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阅尽七百年沧桑

第1节：卢沟桥（图）
中国北部的游牧民族，多数是“逐水草而居”，流动迁徙，居无定所的。因此，期望这些游牧民族在建筑文化上有长足的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崛起于松花江上的女真族有所不同。它是一种城塞部落民族，一种有领土意识且居有定所的半游牧半农业民族。在中国历史上修过长城的少数民族，就是女真族。女真族跟北京城的渊源很深，公元1153年，完颜亮正式把金的都城从东北的会宁府迁到燕京，改名金中都，从此北京开始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之一。
　　这个城塞部落民族建立的国家，在城市建筑上是卓有建树的。金中都的宫殿极其豪华，承袭了北宋崇尚奢丽纤巧的风格。金世宗在中都东北郊浚湖垒山修建的大宁宫行宫区，吸引了元世祖忽必烈，使这位纵横欧亚的马上皇帝为之心动，在版图辽阔的统治区域内，选中了金中都作为大元的首都，从此，奠定了北京作为元明清三个统一的大帝国的政治中心的地位。设想，如果女真族不是一个善于学习而且乐于建筑的民族，如果金世宗没有在今天的北海一带兴建行宫，忽必烈于何时何地定都建元就很难说了，中国历史也可能是另一种写法了。
　　金的建筑历经战乱，在北京已经基本上看不着了。只有一座石头造成的大桥供人凭吊。这座石头桥名气之大，居然在宫殿、苑囿、园林、塔寺、府第林立的北京，挤进了“燕京八景”的行列。它就是曾在元朝供职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说的“世界上最好的、独一无二的桥”——卢沟桥。

从北京西北流向东南的卢沟河（即今永定河），又称桑干河，源出于山西，流经北京后奔泻东南入海。自古以来，这条俗称“小黄河”的卢沟河，每到夏秋之际，山洪暴发，河水从它的发源地海拔千余米的雁北高原滚滚东下，到了北京地区形成了奔腾澎湃、一泻千里之势，而当时地处北京西南的卢沟渡口，是华北大平原通往蒙古高原以及东北各地的必经之路。在金以前，这条运输通道只有一座简陋的木桥，遇大水根本无法通行。据《金史·河渠志》载：金大定二十五年（公元1185年），卢沟河大水漫泱，“决于显通寨”，于是皇帝诏征大都附近三百里内的民夫进行堵塞，但未绝后患。大定二十八年（公元1188年）金世宗认识到卢沟河是“使、旅往来之要津”，于是下令修建石桥，但尚未动工，世宗亡。章宗继位后，继承世宗遗命，用三年时间，在金明昌三年（公元1192年）建成这座石桥。它是一座11孔的联拱石桥，全长266.5米，宽9.3米，是华北地区最长的石拱桥。卢沟桥建成后，成了京师西南的gate户，往来的士官商旅从这里经过，卢沟桥畔，旅舍鳞次，驿通四海，行人车马，如纷如织。
　　卢沟桥最有名的是桥栏望柱上的石狮子。北京有句俗话说：“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此是老百姓极言其多，很有点引以为荣的意思。其实还是数得清的，总数是485只，同桥东宛平县城墙的垛口，以及东西两个城gate的gate钉数目完全相等，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合，一定寓含着某种意义。
　　石狮子的多少是老百姓感兴趣的话题，桥梁工程师和水利学家更感兴趣的是卢沟桥的桥墩。桥墩的形状犹如一只平面的船，迎水的一面，砌成很长的分水尖，它的作用是分开水势，减少流水对它的冲力。每个桥墩的尖端还有一根三角铁柱，深插在河底，老百姓呼之为“斩龙剑”。所谓“龙”，就是洪水，洪水冲到桥墩前，首先碰到的不是石桥墩而是铁三角，它把洪水劈成两半，分流向两侧的桥涵洞。尤其是春天冰凌冲桥墩时，铁三角的威力就显示出来了，劈冰斩浪，抗击“恶龙”，锈了还可以随时更换，就像给迎水的桥墩戴上了铁盔铁甲。卢沟桥的11个拱券砌筑方法与一般桥梁不同，采用纵联式，把整个拱券联结成一体；同时还在桥墩和拱券的各部分，用腰铁和铁件把石块联结起来，增加了砌石之间的拉联力量，使桥分外坚固。卢沟桥的主体屹立了八百多年，经受住河水的轮番冲击而巍然不动，充分显现了金代精湛的桥梁工程技术。

“卢沟晓月”从金[屏蔽]始就是“燕京八景”之一，成为诗人吟咏的一个主题。远山、近水、晓月、古桥融为一体形成了“卢沟晓月”的意境：晨曦初启，天幕一片湛蓝。卢沟桥望柱上蹲踞的485只石狮的剪影镂刻在天幕上。远处传来几声村鸡的啼叫，启明星升起在天空，半轮残月正好高悬桥头。赶早的人们送着月亮，迎着晨光，踏着早霜，在这阴阳交割、昼夜交替的时辰开始一天的生计。进出京师南往北来的征车响着铃铎急急地从桥上驰过，赶他们的远路去了。一二闲人，特为此景戴月而来，此时此刻，悠哉游哉，寻诗觅句，把栏杆拍遍。俯望卢沟，但见晓光残月，照得浑河如练，远眺西山，疏星淡月之下，平郊淡霭，断岸微光，群山如黛，真是良辰美景奈何天!
　　就在这八百年风景如画的地方，1937年7月7日，驻扎在永定河西岸的日本[屏蔽]发动了著名的“卢沟桥事变”，从桥西进攻桥东的中国守军。中国守军奋起反击，点燃了[屏蔽]战争的烽火。

第2节：观象台
中国很早就进入了较为发达的农业社会，出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人们从远古时期开始就已经对天文现象进行观察。从对星辰出没、日月运行的观测中，人们逐渐形成了与这些需要密切相关的年、月、日等时间长度的概念，进而产生了初始的历法系统。由于占卜活动的需要，人们对天象变化，尤其是异常天象的出现，极为关注，这也刺激了人们对天象观测的重视，并由此逐渐形成了天象记录的传统。
　　据传说，在颛顼帝时代，已设立“火正”专司对大火星（心宿二，天蝎座α星）进行观测，以黄昏时分大火星正好从东方地平线升起时，作为一年的开始，亦即这一年春天的来临。由此不难推得一年的长度。这是中国古代观象授时的早期形态。据研究，这大约是公元前2400[屏蔽]。
　　又据《尚书DangerCode;尧典》记载，在尧帝时，即以观测鸟、火、虚、昴四颗恒星在黄昏时正处于南中天的日子，来定出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作为一年四季的标准。据推算，这大约是公元前2000年时的实际天象。
　　由上述记载，我们还可以推知，当时已有原始圭表的出现，也就是说，其时已应用了测量时间的器具。
　　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原始起点，即已确定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主要内容就是观测天象、编算历法和设计制造中国特有的天文仪器。这一中国古代天文学体系经历了发生、发展、完善、没落，最终融入近现代天文学的漫长演变过程。而建于元代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位于今北京建国gate立交桥西南角的元司天台（清改名观象台）遗址，则正好经历了中国古代天文学从巅峰到没落到融入近现代天文学的过程，既代表了东方文明昔日的辉煌，也记录了中西文化交融汇合的历史。

观象台上原有元代大科学家郭守敬和王恂监制的天文观测仪器16件；明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十一年（1446年）和景泰六年（公元1455年），又先后仿制多件。
　　郭守敬（公元1231—1316年），字若思，顺德邢台（今河北省邢台市）人。他在天文仪器制造、天文观测和水利工程等科学技术领域中成绩卓著。他一生先后设计制作的天文仪器约有20种，如著名的河南登封观星台，另外还有仰仪（用于测量地方真太阳时和太阳视赤纬，亦可用于观测日食）、玲珑仪（用于观测日、月的赤道坐标，又有假天仪的功能）、正方案（用于厘定方向和测量地理纬度）、七室灯漏（自动报时仪）和水运浑天漏（自动演示日月星辰运行状况的仪器）等等。它们无不具有结构新颖、实用有效的特点。郭守敬在此领域中，以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和创新之众，勇冠历代天文仪器制造家之首。
　　他主持进行了大量的天文观测工作，对恒星位置测量、冬至时刻、回归年长度、五星近日点黄经、月亮过近地点和降交点的时刻、平朔时刻、北京每日太阳出入时刻、冬至时太阳所处恒星间的位置（冬至日躔）、五星平合时刻等一系列天文数据，进行了长期仔细的和带创造性的测量工作，均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明代建国后对天文历法采取了极其严厉的政策“习历者遣戍，造历者殊死”，使历法在民间几成绝学，而少数经G0vern.ment批准有幸涉足天文历法的官员，也只能自甘保守，徒以应付，以至于中国古代天文学传统自明初开始，到明万历年间的约二百年中，完全陷于停顿状态。等到明末，正当人们渐渐从二百多年的迷蒙中醒来，开始发掘传统历法并有所发现的时候，西方传统的天文学知识随着传教士的东来，开始传入中国。从此开始了两种不同体系的天文历法相互交锋，又彼此融会的复杂过程。

清代康熙皇帝是位对西学有浓厚兴趣的人。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他命传教士南怀仁制作天体仪、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地平经纬仪、象限仪和纪限仪。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又命传教士纪利安制作地平经纬仪，认为“郭守敬仪器不可行于今”。1723年，由于清朝廷顽固守旧派的攻击，清雍正皇帝下令把西方传教士赶出中国，自此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的一百余年中，清王朝采取的闭关锁国政策和愈演愈烈的[屏蔽]，严重摧残了天文学的发展。如果说明末清初中国传统历法还可以与西方传统天文学相媲美，到此时则无以望其项背了。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清王朝将“观象台所有旧仪座架废铜，着即为制造新仪之用”，一批珍贵文物被当做废铜使用了。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德法两国侵略军将观象台的仪器劫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归还中国。1933年日军进逼华北，“古物南迁”，其中浑天仪、简仪、圭表、小地平经纬仪各一件、漏壶两件，运往南京，现在分别陈列在紫金山天文台和南京博物院，北京观象台还留下康熙年间制作的赤道经纬仪、黄道经纬仪、地平经纬仪、纪限仪、象限仪、天体仪、玑衡抚辰仪等8件仪器。
　　现在，这座比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还要早四个世纪的古观象台已经修缮一新，完全保持旧观。台顶长方形，东西长24米，南北宽20米，8个石座上安放着标志中国古代科学文化成就的天文仪器。它们像几百[屏蔽]一样，年年月月，朝朝夕夕，迎送着北京的太阳和月亮。

第3节：九龙壁（图）1
大同的九龙壁是用琉璃砖拼砌而成的，所谓琉璃，是一种以铅硝化合物为基本助熔剂的铅釉制品，在800℃—900℃的温度中即可烧成，和瓷器1200℃以上的温度相比，显系低温，因此一般都称它为低温铅釉。它的坯胎主要是用黏土（元代以后亦有用高岭土者）做成。它的主要着色剂是铜、铁、钴、锰、锡等几种金属粉末，在氧化气氛中成色。
　　北魏时期，京都平城（今大同市）大兴土木，鲜卑人第一次采矿石烧五色琉璃用于其新建的宫殿上，作为屋顶的装饰艺术部件。事实上，公元前4世纪中国已有低温铅釉制品，但到汉代才开始有琉璃之称，那时候琉璃的使用范围已经很广泛，在宝石、窗扉、器皿和墙壁间，琉璃被作为镶嵌物使用，但尚未使用到建筑物屋顶构件之上。
　　山西是中国琉璃的主要产地，琉璃制作业或子袭父职，或师徒相传。元大都皇宫的琉璃，就是山西赵姓匠师承做；明清两代宫殿的琉璃，是赵姓后裔与太原苏姓匠师分别烧制；清初沈阳宫殿的琉璃，也是山西侯姓匠师烧作。
　　明代是山西琉璃制作业空前隆盛的时期，所遗精美作品也特别多。这个时期，在砖砌影壁上镶嵌琉璃团龙，似乎是皇宫王府的新兴装饰。这种琉璃龙壁，有独龙、双龙、三龙、五龙、九龙不等，其中大同九龙壁，是中国现存最大最古老的琉璃龙壁。
　　大同九龙壁位于大同城区东街路南，坐南朝北，全长45.5米，高8米，厚2.02米，分成三个部分：底部是一个高大的须弥座，高2.09米，其上为壁身，上部覆以斗拱和琉璃瓦顶。

壁身是九龙壁的主要部分，高3.72米，两个侧面分别为日月图案。南向壁面由426块特别烧制的五彩琉璃构件拼砌而成。九条大龙飞舞奔腾于波涛云气之间，中间隔以山石水草。正中一条龙是照壁的中心，也正对当年明代王府的中轴线，所以它的姿势也是端正的：龙头向前，正视王府的端礼gate，龙身向上卷曲，龙尾向后摆动，看上去似在端坐。这条龙为主龙，颜色也是主色，即正[屏蔽]。主龙两侧的第一对龙为淡[屏蔽]行龙，龙头均向东，而尾则向着中心坐龙，构成对称的图案。主龙两侧的第二对龙为中[屏蔽]行龙，头均向西，两龙构图基本相同而局部有别。主龙两侧的第三对龙为紫色飞龙，姿态飘逸，且不对称：西边的飞龙似由天空奔驰而下，龙头已入海中而龙尾还在天空中长曳翻动；东边的飞龙则是龙尾高悬，龙身蜷伏，龙头凝视前方，有如刚自天空降下而又从水中奋起之姿。最外侧两龙为黄绿相间的坐龙，形象各异，不相对称。九条大龙不同的姿态，参差变化的颜色，使得整座龙壁构图生动灵活而又色彩绚丽。分别矗立于北京故宫和北海公园中的两座清代九龙壁，不仅规模要比大同九龙壁小得多，而且在龙身的雕塑上，远不及大同九龙壁的雄浑、古拙、硕壮、有力，色彩也没有这么深厚沉重。

在历史上，龙是中华民族的标志和象征。由于中国自古以农立国，人们想象中的能够兴云布雨的龙很早就受到人们的尊崇。数千年来，龙的观念，龙的信仰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龙子龙孙”、“龙的传人”、“龙种”等意识世代相传；“龙王”、“龙宫”以及有关龙的各种传说绵延百世；专gate祭祀龙的节——农历二月初二的龙抬头节几乎无处不有；祭龙仪式形式多样，因地而异；民间各种龙舞、龙灯活动经久不衰；龙的形象随处可见，举凡建筑装饰、竹木雕刻、染织刺绣、[屏蔽]油漆、家具器皿，甚至灯彩盆景、民间剪纸、邮票钱币、菜肴糕点，都可见到龙的形象；以龙命名的地名、水名、池名、潭名不计其数，遍及中国；带有龙字的人名更是难以尽数……正如闻一多所说的，龙族文化“做了中国几千年文化的核心”。
　　龙最初可能是太婧部落的图腾，后来成为各部落共同崇拜的图腾神。由于人们认为龙是雷雨之神，握有操纵雨水之大权，而对于以农牧生产为主的古代中国人民来说，雨水是农牧生产的命脉，直接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和安全。因此，在众多的图腾神中，龙成为至上神，受到最高的崇拜。到了原始社会末期，各部落经过长期的斗争和联合，出现了一些强大的部落集团。部落集团为了维系、团结各部落，就以各部落共同崇拜的龙作为图腾。部落集团的首领为了有效地控制和联合各部落，并长期占据首领地位，通过各种方式树立自己的权威，而其中最主要的方式就是把部落集团的图腾神“龙”据为己有，把自己说成是“龙种”、“龙子”。第一个这么做的，据说就是黄帝。而自汉代以后，龙成为皇帝和皇权的象征，远古图腾崇拜和封建帝王崇拜汇为一流，成为政治权威产生的重要信仰基础。
　　大同九龙壁原为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第十三子朱桂的王府前照壁。朱桂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封藩于大同，是为代王。所以龙壁的最早上限为公元1392年，距今已六百多年。明末王府毁于兵火，惟九龙壁巍然独存。

第二部分：人生极境之路

第4节：泰山刻石（图）1

“泰山兼有自然的、历史的和文化的价值”。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的专家卢卡斯在实地考察了泰山之后，这样评论说，“泰山把自然与文化独特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在人与自然的概念上开阔了眼界，这是中国对人类遗产的巨大贡献。”
　　泰山拔起于华北大平原的东部，主峰海拔1524米，相对高度达1300多米。两千多[屏蔽]，中国的圣人孔子也许奋力登上了泰山，要不他说不出那么豪气冲天的话来：“登泰山而小天下。”不过，对于一个想象力十分丰富的诗人来说，走到泰山脚下，远远地望一下它高入云端的雄姿，就足以体会到登上极顶之后的感受了。所以唐代诗人杜甫虽然没有勇气攀登泰山，却还是被泰山的磅礴气势所震慑，写下了著名的诗篇《望岳》。其中最后两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成为鼓舞人们攀登更高的人生境界的警句。
　　泰山号称“五岳独尊”，说明它在中国文化中的独特地位。按照中国哲学“五行”的观念，泰山德配“五行”中的“木”，“五方”中的“东”，“五色”中的“青”，“五灵”中的“龙”，“五时”中的“春”。这个独特的位置，使它成为万物初生肇始、天地之德好生的伟大象征。事实上，山在中国古代的信仰中，是创化和生育的象征，那些显赫的生育女神几乎都是山神。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仁慈的君子所以喜爱大山，因为山有好生之德，长育万物。
　　大概正是因为这样吧，古代帝王称帝之后首先要做的一件大事，就是到泰山去建封禅。在泰山上筑土为坛，在坛上焚烧柴禾，报天之功，这叫封。在泰山下的梁父山上辟场祭地，把祭品埋在地下，报地之功，这叫禅。通过这种封禅仪式，宣告天下，本帝王的帝业已上通于天，下通于地，获得了天地诸神的认可，“天命以为王，使理群生，致太平”。

泰山封禅源于一种极为古老的天地崇拜，据《史记》所说，“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被记载下来的就有从无怀氏、伏羲氏一直到周成王的十二位显赫的帝王，包括“三皇五帝”。但这只是传说，真正实践这种古代信仰的皇帝，却是公元前3世纪的秦始皇。
　　据说秦始皇举行封禅活动的目的是想震慑东方六国的残余势力。他到了泰山脚下却并不知这种古老的仪式应如何举行，于是召来齐鲁当地七十名儒生询问。儒生说古代封禅时，帝王都很谦卑，上山时用蒲草裹着车轮，以免伤了山上的土石和草木，祭祀时要把地扫得干干净净，铺上秸席。这些事情说起来容易，但真正遵照去做却很不容易——言下之意是你秦始皇肯不肯在我齐鲁的圣山面前放下架子。这一番要求使秦始皇感到被捉弄了，于是，他在被征服者面前大耍征服者的威风，下令士兵斩木除草，开山辟路，率领文武官员，浩浩荡荡，吹鼓上山，按秦国的礼仪行祭天封礼。随后率众下山，准备去梁父行禅礼，半路遇雨，有数株松树相遮，于是不无炫耀地封松树为“五大夫”。禅礼当然只好匆匆而行了。秦始皇感到一种重温征服天下的快感，他突然想到应当把这种快感刻在泰山绝顶，而且要用他颁布的全[屏蔽]一的新文字——秦篆。可惜的是，这通在中国历史、中国文字史和中国书法史上都无比珍贵的秦刻石，由于它歌颂的主人秦始皇实在太残暴，后人竟恨人及石，把它毁了。一直到明代末期，才有人从土里挖出尚存残篆29字的断石，移置碧霞元君祠保存。到了清代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一场大火又把它烧得无影无踪。过了七十五年，一个叫蒋因培的人不知怎么在玉女池搜访出两块残石，仅存秦篆10字，遂嵌置于山顶东岳庙。

如果说秦始皇泰山封禅耍尽威风，那么唐玄宗泰山封禅则是极尽豪华。他的仪仗从山顶一直排到山下一百多里，他在山顶大礼告成后，群臣喊“万岁”，传呼从山顶至山下，百十里内，山鸣谷应，震动天地。唐玄宗亲自撰书，石工磨石壁刻金字，这就是岱顶碧霞祠东北大观峰东侧的《纪泰山铭》，俗称唐摩崖。碑高13米，宽5米，正文刻字996个，连碑额“纪泰山铭”四字共1000字。
　　泰山刻石最奇的是经石峪。经石峪在斗母宫东北。这里两山夹峙，溪水潺潺。溪涧东侧，是一块面积很大的平光光的石坪，不知何人于何年，在这石坪上刻下《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单字字径50厘米，原有2500多字，所占面积约为670平方米。由于年长月久，风雨剥蚀，现尚存1067字。书法遒劲有力，纵横波澜，有“大字鼻祖”、“榜书之宗”之誉。
　　为什么要动这么大的工程，把《金刚经》刻在泰山上呢？这就要牵涉到关于泰山的另一个古老的民间信仰了。在这个民间信仰里，泰山神是天帝之孙，主召人魂。由于他是东方之神，掌万物之始，所以知道人的生命之短长。人死后，魂就上了泰山。民间相信，泰山上[屏蔽]着古往今来一切众生的亡魂。也许是为了超度它们，有一位或数位佛教信徒发一弘愿，以坚忍毅力，经年累月，刻下了这篇《金刚经》。当然，此举也许是有见于历代帝王泰山封禅的劳民伤财，想给这种愚妄之举当头棒喝：“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金刚经》卷末这四句偈文，以“远离一切诸相”而“无所住”的大解脱大智慧，破除了对现实世界万有的执着和留恋。“默默无语是真闻，情到无心意已薰。撒手大千无一物，莫凭世味[屏蔽]勋。”佛的无我无欲境界，同山顶上表现历代帝王不可一世的权力意志和征服欲望的摩崖刻石相比，无疑昭示着两条人生极境之路。登泰山的人们，在极顶满足了“小天下”的自我幻觉，又被帝王刻石颂赞的丰功伟业激动得豪情万丈后，最好于归途中到经石峪濯濯双足，在清冽的泉水中默诵一遍《金刚经》。当你以出世心做入世事时，人生已然开出一片新境界。