收获》在开余秋雨专栏的时候，首先考虑的却是引导社会或文化倾向的意义，戏子的骗术在文化的腹心开场，知识分子的现实责任感、良知以及对真实的承受力都在相同的旗号下被瓦解了。----一切都可以是谎话，只有语言是骗不了人的，当一个暴君用武断的语气来谈dem0cratic 、自由和博爱时，dem0cratic 本身就成了他的手段。他暗伏着杀机的恩赐，而余教授的语言是否为这种互否传统的延续呢？
  加勒比海诗人沃尔科特说：“你要改变你的语言，首先得改变你的生活。”[屏蔽]结束——解放思想——[屏蔽]开放——市场经济，我们的物质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精神生活呢？文化传统呢？是否就由《收获》《读书》及余秋雨、金庸这样一些传媒化的现象来决定？那种专制的、戏剧的、夸大的、迎合集体的语言已成为深入骨髓的习惯，不经过脱胎换骨的煎熬，余秋雨不可能改变，这个名扬四海的“学者”还不会说另一种真实的、客观的、个人的、准确描述事物的话，一种知识分子观察这个时代的行话。
  老威：你对“说话”的要求已达到相当的高度，以这个标准，九十年代的热点人物差不多是“文盲”。我记得两[屏蔽]，北京大学的某个新锐教授曾发起评选本世纪十大中国作家的活动，金后竟名列第四。这也许代表了世纪末群众对文化的某种生理要求？与此相关的看法是“批评失语的90年代”，你认为呢？
  王多元：我对读者和批评家的低能有思想准备，而对北京大学烂到如此地步却茫然失措。直到读了余秋雨的《苏东坡的突围》，才感到市场和平庸是这十年的主要特征，北京大学也不能“突围”。
  老威：《苏东坡的突围》影响相当大，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王多元：这是《文化苦旅》续篇《山居笔记》中的代表作，按通常的炒作方式，也在《收获》连载过，据作者自己说，反响更加强烈。此文评述了宋朝诗人苏东坡因遭受在朝小人们的诬陷，下了“乌台诗狱”，受尽灵与肉的折磨，终被流放到湖北黄州的经历。这段著名的历史，曾是古今中国文人们用之不竭的作品素材，借古讽今者有之，借古引出个人命运者更有之，而玩味苏东坡，把诗人的才智与苦难转换成一种解乏闲话的，更大有人在。而余教授另辟蹊经，称苏氏的黄州流放为“一次永载史册的文化突围。黄州，注定要与这位伤痕累累的突围者进行一场继往开来的对话。”
  每当读到这种从历史苦难中升华出来的豪言壮语，我都忍不住笑，类似的台词还有：“长途押解，犹如一路示众，可惜当时几乎没有什么传播媒介，沿途百姓不认识这就是苏东坡。贫瘠愚昧的国土上，绳子捆扎着一个世界级的伟大诗人，一步步行进。苏东坡在示众，整个民族在丢人。”
  是皇帝要流放诗人，是苏东坡政敌要治他的罪，与“整个民族”有何关系？民族、朝廷、百姓本来就不是一回事。写《神曲》的但丁被他的政敌流放到异国十四年，我们不能说意大利丢了十四年的人吧？楚怀王流放了屈原，难道楚国的老百姓都是昏君的后盾？朝廷本是一言堂，每做决定，无论好坏，都不会公民投票，况且，愚昧也是一种Human-Rights，饥寒交迫的百姓有权利不认识诗人苏东坡，有权利不买“世界级伟大诗人”的帐，因为诗人的级别是由余教授这种闲适的上等人定的，而老百姓只认“政绩”，只认太守苏轼是否好官，定了哪些繁荣经济的条款。
  余教授生于1946年，写《苏东坡的突围》时约47岁左右，而苏轼流放黄州时，恰为44岁至48岁，这是暗示还是巧合？余教授说，《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等千古杰作马上就要产生，把读者们搞得蹦蹦心跳，以为余教授就是苏东坡再世了----古与今，两个时而混淆、时而分开的影子在自省，在受难中大彻大悟，今人在绑古人的票，并且不由分说，蒙冤受辱的苏东坡的确让农子余秋雨提高了境界，并借此狠赚一笔。余秋雨是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山间居舍创作此文的，这也是一种很摩登的“精神流放”，坐飞机从上海“流放”到香港专事写作，“安静是有了，寂寞也来了”，只有窗外“翻卷的海潮”作伴。环境如此幽雅的大宅于，在寸土寸金的香港，少说也值几千万港元。余教授“苦旅”至此，又接到台北《中国时报》打来的越洋采访电话，谈到《文化苦旅》在岛上行情看涨，幸福得精神越发孤独了。此时，苏东坡来了，成了电话热线里的佐料，把两岸男女情感味口调得越发一致，余教授写道：“心里立即替苏东坡高兴，他的作品是中国文人的通用电码，一点就着，那怕是半山深夜，海山阻隔，素昧平生。”
  苏东坡当然高兴，因为他能替一千多年后的余教授拉拢记者小姐，是“通用电码”，是不用付工资的公关部经理。接着，还要做导游，带余教授去黄州流放，最后[屏蔽]着突围——这种武断地对待古人、古事的行文风格，得益于[屏蔽]的培养，令人想起批林批孔批《水滩》的往事。
  《苏东坡的突围》是一篇不伦不类的戏文，它在一批幸福得苦难起来的文人中引起共鸣，游山玩水是“苦旅”，住在风景区里创作是“流放”：海鲜撑坏了肚子令人“乡关何处”，如果一个深夜长屁引起脱肚呢，会不会又是“时间老人的叹息”加“祖国在危急中”？
  在《山居笔记》的“台湾版后记”中，余教授终于有了一次实质性的“苦旅”，他要到台湾去访问，却因手续繁琐滞留在香港，他写道：“车水马龙间，我比匍匐在泰山绝顶、塞北荒原还要艰难，这次几乎把我耗到了生命尽头的攀援是以这样的对话结束的。”
  唉，上等人的灾难呵，要去彼岸名利场搏击，却因区区手续问题陷入绝境！这样赫赫有名的作家，在国内至少市长级待遇，为啥就没有个跟班或机构代办手续？太不叫话，让人才这样受累，人家又不可能把“名人”二字刻在脑gate上！
  老威：[屏蔽]这种绝境找愿遭遇一百次！
  王多元：没出息。人家还是“绝处逢生”，去了台湾，把两岸“三通”的紧迫感留给我们。
  老威：今天你把余秋雨砍得血淋淋的，痛快。你就等着教授先生接招，或者打官司吧。
  王多元：公众人物占尽名利，皮厚脸黑，应该有对打击的承受力。每个公民都有对社会道德形象质疑的权利，所以，余秋雨只是个代码，我揭露的是这个代码背后的伪道德传统。戏子怎么啦？做戏又不算坏事。在超时空的法庭上，余秋雨是古人古事的公诉人，我是律师。可惜我是无名鼠辈，精彩的辩护段子没人愿听。

余秋雨还不是只敢在良于下台了才冒皮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